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戊戌政變后，雖有統(tǒng)治者嚴酷的言禁，但社會各界仍對相繼發(fā)生的事件相當關注，以各種方式和途徑表達自己的見解和態(tài)度。當時參與較多的報紙，如《中外日報》、《國聞報》、《申報》、《知新報》和《清議報》等都刊登了相關報道和文章，從不同立場對政變作出各種反應和思考。與此同時，包括各級官員、各類知識分子和各界民眾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人士，或公開或私下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態(tài)度。這些出自各方面的輿論，說明政變后的社會輿論比較復雜，反映了社會各階層對時局的不同主張以及先進與落后勢力的復雜斗爭。

　　[關鍵詞]政變后；
社會輿論；
《申報》；
《知新報》

　　社會輿論，是指社會上相當數(shù)量的人對某一特定問題所表示的意見和態(tài)度的匯集，它在形式上包括新聞輿論和公眾輿論兩種。本文擬圍繞戊戌政變后的社會輿論，對政變所引起的政治分野和維新變法的啟蒙意義作一探討。學術界對于戊戌政變后的社會輿論研究極少，只有新聞史的研究者有所涉及，如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方漢奇的《中國近代報刊史》。本文的時間界定是1898年9月21日慈禧發(fā)表訓政上諭到1900年年初“己亥立儲”事件發(fā)生。

　　一、新聞輿論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清廷為壓制輿論，大張旗鼓地查禁報館，并嚴拿報館主筆。[1](p109～110)但仍有很多報紙關注著時局變化�？傮w而言，政變后生存下來的報紙為形勢所迫，態(tài)度都相對保守，但經(jīng)過甲午戰(zhàn)后的思想啟蒙，堅持變革與進步的思潮仍頑強地存在：曾是變法積極鼓吹者的《國聞報》、《中外日報》和《昌言報》積極報道政變后的情況；
《萬國公報》雖然沒有直接對政變進行評論，但繼續(xù)宣傳變革和啟蒙；
《知新報》更從維新派的立場出發(fā)指出政變的反動性質，對遭受迫害的維新分子表示同情。

　　就《國聞報》、《中外日報》而言，在政變發(fā)生后的一個月里發(fā)表了大量報道。兩報雖迫于形勢刊登了禁錮言論的上諭(分別為6條和12條)，但更多地刊登與政變相關的報道，從9月23日至10月28日的一個多月里，兩報各發(fā)表報道47篇和68篇。在版面處理上一般都放在頭條或醒目位置，說明對政變十分重視。

　　從報道內容看，《國聞報》因地處天津，最關心各國公使的舉動和外國軍隊準備入京的動向。事實上，10月3日和4日，確有英兵和俄兵到天津，其他國家的軍隊也有以進京保護使館為名欲進入天津的消息，民心因之浮動。后各國與清廷達成諒解，暫緩入京。上�！吨型馊請蟆穭t大量翻譯了外人報紙上的報道，消息比較靈通，有關康有為經(jīng)上海、香港亡命海外的報道尤為詳細。

　　從報道價值看，《國聞報》言辭謹慎，發(fā)表了多篇質量較高的論說，其中不乏有對維新黨評論頗為深刻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認為維新黨中不乏混水摸魚之人，品行上良莠不齊。[2]10月4日和5日連載一篇匿名文章，稱贊《時務報》“數(shù)十人創(chuàng)之，千萬人應之”，變法“雖阻以絕大之勢，力可以暫息，而仍必推行”[3]，對時局有較清醒的認識，對變法前景充滿信心。《中外日報》的報道，總體而言質量差些，很多是對謠言的簡單記錄。如報道光緒的身體狀況，前后兩天出現(xiàn)了三種說法。9月24日刊登的電報中說，“皇上病勢甚重”；
25日又說“皇上平安，外間謠言，悉系嚴拿康黨所致”；
當日的謠言匯志中又說，“皇上被刺，逆犯乘輪來滬”。[4]這反映了消息來源多而不確，但其中部分傳言也發(fā)人深思：在政變的特殊時刻，統(tǒng)治者故意散播一些說法，以便開展下一步行動。但隨著局勢的明朗，報紙的報道與事實接近。如關于政變原因，由一些猜測變成了“得確實消息”，康有為奏請光緒主持一切新政，擺脫保守派的掣肘，由此激怒了慈禧太后。[5]旬刊《昌言報》也在10月11日對政變以來的時事進行回顧，著重報道了外兵準備干涉的情形。

　　總之，該三報對慈禧太后訓政、維新派的遭遇和外國軍隊準備干涉的情況，盡其所能做了詳細的報道，但都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如《國聞報》認為清廷本沒有窮治新黨之意，只是由于某些御史為了升官發(fā)財而不斷遞折誹謗，才造成如此嚴重的局面；
還把政變以后的政策定名為“剛毅之政策”，不免有袒護慈禧之意。但是他們畢竟沒有在強大的壓力下保持沉默或向后黨搖尾乞憐，而是追蹤局勢的發(fā)展，提供了大量較為可靠的報道，實屬不易之事，頗擔風險。如鄭孝胥就為《國聞報》批評剛毅等人，對其主筆嚴復深表關切和憂慮。[6](p691)至于他們在報道中出現(xiàn)的一些失實之處，一方面是由于當時中文報紙的發(fā)展還不成熟，準確的消息來源不多；
另一方面是由于對政治事件的敏銳程度不夠，認識水平較低。

　　就《申報》和《知新報》而言，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比較明顯，并表現(xiàn)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渡陥蟆吩谧兎▌傞_始時，是支持維新的，后黃協(xié)隕任主筆，保守思想日益抬頭。政變后，《申報》更是公然站在后黨一邊�！吨�新報》是戊戌時期出刊時間最長的維新派報紙，在《清議報》創(chuàng)刊之前，惟有澳門的《知新報》站在維新黨的立場上指責政變。兩報對于政變的報道都很重視�！渡陥蟆吩诓坏揭粋�月的時間里有38篇報道，《知新報》在1898年10月至11月的5冊中有33篇報道。

　　兩報的報道重點有所不同�！渡陥蟆穼�報道重心放在康梁的出逃和對維新官員的處置上，認為維新派的倒臺是政變的直接結果，故最為關心。而《知新報》的關注重心則是光緒的命運，因為他的存亡關系著維新大局。另外，兩報對列強的反應也相當重視，報道數(shù)量分別都占總量的四分之一強，原因是列強支持后黨還是支持維新派，對時局發(fā)展有重大影響。

　　就其報道內容而言，他們的政治傾向和態(tài)度也很不同。在對維新派的報道方面，隨著后黨的掌權，《申報》日益追隨慈禧，對維新派肆意攻擊，而《知新報》則一直同情慘遭迫害的維新志士。9月28日，《申報》對康有為的獲罪原因不甚肯定，故引用外國人的說法：康要維新得罪了保守派。[7]評說比較客觀。此后不久，康有為被定罪，《申報》的輿論便發(fā)生明顯轉變，對康有為采取激烈的批評態(tài)度。10月8日，《申報》攻擊康有為：“自號長素，意謂長于素王也……行為卑鄙，皆羞與為伍。”[8]10月20日，《申報》更稱康梁為逆首、逆黨。[9]《知新報》的態(tài)度則顯然不同，11月14日對黃遵憲被釋放、張蔭桓還活著的消息表示“甚喜”[10]。其關于劉坤一奉旨密拿文廷式的報道，不僅對文廷式因不在家鄉(xiāng)而未遭逮捕表示慶幸，還說劉坤一“頗以維新不成為憾”。[10]11月24日又引用外人報道，對各國公使沒有拯救維新派表示不滿。[11]這三條報道，表明該報以維新派的禍福為自己哀喜的轉移。

　　關于慈禧掌權及后續(xù)政策的立場，《申報》采取肯定態(tài)度，而《知新報》一直否認慈禧再次垂簾的合法性，對后黨予以抨擊�！渡陥蟆贩Q“皇太后知康有為結黨營私”，立命嚴厲捉拿，還表示慈禧訓政是為了國家的安定，[12]保存祖宗之法�！吨�新報》則認為慈禧幽禁皇帝違背公法，呼吁各國不要承認慈禧的統(tǒng)治地位，[13]還揭露榮祿的倒行逆施，指責“太后與守舊黨肆行逆政，民困日甚”。[10]主張欲強中國，必須變法。

　　報道光緒時，《申報》筆墨較少，而《知新報》關注較多。光緒被囚瀛臺，一度生死未卜。慈禧宣醫(yī)入宮看病，引起各種猜測�！渡陥蟆芬浴氨Ｋ]名醫(yī)”為題，基本重復上諭內容，并不質疑光緒的真實病情和現(xiàn)實處境。[14]10月20日報道法醫(yī)入診的情況，說光緒偶得小恙。相比之下，《知新報》對皇上的關注則較多，關心其是否被廢，病情如何，以及如何恢復健康等。其報道的內容，既有皇上要被廢的謠傳；
還有皇上欲逃離瀛臺未果，慈禧令拆去瀛臺板橋之傳聞；
另有報道：“皇帝確系中毒，現(xiàn)病勢垂危�！盵15]該報11月24日的報道更表達了對光緒的關心和對慈禧的不滿，曰：“法醫(yī)診視中國皇帝之癥……一請其用好食物調養(yǎng)，遷處南方更暖之地，則易痊愈……又太后攬權，斷不許其越宮門一步，況至南方就暖乎�！盵10]

　　探究《申報》攻擊康、梁，態(tài)度轉變的原因，一是政變后輿論環(huán)境的嚴酷，清廷不許報紙隨便議論朝政，《申報》要考慮自身的處境和安危；
二是《申報》的主筆黃協(xié)隕在政變后，日益支持后黨政策。由于清廷政令在上海租界內不能全部貫徹，不少知識分子已有自主判斷之能力，《申報》肆意攻擊康、梁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滿，故有傳言說黃協(xié)隕受了頑固派的賄賂，才大罵康、梁。而《知新報》地處澳門，有較為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但地理上的偏僻也注定了它無法具有全國影響力。另外，《知新報》此時的主編不是維新派的中堅力量，也影響了報紙的宣傳力度。

　　由上可見，政變后的報紙輿論比較豐富、繁雜，關注的事情也很多，體現(xiàn)了局勢急劇變化的特點，也表明戊戌政變作為一項重大的歷史事件，引起了普遍關注�！秶�聞報》和《中外日報》，并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
而《申報》和《知新報》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對政變進行報道，態(tài)度比較鮮明。隨著慈禧訓政局面的穩(wěn)固，《申報》日益站在后黨的立場上，而《知新報》作為維新派報紙，指責后黨的種種反動行徑，告訴讀者一些真相，體現(xiàn)了兩報對政變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也代表了政變后維新和保守勢力的斗爭。

　　二、公眾輿論

　　政變后，社會輿論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公眾輿論，包含了相當龐雜的內容。在晚清，一方面人們的思想受到禁錮，另一方面民眾的識字率很低，報紙等公眾媒介還未充分發(fā)展，能通過閱報或其他途徑了解朝政變化，并對其進行評論的人數(shù)較少。所以這里所說的公眾，主要是指當時的社會精英階層。這些人通過各種途徑多少了解政變的情況，又在奏折、書信和日記中發(fā)表他們的看法，從而匯成當時的公眾輿論。

　　根據(jù)公眾的立場對其輿論進行分類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因為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極端的守舊派和康梁等較為激進的維新人士外，絕大多數(shù)人處于兩者之間。他們對守舊已經(jīng)動搖，但對維新的方式和程度尚無把握。政變后的嚴酷環(huán)境也使很多人言辭模糊。他們在某件事上傾向保守，而在類似的其他事件上又傾向維新。我們應理解在新舊轉折的歷史時期，人們思想上的矛盾和不成熟，同時盡量加以辨別。所以，筆者采用相對平和的“傾向保守的人士”和“傾向維新進步的人士”來劃分對政變持不同觀點的人士。

　　這里“傾向保守的人士”，指不贊成變法和對政變后的局勢基本持肯定態(tài)度的人。從中央到地方，這部分人占了多數(shù)。當然，他們的保守程度不同，表達的情緒也有強烈和微弱之分，所持的態(tài)度亦有明確和模糊之別。

政變后，中央及各地官吏配合訓政上諭，不斷呈上奏折，指斥康、梁及其變法，要求迅速懲治罪犯。9月24日，前戶部主事繆潤紱上奏，指出慈禧“撥亂反正”是“社稷生靈之�！�，然后列舉康梁等人的罪狀，言辭激烈。9月26日，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等上奏，認為光緒請慈禧訓政是英明之舉，為防外人干涉，對維新派應從速處置。9月27日福建監(jiān)察御史黃桂鋆上奏，在他提出的懲治名單中主張再列人陳寶箴、黃遵憲等人；
同時提到，為防止外人干預，應從速處置犯人。[16](p1061，1074，1080)此后，又有工科給事中張仲炘、監(jiān)察御史胡孚宸、黃均隆、王鵬運、御史楊崇伊等紛紛上奏，要求懲治康黨，廢棄新法。這些人的奏折，進一步促使慈禧下定決心迅速除去新黨。部分官員在與親友的交往中，也表達了擁護政變的態(tài)度，并攻擊維新派。如變法時很多官吏為保全富貴利祿，與新黨為敵。訓政后，他們松了一口氣，聲稱：“數(shù)月來寢不安，食不飽，今始有命焉�！盵17](p351)張之洞為洗脫之前與維新派人士來往緊密而引起的嫌疑，堅決站在慈禧一方，他對《新聞報》刊登康有為發(fā)表的專函非常不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致電劉坤一：“速與該報館并領事切商，告以康有為斷非端正忠愛之人，囑其萬勿再為傳播�！盵1](p615)其幕僚梁鼎芬更表示與康有為諸人勢不兩立。他提到維新派每個人時都要加一“逆”字。訓政后的第二天，他就寫信給陳慶年說：“初六日逆賊康有為革職，天下快心”。[18](p120)后來致汪康年的信中所附四封電報，也都是攻擊康有為的，[19](p1910～1912)并對自己的先見之明十分得意。

　　可見，政變后，傾向保守的人士的勢力還是很大的，他們的言論代表了封建正統(tǒng)，在政治上又有合法性，所以流傳甚廣。

　　“傾向維新進步人士”對政變也各有不同的反應。維新派的核心人物康、梁在逃亡途中，就指出了政變的非法性�？涤袨樵谙愀劢邮懿稍L，把光緒和慈禧的矛盾作為政變的背景。[20](p499～512)他強調自己被重用的過程和受光緒的信任，但對政變的具體原因和細節(jié)的解釋，都語焉不詳。究其原因，一是慈禧給康有為的罪名是“結黨營私”，康有為需表明其開展變法的合法性。二是慈禧給康有為的另一罪名是謀圍頤和園，康有為意識到此事重大，應該設計嚴密后再反駁慈禧，所以暫為含糊其詞。梁啟超、王照于9月27日在前往日本的船上寫信給訪華的伊藤博文和林權助代理公使，指出慈禧有親俄的傾向，請求日本聯(lián)合英美，出面干涉訓政局面。這也是康梁的一個重要策略。

　　曾支持康梁變法的上層官僚或被流放或被革職，多數(shù)被迫保持緘默，但也有人留下記載表示同情。黃遵憲對六君子不經(jīng)審訊就被殺表示憤慨，有詩曰：“東市朝衣真不測，南山鐵案竟無名�！盵21](p162)還作詩懷念流亡的梁啟超。未受政變牽連的部分官員，也直接間接地表達了對政變的態(tài)度。劉坤一在政變后上奏說：“經(jīng)權之說須慎，中外之口宜防�！盵1](p631)希望兩宮和睦，以穩(wěn)定大局，并暫時達到迫使慈禧放棄廢帝陰謀的效果。鄭孝胥對慈禧當政極為不滿，并在日記中密切關注局勢的變化，對維新的失敗多次表示惋惜。可見，劉坤一、鄭孝胥不滿慈禧在政變后把國事當家事、囚禁甚至要廢掉光緒的極端行為。

　　在具有知識分子特質的人士中，張元濟、嚴復、蔡元培等人曾參與過變革。他們對政變的發(fā)生、六君子的被殺非常痛心。張元濟一聽到訓政的消息，就去見李鴻章，希望李鴻章出面扭轉這種不利局面。[22](p236)政變后嚴復寫了《戊戌八月感事》，[23](p414)指責頑固派將局勢搞得天昏地暗。宋恕也有《哭六烈士》詩，高度頌揚譚嗣同的死。[24](p815)更可貴的是，他們能較為客觀地看待變法。張元濟說：“康固非平正人，然風氣之開，不可謂非彼力”，“自來變法，莫不如是唯望新黨，勿為所遙奪耳�！盵25](p28)這里張元濟既認識到康有為的缺點，又肯定其開風氣之先的作用。政變后蔡元培辭官，回老家辦學堂，他認為變法失敗的原因是沒有培養(yǎng)眾多的革新人才。[26](p133)張元濟則到上海從事出版業(yè)；
嚴復全力從事翻譯，介紹西學。他們改變了活動的領域和方式，但實質上都在繼續(xù)變法事業(yè)，促進社會的發(fā)展。

　　還有另一個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在政變前的主張與康、梁有所不同，主張漸進、平穩(wěn)地從局部開始改革，故基本未受政變的牽連；
但政變后他們密切關注著局勢發(fā)展。孫寶`在日記中多次談到政變后的各種狀況，并有一詩挽譚嗣同：“可憐變法須流血，莫讓先生血獨紅�！盵27](p263)葉昌熾對六君子的評價是：“此數(shù)人者，雖良莠不一，要之皆中國之雋才也……外國新舊相爭，無不流血者，中國流血自此始也�！盵28](p251)可見，他們對政變的發(fā)生持悲傷和惋惜的態(tài)度。而且有人相信政變的發(fā)生只能說明維新事業(yè)的暫時失敗，錢恂就說：“此百日中新政，中國將來必仍舉行，此時遏之愈甚，再舉行之期愈速耳。”[29](p3006)也有些人對康黨的行動策略表示不滿，如汪曾武就說：“康犯早知其必敗，特不料其如此之速�！盵30](p1108)并埋怨康梁的手段太急激，葬送了維新的大好局面。還有些人因為與康、梁在學術傳承上有所差異，在評判時往往從主觀認識出發(fā)，不免失之公允。所以，各個階層的人，即使是同一階層，由于所受教育、成長背景和品性的不同，在關注某一事件時，接觸到的很可能是該事件展現(xiàn)出來的不同側面，所以引發(fā)了多樣的社會輿論。再加上政變是一件敏感的重大政治事件，有些人即使在給好友的信中，也言不由衷，更加劇了輿論的復雜性。

　　以上談到了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受到政變牽連的上層官僚和未受牽連的洋務派官僚，受到政變影響的中上層知識分子，還有同情維新的知識分子對政變的反應�？偟内厔菔�，他們雖對康、梁的學術人品、變法策略或多或少有微辭，但大多承認變法是不可遏制的潮流，并高度評價了六君子的慷慨赴死之舉。

　　最后，考察普通民眾對政變的態(tài)度。因晚清社會發(fā)展程度較低，民智未開，故所謂的普通民眾也僅指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的市民以及較為開放地區(qū)的普通士人。政變后，人心浮動，于是有了種種猜測，許多謠言在各地流傳。在北京，“皆謂帝病重……先于太監(jiān)茶店中，創(chuàng)一種風說，言帝設謀傾害太后，且引外人助己。士大夫皆深信之，互相傳播”。[31](p261)在上海，“街頭張貼的報紙說到‘皇帝已經(jīng)被迫遜位，據(jù)說已駕崩，慈禧大獲全勝，李鴻章復職’等消息”。[16](p1060)而在“廣東省城中，此三五日內謠言極盛，有謂疾除新黨復用舊人等語”。[30](p564)這些謠言中有些細節(jié)是基本符合事實的。政變后出現(xiàn)眾多傳言的原因是，政變引發(fā)了一系列的變動和危機，導致人心浮動，于是有了種種猜測。

　　當時新聞傳播渠道尚未成熟，社會底層群體私下的意見交流代替了正常的傳播途徑，再加上人們認知水平有限，為謠言的風行和流變提供了基礎。汪康年對此評論說：“讀八月上諭以后，則輿論以康為當誅，讀東洋某某報以來，則輿論又以康為無罪，公論之不可恃甚矣。”[19](p1339)說明很多人自身尚缺乏判斷力，人云亦云。王國維也曾感慨：“今日出，聞吾邑士人論時事者蔽罪亡人不遺余力，實堪氣殺�！盵32](p17)可見，普通民眾的輿論具有易變性和盲從性。

　　三、康、梁的海外宣傳和政變的余音

　　康有為和梁啟超流亡海外后，作為政變的當事人，他們一面揭露后黨的反動行為，一面總結變法失敗的教訓。梁啟超利用他在國內積累的辦報經(jīng)驗，于1898年12月在橫濱創(chuàng)刊《清議報》。創(chuàng)辦伊始，陸續(xù)刊載了一系列文章：首先闡述政變原因，強調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的矛盾代表守舊和維新的對立，政變的發(fā)生不可避免。其次，梁啟超針對輿論普遍認為變法太過“急激”的意見，指出中國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改革，成效甚微的原因就是改革太過溫和，強調康有為速變、全變思想的不得已和適用性。[33]此后，《清議報》還發(fā)表多篇文章，希望光緒重新執(zhí)政，這也是康、梁使自身獲得更多認可的有效手段。1899年4月，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正式出版，除了包括上面談到的內容外，還介紹了新政的內容和康有為在變法中的領導地位。總之，《清議報》雖然包含了黨派之爭，且經(jīng)常從政治利害的角度品評時事，但它不啻為引領時代潮流的先進刊物，和《戊戌政變記》一起，在國內行銷，屢禁不絕。該刊不僅從維新派的角度展現(xiàn)了戊戌變法和政變的風云變幻(當然，后來梁啟超承認《戊戌政變記》飽含了自己的感情，并不是完全客觀的記述)，還啟蒙了一大批進步青年，激發(fā)了他們的救國熱情。

　　由于清廷的多方交涉，康有為被迫離開日本前往美洲，卻也緣此開辟了輿論宣傳的新陣地。他在溫哥華等地演說，講述自己協(xié)助光緒皇帝變法的過程，痛詆后黨發(fā)動政變；
號召華僑聯(lián)合起來，保救中國。[34](p403～406)演說受到熱烈的回應。應當承認，康有為在華僑中的宣傳非常成功：到1900年前后，康有為已在海外，尤其是在美洲和南洋，創(chuàng)辦和控制了30多家報刊，使�；柿�憲的思潮風行海外。這一局面的開創(chuàng)，一方面是由于在海外華僑的心目中，皇帝仍是一個神圣的符號，他們希望有一個明君來促成祖國的繁榮富強，而且從自身利益計，康有為鼓舞他們成為維新功臣，這種名譽和利益的誘惑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是由于康有為利用報刊、演說等有效手段進行宣傳，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可以說，康、梁挾其維新領袖之名，奔走海外，雖然未達到說服英國和日本干預朝局、助光緒復位的目的，卻在一定程度上把�；矢母锏挠^念撒播于海外各地，將戊戌變法的影響推之深遠。

　　由于康、梁在海外的保皇運動聲浪漸高，國內的進步輿論也贊揚光緒戊戌維新時的英明，提出必須讓光緒執(zhí)政。[35]另外，慈禧垂老而光緒年富，有朝一日光緒還是會行皇帝實權。慈禧對此耿耿于懷，廢光緒的念頭再次付諸實踐。鑒于廢光緒曾遭到外國公使和劉坤一的反對，這次的廢立行動以立儲的形式來掩人耳目。1900年1月24日，慈禧以光緒名義發(fā)出詔書，大意是光緒稱身體總不能康復，故要在宗室中選擇一個孩子作為同治的皇子，將來好繼承皇位。這時正是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為己亥年，故稱“己亥建儲”。

　　上諭發(fā)出后，引起巨大震動。第二天，《中外日報》就要求慈禧還政光緒。[36]1月26日，上海工商界發(fā)出公啟，號召大家電阻立嗣，如朝廷不理，就全體罷市。[37]天津、杭州、武昌等地士民，要求當?shù)囟綋岽鸀檗D奏諫阻。[38]康有為還發(fā)動海外華僑通電反對。在這反對建儲的浪潮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上海電報局總辦經(jīng)元善領銜的抗議電，要求“奏請圣上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憂勤，下以弭中外之反側”。[39](p309)列名者除經(jīng)元善外，還有葉瀚、章太炎、唐才常等紳商士民共1231人。經(jīng)元善的這一舉動促成了反對建儲的輿論高潮，國內外人士和媒體輿論都給予關注�！肚遄h報》對此作了詳細報道，并發(fā)文指出建儲的實質是對光緒的無形廢立變?yōu)橛行螐U立。[40]梁啟超高度贊揚了經(jīng)元善的舉動�！短K報》將經(jīng)元善的奏文刊載，并稱：“皆有奮不顧身與君存亡之志�！盵41]宋恕贊揚經(jīng)元善的舉動，認為形成了“浙中帝黨”。[42](p698)

　　慈禧迫于南方各地的輿論壓力，又因外人也未支持她的行動，最終放棄了立儲計劃。這次抗議建儲風波，體現(xiàn)了光緒皇帝作為維新的象征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保存了光緒就保留了變法的一線生機。建儲事件把社會輿論對政變的不滿，由私下的發(fā)泄轉變?yōu)閷�后黨廣泛的公開的抗議。更重要的是，這次經(jīng)元善的領銜發(fā)電，響應的都是普通士民紳商，所以這是一次平民的抗議活動。同時，這次事件也得益于近代電訊技術的發(fā)展，各地可以同時致電反對廢立，迅速有效地匯成一股不可抗拒的聲勢，顯示了輿論的力量�！凹汉ソ▋Α币�發(fā)的強烈的社會輿論，進一步印證了民眾對光緒的支持。政變后在后黨的嚴酷統(tǒng)治下，大多數(shù)人“敢怒不敢言”，但只要一有機會，民意的表達便勢不可擋。

　　總之，由于政變陡然發(fā)生，此后又有康有為和梁啟超外逃、光緒被幽禁等一系列事件，引起強烈的社會輿論。縱觀此時的社會輿論，其中新聞輿論體現(xiàn)了報紙廣泛的關注面和不同的政治傾向；
公眾輿論則反映了各個階層由于利益和價值取向的差異，對政變的認識存在很大分歧。支持變法者有之，痛罵康、梁者亦存在，一些人還兼有這兩種傾向。但社會輿論的主流是同情維新派的遭遇，特別是六君子的被殺引起了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憤慨；
大部分人對慈禧的專權表示不滿，并關注光緒的命運。康有為、梁啟超在海外宣傳的成功和“己亥建儲”事件引起的輿論本身，就表明了人心的向背和輿論的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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