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底，西班牙著名獨裁者佛朗哥去世，1977年，包括流亡海外如共產(chǎn)黨的所有反對黨合法化，舉行第一次民主選舉。1982年制憲后西班牙舉行第二次大選，執(zhí)政權力向反對黨和平轉移，西班牙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完成了從佛朗哥獨裁體制到現(xiàn)代民主體制的政治轉型，被譽為二十世紀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民主改革。在這個政治轉型過程中，有個傳奇人物，這就是當時的西班牙首相蘇亞雷茲（Adolfo Suarez）。

　　一、舊制度的可靠接班人

　　從1939年，西班牙內戰(zhàn)結束開始，佛朗哥維持了將近四十年的獨裁統(tǒng)治。四十年里，西班牙的唯一合法政黨，就是佛朗哥親自領導的“民族運動”。工會、青年組織、婦女組織等一切群眾組織，都只能由“民族運動”統(tǒng)制。西班牙災難性的沖突歷史，使得佛朗哥相信以鎮(zhèn)壓取得穩(wěn)定。他嚴酷鎮(zhèn)壓一切政治反對黨，鎮(zhèn)壓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的區(qū)域自治呼聲。從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走到七十年代，誰都知道，世界發(fā)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耳邊世界進步的腳步聲隆隆響過，外面已經(jīng)是一個新世界，西班牙也已經(jīng)完全不同于內戰(zhàn)時期，雖然，從六十年代開始，西班牙經(jīng)濟起飛，通過新聞法，制度層面開始有限改革，但是，應該相應出現(xiàn)的根本變革并沒有出現(xiàn)，佛朗哥一黨獨裁的基本格局沒有改變。到佛朗哥晚年，要求變革的壓力，形成表面穩(wěn)定下的不安張力。這是很自然的發(fā)展規(guī)律，強人國家在減少，鎮(zhèn)壓不可能永遠是治理之道，所有人都明白，變革的轉折點就在眼前。該變不變，強壓的反彈反而會形成不必要的不穩(wěn)定因素。有意思的是，如果說，佛朗哥作為西班牙歷史過渡人物的地位，這時已被所有人看清，那么，可以說，最早明白這一點的，其實是佛朗哥自己，佛朗哥是個明白人。佛朗哥也和大家一樣看到，舊制度最危險的時候，就是開始轉變和改革的時期。因此，他培養(yǎng)了一個知識構架完全屬于新時代的預備國王，卻并不想在晚年給自己找麻煩。這幾乎是老人政治的規(guī)律。在他突然病重的一刻，他曾經(jīng)被迫向國王交出權力，可是，稍一好轉，就匆匆收回。把既定局面維持到生命最后一刻，是晚年佛朗哥給自己開的藥方，而這鍋藥卻要全體西班牙人陪著一起喝。連佛朗哥自己都知道，他一撒手，西班牙必定會發(fā)生深刻變化。

　　可是，問題還在那里：大變革是最危險的時刻，拖得越久，越是如此。面臨危險一刻，西班牙何去何從？

　　佛朗哥死后，第二共和前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孫子，年僅37歲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成為西班牙國王，西班牙正式恢復了君主制。但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開表示，未來西班牙是君主立憲的民主體制。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將展開政治改革轉型，從佛朗哥時代的一黨專制，向主權在民、多黨競爭的民主體制轉變。胡安·卡洛斯一世本人，只是一個虛位君主，并沒有最終行政權，不能干預政務。所以，胡安·卡洛斯一世需要選一個首相，來具體領導這場變革。

　　1976年，佛朗哥留下的舊國會，根據(jù)國王指示，開始討論新首相人選。經(jīng)過一系列復雜的政治運作，新首相候選人，從一個長長的推薦名單縮短到只剩幾個人。名單最后，是大家都認為是陪襯的一個年輕人，年僅43歲的蘇亞雷茲。當時舊體制內還有不少走過內戰(zhàn)的佛朗哥戰(zhàn)友，占據(jù)軍政要位。多數(shù)人認為，怎么也輪不到這個小伙子。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國王選擇了蘇亞雷茲為他的首相。

　　一般來說，一個打出來的政權，資歷是按照戰(zhàn)功排隊。那么，一個年輕人怎么就上了這個名單？這也是一個打出來的政權在長年累月維持之后，培養(yǎng)接班人的常規(guī)做法，就是要有“青年團的團派接班人”。蘇亞雷茲正是這樣一個“團派”。在體制內老人們眼里，蘇亞雷茲經(jīng)得起檢驗。他雖然沒有經(jīng)歷過內戰(zhàn)，但他的人生道路一開始就在佛朗哥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反對派沒有絲毫瓜葛。他是從參加“民族運動”的青年組織開始，一步一步爬上政壇。30歲出頭，他就擔任過塞哥維亞省長，積累了地方行政經(jīng)驗。后經(jīng)佛朗哥親信推薦，擔任官方西班牙電視臺臺長。佛朗哥去世那年，他是“民族運動”副秘書長，掌管著最關鍵的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職位。蘇亞雷茲能適應體制，也是個善于察言觀色的年輕人，任電視臺長期間，他盡量滿足老前輩們塑造自己形象的愿望，也就皆大歡喜。所以，他不但在年青一輩中脫穎而出，能進入首相候選名單殿后，而且在當選時并沒有引起體制內反彈，因為他毫無疑問地被看成是舊體制的可靠接班人。

　　對蘇亞雷茲來說，對這個意外也許不那么驚訝，他肚子里存著一段和國王的老交情。在當電視臺長的時候，他和國王一個36歲，一個31歲，結下了年輕人之間的友誼。那時候，保守老一代還不把作為王子的胡安·卡洛斯放在眼里，而蘇亞雷茲和王子卻很有共同語言。他們都沒有老一輩的負擔，能夠用年輕的眼光來看待社會變遷。

　　作為專制體制內的新一代政治家，他們確信，制度改革是西班牙的唯一出路。西班牙停在老路上，就總是歐洲的另類，作為政治上的落后國家，不能真正進入歐洲先進國家的行列。

　　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蘇亞雷茲受命起草了一個報告，在這個報告里，蘇亞雷茲的結論是，西班牙軍隊里的將軍們、現(xiàn)有體制的老一代人，能夠接受溫和漸進的政治改革�，F(xiàn)在回頭來看，似乎平淡無奇，當時要下這個判斷卻很難，這不僅需要對舊體制內的人事有詳盡深刻的了解，而且必須有洞察力。這一判斷，為政治改革找到了一個出發(fā)點。蘇亞雷茲的過人之處是，當他作為舊體制的食祿者，在官僚階梯上一路爬得春風得意的時候，他是有政治理想的。他看到了改革必然性，愿意站到前列。蘇亞雷茲的這一判斷，給了未來國王以深刻印象。當新國王需要一個首相，一方面，他只能選擇一個能夠被舊體制接受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需要一個有強烈改革愿望、堅信改革可行性的人。他要善于和體制內保守人士對話，引導他們參與改革，還要有能力和體制外反對派溝通，把他們整合到政治轉型過程中來。

　　惟蘇亞雷茲，有這樣的個人能力。

　　二、走出政黨合法化的關鍵一步

　　蘇亞雷茲領導的政治改革，是要從佛朗哥留下的舊體制轉變成現(xiàn)代民主制。轉變的關鍵是從一黨制轉為多黨制，從法律上認可各在野黨的合法性，即政黨合法化。在佛朗哥時代，所有反對政黨都是非法的，但是共產(chǎn)黨領導的地下活動小組遍布全西班牙。政治改革一經(jīng)啟動，左右翼政治力量都看到了未來多黨制不可避免，紛紛開始組黨，有體制內人士組織的右翼政黨，也有受到社會黨國際支持的左翼社會黨。但是，組織良好的共產(chǎn)黨卻被舊體制看成死敵。軍隊保守人士警告說，政黨合法化不能包括西班牙的敵人，不包括共產(chǎn)黨。如果讓共產(chǎn)黨也合法化，保守將軍就可能動用西班牙軍人干預政治的傳統(tǒng)，動用武力阻擋，以避免國家走上危險道路。

　　于是，怎樣讓保守派接受共產(chǎn)黨的合法化，成為政治改革初期最困難的事情，很多人認為根本沒有可能。蘇亞雷茲的過人之處是，他能看到“可能性”。他和死板的教條主義者不一樣，始終認為現(xiàn)實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協(xié)，對誰都是如此。他也和經(jīng)常抱懷疑態(tài)度的現(xiàn)實主義者不一樣，認為理想是可能實現(xiàn)的，先不預定成敗。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怎么操作。他是一個有政治想象力的政治家。他認為，在變局深不可測的時候，有時候，一個重大變革，可能取決于事后看來微不足道的細微末節(jié)，比如發(fā)生的時間地點和行事分寸，甚至一句話該怎么說，在什么場合說。特別是在不透明的專制體制下，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全憑個人判斷。而蘇亞雷茲一輩子就活在體制內，作這種判斷不僅是他的特長，幾乎成為他的本能。

　　1976年下半年開始，西班牙經(jīng)歷政治改革起步。那一年，開始撤除已經(jīng)維持久遠的高壓，是最危險時刻，最容易引起左右翼極端出頭肇事，可能使得轉變縮回去、改革半途而廢，或可能一亂而不可收拾。此前，國王和蘇亞雷茲已經(jīng)分別派密使去法國會見過共產(chǎn)黨領導人，承諾讓共產(chǎn)黨合法、參與西班牙民主政治，條件是，在撤除高壓階段，共產(chǎn)黨不利用形勢發(fā)動暴力革命。蘇亞雷茲也知道，這樣的默契只是臨時的，他必須抓緊實現(xiàn)承諾，否則對方會認為“你不仁，我也可以不義”。

　　從1976年9月到1977年6月，蘇亞雷茲以一種令人嘆服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多黨政治。

　　在政治氣氛逐步寬松后，一些失蹤了幾十年的左翼組織重新出現(xiàn)，其中最大最老牌的是西班牙社會黨。這是個重新組建的政黨，承繼的卻是老牌子�？倳�記岡薩雷茲只有三十出頭。蘇亞雷茲和他多次會見長談，取得共識。社會黨是信奉社會主義理論的左派政黨，但他們也與時俱進、大幅度修正黨綱，放棄了完全摧毀舊制度的理想，認為只要在現(xiàn)有政權下實現(xiàn)國會的自由選舉，那就是民主成功。

　　顯然，不論政治上的左右有多大差距，年輕人對未來取得共識，要容易得多，難的是如何說服保守老人。

　　1976年9月8日，蘇亞雷茲拜見西班牙軍內最有勢力的保守派將領，通報他的政治改革計劃，主要是讓政黨合法化，實現(xiàn)多黨政治。他告訴將軍們，計劃是國王同意的。他請求這些愛國的西班牙將軍們，支持他實施。對將軍們來說，國王同意，分量很重，而蘇亞雷茲的低姿態(tài)，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來向長輩求助。事實證明，蘇亞雷茲對他們能夠接受溫和改革的判斷，是對的。他們問到最關心的問題，政黨合法化是不是包括共產(chǎn)黨？他們和共產(chǎn)黨在內戰(zhàn)中的結仇難以消融，無法接受讓共產(chǎn)黨堂而皇之回到西班牙。這是軍內保守勢力無法支持的。

　　可是，他們尚能接受沒有共產(chǎn)黨的多黨制。蘇亞雷茲回答將軍們，以共產(chǎn)黨現(xiàn)在的狀態(tài)，讓他們合法化是不可能的。

　　這一回答，讓將軍們放下心來，將軍們承諾，他們會支持蘇亞雷茲的政治改革。

　　兩天后，蘇亞雷茲主持內閣討論政治改革法案，軍人閣員們沒有反對。幾天后，內閣起草工會組織法，先開放工人組織工會，一位將軍閣員表示反對，理由是，當年就是眾多工會組織先亂，失控而導致內戰(zhàn)�？商K亞雷茲認為，工會是讓工人參與政治的必要途徑，這是必須走的一步。將軍堅持反對，蘇亞雷茲出乎意料地采取強硬態(tài)度，迫使這一反對的將軍從內閣辭職。

　　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國會，對蘇亞雷茲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決，425票贊成，15票反對，13票棄權。這也體現(xiàn)了改革是一個潮流，體現(xiàn)了議員們的勇氣，他們并非不知道，舊國會是在簽下自己的死刑執(zhí)行書。蘇亞雷茲的判斷再次得到證實，舊體制自身啟動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對派來推翻舊體制，是可能的，也是當代和平的政治改革必然的一步。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為政治改革法舉行全民公投，78％的選民參加，其中高達94.2％的人，投票贊同。按照政治改革法的計劃，半年以后，西班牙將舉行全民選舉，所有國會議員將由選舉產(chǎn)生。佛朗哥時代留下來的權力結構即將壽終正寢。這時，體制內外的政治家都開始組黨，投入選舉前的競選活動，因為這意味著權力來源將發(fā)生180度的轉變，原來權力來自上面，你對上面負責，以后權力來自下面，是民眾的選票決定權力的分配。這一轉變意味著政治游戲規(guī)則的根本變化，所謂政治權力或政治勢力，不再由體制內或政黨內的組織來操縱，而取決于你能得到多少選票。

　　可是，此刻的共產(chǎn)黨還沒有合法地位，還是地下非法組織。蘇亞雷茲認為，如果把共產(chǎn)黨排斥在政治改革之外，民主政治不可能成功。

　　1977年2月27日，蘇亞雷茲和共產(chǎn)黨總書記卡利約舉行了長達八小時的密談，取得了共識和協(xié)議。蘇亞雷茲要求共產(chǎn)黨先從改變自身做起，要共產(chǎn)黨公開宣布，承認西班牙的君主制，采納王室的旗幟，放棄暴力革命，遵從法律，遵從民主政治的游戲規(guī)則。在這個前提下，蘇亞雷茲承諾盡快宣布共產(chǎn)黨合法化，讓共產(chǎn)黨參與即將到來的大選。

　　1977年4月，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產(chǎn)黨合法化。流亡國外38年的共產(chǎn)黨領袖立即回到西班牙，參與了6月舉行的第一次大選，取得9.2％的選票，在議會中得到20席。蘇亞雷茲本人，率領一個中間偏右的多黨聯(lián)盟民主聯(lián)合會，成為國會的最大黨，繼續(xù)擔任西班牙首相。佛朗哥的獨裁體制正式結束。但是，這只是民主轉型的第一步。

　　三、何塞·路易斯之夜

　　第一次大選成功后，還有一系列制度建設步驟要走，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憲法，在法律上確立民主制度。新憲法必須回答一系列既涉及國體政體，又牽涉千家萬戶生活的問題，比如君主立憲制中國王和王室的地位，國家權力的分布，經(jīng)濟體制，勞工關系，宗教，婚姻，家庭制度，區(qū)域自治和獨立等等。就是這些問題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引出過交錯糾纏的麻煩。四十年前，就是這些問題的分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令左右兩翼眾多黨派和工會組織，都堅持自己主張唯一正確，各不相讓，引致暴力沖突，滑向內戰(zhàn)深淵。現(xiàn)在，西班牙左右各政黨贊同的只是政治改革的必然，面對具體問題仍然分歧多多�？墒�，繞使繞不過去的。制定新憲法，就是要對這些具體分歧達成妥協(xié)共識。

　　走出政治改革第一步后，整個國家突然減壓，出現(xiàn)了一些社會問題，在西班牙也出現(xiàn)經(jīng)濟困難。民主改革第一步后出現(xiàn)經(jīng)濟危機，幾乎是20世紀后期民主轉型的一種規(guī)律性現(xiàn)象。有大變革帶來的新舊銜接問題，也有改革前已有經(jīng)濟隱患的滯后發(fā)作。當時西班牙通貨膨脹，原材料價格上漲，失業(yè)率上升，福利保障制度不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通貨膨脹率在15％以上居高不下，失業(yè)率比1973年增加兩倍半。民主改革并不能承諾立即改善經(jīng)濟，可是對政治改革抱著希望的民眾，首先是對經(jīng)濟和生活抱著希望。如果政治改革隨后的經(jīng)濟表現(xiàn)和期望相反，人們自然而然地就會認為，是政治改革搞壞了經(jīng)濟。

　　在這樣情況下，要民眾繼續(xù)支持政治改革，就特別困難。這時候，也是所有反對政治改革的人，出來表示自己“先見之明”的機會。經(jīng)濟困難事實上會在民眾中造成困惑和懷疑，如果這種困惑和懷疑持久下去，政治改革仍然有可能中途夭折，仍然會有人出來，呼吁民眾擁護舊的秩序，擁戴強權出來整治經(jīng)濟。

　　蘇亞雷茲面對經(jīng)濟困難，仍然堅定推行實行政治改革計劃。他非常清楚他手里的有利條件是什么。現(xiàn)在的西班牙和40年前第二共和時期完全不同。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左右完全對立，各種國際思潮在西班牙安營扎寨，引發(fā)民眾四分五裂的局面。而現(xiàn)在，第一次大選之后，西班牙從大選前蜂擁出現(xiàn)的幾百個政黨，迅速整合成中間偏右的民主聯(lián)合會，中間偏左的社會黨兩個大黨，再加右翼的人民聯(lián)盟，左翼的共產(chǎn)黨兩個小黨。這樣兩大兩小，中間大兩頭小，是比較穩(wěn)定的格局。蘇亞雷茲本人，是中間偏右的民主聯(lián)合會的代表，是第一次大選獲勝的第一大黨。蘇亞雷茲看到，這種格局對于政治求同非常有利：民眾沒有四分五裂，沒有哪個政治組織或反對派別是在政治改革進程之外、一心和政治改革作對的。也就是說，第一次大選后，雖然西班牙還沒有一部憲法，但是各政黨具備了共同的核心價值。這一點，是和歷史上的西班牙完全不同的。

　　一個社會將走向良性進步，還是惡性退化，要看政治家對形勢的期盼。在惡性政治下，對手就是敵人，敵我關系即“不是你死，就是我生”的關系，政治家會盼著對方盼著對手分裂，盼著對手互相之間大打出手，對方越分裂，自己越有可能坐大。對手不分裂的話，甚至要用點離間計來促使對手分裂。而在良性政治下，自己是打算和對手談判來處理問題的。這時候最麻煩的是對手不斷分裂，自己找不到單一的談判協(xié)商對手，政治問題可能拖而不決，漸漸釀成大麻煩。對手如果統(tǒng)一穩(wěn)定，令行禁止，那么政治運作反而好辦了。只要和這樣的政黨溝通，談判，甚至討價還價，達成共識，那么千千萬萬民眾的說服工作也就做好了。這就是國王和蘇亞雷茲在政治改革初期，要煞費苦心到國外去尋找流亡中的西班牙共產(chǎn)黨，設法把他們請回來的原因。同樣是出于這個理由，蘇亞雷茲設法到法國去把加泰羅尼亞的地區(qū)流亡政府首腦請回國，甚至答應他回到巴塞羅那的時候，有軍事儀仗隊的正規(guī)迎接儀式。

　　蘇亞雷茲的有利條件是，他只要說服為數(shù)不多的各反對黨的領袖，他就等于是說服了各階層的民眾。而面對面的談話，蘇亞雷茲是一個天才。

　　在蘇亞雷茲看來，西班牙政治家之間的溝通對話，不是抽象的觀點傳遞，而應該是一個西班牙人和另一個西班牙人之間的交談。同樣一句話，面對面的談話，在什么時間，什么場合，什么氣氛下，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樣。

　　蘇亞雷茲擔任首相主導政治改革的時候，經(jīng)常和反對黨領袖進行這樣面對面的談話，成功率極高。西班牙各政黨領袖之間，也經(jīng)常進行這種極具個人色彩的談話。這種面對面談話，把政治家之間作為政治機器的動作，變成了人和人之間的正常交往。這樣的私下面談，有段時間經(jīng)常借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飯店進行。桌上沒有筆記本，只有葡萄酒，周圍沒有秘書，只有飯店的侍者。這樣的面談經(jīng)常通宵達旦，于是，這種政治溝通方式有個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

　　1977年9月，第一次大選后經(jīng)濟危機趨重的時刻，一天，首相蘇亞雷茲邀請各大政黨的九位領袖，住進首相官邸蒙克羅阿宮，討論國家經(jīng)濟問題。這些人覆蓋了西班牙從左到右、以及自治區(qū)域的整個政治層面。這是一次“何塞·路易斯之夜”式的對話。不知道他們談了多長時間，開了多少次會，最后他們宣布，他們已經(jīng)就經(jīng)濟、政治政策達成一致意見。10月21日，他們發(fā)表了長達40頁的文件，各黨派的31個代表在文件上簽字，被稱為蒙克羅阿盟約。

　　這次達成的協(xié)議，蘇亞雷茲代表執(zhí)政方，作出了一些承諾，國家更多干預經(jīng)濟，控制工資水平，提高退休金30％，將失業(yè)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資水平，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城市住房，控制城市土地投機，實行農(nóng)村土地改革，等等。而社會黨和共產(chǎn)黨等在野方承諾，說服民眾承擔經(jīng)濟困難的負擔，不惡意利用經(jīng)濟困難來給政府制造麻煩，獲取反對黨的政治利益。

　　一個政黨和政治家有正派和不正派的，不正派的政黨會盼著對方犯錯出事、經(jīng)濟惡化，盼著對方讓老百姓過得苦不堪言，老百姓越苦，自己的機會越大。而正派的政黨、政治家會真正以民眾利益為重，在國家面臨困難的關頭，不顧自己眼前的機會，而協(xié)助自己的對手挽救國家的危機。這次危機考驗了西班牙左右不同立場的政黨。

　　這次盟約的具體實施，在以后的數(shù)年里，有利于政府繼續(xù)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民眾必須作出最大的犧牲。但是，這種通過對話達到朝野政黨政治整合的方式，使得以后的政治改革得以順利展開。

　　下一步，起草新憲法。西班牙各大黨的七個代表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稱之為“求同聯(lián)盟”。1978年1月，起草委員會完成了初稿。這一初稿回避了西班牙歷史上左右對立最激烈最敏感的問題，留待進一步溝通。在議員們審閱批評以后，起草委員會逐條討論議員們提出的1，333條修改意見。在地區(qū)自治、宗教問題、教育問題上，求同聯(lián)盟開始分歧，分歧一度越演越烈，中間偏左的大黨社會黨憤而撤回代表，一個月后才回來。最后，求同聯(lián)盟終于拿出了初稿，西班牙制憲進入第二階段。

　　從1978年5月起，國會憲政委員會的36個委員開始公開討論憲法初稿。這是非常艱難的討論，多次到達了分裂的邊緣。漸漸地，中間觀點占了上風，左右兩翼的激進觀點被邊緣化，人們開始意識到，只有各讓一步，走中間路線，才可能達成一致，堅持激進觀點則用無出路。

　　可是，5月22日，委員會在教育問題上陷入僵局。這天晚上，左右兩大黨的四個代表，在何塞·路易斯飯店會談。左右翼的另外兩黨，左翼共產(chǎn)黨和右翼人民聯(lián)盟則預先表態(tài)，不管這何塞·路易斯之夜達成什么協(xié)議，他們都將簽字，這是因為他們知道，不管怎樣，制憲必須成功，協(xié)議必須達成，如果他們不簽字，他們就會在政治舞臺上被邊緣化。第二天清晨，這次談判終于達成了協(xié)議。

　　經(jīng)過148小時的議會辯論，總計1342次演講，議會憲政委員會終于在6月20日簽字，完成了憲法文本。1978年10月31日，議會以壓倒多數(shù)通過了憲法。12月6日，西班牙再次全民公投，通過新憲法。68％的選民參加投票，其中只有7.2％投了反對票。12月27日，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簽署了憲法。西班牙君主立憲的民主體制，在佛朗哥死后兩年，終于正式確立。

　　四、五年首相，歷史留名

　　在制憲確立民主體制后，西班牙于1979年舉行制憲后的第一次全民大選，蘇亞雷茲繼續(xù)以最大黨領袖身份出任首相。進入八十年代，政治轉型以后必然出現(xiàn)的經(jīng)濟和社會轉型問題，加上西班牙特有的巴斯克地區(qū)自治要求，對民選政府呈現(xiàn)越來越大的壓力。軍隊里的頑固保守勢力則認為，是蘇亞雷茲把西班牙帶上了一條歧路。由于健康原因等多種因素，蘇亞雷茲在處理這些問題上，漸漸感覺力不從心，萌生激流勇退之意。1981年底，他向國王提出辭呈，請求國會批準國王任命的臨時首相。

　　此時的蘇亞雷茲還不到50歲。在佛朗哥舊體制下，他是從底層開始辛辛苦苦爬上國家領導層的官員。他不會不懂，正是舊制度給了他官運亨通的時代。如果舊制度再維持幾十年，他會駕輕就熟，游刃有余，不會沒有他的官當。但是，他很早就和國王一樣明白，改革是必然的，順應時代潮流，在體制內啟動造福百姓后代的政治改革，是自己的責任，也是命運給予自己的機會。他不會不懂，啟動歷史性政治改革的人，命定是一個過渡人物。改革以后，實行民主了，自己鐵打的官運就到頭了。國王是終身的，自己卻隨時要做好下臺的準備。

　　命運給了蘇亞雷茲最后一次亮相的機會。1981年2月23日，國會為通過臨時首相的任命舉行投票，電視對全國實況轉播。突然沖進來一批軍人，朝天花板開槍，命令議員們趴在地板上。這是幾個保守軍官領導的一次軍事政變。在突如其來的襲擊下，議員們驚恐地趴在地板上。只有兩個人面對士兵的槍口，端坐在座位上紋絲不動。

　　一個是老資格的共產(chǎn)黨總書記卡利約，另一個就是文質彬彬的首相蘇亞雷茲。

　　這次政變，在國王的親自干預下被化解了。蘇亞雷茲面對政變士兵毫無懼色的尊嚴姿態(tài)，留在了如今還記得他的人們的記憶里。此后，蘇亞雷茲漸漸地淡出西班牙政治舞臺，漸漸地不再有人提起他。在西班牙旅行的時候，我們在各地城鄉(xiāng)看到國王的照片畫像和雕像。在西班牙的報紙新聞上，還時不時地能讀到，在政治改革時期，和蘇亞雷茲一起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左右各大黨領袖們的消息�？墒�，新聞中從來沒有蘇亞雷茲的消息。一直到2005年3月，蘇亞雷茲的兒子透露了父親的情況。多年來，蘇亞雷茲身患老年癡呆癥，漸漸的失去了記憶。他現(xiàn)在已經(jīng)記不得自己曾經(jīng)是西班牙首相了。

　　西班牙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進行的和平的政治改革，使西班牙從一個落后的專制國家，重新成為一個先進民主國家。這是二十世紀政治史上的一個奇跡。和這個奇跡一起留傳后世的，還有創(chuàng)造奇跡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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