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國城鎮(zhèn)居民收入1萬5781元，農村人均純收入4761元。而在南疆，當地農牧民去年的人均純收入是：和田2226元，喀什2870元，克州1695元，不但明顯低于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甚至達不到其一半。

　　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吳仕民不久前在北京的發(fā)布會上介紹，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更加重視改善少數民族民生，認真解決他們最關心的最直接現實利益問題。

　　他提出數據說，從1980年至今，少數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原來的414元（人民幣，下同，約88新元）增加到1萬3170元，增長32倍，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由168元增加到3千389元，增長19倍。

　　官方力陳過去30年來少數民族收入得到大幅度改善，但是仔細分析起來，上述數字也有值得深思的地方。人口還未達到全中國人口一成的少數民族原本就屬于弱勢群體，他們當中更為弱勢的農牧民收入還遠遠落后于民族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兩者比例為1:3.9，將近1比4。

　　將這個數字與全國平均做比較，1980年至今全國城鎮(zhèn)居民收入增長了33倍，達到1萬5781元；
農村人均純收入增長25倍，達到4761元，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是1:3.3。不論在收入絕對數、增幅、或者與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差距方面，少數民族農牧民都處在下滑的劣勢中。

　　再把鏡頭對焦到南疆，本報從新疆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得到的數據顯示，當地農牧民去年的人均純收入是：和田2226元，喀什2870元，克州1695元，不但明顯低于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甚至達不到其一半。

　　在新疆“七·五”事件后，國內外輿論界與學者尋找暴亂背后的深層次原因。相對于官方將“七·五”根源歸咎于境內外“三股勢力”的策劃組織，一些國外學者以及部分國內知識分子則將眼光投向維吾爾民族經濟狀況問題。他們認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水平較低，漢語有障礙的維族群體在快速發(fā)展的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中，被甩在后頭�！　�

　　這些人對現實不滿，因此容易被煽動來實施反社會暴力。資深媒體人海來特持有這種觀點。海來特曾在一線采訪過南疆23個縣市，100多個鄉(xiāng)鎮(zhèn)與上千個村子，當過基層的鄉(xiāng)長，他對于南疆貧困狀況的認識更多來自直接感受，而非統(tǒng)計數據。

　　他在烏魯木齊受訪時說，南疆老百姓的貧困是相當普遍的情況。

　　他說，1990年代南疆人均耕地面積已經低于一畝，但維族生育率高，人口一直增加耕地卻不可能膨脹，于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銳，靠土地生活日子越來越艱難，許多維族農民只好到城市謀求出路。他估計當前烏魯木齊有好幾十萬流動人口，在街邊擺攤或者從事社會最底層勞動來賺取微薄的收入。

　　官方資料顯示，在1990年到2004年期間，南疆和田地區(qū)人口從140萬人增加到180萬，增加了40萬人；
喀什地區(qū)人口從268萬提高到360萬，增加92萬。

　　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流竄到城市，城市里卻沒有就業(yè)機會，海來特指出一些維族少年在內地當小偷，販毒、賣淫，他親身采訪后才發(fā)現原來他們并非被犯罪團伙拐騙，而是被家長自愿賣，理由是“養(yǎng)不起”。

　　海來特認為，失業(yè)的底層維族“基本上是沒有勞動權利。勞動是一種基本的權利，現在他們連這個權利都被剝奪了。”

　　從經濟角度看待“七·五”事件的，并非只有維族群體的代表。本報在烏魯木齊也遇到一些極普通漢族市民說，貧困是犯罪的根本原因。“如果政府讓維族都過上好日子，中產階級多一點，誰會跟你去搞破壞�！�

　　南疆人脫貧必須離開新疆？

　　新疆政府官員的談話中顯示，他們并非沒有注意到南疆農村貧困與就業(yè)困難問題。自治區(qū)主席努爾·白克力上周受訪時解釋，政府組織農村剩余勞動力到東部沿海發(fā)達地區(qū)去打工，就是要幫助南疆貧困老百姓盡快擺脫貧困。

　　他表示，政府每年投資三四個億培訓經費，希望通過有序、有組織的轉移使農民工掌握一技之長，為他今后的謀生奠定基礎。過去幾年里，由政府組織出外務工的維族每年達10萬人。

　　上述做法反映了南疆農村剩余勞動力“泄洪減壓”的迫切性。與之相關的一個問題卻是：為什么需要千里迢迢將他們送到廣東、山東等文化環(huán)境迥異的地方打工？與其大費周章，何不將同樣的資源投入到幫助他們在新疆本區(qū)就業(yè)？

　　“七·五”事件的導火索－－6月25日廣東韶關漢維工人的械斗，以及圍繞韶關事件的煽動性謠言，導致了維漢矛盾在短時間內激化，一發(fā)不可收拾。

　　本報也輾轉通過其他渠道聽喀什維族居民說，出外務工者既不算強迫也不能說自愿，是地方領導對他們進行思想工作，把“思想轉過來”后送出去。他們當中，既有本來就樂意外出打工開拓眼界的，也有并不那么情愿的。

　　新疆社科院經濟所所長王寧受訪時說，新疆工業(yè)并不發(fā)達，近年進入新疆的主要是資金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石油、石化企業(yè)，吸納不了大量勞動力。

　　她提出，許多企業(yè)極缺工人，政府也鼓勵他們聘請少數民族職工，但后者勞動紀律意識淡薄經常讓企業(yè)非常為難。

　　她說：“坦率說，我們去調研，一些企業(yè)反映將工人培訓好了，沒多久他賺夠了錢，也不交代就走了。等他錢花完了又回來了，情況特別不穩(wěn)定。這都是非常實際的問題�！�

　　貧困是不是暴亂根本原因？

　　中國少數民族農牧民落后于國家經濟發(fā)展的情況，屬于社會快速轉型的陣痛，就“七·五”事件而言，恐怕是劇痛。

　　貧困、對現實不滿的城市流動人口往往在示威、暴亂發(fā)生時跟著起哄，然而，能不能將貧困看做是有組織暴亂的根本原因，顯然仍有爭議。王寧就反問：“熱比婭不是很富有嗎？她也搞分裂主義�！�

　　貧窮不能作為殺人的借口。但是，一向標榜“穩(wěn)定第一”的新疆政府對暴亂嚴重性準備欠缺，多少表明他們對底層生活壓力與不滿估計不足。在“七·五”事件結束，這個問題尤其需要體制內外的學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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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聯合早報》2009-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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