【摘 要】汲古閣刊印《六十種曲》是中國戲曲史上最早的傳奇總集。其中《三元記》是劇作家沈受先在宋元南戲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也是《六十種曲》中唯一以商人作為主人公的戲劇�！度�元記》在內(nèi)容、形式等方面明顯受到民俗文化的深刻影響，多個劇目中涉及大量民俗事象，對于探究民俗文化極具意義。
　　【關鍵詞】《三元記》；馮商；民俗；義利
　　中圖分類號：J8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1007-0125（2018）15-0021-02
　　汲古閣刊印《六十種曲》所收《三元記》是明孝宗弘治年間劇作家沈受先在宋元南戲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度�元記》講述了富賈馮商年屆四十，尚無子嗣，上天感其所積陰功，使其得子馮京，馮京長大后連中三元，成了宰相的乘龍快婿。戲曲作品在內(nèi)容、形式等方面明顯地受到民俗文化的深刻影響，《三元記》中《祝壽》《托媒》《議親》等多出劇目涉及大量民俗事象，劇本中民俗以各種方式融入，可以充分審視隱含在民俗文化背后的社會情態(tài)。劇作通過“賑饑”“還妾”“拒寢”“還金”“錯認馬匹”等事件塑造了一位寬厚仁德、仗義疏財?shù)纳倘笋T商極具開創(chuàng)意義，在中國文化的浸潤下，對于商人義利觀的變化與思考也越來越值得重視。
　　一、民俗事象
　　民俗即“那些在民眾群體中自行傳承或流傳的程式化的不成文的規(guī)矩，一種流行的模式化的活世態(tài)生活相�！盵1]民俗事象則是民俗文化生動的展現(xiàn)�！度�元記》內(nèi)涵豐富，民俗事象眾多，涉及社會民俗、民間信仰等多個方面。
　　（一）媒妁姻親。馮商夫妻伉儷恩濃，卻無子嗣，妻子金氏提出納妾。《托媒》一出，描寫了馮商托媒娶妾一事。戲曲中媒主婆念白道：“男要娶婦，女要嫁夫，都是老身作伐，賣貨的客人，買貨的客人，俱是老身為主，故此叫媒主婆。”[2]由此，可以看到普通男女的婚事需要媒人的參與。媒主婆唱道：“你聘財若出百兩，管教今夜便成雙，與你執(zhí)柯，期取弄璋�！盵3]亦可看到聘財在姻親關系上的重要性�！肚叉�》一出描寫娶妾一事，世情盡顯。馮商大擺筵席慶祝，由媒主婆將張家女領至馮商處，媒主婆賓白道：“新人已到，筵席已完，你兩人當自酬酢一杯，請安置�！� [4]馮商之子馮京連中三元，《謁相》一出中左丞相富弼想招其為婿對下人道：“既如此，你可吩咐值日匠人，搭起彩樓，請小姐上樓看迎狀元，你可將絲鞭遞與他�！睓噘F人家使用絲鞭擇婿亦是一大特點。另《合歡》一出中趙得濟認為自己即將離世，二兒子又久未回家，未免耽誤女方婚事，決定將女方的庚帖送回。戲曲多處涉及媒妁姻親等事象，極具特色。
　�。ǘ�）酒令餞行。在《餞行》一出中，馮商的朋友離家行商餞行祝愿，并以行酒令的方式進行。劇作者在戲曲中以唱詞“各要自稱某姓，兼做某營生。”[5]傳達當時的行酒方式，由此觀眾可知馮商的幾位好友姓甚名誰作何營生，陳筆耕常年在外教書，褚種杏常年在家賣藥，衛(wèi)冰月常年在外算命。而后“如今腳色已定了，各要自家贊四句，贊得好者免飲，贊得不好者罰酒三杯�！盵6]將三位先生引出，為后文馮京師從陳先生，以及衛(wèi)先生為丞相女算命作鋪墊，可謂多得。
　�。ㄈ�）神靈關照。《三元記》的《格天》一出，詳細描寫了臘月二十三各方土地匯聚在一起，向玉帝匯報一年的情況，京都土地向玉帝稟告馮商無子，聘張家之女，后可憐她將其送回，聘禮也沒要回，玉帝認為馮商應得一子；江夏土地又向玉帝稟告了馮商在江夏積善行德，玉帝認為他應得一貴子；中都土地向玉帝稟告王生曾受馮商的恩惠，無錢報恩，想讓其妻服侍馮商，馮商不允，玉帝認為馮商應得一極貴子；祥符縣土地向玉帝稟告馮商在祥符客店撿到百兩黃金，沒有占為己有，在客店等待失主回來尋找，玉帝于是派文曲星下凡為馮商之子，連中三元，又命織女下凡為丞相之女，讓他二人結為夫妻。馮商善有善報，終得一子，他的善舉都是通過土地之口報告給玉帝的，在戲曲中因果報應的思想往往會將一些主角的命運提前通過一些神異現(xiàn)象來進行預示。
　　二、社會情態(tài)
　　明前期，太祖朱元璋及其繼位者積極致力于重建儒家倫理綱常秩序， 十分推崇宋代理學家的學說，目的在于使?jié)h文化歸于正統(tǒng)，進而輔助政權上的大一統(tǒng)局面。儒家的綱常倫理被推崇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民間沿襲一夫一妻的聘娶婚制，但也可以看到民間尤其是家庭經(jīng)濟狀況較好的依然存在納妾行為。同時整個婚娶過程都需要媒人的參與。明代狀元有騎馬游街的儀式，大戶人家招婿往往以絲鞭作為信物，尤其是對新科狀元，在其及第后很快送出，以免落空。民間男女則通過互換庚帖達成締約婚姻。社會運轉離不開這些約定俗成的禮儀和生活方式。戲曲中馮商進京行商，友人以酒令的方式飲酒餞行，頗具時代特色和生活色彩。
　　馮商平日積德行善，赴京貿(mào)易買得一妾——張家女，當夜，女子自陳家世遭遇，馮商毅然使其歸家，百金賣身之資亦不取。張家女后來成了宰相之妻，未忘舊恩，自馮京出現(xiàn)時便提出將女兒嫁與馮家。后馮京連中三元，宰相欣然同意與之結親�？梢�，當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是人賢事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完美大團圓的思想觀念。神靈存在的這種民間信仰充滿神秘性和暗示性，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當時社會上的多數(shù)人，內(nèi)化到個人的言行中并間接影響著人們的生產(chǎn)和生活。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說：“吾國之文學，以挾樂天的精神故，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令其終，而惡人必罹其罰。此亦吾國戲曲、小說之特質(zhì)也�！盵7]社會生活對文學創(chuàng)作有著重要影響，人們往往將生活中所相信的果報觀念寄托于文學作品中。中國的命定思想歷經(jīng)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至明代早己深植于民眾的生活之中，宣揚因果報應亦是傳達“勸善懲惡”的思想，借助于這一思想，往往會將一些主角的命運提前通過一些神異現(xiàn)象來進行頓示， 凸顯出生死禍福早有定數(shù)的民間大眾觀念。
　　三、士商關系松動
　　“明代是一個商人廣受注意的時代，明代文學是一種非常關心商人的文學。”[8]商人形象的轉變與當時社會商業(yè)的繁榮和商人階層的壯大密不可分。明代商人作為商業(yè)行為的主角在明代社會中更具舉足輕重的地位，并且和歷代以來的社會中堅分子——“士”的關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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