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左派（翼）和右派（翼）這兩個概念一直困繞著的中國人的思維。它如何被用在國內政治上以及產生了什么樣的后果姑且不說，單以用它們來劃分西方政壇而論，似乎越左的政黨離社會主義越近，越右的政黨離社會主義越遠；
越左的政府對中國的態(tài)度就越好，越右的政府對美國就越親。近日，人們對德國和波蘭的大選最終結果倍加關注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對于德國，人們擔心右翼的聯(lián)盟黨候選人默克爾當上總理之后，德國將會出現(xiàn)一個親美的右翼政府，不僅德國甚至連歐洲都可能向右轉。對于波蘭，由于執(zhí)政的左派政黨在國民大會選舉中失敗，公民綱領黨的候選人圖斯克和法律與公正黨的候選人卡欽斯基不論誰獲勝，波蘭都將是右翼主政。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也不禁對德國、波蘭同中國關系的未來走向擔心起來，認為它們對華政策會變得強硬或冷淡。

　　其實，這樣的擔心既沒必要也沒用處，因為我們的任何但心也不可能左右別人的政治。然而，這還是表面的原因。從更深層次上看，西方的左右兩翼或者左中右等幾翼實際上都是平衡政治的不同法碼，所謂西方的民主政治，說穿了也是不同政黨或政黨集團之間的平衡，失去這種平衡就變成了獨裁統(tǒng)治。不過，既然是相互平衡，那作用力往往是相反的。所以，人們會看到朝野各政黨或者政黨集團之間相互攻擊，時常會有“凡是對手反對的自己就擁護，凡是對手擁護的自己的反對”現(xiàn)象。此外，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在野者多半也會以當政者的失誤為鏡子，用以校正自己的言行，因而在形式上也表現(xiàn)為與對手“對著干”。當政的與在野的換位后，相同的情況依然如故。但是，在這過程中，無論是左還是右的執(zhí)政理念都會受一種不變的因素來左右，那就是國家利益。為了國家利益，它們可以上臺之前說一套，上臺之后再另做一套。競選時可以是雷鳴電閃，而執(zhí)政時則多半為晴空萬里，直到下輪競選開始。所以，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西方變的多半是政壇的你來我往，不變的并且日益完善的卻主要是政治建制。

　　至于說大選對外交關系的影響，不能說沒有，但也不能夸大。德國、波蘭對中國怎么樣，對美國怎么樣，主要不取決于執(zhí)政的是左派還是右派，而在于這些國家的利益需要。有許多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比如，美國總統(tǒng)大選時，對華政策時常被拿來說事。兩位候選人總是一個態(tài)度柔些，另一個硬些。可是，即使對華態(tài)度不好的人當選，他也不得不以國家利益為重來發(fā)展與中國的關系。再如，烏克蘭的尤先科在“橙色革命”中成為總統(tǒng)后，并沒有像國際社會普遍預料的那樣迅速倒向西方，與俄羅斯交惡，相反如今與俄羅斯的關系似乎越走越近。以國家利益為中心，新當政者可以對前任的政策做出某種程度上的微調，絕不會進行根本性的改變。

　　另外，還有兩點應當關注。第一，隨著社會各方面越來越朝著“標準化”方向發(fā)展，隨著面臨的共性問題越來越多，西方政壇上的左（中）右各派的言行日益呈現(xiàn)出趨中化的傾向，除了個別極端的政黨之外，多數(shù)政黨都是右派不右，左派不左，趨向中間，于是才使得了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大行其道。所以，在許多情況下，單憑政治、經濟和外交主張，已經很難分出誰是左派，誰是中派，誰是右派了。第二，從方位上說，左右都是相對而言的。但是，中國人常常習慣于以我為定位點，合意者為左，不合意者是右，親近者為左，不親近者為右�？墒�，隨著世界的發(fā)展，我們自己也在變化著方位，再加上有開左燈向右駛和開右燈向左駛的現(xiàn)象，有時就弄不清底到誰是左派、誰是右派了。

　　由此看來，西方政壇，不易以左右而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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