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辦于清朝末年，它不僅是當時由朝廷所舉辦的全國最高學府，而且一度還是全國教育的最高行政機關。從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算起，北京大學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截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北京大學歷屆校長(監(jiān)督)有19位之多。他們不同程度地在北京大學的歷史上，或多或少的都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筆者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收集北京大學歷屆校長和著名學者的墨跡，至今已有規(guī)模。今擇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師設立大學堂的李端棻和京師大學堂首任管學大臣孫家鼐以及北京大學第一位校長嚴復等8位的墨跡，和他們有關的軼聞故事，以饗讀者。

　　1，李端棻——第一個提出設立京師大學堂的人

　　一位著名大學校長曾說：“如果沒有北大，中國的現(xiàn)代史就有可能重寫�！边@是近些年來被許多人引用過的一句話。本文引用這句話，是要提醒人們，在強調(diào)北大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作用的同時，不要忘記那些曾經(jīng)為了創(chuàng)辦北大而嘔心瀝血的前賢們。

　　而在這些前賢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師設立大學堂的李端棻。

　　李端棻，字苾園。貴陽人氏。清同治二年(1863)與張之洞同年考中進士。入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諫。先后任過廣東、山西、四川和山東等省鄉(xiāng)試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國會試副總裁。歷任云南學政、監(jiān)察御史、刑部侍郎、禮部尚書等要職。在晚清重臣中，李端棻屬于思想開明，胸襟開放，能夠抬眼看世界的極少數(shù)之一。他在云南任學政時，奔波于各府州縣，所到之處“躬先節(jié)儉，嚴杜需求”。在省會昆明，有一驕將以重賄為子弟開后門，被他當面斥退，令其反省，從而遏制了不正之風。在任監(jiān)察御史期間，他曾就加強海防，整頓武備，簡化“大禮”儀制等諸問題，向清廷提出過“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見，可見其無私無畏的胸襟。他思想開明，一向認為人才對國家前途至關重要。他在主持各省鄉(xiāng)試時，為國家選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實學的舉人。特別要提到的是，梁啟超就是李端棻發(fā)現(xiàn)的具有真才實學的舉人之

　　光緒十五年(1889)秋季，李端棻以大學士身份出任廣東鄉(xiāng)試主考，也就是在這次鄉(xiāng)試中，他發(fā)現(xiàn)了才華超群的梁啟超。梁啟超在這次鄉(xiāng)試中，文章寫得洋洋灑灑，氣勢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從而引起了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官王仁堪的注意，兩個人都很賞識梁啟超的學識與才華。李端棻想到自己多年擔任鄉(xiāng)試的主考官，卻沒有遇到過像梁啟超這樣才華超群的學子，感到應該和他見見面，同時，又想到自己還有個年輕的堂妹，正待字閨中，不如乘此機會，綴合這門婚事，并打定主意請副主考官王仁堪從中作媒。正當李端棻如此考慮的時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為很欣賞梁啟超的才華，想把自己尚未出閣的女兒許配給這位年輕的學子。因此，當李端棻提出請他做媒人的時候，簡直目瞪口呆。由于李先提出，內(nèi)心有說不出口的惋惜，使他半響說不話來。兩人只好相視而笑。后來梁啟超幾次進京會試及完婚都住在李端禁家。

　　李端棻不僅是一位飽學的名儒，在政治上也很有抱負，倡導新政、新法。主張變法圖強以救中國。1896年6月，時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在給清廷的《請推廣學校折》中，第一次全面系統(tǒng)地提出改革中國封建教育，建立現(xiàn)代學制的方案，疏請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各省會設中學堂，各府、州、縣遍設各級學堂；
重點教習外文、算學、天文、地理、理化和外國歷史；
還建議設圖書館、科學館、翻譯局、辦報紙和派留學生等。他滿有信心地說，如果采納了這些建議，“自十年以后，賢俊盈廷，不可勝用矣。以修內(nèi)政，何政不舉，以雪舊恥，何恥不除”。據(jù)說，這個奏折出于梁啟超的手筆，當時流傳甚廣，影響頗大。

　　1898年，戊戌變法正式開始，6月光緒皇帝下令籌辦京師大學堂，并令省、府、州縣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學堂。8月，原禮部尚書因阻撓變法被革職，65歲的李端棻被任命為禮部尚書(相當于后來的教育部長)，主持教育改革。這時光緒的老師翁同龢已被慈禧太后強行免職，清朝政府中積極參加變法的二品以上文官僅李端棻一人。李端棻積極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活動，向光緒皇帝密薦康有為、譚嗣同等十余名維新名士，戊戌變法時，進一步策劃新政，與頑固派作了堅決的斗爭，成為當時著名的維新派官員。他的維新思想還影響和啟迪了流寓京師的貴州籍人士。光緒二十一年(1895)，康有為、梁啟超發(fā)動著名的“公車上書”時，貴州舉人紛紛參加，現(xiàn)存603人名單中，貴州竟有九十余人，幾乎占六分之一。

　　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梁啟超逃亡國外，李端棻被革職發(fā)配新疆，在外流放三年，這位意志堅強的老人歷盡坎坷，終于于1901年，被赦回原籍貴陽，那時他已69歲。

　　可貴的是，回到貴陽的李端棻，并不因年老多病而喪失原先的激情與斗志，仍堅持宣傳維新思想，傳播西學，開通風氣，還關心桑梓，開辦礦業(yè)，興辦學校。

　　李端棻政治上具有卓識，學術上淵源亦深。又善書法，融歐、趙為一家，遠肇二王，剛柔相濟，極有姿致。晚年喜作楷、行書，楹聯(lián)字幅。敝寓珍藏李端棻楹聯(lián)原為合肥李國松舊藏，書云：“手攜雷煥雙龍劍，跡偏穆八駿圖。”上款：木公大教習雅屬。李國松，號木公。他是李鴻章的侄孫李經(jīng)羲的兒子，也是南北知名的大學問家和大收藏家。據(jù)說，李國松視藏品如生命，他書房的鑰匙總是隨身攜帶，一刻不離。

　　從楹聯(lián)原裱標簽書“李尚書”，來判斷，此時，李端棻正在禮部尚書任上，李國松時任廬州中學監(jiān)督，故有“大教習”之稱。

　　李公楹聯(lián)之上聯(lián)“雷煥雙龍劍”取自《延津劍合》的故事。雷煥晉人，據(jù)說，他偶然得到“純鉤”、“湛盧”雄雌雙劍，將其一贈友張華，張氏攜劍到延平津口，其劍化成一龍，津水中亦鉆出一龍，湊成一雙，飛舞升天而去。張華將此事說與雷煥，雷煥云：去歲渡延平津口，自佩之劍失手落入水中。這個故事，明·凌濛初《三刻拍案驚奇》中亦有演義，卷三：權學士權認遠鄉(xiāng)姑，白孺人白嫁親生女。是章開篇詞云：世間奇物緣多巧，不怕風波顛倒。遮莫一時開了，到底還完好。豐城劍氣沖天表，雷煥張華分寶。他日偶然得到，津底雙龍裊。此詞名《桃源憶故人》，說著世間物事有些好處的，雖然一時拆開，后來必定遇巧得合。至今人說因緣湊巧，多用“延津劍合”的故說。下聯(lián)“穆王八駿圖”的典故，最早見于周朝。周穆王50歲才得到王位，他為了盡快建功立業(yè)，決定巡行各地�？嘤谝粫r弄不到一匹好馬，馬上上路。恰巧有北唐人進獻一匹千里馬，周穆王大喜。那些討好的大臣見狀，也紛紛搜尋名馬進獻穆王，不幾日共得八匹駿馬，都是天下無比的名駒。從此，八駿就成了“龍馬精神”和“馬到成功”的象征。

　　2.孫家鼐——京師大學堂首任管學大臣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清代的京師大學堂，這是人們熟知的。北京大學的第一位校長是曾以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而聞名于世的著名學者嚴復，這也是人們熟知的。而創(chuàng)建于一百多年前的京師大學堂首任管學大臣孫家鼐的名字就不一定是人們熟知的了。上個世紀末，我曾與程陶庵先生合作在北京和西安舉辦“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名人墨跡”展，在展廳的顯眼處我們極為敬重地懸掛了孫家鼐書寫的對聯(lián)，展覽期間，參觀者中詢問孫家鼐為何許人者，不下數(shù)十人，其中就有畢業(yè)于北京大學的人士和在校生。

　　孫家鼐，字燮臣，號蟄生，又字空卿，晚號澹靜老人，室名澹靜齋，謚號文正。安微壽州人(今壽縣)，咸豐九年中狀元，任修撰，湖北學政。屢充考試試差閱卷大臣。光緒間，歷任工、禮、吏、戶部尚書，與翁同龢同為光緒帝師傅，并列強學會，管理官書局。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給清政府的奏折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設立大學堂。之后，時任管學大臣的孫家鼐又上奏開辦京師大學堂。他認為，當時中國已有的各類學館多師徒相授，教學內(nèi)容不過經(jīng)史義理，至多只是造就幾個專事訓詁考據(jù)的腐儒或翻譯人才，略帶新式的學堂，也不過囿于一才一藝，并不能合國家之大用。因此，應將中國舊有學堂和西方大學之所長集于一身開辦京師大學堂。1898年6月，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設立京師大學堂，吏部尚書孫家鼐被任命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還規(guī)定“各省學堂皆歸大學堂統(tǒng)轄”。

　　京師大學堂從開辦的那一天起，就不斷遭到保守派的竭力阻撓和攻擊。孫家鼐亦因大學堂的創(chuàng)立而飽受清廷保守派的攻擊，甚至被官降一級。1909年他去世后，又遭后人的漠視，創(chuàng)辦大學堂初期的許多業(yè)績得不到肯定。

　　如此作為，顯然對孫家鼐是不公正的。他不僅是力主開辦京師大學堂并首任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重要的是他在大學堂的初創(chuàng)時期就確立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并用，觀其會通”的辦學方針。而且在他的推薦下，總理衙門同意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來主管京師大學堂的具體教學和行政事務，成為京師大學堂的首任總教習，以新的方式改革教育內(nèi)容和宣傳西學。從此，京師大學堂成為我國近代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取代了舊式的科舉制度，中國現(xiàn)代高等教育由此全面興起。

　　一位著名的大學校長說過：“如果沒有北大，中國的現(xiàn)代史就有可能重寫。”可見北京大學與現(xiàn)代中國的命運如此息息相關。我們可以這樣的說：“北京大學是中華民族之魂的一個縮影，是五四運動的發(fā)祥地，是中國新文化的中心，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最初陣地。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tǒng)精神和勤奮、嚴謹、求實、創(chuàng)新的學風在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傳，北大百年校史可以說是中國20世紀歷史的濃縮�！�(摘自《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第九章)由此說來，作為當初奏請清廷開辦京師大學堂并首任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的孫家鼐是功不可沒的。

　　孫家鼐亦善書法，但存世不多。近些年來，拍賣市場上和民間交流中，幾乎沒有見過孫氏的寸縑尺素。文中所示孫先生書寫的信札，是我唯一的一件孫氏手跡。孫氏乃典型的“士大夫”，書法是標準的“館閣體”。以下即是原文：

　　鳳紀更新，魚緘遠賁，辱承獎飾，深切感慚。敬惟仲怡大公祖大人：撫序延釐，順時篤祜，布陽和之盛德，仁風膏雨，普召祥和，應元會之昌期，瑞日祥云，渥承恩寵，引瞻吉藹，莫罄頌忱。弟久忝朝班，無裨國是，鵜濡滋惺，蚊負時虞，幸百谷之豐登，成歌樂歲，際三陽之泰運，順頌宜年。肅泐復賀新祺。恭請臺安。謹璧謙版。治愚弟孫家鼐頓首。

　　所謂“館閣”，是北宋沿唐制，設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三館，另增設秘閣、龍圖閣、天籟閣等，分掌圖書經(jīng)籍和編修國史等事，通稱“館閣”。明代將其執(zhí)掌移歸翰林院，故翰林院亦稱“館閣”。清代沿之。館閣中人常須應制作文章，其文體、書體皆力求典重工致，世稱“館閣體”。孫氏以“館閣體”書致仲怡先生，我想大概是出于尊重對方的緣故。

　　“仲怡”是吳重熹(1838－1918)先生的字。清末歷任福建按察使、江寧布政使、江西巡撫、河南巡撫等。

　　3．張百熙對中國近代學校教育的貢獻

　　張百熙曾任京師大學堂第三任監(jiān)督。前兩位一個是孫家鼐，另一位是許景澄。北京大學的歷史一般是從清朝末年的京師大學堂算起，百多年以來，大學的校長不知有過多少，幾十位是有的。京師大學堂時期，當時的管學大臣(就是京師大學堂的校長)就曾有過幾位。張百熙就是其中的一位，據(jù)說是在蔡元培以前對于北京大學貢獻最大的一位校長。

　　關于他的傳說，最為生動且流傳甚廣的是他當了管學大臣以后跪請吳汝綸先生為大學堂總教習的故事。

　　吳汝綸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一位兼通新舊、融合中西的人物。嚴復翻譯的書，有幾部都有他作的序。他在直隸(今河北)，在地方上辦了些新式的學校。張百熙請他當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一方面表示了張氏對吳汝綸的信任，一方面也表明了張的辦學方針。張百熙當了管學大臣以后，親自到吳汝綸的家里請他就任，但吳先生不肯出任。于是張先生屢次敦聘，后來一天，張百熙大清早穿著官服，在吳汝綸的臥房門外長跪不起，(一說是站在門外)等候相見，吳汝綸才答應了他的邀請。但是吳附帶了一個條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幾個月，回來后才能到任。張百熙答應了他的要求。沒想到，吳氏以高齡出訪，從日本回來即病了，一病竟不幸與世長辭。雖然吳先生最終也沒有到京師大學堂就任，但是這個經(jīng)過當時卻傳為美談，人們都感于張百熙確盡了禮賢下士的責任，同時，亦為吳先生認真負責、虛心學習的精神所感動。后來，張百熙繼請的總教習是張鶴齡，也是古文家。

　　張百熙是1902年初，開始兼任管學大臣，并主持京師大學堂的。上任之初，他對京師大學堂教學和管理進行一系列改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成效頗巨。他重定新章，廣搜人才，如嚴復、蔡元培均在內(nèi)。并爭取到較為充足的經(jīng)費，并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各省派官費生留學自此始。他還以管學大臣的名義通令各省書院一律改為大學堂，各府、廳及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yǎng)學堂。

　　張百熙認為振興教育必須有完整系統(tǒng)的學校及其制度。1902年他以管學大臣名義“上溯古制，參考列邦”，“兼取其長”，擬定了京師大學堂、考選入學、高等學堂、中學堂、蒙學堂等各級學堂共六個章程進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欽定學堂章程》之名頒布。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近代學制——“壬寅學制”。張百熙希望清延欽定章程頒布之后，“各省督撫責成地方官核實興辦”，以達到“興學育才”的目的。由于這一學制本身尚不完備，清政府最終并沒有實行。

　　1903年，清政府又增派榮慶為管學大臣。同時“派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將現(xiàn)辦大學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實商訂；
并將各省學堂章程，一律厘定”。他們在張百熙原定章程基礎上“考求增補”，擬成各級普通學堂、師范學堂、實業(yè)學堂和仕學館、譯學館、進士館等各類學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員法》、《實業(yè)學堂通則》、《各學堂管理通則》、《學務綱要》等文件上奏。清政府以《奏定學堂章程》之名頒布。這就是后來成為興辦各級各類學校的依據(jù)，并對我國近代學校教育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的“癸卯學制”。這個學制將學校教育分為三段七級，第一段為初等教育：蒙養(yǎng)院四年、初等小學五年、高等小學四年；
第二段為中等教育，中學堂五年；
第三段為高等教育：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三年、大學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與高等小學堂并行的有初等實業(yè)學堂，與中學堂并行的有初級師范學堂、中等實業(yè)學堂，與高等學堂并行的有高等實業(yè)學堂。此外，仕學館、譯學館、進士館都是屬于高等教育性質(zhì)。

　　自然，張百熙致力于教育改革的目的無疑是為了穩(wěn)固清王朝的統(tǒng)治，但他的努力客觀上有利于近代教育的發(fā)展。因此，我們說，張百熙是中國近代學校教育制度的奠基人。

　　張百熙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卓有成效的教育家，而且亦工詩善書。余藏有其寫致名曰坦生者信札一通共四頁。其書似行云流水，酣暢淋漓，書法底蘊顯而易見。

　　坦生仁兄姻大人閣下：

　　送別以來，迭更歲琯。春間奉讀華翰，兼承厚貺有加，雅誼殷拳，極深感荷。暮春時函緘申縣，由族侄澐萬赴濟南之便，屬為轉寄臺端。因慮淫萬未有枝棲，尚有奉求閣下之處。嗣聞其先赴旅順，后至歷城，時命不辰，以急證歿于旅次。幸得幼庵方伯慨加賻助，其幕中諸君為之經(jīng)紀其喪，而歸骨無期，深堪憫惻。前緘棄失，有類洪喬。使區(qū)區(qū)之忱不迭于臺端，悚皇萬狀，特錄原函補謝，并謹述其狀如此，惟兄臺垂謦焉。弟以不學之身忝班侍從，時以弗克稱職為憂。去年有總纂會典一差，私意可得下次京察，但得一麾以出，猶勝于京邸沈浮。不意掌院保送南齋，過采虛聲，以弟名承乏，試日偽脫數(shù)字，裁卷另補，于例不能入選。乃蒙召對之日，親加獎諭，遂邀特用，尤切慚惶，忝竊虛榮，自當力圖報稱。無奈此差習氣過重，自高江村詹事時，已有金豆給太監(jiān)之說，雖今非昔比，而每歲千金之累，亦殊非寒儉所宜。此數(shù)均內(nèi)廷所費，拮據(jù)時遽增此累，何以能支。短袖廻旋，殆難為計，叨在戚好，何以教之?亡室以今年三月安窆，據(jù)形家言，塋地尚稱妥善。大小兒振鏞于月內(nèi)當可回京。次兒已七歲，初令入孰讀書，姿性尚屬平等。弟如常供職，尚能耐勞，無善狀也。拉雜布陳，再請臺安不宣，令弟均此。小弟百熙頓首。

　　從信中得知，這是張氏寫給坦生先生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本來在暮春時讓他的族侄法萬赴濟南轉寄的，但不幸的是沄萬“以急證歿于旅次”“前緘棄失”，才又寫了這封信。

　　“自高江村詹事時，已有金豆給太監(jiān)之說……”揭露了清代官場腐敗的一面�！案呓�村”即高土奇(1645－1704)，字澹人，號瓶廬，又號江村，錢塘人。初由監(jiān)生充書寫。以工書法入內(nèi)廷供奉，歷任詹事府錄事、內(nèi)閣中書、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充《大清一統(tǒng)志》副總裁官，后遷詹事府少詹事。高士奇為預知帝意，頗費心思。他每日上朝時，口袋里裝滿金豆，太監(jiān)每報一事，給金豆一穎酬謝。如皇帝夜來觀書，看的是哪幾部?小太監(jiān)為他指出，是哪部書，在哪幾頁，高土奇即以金豆犒賞。然后先將康熙昨夜所看的書仔細研究，帝有垂詢，皆對答如流。

　　4．朱益藩預支薪水函

　　朱益藩是京師大學堂的第六任監(jiān)督(校長)，前邊幾位依次是首任管學大臣孫家鼐、二任許景澄、三任張百熙、四任張亨嘉、五任李家駒。和前幾位一樣，朱益藩亦善書，其書宗法柳公權、米芾等，雄渾蒼勁，法度謹嚴。

　　舊時的北京的琉璃廠，雖然街道只有一里左右長，但是那里鱗次櫛比的古舊書店、古玩店、南紙店都有文人、雅士、名流們寫的匾額。清朝的王公大臣不少是著名書法家，他們下朝以后來到琉璃廠翻閱古書，欣賞古玩，有時高興了，就鋪紙為店寫一塊匾。如咸豐時曾任大學士的祁雋藻為隸古齋法帖鋪寫過匾。道光時的大書法家何紹基為富文堂等書店寫過不少塊匾。同治時曾任東閣大學士的陸潤庠為榮寶齋寫過匾。琉璃廠還有一家以賣酸梅湯著稱的信遠齋，店鋪的匾是朱益藩寫的，一式兩塊，“信遠齋”和“密果店”，標準的館閣體。到琉璃廠的游人，一邊喝著酸梅湯，一邊欣賞著這兩塊匾。清時，朱益藩是末代皇帝溥儀的師傅，他的字很不好求，民國以后，他在北京的琉璃廠南紙店掛筆單，他的字很多人都可以買到了。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他和京師大學堂歷任監(jiān)督相比，盡管書法功底深厚，但是價位不高。前些年北京各家拍賣會時有朱氏書法楹聯(lián)出現(xiàn)，我買過他的一副楹聯(lián)沒花多少錢。

　　朱益藩先生的大幅作品存世很多，尤其楹聯(lián)，但信札鮮見。2005年中國書店春季書刊資料拍賣會上，有兩通朱氏早年寫給友人的信札，我參與了競爭，最終競拍到手，價格比我前幾年買朱氏的楹聯(lián)要貴得多了。

　　這二通信札受信人為雪孫先生，在某學堂供職，和朱氏為好友。其中一信是受王涵初先生(與雪孫先生同校)請托向?qū)W堂預支薪水寫給雪孫先生的。信中說：

　　頃晤王涵初兄述及歲暮作客，尚需數(shù)十金開銷，欲向貴學堂預支二月薪水而難于啟齒。兄節(jié)間費用浩繁，未能做助�？煞駷橹�通融辦理以濟眉需?仍希裁奪。前后不過旬日，諒易商辦也。此頌雪孫仁弟館丈年祺!兄益藩頓首。

　　從內(nèi)容上看，這位雪孫先生大概就是某學堂的監(jiān)督(校長)。另外一通，也是寫給雪孫先生的。我讀了幾遍，因不知“師愚”為何許人，故不得要領。

　　朱益藩是清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進士，與后來成為著名政治家、學者的文廷式、夏曾佑等人同科，授翰林院編修，曾官至湖南主考、陜西學政、上書房師傅、考試留學生閱卷大臣等。

　　5、柯劭忞題《廣州詩冊》

　　柯劭忞字鳳蓀，號蓼園。光緒十二年進士。曾于1910年12月－1911年署理京師大學堂，按時間順序，他是京師大學堂的第八位監(jiān)督(校長)。

　　柯氏長于詩，與樊增祥、易順鼎、宋伯魯?shù)冉詾樵娪�。其詩“風格淵雅，意境老淡，晚年之作多奇肆之氣。”但他的詩一般散見于世，沒有匯集成書。我曾于北京報國寺內(nèi)一經(jīng)營舊書刊的天津人手中見到一些晚清詩人易順鼎先生的詩文手稿和友人書札，我從中選購了幾通書札和易氏的詩稿。其中易氏《廣州詩冊》(《琴志樓詩卷五十三》)，書前即有柯劭忞的題詩，據(jù)余考證，柯氏的這兩首詩，并未刊行。

　　柯先生題《廣州詩冊》是己未年(民國八年，1919年)，柯氏生于1850年，時年屆古稀矣。其詩云：

　　燈火寒江留醉客，風幡古剎訪棋僧。卅年舊夢渾如昨，麗句清詞見未曾。

　　龍陽公子真才子，睥睨韓蘇有替人。記得流傳詩句好，春燈夜月一時新。

　　柯氏詩中“龍陽公子真才子，睥睨韓蘇有替人”句，“龍陽公子”指易順鼎，因其才思敏捷，博聞強記，時稱“龍陽才子”�！绊n、蘇”指盛唐韓愈，北宋蘇軾。詩之意境，正如前人所評“老淡”、“多奇肆之氣”也。

　　易順鼎，字實甫，號哭庵，湖南龍陽(今漢壽)人。為詩以冷趣和冥想見稱，受莊子及賈島、李賀、李商隱、杜牧的影響，風格空寂冷漠，不拘一格，又多有浮艷頹廢之作，于現(xiàn)實亦有反映，晚年趨于油滑。平生作詩近萬首，與樊增祥同為晚唐詩派的首領。關于易氏的《廣州詩冊》，樊山先生在其《書石甫廣州詩后》文末有語云：“己未七月秋暑方盛，君以廣州舊稿一冊，屬為評點，伏讀再過，加以圈識�！睂嶋H上易順鼎先生的《廣州詩冊》就是其《琴志樓詩卷五十三》，是易氏五十三歲那年(陰歷庚戌年，公元1910年)寓廣州時詩。樊山先生果真不負易氏所望，詩冊中有許多的評點和圈識。

　　柯劭忞的詩造詣很高，但他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貢獻，并非是詩。他學識淵博，通天文、歷算、輿地、音韻詁訓諸學，尤精研蒙古史及元史，是我國近現(xiàn)代著名的學者、教育家和文史學家。他曾署理京師大學堂，此前為京師大學堂經(jīng)科監(jiān)督；
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館總纂，并代理館長。在館日參加編寫《清史稿》，撰史稿之天文志、臣工列傳，總閱本紀，整理儒林、文苑、疇人等傳；
主持撰修《四庫全書提要》。他一生對蒙古史、元史用力頗深，集30年努力撰成《新元史》，在史學方面的最大貢獻也是這部《新元史》。

　　《新元史》初刻于1922年，共257卷。庚午(民國十九年，1930年)是柯劭忞自訂最后定本�！缎略�史》出版后，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大總統(tǒng)徐世昌(與柯同年進士)下令列于正史，這便是《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一名的由來。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因此書授予柯氏文學博士學位，時晚清民初諸儒，獲外國博士者惟柯氏和徐世昌二人，因而更為人們所矚目。這部著作搜羅資料豐富，有不少可供參證的地方。有些《志》的調(diào)整改寫(如《刑法制》、《禮志》等)，以及新增若干列傳，卻在前人基礎上有所進步。但是此書“篇首無一字之序，無半行之凡例，令人不能得其著書宗旨及所以異于前人者在何處，篇中、篇末又無一字之考異或案語，不知其改正舊史者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據(jù)者何書，這種作法不僅給學者帶來很大不便，也必然降低其本身的學術價值。盡管《新元史》有諸多疏誤疵謬之處，在史料取舍增刪也未盡得宜，因此向為后世史家所詬病。但該書將東西史料對�；パa，博引旁搜，文字簡潔，論斷明快，故而也不失為一時之名作。

　　6、勞乃宣——中國文字改革的先行者

　　在中國近代史上勞乃宣是一位頗有影響的人物。他曾于1911年12月至1912年2月?lián)�任京師大學堂監(jiān)督，正值中國爆發(fā)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任命嚴復為京師大學堂總監(jiān)督，接管大學堂事務。雖然與京師大學堂以至后來北京大學歷任校長相比，勞乃宣算得上是最無作為的一個，但是他在我國近代文化史上也算得上是一個有著突出貢獻的人。他是我國近代著名的音韻學家、拼音文字提倡者、教育家，而且書法亦極精妙。

　　勞乃宣，字季瑄，號玉初，自號矩齋，晚號韌叟。1843年11月14日(清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于廣平府(今河北永年)。其先世籍貫山東。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在江蘇做過小官。他的祖父寓居蘇州時，入籍浙江桐鄉(xiāng)。青少年時代，勞乃宣隨父母旅居蘇州、南京一帶。他的父親曾任江寧布政司司倉大使。1871年(同治十年)，勞乃宣考中進士，1873年，李鴻章主持編篡《畿輔通志》，應李鴻章的延請勞氏入保定通志局任襄篡。1879－1900年間，他還先后在河北臨榆、南皮、完縣、蠡縣、吳橋、清苑等縣做知縣。之后，他辭去知縣的職務，回到江南，連任兩江總督的幕僚。

　　勞乃宣在中國近代文化教育史上，有卓越貢獻。他精通音韻學，是歷史上著名的等韻學家。1883年出版的《等韻一得》一書，是清代最晚出的等韻學著作，也是清末唯一的一本等韻學著作。明末等韻學的研究分南北兩派，北派以《中原音韻》為正宗，將三十六字母全部刪去。南派以《洪武正韻》為正宗，保存了三十六字母中的全部濁音�！兑繇嵰坏谩穼倌吓上到y(tǒng)。全書分為內(nèi)外篇，內(nèi)篇以聲母、韻母、四聲為三個綱，包括字母譜、韻攝譜、四聲譜等10譜；
外篇包括字母、韻譜、四聲、雙聲疊韻、反切、射字、讀法、雜論等八個內(nèi)容。

　　他還是早期拼音文字的提倡者。1905年，勞乃宣為了彌補王照所提倡的官話合聲字母只能拼寫北方話的不足而在其基礎上增加了6個聲母、3個韻母和一個入聲符號，以拼寫寧音譜官話。在此基礎上，在增加7個聲母、3個韻母、一個濁音符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拼寫吳語，這就是吳音譜。在吳音譜的基礎上再增加20個聲母、2個韻母，制成閩廣音譜。1907年，勞乃宣出版了《簡字全譜》，包括了京音、寧音、吳語和閩廣音四譜。

　　1908年初，清廷正在“籌備立憲”。勞乃宣經(jīng)兩江總督的推薦，前往北京。是年5月23日，受到那拉氏的召見。他向那拉氏建議推廣漢語拼音字母(當時稱簡字)，他認為，這樣做后，可以使“中國舊學更要昌明”(《勞乃宣宣召對筆記》、未刊手稿)。他被召見后，晉升為四品京堂。1909年，勞乃宣與趙炳麟、汪榮寶等一班名流，在北京成立了研究文字改革的最早的群眾性團體之一的“簡字研究會”。他的合聲簡字在南方得到廣泛傳播，從而使他成為中國拼音史上正確解決方言與共同語關系問題的第一人，他的工作對后來注音字母方案的研制具有很大的影響。他長期從事古代數(shù)學研究，并著有《籌算淺釋》、《古籌算考釋》等專著。

　　勞乃宣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1901年間，他曾被任命為上海南洋公學總辦，是年底至1903年主持浙江求是大學堂(浙江大學前身)。1911年11月26日，清政府任命勞乃宣為京師大學堂總監(jiān)督(校長)。此前，京師大學堂自建立以來，已有八人擔任過此職，依次為：孫家鼐、許景澄、張百熙、張亨嘉、李家駒、朱益藩、劉廷琛、柯劭態(tài)，勞氏為第九任，也是主持京師大學堂時間最短(1911年12月－1912年2月)的一位，也是最后的一位。因為他離職后，京師大學堂就改名為北京大學了。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是嚴復。

　　勞氏雖為清末活躍人物，不知何故，其書法墨跡留存于世者卻鮮見。余亦僅藏其致漢澄先生信札一通。其行書自然，不易認讀，釋文如下：

　　漢澄公祖大人閣下：日前由信局寄呈兩函，并二月、三月筼圃課卷，由郵局寄呈一函，并五月筼圃課題，計可先后達覽。比惟政祺迪吉。履祉延庥，至頌至仰。弟感冒近已大愈，惟脾胃不甚消化，服調(diào)理之藥稍覺有效，精力尚可支持，足抒注存。茲寄呈四月筼圃課卷，五十八本，祈謦入口榜為幸。羅叔醒，前有書來，言有湘中之行，四月初言旋，道出金陵，可以相見，而至今未到。昨聞友人言及叔醞為陸春帥以學務挽留，湘行禾果，今仍在蘇。因?qū)⑶按嬷�函并尊函一并加函寄蘇，俟有復音當再奉聞。手肅祗請，政安伏惟，垂照不具。治愚弟：勞乃宣頓首。四月二十日。

　　信中所及人物：“漢澄”不知何人字號?羅叔醞，即羅振玉。

　　7、北京大學首任校長嚴復

　　民國初年，嚴復以新學開山祖師，榮膺北京大學首任校長。嚴復(1853—1921)字幾道。福建侯官(閩侯)人。早年就學于福州船政學堂，后被派赴英留學，畢業(yè)于英國格林茨海軍大學。在留學期間，他很注意研究西方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除在英國外，還到過法國游歷考察�；貒�后，長期在天津水師學堂任教，先后擔任總教習(教務長)、會辦(副校長)、總辦(校長)等職。甲午戰(zhàn)爭后，嚴復連續(xù)發(fā)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文章，主張變法維新，抨擊頑固保守。為了從理論上加強維新變法的宣傳，他把很大的精力用于譯述西方資產(chǎn)階級名著，廣泛介紹近代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并以最早譯出赫胥黎的《天演論》而聞名于天下。后又譯亞當斯密之《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約翰穆勒《名學》和斯賓塞爾《群學肄言》等著，皆風行海內(nèi)，廣為學術界所推崇。據(jù)說《天演論》還未出版時，為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作序，提倡西學的吳汝綸就“手錄副本，密之枕中”。維新派首領梁啟超也“借抄”，并勸嚴復“早日付梓”。連自視甚高、目空天下的康有為也為之折節(jié)嘆服說：“眼中未見此等人”，“《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胡適上學時，老師楊天驥讓學生買《天演論》作讀本�！短煅菡摗返乃枷雽υ缒甑聂斞府a(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

　　　　 總之，嚴復的這些西方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的重要論述，對活躍我國學術思想，傳播民主、自由、民權、科學等近代思潮，推動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運動，確實起到過重大的影響和作用，而且他提出的“信、達、雅”三字為譯書的基本準則和他的“一名之立、旬日踟躕”的嚴謹態(tài)度，一直為后來的翻譯家們所稱道。

　　嚴復先生的墨跡存世亦鮮見，或許與嚴氏墨跡有緣，目前，余寓藏嚴氏書法作品、信札數(shù)件。信札是其晚年所書，受信人乃商務印書館經(jīng)理張元濟先生。均與提取在商務股息有關。雖入垂暮之年，字里行間，蒼老中亦蘊平和、雅淡、自然于其中。

　　8、胡仁源與北京大學

　　從1898年京師大學堂設立起至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大學歷屆校長19位。但人們經(jīng)常提起的，說的最多的是嚴復和蔡元培。嚴復是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改成北京大學后的第一任校長；
蔡元培則是在北京大學任校長時間最長的一位，自1916年12月至1927年，將近11年。嚴、蔡二位校長對于北京大學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嚴復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和翻譯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擔任北大校長時間雖不長，僅半年左右，卻為維持和改革北大歷盡艱辛，功不可沒。蔡元培先生任校長期間，由于他所具有的民主主義思想、開明作風和淵博的學識，由于他在國內(nèi)教育界、學術界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加上時代對革新中國教育所提出的要求等，主客觀條件的結合，推動了北大進行的重大改革，而在改革中，蔡元培發(fā)揮了首創(chuàng)作用，在北京大學歷史上的確是值得一書的大事。但是，以往有些論者為了強調(diào)蔡元培任校長后北京大學的革新，往往把此前的北大說得陳腐不堪，實際上事物的發(fā)展變化都有一個量變到質(zhì)變的過程。民國初年北京大學出現(xiàn)的一些變革和北大師生的反袁斗爭與新思想的萌芽，已為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學和日后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搖籃，提供了一些條件和準備。就此，特別要提到的是他的前任胡仁源校長。

　　胡仁源先生是前清的進士，后來到英國去留學，專門學工業(yè)�；貒�后任京師大學堂文科學長(類今系主任)，1913年擔任北京大學預科學長，后來又擔任工科學長。1913年11月5日，校長何燏時在反對停辦北大的斗爭中，因得罪了教育部，被迫辭去了北大校長職務，同月13日，教育部命胡仁源暫行管理北大校務(代理校長)，1914年1月8日，胡仁源被正式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

　　胡仁源是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之后的第四任校長，他是蔡元培校長的前任，也是除蔡先生以外，任北京大學校長時間最長的一位。胡先生擔任北大校長之后，對北大進行了 系列的整頓和規(guī)劃，擬定整頓大學計劃書，對本科和預科分別進行調(diào)整充實。主要措施有：1、擴大招生：暑假后本科添招新生，計文科70名，理科30名，法科110名，工科40名，合計250名。文科除中國文學外，增加中國哲學、英國文學二門。2、增聘教員：在教師隊伍建設上陸續(xù)招聘和引進了一批國外留學歸來有真才實學的中青年學者來校任教，提高了北大教師隊伍的素質(zhì)和學術水平，尤其在1913年～1915年，陸續(xù)聘任了一批從日本留學回來、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文科任教，如馬裕藻、朱希祖、黃侃、沈兼士、錢玄同、馬敘倫、沈尹默等人，他們注重考據(jù)訓詁，以治學嚴謹見稱。這種學風以后逐漸成為北大文史科教學與科研中的主流，3、改進教學方法：精簡課程，訂立考試規(guī)則，注重實地教授和校外實習。每年假期，工科學生“由教員帶赴各處工廠、礦山、鐵道，分門實習，以資歷法”。法科學生每月一二次，“由教員帶領赴各廳觀審，以資驗習”，文法各科還要進行專題研究和討論，畢業(yè)生需完成畢業(yè)論文。4、編寫教材和教授要目：成立教科書編委會，此外，還要求教師編寫各課的教授要目(即教學大綱)。5、添購教學設備：除原有實驗室外，新設物理實驗室、化學實驗室、材料實驗室、試金室各一處，還添購了一些實驗儀器和圖樣模型。6、整理圖書：大學圖書館所藏中西書籍不下十數(shù)萬冊。因管理不善，頗多散失。從新“大加整理，將所有書籍詳細清查，重新編訂目錄”。此外，還增設中、西書籍閱覽室各一處，將常用書籍開架陳列，師生均可自由閱覽。7、加強對預科的管理：預科設主任管理課程的教學，并規(guī)定專任教員每周授課不得少于十二課時，兼任教師計時授課，計時支俸。8、培養(yǎng)專門學者：胡仁源在計劃書中說：“大學設立之目的，除造就碩學通才以備世用而外，尤在養(yǎng)成專門學者。”“我國創(chuàng)立大學垂十余年，前后教員無慮百數(shù)，而其能以專門學業(yè)表見于天下者，殆無人焉，不可謂非國家之恥矣”。他認為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有三：一是“社會心理大都趨重于官吏之一途，為教員者多僅以此為進身之階梯，故鮮能久子其任”，二是教師“每年所擔任科目本已極多，而且逐年更換”：三是“學問之士居本國而久，往往情形隔閡，學問日退”。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提出三條措施。一、“延聘教員，務宜慎選相當人才，任用以后，不可輕易更換。國家對于教員尤宜格外待遇，以養(yǎng)成社會尊尚學術之風”。二、“各科功課由教員按照所分別擔任，至多不過三四科目。認定以后，每年相同，非有必要情形，不復更易”。三、“于各科教員中每年輪流派遣數(shù)人，分赴歐美各國，對于所擔任科目為專門之研究。多則年余，少則數(shù)月，在外時仍支原薪”。這樣才能使“校內(nèi)人士得于世界最新知識常相接觸，不致有望塵莫及之虞”。(引自《北京大學計劃書》)

　　經(jīng)過胡仁源校長采取的一系列整改措施的逐步推行，北京大學的規(guī)模進一步擴大，沙灘的紅樓就是由胡校長計劃搭建起來的。1914年，在校學生已近千人，1915年又增至1333人，到1916年秋季(胡校長離校是1916年12月)開學時，全校學生人已增至1503人。

　　需要強調(diào)的是，胡仁源先生任北大校長期間，正值袁世凱反動政府執(zhí)政之時，但聽說胡仁源是一個富有正義感和有氣節(jié)的人，他不曾列于籌安會，上勸進表。1915年下半年，袁世凱加緊推進復辟帝制帥罪惡活動。他策動軍閥官僚和御用文人們拼湊各種各樣的請愿團體，上書國會要求改變國體，擁戴他當皇帝。為實現(xiàn)其復辟帝制的企圖，曾竭力拉攏和收買北京大學校長胡仁源和教授。他先封胡仁源校長為“中大夫”，又授給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著他的兒子袁克定“就使人說仁源率大學諸教授勸進”，但遭到胡仁源校長和北大教授們的嚴詞拒絕�！叭试幢局T教授之意持不可，謝使者，大學遂獨未從賊�！�(《國立北京大學校史略》)

　　民國初年是一千政治和社會十分動蕩，充滿著各種復雜的矛盾和斗爭的年代，這種動蕩反映到教育界，僅1912-1913兩年間，教育總長(部長或代部長)就換了六任，而北京大學則是四易校長，三起學潮，兩次遭停辦、裁并之危。而胡仁源先生在危難之中自1913年11月13日教育部令其暫行管理北京大學校長務至1916年12月6日辭去北大校長職務，任校長達四年之久，學生人數(shù)大幅度的增加，學校的規(guī)模不斷擴大，學校的規(guī)章制度不斷的完善，教育、教學的方式方法不斷改進，總之，他在任北大校長時所做的一切整改工作，對于他的后任蔡元培先生，對北京大學繼續(xù)進行的一系列的改革，起到一定的奠基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胡仁源先生離開北京大學之后，曾擔任北京交通大學校長、浙江大學工學院教授。就像他的名字一樣，已經(jīng)在很多很多人的腦海里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他的手跡就更是難得一見了。我是個幸運者，居然在舊書攤上的一堆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舊書稿中，翻檢出胡先生早年編寫的《中等應用力學》和《機械工學教科書》兩部手稿。《中等應用力學》手稿封面，寫有“北山西路5號胡次珊”字樣。胡先生字次珊。從地址上看，大概是胡先生在浙江大學工學院任教授時所編。《中等應用力學》一冊，共114頁，出版過�！稒C械工學教科書》上、中、下三冊，約34700字，并配有插圖。未見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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