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去世，施蟄存去世，賈植芳去世，王元化去世，上海的文化板塊塌了一大半。他是一位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主流學者，曾經(jīng)從政，后回歸到一名學者，從學術(shù)界走向思想界，并博得聲望

　　★ 文/徐慶全

　　5月9日，王元化先生歸隱道山，學術(shù)界、思想界又一重鎮(zhèn)坍塌！令人不勝唏噓。

　　王元化雖然也從過政，但不是政界顯赫人物，他的影響力沒有越過學術(shù)、思想圈，因而也不是公眾注目之星，但我們還是有理由懷念他——懷念一個人，是懷念他所代表的一個時代，一種精神，一種境界；
對一個作者的喜歡，是因為其作品往往引領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度。

　　在學術(shù)界，人們有“北錢(鐘書)南王”之說；
在思想界，有“北李(慎之)南王”之說。姑且不論諸種說法是否得當，王元化據(jù)學術(shù)、思想界一方重鎮(zhèn)則毋庸置疑。

　　諸大學中他獨崇清華

　　晚年，王元化將自己的書齋定名為“滬上清園”，他出版的一系列學術(shù)著作也往往冠以“清園”的名字，諸如《清園夜讀》《清園論學集》《清園近思錄》。“清園”者，清華園之謂也。他有如此強烈的“清華園情結(jié)”，一是童年對清華美好記憶的“內(nèi)存”；
一是清華園的精神是他孜孜以求之的目標。

　　1922年，父親王芳荃(1880～1975)，到清華任教。王元化得以在清華園生活了10多年。當年的清華園，給王元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胡曉明《王元化傳》中寫道:在他眼中，與北大“破破爛爛的”“人聲噪雜得很”相比，清華“那里都是井然有序的，都很用功讀書，大家沒有那種囂張、雜亂、爭斗的事情”。這種童年時的感受，使他深受“清華精神”影響，因之對于清華感情深厚，諸大學中他獨崇清華——“我對大學的觀念就是在清華形成的”。

　　“清華精神”是什么？學界慣常的解釋是陳寅恪在王國維墓志銘上的一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元化在晚年常說的一句話是：“為學不作媚時語”，其實是對這句話的另一種表述。

　　在清華園，王元化有幸與趙元任、王國維、陳寅恪等大師們同住一院，而父親與梅貽琦等人更是通家之好�；蛟S，對于梅貽琦眼中的“老天爺”——一個又調(diào)皮、又任性，也許還有點跋扈的公子哥——王元化來說，這些大師所擁有的學問以及他們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他當時并沒有意識，但童年留存的記憶顯然成為終生的坐標，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清華精神”，則成為他在精神和人格上與大師們親近和感應的契合點。

　　1955年，為政一帆風順的王元化，不期然遭遇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牽連。長時間隔離審查，寫不完的交代，受不盡的侮辱。他沒有王國維從清華園走到頤和園魚藻軒的自由，他選擇的方式只能以頭撞墻。1959年“結(jié)案”時，文化界的官員夏衍和周揚都惜其厄運。在他的問題即將“結(jié)案”時，周揚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認胡風是個反革命分子，即可作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但他堅持認為這個結(jié)論缺乏有說服力的證據(jù)，不予接受。結(jié)果被定為胡風分子，開除黨籍，行政降六級。這種傲骨如同王國維一樣，真有一種遺世獨立的悲壯！

　　1978年，在王元化尚未平反、勉強在上海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謀得一個編輯職位時，就關注陳寅恪遺著的收集。他著手調(diào)查陳寅恪遺著散落的情況，刊登在出版社的簡報上，以期引起重視；
鼓勵陳先生的弟子蔣天樞給主政廣東的習仲勛和北京的周揚寫信督促，親自致信周揚闡明這種追查的重要性。在乍暖還寒的季節(jié)，這樣重視仍帶著“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帽子的陳寅恪的著作，足見其對陳先生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的認同。

　　2004年，筆者根據(jù)這一組信件撰寫《追尋陳寅恪遺稿》一文時，曾采訪過他。他談陳寅恪、王國維，談“清華精神”。筆者能感覺到，他的“清華園情結(jié)”，實際上是認同清華園所代表的價值觀，并以這種價值觀來作為思考的出發(fā)點，這使他在離開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黨務工作回歸到一名學者后，從學術(shù)界走向思想界并博得了聲望。

　　對五四的反思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頒布了中小學應一律使用國語讀本的命令，這是前一年“五四運動”最直接的結(jié)果。而這一年出生的王元化，幾年后開始蒙學時，接受的是這種新式的教育。晚年的他認為，自己“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圍和思想影響下長大成人的”，是“五四的兒子”。

　　“五四運動”的核心要義是什么？是“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
其對社會的震撼作用則是啟蒙。時光過了60年后的1979年，中國迎來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在反思“文革”及批判極左思潮之后，啟蒙教育受到廣泛的認同。從學術(shù)界轉(zhuǎn)向思想界的王元化，自覺地充當推手，并對“五四運動”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認識。

　　思想解放運動進行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有人對這場思想解放運動進行非議，認為知識分子對社會現(xiàn)實投入過多的關注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是喪失了學術(shù)獨立。這種人為的聲音，使一些知識分子紛紛走回書齋做專業(yè)研究。這種現(xiàn)象被李澤厚概括為“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現(xiàn)”�，F(xiàn)今看來，當時雖有這種情況出現(xiàn)，但“思想家”也沒有都“淡出”，還有人——如王元化、李慎之、何家棟等——在堅守。

　　王元化堅守的方式是，主編了一份《新啟蒙》的刊物。這個刊物后來引起來自左的勢力的批判和詆毀，成為一個80年代引人注目的標志性思想事件。

　　《新啟蒙》創(chuàng)刊于1988年10月，先后出版發(fā)行了4冊，分別為《時代與選擇》(1988年10月)、《危機與改革》(1988年12月)、《論異化概念》(1989年2月)、《廬山會議教訓》(1989年4月)，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元化主編這份刊物的初衷，在第一期的“編后”說得很明白：在“為活躍學術(shù)空氣，推動理論探討做些工作”的同時，堅守“不屈服于權(quán)勢，不媚時阿世”的獨立思考。這份刊物，以其清新的思想內(nèi)涵，曾使當時在校讀研究生的學子趨之若鶩。

　　1989年1月，王元化到北京參加“都樂書屋”為《新啟蒙》論叢而舉行的發(fā)行會。這次發(fā)行會，卻由于當時一名被視之為“持不同政見者”的人士到場而成為沸揚京城的“都樂書屋事件”。事件過后，據(jù)說當時某官員把“新啟蒙”視為一次“運動”，并作了這樣的論斷：五四啟蒙運動產(chǎn)生了共產(chǎn)黨，那么“新啟蒙運動”就是要建立反對黨！

　　1989年4月，王元化在一次答記者問中，特意對刊物的宗旨作了說明：“把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思想解放運動稱為‘新啟蒙’，無非是說現(xiàn)在的思想啟蒙不僅是繼承五四的啟蒙運動，而是深化了”。但這仍不能改變《新啟蒙》�？�的命運。1989年7月，北京市原市長陳希同在《人民日報》那篇關于“反暴亂”的長篇報告，把“都樂書屋事件”牽連到那場風波中去。這種定性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直到1990年還有“余波”。(見《王元化傳》)

　　《新啟蒙》的夭折，并沒有改變王元化“五四的兒子”這一信念，他依然在思索，并對“五四運動”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我認為‘五四’精神當然要繼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圖倫理、功利主義、激進情緒、庸俗進化觀點等)是不應該繼承的�！�

　　他說，五四以來，人們反傳統(tǒng)中往往運用了與傳統(tǒng)思維相同的模式。這就是雙方在討論問題之先，都各自具有的“意圖倫理”。他列舉1919年東西方文化論戰(zhàn)時，蔣廷黼和杜亞泉曾就思想和態(tài)度問題進行的爭論。杜批評蔣以感情和意志作為思想的原動力，說：“先定了我喜歡什么，我要什么，然后道理來說明所以喜歡以及要的緣故�！边@種從政治信念引發(fā)出來的“意圖倫理”，就成了獨斷論者，認為反對自己的人，就是反對真理的異端，于是就將這種人視為敵人。結(jié)果只能是：不把他們消滅，就將他們改造成符合自己觀念的那樣的人。很顯然，“意圖倫理”是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踐踏。

　　王元化對“五四”的反思所提出的啟蒙命題，與他所崇尚的“清華精神”如出一轍。

　　“好在那一頭，有張可等著他�！�

　　　　有論者說，中國文化界現(xiàn)當代真正稱得上書香伉儷的，有三對夫婦：林語堂與廖翠鳳，錢鐘書與楊絳，王元化與張可。

　　張可(1919～2006)出生蘇州世家，受教于李健吾、孫大雨等名師，18歲時即翻譯出版奧尼爾的劇本《早點前》。后成為上海戲劇學院的名教授、莎士比亞專家。

　　1937年王元化與張可在上海的“戲劇交誼社”結(jié)識，那時她正在濟南大學外語系攻讀英國文學。共同的愛好使他們走到一起，兩人在戲劇社排演講戲，或到張可家談文說藝，或共同參加地下黨的刊物編輯工作。10年后的1948年3月，兩人在上海慕爾堂用基督教儀式成婚。此后，他們成為基督教結(jié)婚誓詞的最忠實的實踐者。

　　1955年，王元化因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被隔離審查，長期的孤獨與壓抑使他患上心因性精神病。張可頂住了各種政治壓力，以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重擔。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王元化沒有工作，只拿生活費，家里的經(jīng)濟來源主要靠張可的工資。她在悉心照料著丈夫的飲食起居的同時，為丈夫所鐘愛的學術(shù)研究提供盡可能的幫助，并和丈夫一起翻譯了國外莎士比亞評論達50萬言，其后編成《莎士比亞研究》出版。

　　在度過了艱難歲月后的1979年6月，張可卻突然中風，昏迷七日不醒。后張可經(jīng)搶救脫離了危險，病情基本穩(wěn)定，人也漸漸恢復了神志，可由于大腦受損，竟完全喪失了閱讀能力。王元化看著病中的妻子，一時情不自禁地像個小孩子那樣嚎啕大哭。

　　王元化曾深情地說：“從反胡風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長歲月里，我的坎坷命運給她帶來了無窮的傷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時因遭到屈辱是敏感的，對于任何一個不易察覺的埋怨眼神，一種稍稍表示不滿的臉色，都會感應到。但她始終沒有使我會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緒的流露。這不是許多因丈夫牽連而遭受磨難的妻子都能做到的�！�

　　王元化去世后，有位網(wǎng)友留下了動人的一句話：“好在那一頭，有張可等著他�！毕嘈派系蹠�聽到的。★

　　(作者《炎黃春秋》雜志社執(zhí)行主編)

　　來源：中國新聞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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