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驚聞柏楊先生去世，非常悲痛。數(shù)年前我去臺灣參加柏老的研討會，拜見過柏楊，后來又到柏老家里敘談，老人當時的精神還是那么健朗，這期間我時常會與先生的夫人張香華女士聯(lián)系，總是惦記先生的身體。不想歲月不饒人，數(shù)年之后，先生做古。我們這些后輩從先生那里得到的東西甚多，本來要專門寫文章懷念先生。因我馬上要到機場趕飛機，只好把我過去寫的文章先貼在此，供大家參考，不妥之處，還望大家批評。

　　柏楊顯然是一個傳奇人物，他的一生歷經(jīng)過中國現(xiàn)代動蕩不寧的社會變遷。早年的柏楊是一個熱血的“愛國”青年，一度崇拜蔣中正。“七．七瀘溝橋事變”后，他參加三民主義團，在青干班受訓，并且宣過誓“愿為領袖活，愿為領袖死”。到臺灣后，有過挫敗的經(jīng)歷，但也曾擔任蔣經(jīng)國文藝部隊“中國青年寫作協(xié)會”總干事。這些政治經(jīng)歷無疑是表明柏楊具有相當強的政治情結。后來，柏楊被國民黨當局投入監(jiān)獄，理由是在《中華日報》家庭版的“大力水手”發(fā)表漫畫內(nèi)容“侮辱元首”，釋放后又再次被捕，這次則羅織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誣”，“思想左傾”，“為匪作文化統(tǒng)戰(zhàn)工作”，“有明顯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判處12年徒刑（實際關押九年多）。如果根據(jù)國民黨當年的定罪來判定的話，柏楊雜文明顯具有政治指向。但實際上，在我看來，柏楊的批判根本著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來，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懷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話。

　　在80年代中期，柏楊的名字在中國的傳統(tǒng)反思潮流中不脛而走，而《丑陋的中國人》使柏楊的影響富有震撼力。在80年代上半期，中國為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而焦慮，年輕一代學人崇尚西學，重新挑起啟蒙旗幟，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批判性的反思。要追趕西方，當然要反思傳統(tǒng)及其現(xiàn)實。很顯然，反思的余地很小，傳統(tǒng)文化就這樣成為全部反思的落腳點。在那時，可引證的權威資料并不算多，胡適是一個蒼涼的歷史形象，而柏楊則要現(xiàn)實且生動得多，柏楊就這樣成為大陸青年學子津津樂道的對象。多少年過去了，柏楊的名字似乎有點淡忘，就象80年代一樣，逝去得那么平靜，那么沒有道理。中國的歷史總是被匆忙地翻過去，但問題并沒有解決，豐厚的遺產(chǎn)總是包裹著問題被永久寄存，而對未來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敗的宿命。80年代不應該如此被簡單地忘卻，柏楊也依然有其重新閱讀意義和價值。2005年，蘇州古吳軒出版社頗有眼力，出版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這其實是柏楊的這本書第一次正版進入中國大陸，80年代的盜版圖書正如它的“非法閱讀”一樣，21世紀，我們正可“合法性地”平心靜氣地來閱讀一下這本震撼華人世界的奇書。古語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今天，在文化多元語境中，我們更有心胸面對這本鋒芒逼人的書。

　　柏楊自己解嘲地說，“吳剛伐樹我洗缸”。誰都知道柏楊用“醬缸文化”來指稱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指出中國傳統(tǒng)至今的文化存在的問題，用他的尖銳和犀利去除傳統(tǒng)文化的余孽糟粕。這倒是應了毛澤東詩詞當年的那句話“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薄Ｈ欢�，柏楊沒有那么悲壯，他一直是在做著極其艱難困苦的反思工作，就是在當年的臺灣島和海外華人世界，他承受的壓力也是難以想象的。柏楊在60年代的寫作異�；钴S，成為臺灣島內(nèi)最受歡迎的雜文家，他對國民學黨的政治高壓時常冷嘲熱諷，由于被懷疑影射攻擊蔣家父子，被羅織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誣”，“思想左傾”，“為匪作文化統(tǒng)戰(zhàn)工作”，“有明顯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判處12年徒刑（實際關押九年又26天）。出獄后，柏楊并沒有屈服，據(jù)他后來的回憶，他最試圖早發(fā)表“丑陋的中國人”是在他出獄后不久。但他在臺灣無法演講，多次準備演講這個題目都被取消。直到1984年他受美國愛荷華大學邀請做短期訪問，他的演講題目“丑陋的中國人”，聽講者三分之二是華人，三分之一是白人。據(jù)說在演講結束的時候，柏楊感到面對山谷一樣的寂靜，沒有掌聲，連禮節(jié)性的握手都沒有。很顯然，聽眾沒有認同柏楊的觀點。但柏楊并不氣餒，他依然固執(zhí)己見，毫不留情，決不姑息，他的鋒芒所向，總是直擊要害，他把中國傳統(tǒng)中的痼疾，把民族性格中的弱點揭露無遺。身為中國人，柏楊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國人，讓很多中國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與自信心，是一個民族始終掛在嘴邊信條與經(jīng)文，人們都樂于充當民族傳統(tǒng)精神弘揚的精英，沒有人愿意揭短。特別是對于在海外的華人，都樂于把中華民族定位在勤勞智慧、互助友愛的集體。但柏楊痛感中國人存在的種種惡習，種種負面性格和狹隘心理，他直率指出來，讓人中國人正視，讓中國人有勇氣面對。

　　問題的根本當然不在于柏楊說的尖銳直接，而在于他說的是否是真話？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誠的中國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國人，都不得不承認柏楊直陳的那些事實，不得不為柏楊敏銳犀利的觀察和分析所折服。直到今天，那些事實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毫發(fā)無損，那些惡習丑行依然猖獗。既然如此，反對柏楊是沒有意義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雙眼，柏楊不過是讓大家睜開眼來看看事實，他沒有錯，他是有勇氣的，他有切膚之痛，他是負責的，他是真實的。

　　事實上，柏楊并不是獨一無二故作驚人之論，他對傳統(tǒng)文化和中國人性的剖析，不過承繼了現(xiàn)代中國啟蒙未競的事業(yè)而已，魯迅先生當年猛烈批判過國民性，他對中國人愛之彌深，恨之愈切。胡適也同樣深刻批判過中國傳統(tǒng)，這不能否定他對中國民族深切的愛。批判傳統(tǒng)，指出中國人習性的負面問題，并不意味著就要傷害民族自尊。恰恰相反，柏楊要的是更真實的、更健全的民族自尊。現(xiàn)在，到處盛行是“有了快感就喊”的讀物，我們還有痛處，還有切膚之痛，有了痛處也要喊，這才是健全的文化。21世紀，中華民族要承擔更艱巨的歷史重任，要為人類做出更大的成就。在新世紀之初，我們重讀柏楊的書，這會讓我們有更加強健的心智，去除弊端，去偽存真，去劣存優(yōu)，承擔歷史重任，開創(chuàng)中華民族嶄新的未來。

　　當然,如果從學理上來說的話,柏楊的文化批判具有世俗批判的特征，沒有人象柏楊那樣深入細致地觀察世俗社會，他本人就是一個世俗化的知識分子，甚至更象傳統(tǒng)中國文人，生活于民間，既不在大學任教，也不供職于政府公務系統(tǒng)。他是一個自由寫作者，一個賣文為生的人。這種人實際上在中國三四十年代相當多，大陸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這種知識分子或文人存在了。沈從文當年因為沒有被邀參加第一屆文代會幾乎精神失常，不被體制化，在五六十年代直至80年代，那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末日，直到90年代大陸才以王朔和王小波等人為首出現(xiàn)一批自由撰稿人。柏楊也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場可說是民間的立場，是自由文人的風格。他的言說方式，顯然與我們被長期體制化所規(guī)范的知識分子話語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國大陸，非職業(yè)和非體制的寫作者越來越多的時期，讀讀柏楊這個“活化石”級的中國自由撰稿人的文字無疑是有一種親切的感受。

　　不管從哪方面來說，柏楊其實是一個十分另類的知識分子，他就是一個“非貴族的”文人，以我的觀點來看，他就是一個世俗社會的代言人。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柏楊始終是站立在世俗社會的立場上來發(fā)言，他不是要馴化世俗社會，而是試圖建構一個本真性的世俗社會，而現(xiàn)代性的民族國家應該是這個本真性的世俗社會的合理延伸。再強調(diào)一下，柏楊所不同之處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會提升到精英社會的水準，他首先是要建構本真性的世俗社會，其次是要把精英社會拉到這個世俗社會的水準上。

　　柏楊對世俗文化展開最有力的批判在于，他用“醬缸”這一象征意象去概括中國文化的內(nèi)涵本性。這個比喻十分奇特，也具有民間文化的特色。柏楊一方面指出中國文化最根本的問題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這點上就出了問題，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離譜。柏楊要展開的批判就在于中國傳統(tǒng)至今的日常性文化，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楊并非沒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處也許正在于，他是立足于世俗的立場來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從這個日常性文化生長出來的，并且力圖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這只是后話，只是根據(jù)這個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論。對于柏楊來說，“醬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撞擊“醬缸”，就是要還世俗文化以更清明純凈的本性。

　　柏楊對自己的文化立場定位十分清醒，他時常有意使自己的寫作平�；�，也就是平民化。他從來不把他的寫作描述為要承擔民族國家走向現(xiàn)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強調(diào)自己的世俗民間的平民立場。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寫道：“柏楊先生的雜文所以能夠出版問世，完全受讀者先生的愛護和支持，否則，誰肯冒本利皆消，全軍覆沒的危險，去印無名老漢的作品也。當初猛寫時，和現(xiàn)在的心情一樣，不過為了糊口，毫無雄心大志。后來寫得久啦，偶有來信鼓勵者，心中稍喜。后來鼓勵日多，才正式覺得有點不同凡品�！� 當然，這是明顯的謙詞，但也由此可見柏楊自覺平民化的態(tài)度。這使他的寫作，始終是在世俗社會的言論空間內(nèi)，面對平民的言說。柏楊的雜文始終流宕著一股為底層平民伸張正義的激情，對社會任何不平等的現(xiàn)象，柏楊都給予關注，并毫不留情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也是柏楊的雜文極富號召力所在，他為所有受損害的弱者叫屈，為底層被蹂躪者鳴冤，這使得他的作品成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撫慰。在柏楊的雜文敘述中，“柏楊”始終把自己作為一個底層平民的角色來處理，這種處理絕無任何矯情的成份，而是顯得親切樸實，平易近人。對平等正義的呼喚，這與柏楊的身世經(jīng)歷也密切相關。柏楊在他的回憶錄與諸多雜文中也不時地提到他年幼時的孤兒處境，他一生的艱難坎坷，這使他始終對下層民眾的生存艱辛有著切身的體會，每當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現(xiàn)象時，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憤之情。柏楊講的平等正義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學院派式的法理爭辯，也不是革命家的起義造反，只是世俗社會，日常生活中的常見現(xiàn)象，是新聞媒體每日翻新的奇聞軼事。柏楊談論社會之平等正義，決沒有赤化革命的意思，他沒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與偉大的革命目標，他只是作為一個平民，作為一個人所要獲得的基本生存權力，理應要得到的尊重與尊嚴。在柏楊后來結集出版的《我們要活得有尊嚴》，收錄了他歷經(jīng)滄桑后的一些篇章，歲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擊丑陋，倡導平等尊嚴�？梢哉f，柏楊后來的政論色彩更重些，但也沒有失去他所具有的平民本色。

　　醬缸文化批判是柏楊雜文批判的重點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樣，柏楊以對中國傳統(tǒng)的激烈反思聞名，他的反思批判直接而尖銳，徹底而擊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說，反傳統(tǒng)話語在柏楊這里達到頂峰。

　　“醬缸”是柏楊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這個“醬缸”醬了二千年，里面堆滿了猛料，奇味難聞。但現(xiàn)代以來，總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攪動它，讓他的味道散發(fā)出來，讓人們面對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從魯迅到柏楊，無疑是最激烈的攪動者。柏楊一方面指出中國文化最根本的問題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這點上就出了問題，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離譜。柏楊要展開的批判就在于中國傳統(tǒng)至今的日常性文化，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楊并非沒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處也許正在于，他是立足于世俗的立場來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從這個日常性文化生長出來的，并且力圖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這只是后話，只是根據(jù)這個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論。對于柏楊來說，“醬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攪動“醬缸”，就是要去除雜質(zhì)，去其糟粕，還中國人的文化中國人的社會以更清明純凈的本性。柏楊痛心疾首地認識到中國人身上的文化重負太多了，溫文爾雅的態(tài)度改變不了“丑陋的中國人”，而是應該下猛藥，擊中火力毫不留情地進行抨擊，即使用太夸張、絕對的批判態(tài)度，才能對現(xiàn)狀有所改變，類似于魯迅提倡的大的、劇烈的變革。這也是他作為一個“野生的知識分子”的決絕態(tài)度。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產(chǎn)生了“醬缸”，柏楊闡述道：“夫醬缸者，侵蝕力極強的渾沌而封建的社會也。也就是一種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義，長期斲喪，使中國人的靈性僵化，和國民品質(zhì)墮落的社會�！保ā夺u缸特產(chǎn)》）柏楊接著詳細分析了醬缸的構成， “至少，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勢利主義，應是構成醬缸的主要成份。因為這些成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自然會呈現(xiàn)出來幾種現(xiàn)象，這就跟猩紅熱患者一定嘔吐、喉痛、發(fā)燒、滿身紅疹一樣�！� 而且浸泡在醬缸文化中的中國人民和民族，漸漸沾染上“醬缸文化”產(chǎn)生的后遺癥，“曰‘權勢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術和詐欺’”，曰‘僵尸迷戀’”，曰‘窩里斗，和稀泥” ’，曰‘淡漠冷酷忌猜殘忍’”，曰‘虛驕恍惚’”。──寫到這里，謹作揖致歉，蓋‘曰’得太多，有信口開河之嫌。其實這只不過臨時心血來潮，順手拈出來幾條。如果仔細而又努力的想上一想，可能想出一兩百條，那就更不好意思�！保ā夺u缸特產(chǎn)》）柏楊追根溯源，發(fā)現(xiàn)了醬缸的“病源”——是中國推崇了幾千年的儒家文化，這種觀點和態(tài)度使我們想起“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吳虞等新文化先驅(qū)們對儒家文化的批判，兩者是相似的，目的都是用全盤否定舊的而來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民主時代，這是可以理解的�？鬃雍兔献颖话貤顟蚍Q為“吃冷豬肉”的“圣崽”，正是中國的大小“圣崽”的溫床產(chǎn)生了中國的“官崽文化”，崇拜權力，追求升官發(fā)財，使中國知識分子淪落為“官崽”的毫無骨氣的幫兇，也使醬缸文化能夠“化淫棍為圣明”，因為“一旦崇拜權勢，就不能崇拜是非。有權的就有理，不但沒有人敢吭一聲，還更進一步的替有權的朋友制造理論根據(jù)。于是乎，有權的朋友遂洪福齊天，而化淫棍為天子圣明，化雜交亂交為正式國家的法制和社會規(guī)范�！保ā痘�淫棍為圣明》）只有改變了把中國和中國人醬成了僵尸的“醬缸文化”，打倒了道貌岸然的“圣崽”和“官崽”，自由民主的現(xiàn)代社會才有希望出現(xiàn)。

　　柏楊深刻反思和抨擊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于他痛切地感到“發(fā)現(xiàn)政治改革之所以困難，是因為文化上的惡質(zhì)發(fā)酵�！蓖乒偶敖�，用雜文批判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擁有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的世俗意義上的現(xiàn)代社會。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柏楊的反思傳統(tǒng)是基于他的社會理想，他顯然是帶著理想主義的態(tài)度來反思中國世俗社會的習慣勢力，權力崇拜，陋習舊俗。柏楊并不帶著政治理念，也不是學理式的清理；
他始終保持著他世俗知識分子的立場，立足于文化批判，犀利的筆調(diào)，哂笑怒罵，冷嘲熱諷，在令人捧腹的同時，也讓人掩卷思考。

　　柏楊對國民性痼疾的批判同樣不遺余力。魯迅早就抨擊過中國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盡管社會狀況改變了一些，但是這些弱缺點仍然驚人地存在著，而且與以前極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膳碌暮蠊�，窩里斗、不團結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劇，是國民劣根性的最極端表現(xiàn)，所以被柏楊稱為“萬惡之源”，極力批判。柏楊亦關注人性的缺點，在多篇雜文中，他都對人性的各種弱點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長期歷史地形成的習慣如何造就了各種各樣的變態(tài)的社會心理。

　　中國歷來被贊為所謂的“禮儀之邦”，但柏楊卻敢于提出 “到底是什么邦”的疑問，因為看到：“太多的中國人，滿身都是倒刺，肚子里全是仇情敵意。愛國之士最喜歡自詡中國是禮義之邦，我想僅看紙上作業(yè)，古書上說的多啦，中國固是禮義之邦。但在行為上，我們的禮義卻停頓或倒退在一片蠻荒階段�！保ā兜降资鞘裁窗睢罚┏�此之外，很多其他“不正的妖風”也被納入柏楊的視野。在公共場所“脫鞋露腳”的壞習慣，綠油套褲心理造成的在“公眾之地，高談闊論，唾沫四濺，旁若無人”現(xiàn)象，文壇中“脫褲文學”產(chǎn)生的“妖風”，等等諸如此類的“惡風陋習”和現(xiàn)象，同時組成了柏楊對傳統(tǒng)反思的一部分。

　　身為中國人，柏楊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國人，讓很多中國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與自信心，是一個民族始終掛在嘴邊信條與經(jīng)文，人們都樂于充當民族傳統(tǒng)精神弘揚的精英，沒有人愿意揭短。特別是對于在海外的華人，都樂于把中華民族定位在勤勞智慧、互助友愛的集體。但柏楊痛感中國人存在的種種惡習，種種負面性格和狹隘心理，他直率指出來，讓人中國人正視，讓中國人有勇氣面對。

　　柏楊和雜文帶有相當強的時效性，在當時他幾乎天天寫專欄，這些專欄文章針貶時事，體察民情，觀察世故，都有一種尖刻幽默風趣在其中，讀來讓人趣味盎然又痛定思痛。不要以為柏楊都是怒目張飛，其實他還時常寫女性，寫得妙趣橫生。關于女性審美，柏楊的論述常常出人意料，很難設想他一個歷經(jīng)風雨的人會對女性審美有如此見地，其中談到女性的裝束、女性的美容、婦性的身體乃至于肌膚，更細致的談到女性旗袍開叉、高跟鞋的誤區(qū)、使用文胸的效果，膚如凝脂的種種謬說……等等，這些讀來無不令人忍俊不禁。柏楊的談論當然不是描述性，他更側(cè)重于揭示這些現(xiàn)象背后的社會文化，特別是男女構成的矛盾有關系。關于女性的情感，柏楊著重在探究女性的愛戀婚姻所表現(xiàn)出的種種現(xiàn)象，這部分可以說相當吸引人，它不是泛泛之論，幾乎都是由精彩的小故事構成，對人和事進行具體生動的敘述，從中引申出對傳統(tǒng)價值觀和流行的社會風氣進行分析評判，柏楊往往能夠一針見血點到要害。他尤為注重揭示女性在婚姻中的弱勢地位，這種地位經(jīng)常促使女性采取不恰當?shù)姆绞竭M行自我保護，結果總是事與愿違。讀起來象是一組黑色幽默小說。對女性心理分析其實涵蓋了女性生活的多方面內(nèi)容，這些心理多半是成問題的，于是成為柏楊筆下揶揄的對象。例如，關于處女心理，這是中國文化長期形成的一種奇怪心理，但西方也同樣有些奇怪的心理情結，看來是男權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人類社會中設想出來對婦女的壓迫與歧視招數(shù)，但偏偏婦女就與男性合作來加強這種偏見。對某些奇特的女性心理，例如，老夫少妻，這在中國古代不算什么新鮮事，柏楊關注的是在現(xiàn)代文明發(fā)達的當今社會，年輕女性為何喜歡成熟乃年長的男性，柏楊居然分析出七點理由，這些理由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條條是道，令人拍案叫絕。柏楊有著非常好的古典文學和歷史修養(yǎng)，他的淵博是公認的。在他論述女性的這些文章中，不少就信手拈來古代的典故傳奇，說起古代的女子，古代的那些婚戀奇事，柏楊說得照樣趣味盎然，既針貶舊弊，又發(fā)人深省。

　　仔細閱讀柏楊的文章，不難發(fā)現(xiàn)，柏楊也不是一味嘲笑譏諷女性，在他的言說中始終貫穿著平等尊嚴的思想，而男女平等是他女性批判中的根本立場和價值追尋。他激中火力攻擊的主要是男尊女卑的思想，這就切中了存在于中國幾千年封建文化中的頑固病癥。就是到了20世紀中后期，也依然存在種種性別歧視。柏楊對這類現(xiàn)象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他對大男權主義的批判，令人驚異地與女權主義者如出一轍。在女權主義者看來，男權主義就是集權主義的根基；
在柏楊的批判中，集權主義就是男權主義的延伸。女權主義者是把性別政治化；
而柏楊則是把政治世俗化。集權主義的本質(zhì)就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本性中，日常生活中就壓迫處在弱勢的女人，在社會統(tǒng)治中，當然也就壓迫弱勢的平民百姓。正是在日常倫理中存在的異化，構成了專制集權的最牢固的根基。柏楊沒有從理論上和邏輯上揭示它們內(nèi)在的關系，他總是在批駁這些男女性別壓迫中，例如，封建帝王在后宮的荒淫與專制，來批判封建社會的專制，由此也自然隱喻式地批判了現(xiàn)代和當代的專制集權。對于柏楊來說，專制集權不只是政治問題，更重要的是文化問題。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古老的文化來說尤其如此。

　　柏楊的雜文的內(nèi)容極其豐富，既不是這則短文所能概括，也不是理論表述所能涵蓋的。柏楊的雜文主要是放置在世俗文化批判的框架內(nèi)來展開的，他要改變的是國民性，而不是政治信仰；
他要革除的是文化陋習，而不是社會制度；
他要強化的是民眾的道德操守，而不是條條框框的法制觀念。但這并不等于柏楊反對所有后者的建設，而是所有政治信仰、社會制度與法制觀念的改革建設，都必須以前者為基礎，為先導。如果沒有前者，后者就只是無本之本，無源之水。這正是柏楊作為一個現(xiàn)代性文化批判者所獨具的思路，也是我們在今天看來，他持續(xù)這么多年的批判尤為顯得難能可貴之處。

　　作為一個激烈的世俗社會的批判者，柏楊恰恰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懷抱著深遠的理想，懷抱著提升中國文明的最真誠的愿望，憤世嫉俗，嫉惡如仇，從不姑息，決不手軟。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誠與徹底�！爸袊�人有這麼多丑陋面，只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中國人的苦難是多方面的，必須每一個人都要覺醒。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好的鑒賞家，我們就能鑒賞自己，鑒賞朋友，鑒賞國家領導人物。這是中國人目前應該走的一條路，也是唯一的一條路�！痹凇冻舐�的中國人》結尾，柏楊如是說。今日聽來，依然振聾發(fā)聵。自從1960年5月在《自立晚報》上寫專欄起，迄今已近半個世紀，看看歷史的巨大變化，柏楊所指陳的那些文化病癥，并未銷聲匿跡，有些依然頑固，有些變本加厲，柏楊的意義無限深遠矣！我不敢說柏楊的精神不死那樣的大話，但我敢說柏楊的文章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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