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觀念落后于經(jīng)濟發(fā)展，自相矛盾的雙重標準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果汁，保護民族品牌的呼聲立即高漲。各項民意調(diào)查顯示，大多數(shù)受訪者反對這一收購。網(wǎng)上留下的評論中，不乏“怒發(fā)沖冠”的指責和“壯懷激烈”憤慨。

　　于是我們再次看到言行不一的怪現(xiàn)象：“喝著可樂罵匯源”——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持外國品牌，卻讓別人去捍衛(wèi)“國家利益”。兩者似乎可以并行不悖，不知這是什么邏輯?

　　雙重標準探源

　　雙重標準的現(xiàn)象，在匯源收購案既不是第一件，也不會是最后一樁。當初，凱雷收購徐州工程機械，四下警鐘長鳴，謹防外資的“斬首行動”成為一時流行的口號；
而對于汽車工業(yè)早被洋人“砍了頭”的事實卻泰然處之，每天開著大眾、豐田，憂患意識全無。如果說汽車不同于工程機械，因為外國品牌的前面還有個本國車廠的名字，是合資而非全資，以此來自我安慰的話，“五十步笑百步”的典故恐怕就要重新注釋了。又有誰知道，這些企業(yè)合資多年，核心技術仍掌握在人家手里；
真正的民族品牌也僅在小排量的市場上舉步維艱？如此精神勝利法，想必阿Q都自嘆不如。

　　退一步講，就算“一汽•大眾”可以當作民族品牌，又為何不能接受“匯源•可樂”呢？

　　“斬首”不行，“洗腦”卻OK。出于望子成龍心切，中國的父母們無不告誡自己的孩子學好英文，無不尋找各種機會將孩子送到海外深造，想必反對匯源收購案的家長們亦是如此。英文相對古文的重要性，在于就業(yè)的前景與薪酬的差別，而民族文化的傳承起碼眼下不在考慮之列�？吹酱笫桂^前等候留學和移民簽證的長龍，百貨店里外國品牌受到的熱情追捧，方知民族工業(yè)的命運不在嘴上和網(wǎng)上，而在國人的手中和腳下。

　　筆者無意在這里倡導抵制可樂而改喝王老吉，也并不贊同停開豐田而換乘奇瑞。恰恰相反，根據(jù)自己的喜好選擇商品，是消費者不可侵犯的權利，任何他人、機構、政府乃至社會都不得以任何名義——無論國家利益還是民族尊嚴，干預消費者的決策。

　　同樣的道理，企業(yè)家出售自己的資產(chǎn)，也是一項不可剝奪的權利，就像股民賣出自己的股票一樣，什么時候賣，賣多少，以什么價格賣，均由資產(chǎn)所有者根據(jù)收益的計算來決定，與他們的精神境界和社會責任感沒有任何關系。

　　經(jīng)濟活動由利益驅動，利益是“中性”的，本無褒貶可言，但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卻總要受到社會價值和道德的審判。古代先哲曾有“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教誨，“義”高于“利”，君子不可見利忘義。雖然“不義之財”在社會上遭到一致的鄙視與譴責，但無論商賈巨富還是升斗小民，私下里都知道義與利的孰重孰輕——畢竟人要先有飯吃，活著才能修成圣賢。如何在義重如山的社會壓力下謀取物質利益？人們不得不以假話和空話敷衍，虛偽成為美德，雙重標準不僅被心照不宣地原諒了，而且成為人人奉行的社會潛規(guī)范。

　　“義利之辯”導致雙重標準，看上去是由于“義”與“利”的糾纏不清，根子卻在于對“義”的解釋。在現(xiàn)代社會中，“不義之財”已有了明確的定義，那就是“不法之財”。只要合法，任何個人、任何企業(yè)可以用任何方式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在法律的框架內(nèi)，他們擁有完全的、不受任何倫理道德約束的行動自由。廠商可以理直氣壯地提價，而不必在意“哄抬物價”的指責；
上市公司可以理直氣壯地發(fā)行股票，而不必擔心“惡意圈錢”的罪名；
企業(yè)家可以理直氣壯地套現(xiàn)資產(chǎn)，而不必理會“民族品牌流失”的議論——特別是指手畫腳者自己也在喝著可樂的時候。

　　民族主義濫用“國家利益”

　　傳統(tǒng)思維難以接受“合法即為義”的概念；
即使合法，當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相沖突時，小利不應服從大利嗎？而大利不就是義之所在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說明到底什么是大利，什么是國家利益。古今中外，我們只見過兩個定義，一是“朕即國家”，二是國家利益等同于所有國民的利益。前一定義由法王路易十四給出，源頭是否中國的秦始皇，有待考證；
后一定義始見于英國啟蒙哲學家約翰•洛克，值得在這里進一步展開討論。

　　依照洛克的理論，國家利益等于國民——張三、李四、王五……等13億個人利益的總和。這個定義的合理性顯而易見。它的邏輯是“小河無水大河干”，從源與流的角度確立個人與國家的關系，真正體現(xiàn)了“以人為本”的精神；
與此相對照，集體主義的“大河無水小河干”則給人以本末倒置的感覺，而且它無法回答“大河之水哪里來”的問題。最后只能托辭“黃河之水天上來”，實質上仍視神仙和皇帝為個人權利的終極根源。

　　如果承認了國家利益等于國民利益之和，邏輯上也就否定了“個人服從集體”。因為沒有個人就不存在集體，國民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沒有高低上下之分，誰服從誰的問題當然也就無從談起。同時，保護國家利益意味著保護國民的利益，例如建設強大國防的目的不是開疆拓土，而是保證13億國民的安全。所以，國力是提升國民福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反過來講也一樣，傷害國民個人的利益就是傷害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之所以頻繁見諸于官方文件和媒體報刊，主要原因是利益集團的借用與濫用。例如美國的政客就曾指控，廉價中國產(chǎn)品的出口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主張對中國產(chǎn)品征收懲罰性關稅。這項議案背后的推動力量實際上是喪失市場份額的美國公司，以及不得不改換工作的少數(shù)勞工，而廣大的美國消費者從中美貿(mào)易中受益良多。很明顯，中美貿(mào)易摩擦的核心問題并非國家利益，而是中、美企業(yè)和消費者多方之間的利益博弈。懲罰性關稅將提高中國輸美產(chǎn)品的價格，有助于美國公司收復失地，但美國的消費者不得不為此支付更高的價格，所以，關稅的實質是讓美國消費者補貼美國的廠商。對于這一點，美國的政客和廠商諱莫如深，他們以籠統(tǒng)和抽象的“國家利益”替換具體的“國民利益”，再將廠商利益隱藏在國家的大旗之下，以爭取社會輿論的同情，通過對自己有利的貿(mào)易法案。

　　這個案例清楚地表明，利益沖突只可能發(fā)生在國民之間，并不存在國民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對立。需要形成社會共識的，不是國民個人服從國家的必要性，而是利益不同的國民之間的妥協(xié)。具體而言，因為主張抵制中國產(chǎn)品者從來就沒有給出過國家利益的具體內(nèi)涵，所以不能要求美國的消費者從國家利益出發(fā)，抵制中國產(chǎn)品；
而是要問，美國消費者的受益是否大于美國廠商的損失？若是，則如何協(xié)調(diào)與平衡消費者和廠商兩大集團的利益？

　　在利益沖突面前，現(xiàn)代社會以自愿交易和在法律框架下的博弈進行調(diào)節(jié)，而非傳統(tǒng)社會中的曉以大義或者服從權威。

　　“喝著可樂罵匯源”的現(xiàn)象反映了轉型社會的尷尬，當社會觀念落后于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時，當人們用傳統(tǒng)社會的思維審視現(xiàn)代社會的經(jīng)濟活動，用傳統(tǒng)社會的道義與情理壓制現(xiàn)代社會的權利時，自相矛盾的雙重標準就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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