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央視女記者為了辦理北京戶口，交給一位自稱“國情局局長”兼“國情內參總編輯”的男士2萬余元，還交上了自己的肉體，因為對方表示要聘用她為《國情內參》的兼職編輯，即“特工”，并要求她寫下保證書，保證“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在這個部門工作，必要的時候為國家利益奉獻肉體”。（5月24日《新京報》）看到這個比電視劇還要曲折的新聞，我的第一反應是“又是戶籍惹的禍”。不久前，一起倒賣戶口案引發(fā)一批違規(guī)戶口被凍結，著名導演王小帥名列其中，引起輿論一片嘩然。王小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當時是朋友幫忙，他沒有直接出錢購買。如果說王小帥面對的是“盛情難卻”，這位女記者遇到的則是不折不扣的騙局，以至于新聞標題是《央視女記為落戶被騙財色》。

　　一位公民期待擁有自己居住城市的戶口，這種愿望可以理解，并且應該得到尊重和滿足，因為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對一位為此付出慘痛代價、依然未能享有權利的公民，應該抱有深切同情。但在google時代，只要稍微搜索一下，就可以判斷有沒有“國情局”。如果一個記者無法辨認這種騙局，不管她是否擁有新聞出版總署的記者證，都很難稱得上一名合格的記者。這名女記者如何獲得從業(yè)資格、如何進行職業(yè)訓練，這不是我能夠關心的問題，我關心的是這個事件折射出的一些值得反思的問題：是否可以將所有責任推給戶籍制度？這位女記者為何面對一個非常簡陋的騙局如此輕易地“失身”？她本人需要承擔何種責任？

　　30年前，上海發(fā)生一起真實事件，一位青年冒充將軍的兒子，到處狐假虎威，最后案發(fā)。沙葉新先生根據(jù)這個案件，在《假如我是真的》里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假如這個青年的身份屬實，他的所作所為是不是就不成為問題了？在去年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紀念中，《假如我是真的》反復被提起，很多媒體做過回顧，“假如我是真的”也成為類似事件案發(fā)之后經(jīng)常被重提的一種帶有反思性的假設。遺憾的是，這位女記者似乎對此一無所知。

　　如果說這是因為女記者太年輕，沒有親身經(jīng)歷《假如我是真的》的年代，作為一個新聞人，她至少應該對此前發(fā)生的類似事件略知一二。大概在十年前的一個夜晚，我與幾個朋友正在聊天，突然沖進一個相識的中文系女大學生，她堅定地向我們提出需要臨時借一些錢，堅定得不容拒絕，她同時堅定地表示不要詢問借錢的理由，并且保證很快就會歸還。一位朋友把錢借給了她。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她找到我，讓我轉告朋友要再過幾天才能還錢。我看到她眼里閃爍著不同尋常的光芒，追問到底是什么原因，她猶豫再三，吞吞吐吐地告訴我，她遇到幾個“北大學生”，跟著導師參與一個涉及國家機密的項目，但是在上海走散，由于項目涉及國家機密，不能與當?shù)卣�府�?lián)系，只能向她求救。她還沒有說完，我就說你上當了，我已經(jīng)在報紙上不止一次地讀到這種故事。即使如此，她依然難以置信，直到幾天后“北大學生”杳無音訊，她才確信我說的是真的，并且遵守承諾地把自己的錢還給了我的朋友。事實上，哪怕沒有讀過相關報道，按照敘事學的知識，也可以判斷“北大學生”是子虛烏有的，如果他們掌握的國家機密使得他們無法相信地方政府，他們又怎么會向一個路上的陌生人求救呢？

　　兩位都是在“國家”的名義下被欺騙，一個理由是“不能泄露國家機密”，一個理由是“國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個剛剛跨入大學校門的女大學生如此反應，可以用天真、善良和理想來解釋。她在日復一日的世俗生活中，突然看到超出自身的意義和價值，輕而易舉地被吸附過去。一名央視女記者同樣反應，只能說明她缺乏基本的思考能力�！氨匾�的時候為國家利益奉獻肉體”，這是我們熟悉的“獻身真理”，卻不是不容置疑的。哪些時候是“必要的時候”？什么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和個人權利處于何種關系？肉體是不是個人應該讓渡給國家利益的？如果這些問題未經(jīng)思考，“獻身”的結果就是這名女記者的結果，直接導致“失身”。這名女記者還表示，自己做特工時，心情激動，因為老家有很多貪官，她作為特工，可幫助家鄉(xiāng)人民。這種“記者不如特工”的思維，不僅說明她對于記者這一職業(yè)的作用處于一種蒙昧狀態(tài)，“用特工懲治貪官”的想法也說明她認同為了目標可以不擇手段的邏輯。貪官需要以法律而非特工的方式來應對，這是一個常識，可惜這位女記者依然那么天真，天真得一點也不適合做特工。

　　女記者的“失身”，首先歸咎于戶籍制度，其次歸咎于那位“國情局局長”兼“國情內參總編輯”，最后也是最關鍵的，要歸咎于她未能反思的“獻身真理”——為了一個光明的目標，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包括自己的肉體。思考有什么作用？它值幾個錢，能當飯吃么？確實，思考沒法直接兌換成貨幣和糧食，但是它可以避免你心情激動地把“失身”當作“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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