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6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1958年2月被打成右派,1956年底至1957年春季的整風鳴放時期,我一未“鳴”,二未“放”,沒有上過論壇,沒有貼過大字報,也就是說,沒有幫助黨整過風，說過一句半句意見。原因是我自 1950年參加軍事干部學校,走上革命道路,經(jīng)歷過鎮(zhèn)反、三反五反、肅反等政治運動。特別我于1952年由山東調(diào)到上海,做首長警衛(wèi)工作,接觸上層人物較多, 中國的不用說,外國的尼赫魯、艾登、西哈努克、赫魯曉夫等我都侍候過。在接近中外大人物中,也明白一些世事,在經(jīng)歷的許多事事物物中,令我驚心動魄的是饒漱石竟然成反黨頭目,彭柏山(原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是胡風分子,潘漢年(原上海常務副市長)是叛徒、反革命分子。這些人我都給他們做過警衛(wèi)工作,他們待我這個“小鬼”都很好,我把他們當首長尊敬,他們在我眼里不像壞人。他們的被捕被關被批而成為“敵人”,對我產(chǎn)生的唯一影響是革命陣營內(nèi)部的斗爭太殘酷,太可怕了。但我還是堅定地信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是正確的。不過也由此而變得謹言慎行起來,時時警策自己:出身不好,不能犯錯誤。這就是我在整風鳴放時期沒有積極參加的原因。那幺, 為什幺后來又被打成右派呢?這叫“在劫難逃”,與我的家庭出身富農(nóng)、我受傳統(tǒng)的儒家教育有關。我在參軍的前夜,父親囑我三句話:“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氣節(jié)不可奪也�！被蛟S就是這三句害得我當了右派,也害了我一生。

　　一、在反右運動中對抗情緒

　　1957年6月反右運動開始以后,我就有抵觸情緒,我對人民日報發(fā)表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chǎn)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極為反感,盡管社論說叫人鳴放不是陰謀是陽謀,而我眼見的事實卻接受不了這種觀點。有這樣十幾件事使我想不通,看不慣,說出來或表現(xiàn)出來,便構成我的右派“罪行”。

　　(一)我認為北師大黨委極左,這與黨委書記何錫麟有關系。凡是在鳴放中給何貼過大字報、揭露過他的錯誤的師生均遭他挾嫌報復而打成右派,我認為手段卑劣。

　　(二)逼迫生物系教授武兆發(fā)自殺,武自殺后,興師動眾在全校公布武的私生活,近乎下流無恥。

　　(三)中文系發(fā)生嚴景煦打江歡然事件。本來是學生之間爭論引起的過激行為,血氣方剛的作風粗暴,卻納入政治斗爭,嚴景煦被打成極右分子,現(xiàn)行反革命。因為嚴是中國志愿軍戰(zhàn)士,便令北京軍區(qū)來宣布開除軍籍,并在全校開大會批判,當場戴上手銬法辦,一個郁郁乎文哉的高等學府,一時變得異�？植�。在我當時看來,主持參與這件事的校黨委與中文系黨總支的某些人的手段近乎漢武帝手下的張湯、杜周之類的酷吏。

　　(四)辱罵盲從者。我班同學中有幾個山東人,如林修、沉明禮、張麟書、胡大鏞、王憲達、李保光等一幫子。我與林修、王憲達比較親近,現(xiàn)在也是如此。因為林修是膠東人,與我有鄉(xiāng)黨之誼；
王憲達是黨員,班里的團支部書記,我在第一學期當過班長,經(jīng)常接觸,親如手足。林修鳴放時期很活躍,成立“喀秋莎炮團”貼大字報,瞎起哄,因為我毛筆字寫得好,拉我替他寫大字報,我不肯。而反右開始一變又很積極,引起我的反感,關系疏遠起來。學校要法辦嚴景煦那天,黨委布置下來要各系各班開會,貼大字報造輿論,制造出一種群眾性激憤, 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氣氛,以表明廣大師生一致要求法辦嚴景煦。我對這種做法極為反感。中午我回到宿舍準備睡午覺,林修興沖沖推門進門,要我起來跟他去寫大字報聲援法辦嚴景煦,我說要睡覺,他把我從床上拉下來,我惱了,出口罵:“我不愿當幫兇、走狗；
你愿當你當去!嚴景煦有何罪,犯了什幺法?”我說話的時候,宿舍里還有幾位同學在場,大家聽了都很驚訝,同情我的人,認為我 “瘋”了。想立功受獎的人卻撈到難得的好材料,向年級黨支部打小報告有了機會。后來知道,為這件事,王憲達在黨員會上替我說了幾句辯解的話,而受到嚴厲批評。而林修對我的這種語言也并不十分痛恨,也只認為我是山東人的暴脾氣。但是在場的人多了,后來班黨小組搜集我的反黨罪行,他對這件事也不得不如實說。我至今與林、王二人有聯(lián)系,我認為他二人的反右運動中仍未泯滅山東人人性中厚道善良的秉性。

　　(五)鄙夷懺悔者。我們年級二班有位叫劉同中的四川同學, 入大學時剛十七歲,長得堂堂正正,身上頗有些文氣,不像是工農(nóng)家庭出身。鳴放時,很活躍, 說了許多有深度的話,可是此人被年級黨支部當作小孩子看待,是受右派分子煽惑的年幼無知者,經(jīng)黨組織的教育,幡然悔悟,痛作懺悔,請求救贖。轉(zhuǎn)而痛罵右派,積極參加年級批判的活動。這引起我的反感。他原來在我眼里是何晏、王弼式才智童子,反右以后,我感到他比我當右派還可憐。他讓人“爭識安仁拜路塵”!茫茫大千世界,似乎再也找不出一個單純的善人或惡人。我并不懷疑劉同中鳴放時說話與反右后的懺悔都是真誠的。這使我想起《圣經(jīng)》上說的,人是上帝“照著自己的形象”塑造出來的,應當具有向善的神性,但是事實上,人的罪惡很快就遭到上帝的懲罰。劉同中的從“鳴放”到“救贖”的過程,分明透露著另一世界的誘惑和召喚,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無路可走的絕望,而徹底放棄對一切現(xiàn)實存在和現(xiàn)實手段的幻想,而去做“馴服的工具”。劉同中沒有被打成右派,卻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直到大學畢業(yè),一直背到邊塞新疆去。

　　(六)看不起依附權勢有奴性的同學。我們班里有這樣幾位同學,在反右運動以前,才、學、識、德、貌都很平庸,引不起老師與同學的注目,他們也很自卑。但反右運動中在黨小組的培養(yǎng)下一變而成為“雞犬升天”的積極分子。譬如說, 有位山西的王某,專門替黨小組盯班里右派分子的哨,右派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干狗腿子的活計,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還有一位姓鄧的湖北佬,善長對右派分子深文周納,羅織罪名,無所不用其極。對待這類同學,我見到他們,就想到列寧同志的話:“奴才可能是最誠實的人,是家庭里的模范,是優(yōu)秀的公民。但他必然要虛偽,因為他的職業(yè)的根本特點就是要把他‘必須’‘忠心耿耿’為之效勞的主子的利益與供應仆人的那個階層的利益結合起來。如果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問題即從千百萬人及其相互關系看問題,就不能不得出結論說,作為社會典型的奴才的主要特點就是虛偽與膽小。”這樣的最誠實的而又是虛偽和膽小的奴才在反右期間,中文系里的教授、教師中也有,他們是我的師長,給我上過課,我點他們的名有些不太厚道,但至今,他們批判黃藥眠、鐘敬文、穆木天、李長之、啟功時的那副奴才相,在我的記憶里抹之不去。

　　(七)拒絕登臺發(fā)言批判黃藥眠和李長之兩位師長。我在入學第一年當班長,和系主任黃藥眠有所接觸,由于崇拜他,去過他家里,請教美學問題。李長之先生指導我讀過《史記》,他在1948年寫的《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在圖書館借不到,我向他借,他送我一本并給我一部沒有斷句的線裝本《史記》(兩函), 要我從頭點讀,并圈出《史記》中的十篇傳記,要我熟讀成誦。我也多次去過他的家,替他抄過稿子,他是我的恩師。這二位教授都打成了右派,因為同學中知道我與他兩位有聯(lián)系,所以組織上讓我揭發(fā)他們的反黨言行,我斷然拒絕。我說:“人家是教授,與我不談政治,只談學問,我無有什幺可揭發(fā)。即便有也不能上臺去揭發(fā)、批判,那叫什幺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嘛,我不做背叛師道的事�！边@也是我對反右運動抱抵觸態(tài)度的表現(xiàn)。同時,我對批判右派教授的斗爭，與大字報中肆意丑化,也極為反感。當時批判的范圍不限鳴放時期的言論,而是擴大到家庭出身曰:“地主資產(chǎn)階級的孝子賢孫”；
聯(lián)系歷史問題曰:“美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忠實走狗”；
揭其隱私曰:“靈魂丑惡不堪,生活作風糜爛”；
訾學問曰:“不學無術”。如在批判武兆發(fā),揭露出其有悖人倫近乎禽善的男女關系,使其再也沒有臉面見人而自殺。自殺后又讓其妻子在全校性大會上作證詞。中文系在批判啟功先生的會上,有一位清華國學院出身、以王國維為導師、王國維自沉昆明湖設祭時,他曾行跪拜大禮,令我曾崇敬不已的教授,竟然說啟功先生不學無術到將太行山“念成大行山”,令我像葉公見到真龍一樣的驚恐。揭露李長之的“罪行”中,有一位紅色黨員教授竟說其留學德國,后來在國民黨南京中央大學有納粹主義思想,效忠于蔣介石,罵過魯迅等等,我至今不敢相信是真的。事后,我曾問過李先生對這種揭露作何感想,他微微一笑說:魯迅先生在《而已集·可惡罪》中說:“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槍斃或坐監(jiān)的。現(xiàn)在才知道其中許多,是先因為被認為‘可惡’,這才終于犯了罪……我以為法律上的許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語,只消以一句話包括之,曰:‘可惡罪’。”反右時中國沒有什幺法律可依據(jù),只有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為指針。

　　(八)“偶語”招來的一頂右派帽子。秦始皇在“焚書坑儒”運動中有一條: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彼�謂“偶語”,為“相對私語”,即兩個人在私下議論。我在1957年夏天第一次反右運動過后,與張麟書同學私下議論反右運動,說反右運動使中國共產(chǎn)黨失信于天下。張當時已打成右派,為逃避批判,立功贖罪,將我們的“偶語”向黨小組密告,于是我被打成右派。

　　張麟書,山東平度縣人,1956年畢業(yè)于青島第一中學,考入北師大中文系。平時有點馬稷的派頭,是“楞頭青”式人物,鳴放期間大發(fā)議論,和班里同學爭吵辯論,明明不省世事,卻自恃聰明,說起話來不知深淺,好大言欺人,是色厲內(nèi)荏的偽魯仲連式人物,他在鳴放時的形象很像司馬遷筆下與荊軻論劍的蓋聶,或與荊卿博而爭道的魯勾踐。鳴放時很囂張,反右時又如見秦王“色變振恐”的秦舞陽。他是班里揪出的第一個右派。

　　(九)反蘇。1957年“五一”節(jié)后,與原上海市警衛(wèi)處的同事,去看望陳毅·。他訪問東德歸來不久,對我們說,他路過莫斯科與赫魯曉夫談話,代表中央和毛主席對他反斯大林的做法表示態(tài)度。陳市長(我們習慣稱呼)說赫魯曉夫是個陰謀家,把馬林可夫趕下臺,并把他與幾位忠于斯大林的老人物打成反黨集團, 是用陰謀手段,他上臺,鬧得社會陣營分裂,鬧得東歐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動蕩不穩(wěn)定。對中國擺老子黨的架勢,妄圖指揮我們黨,毛主席不聽他那一套。中蘇關系出現(xiàn)危機。

　　陳毅的話,我在與張麟書“偶語”中說了,并引而申之,預言中蘇關系必將走向破裂。我又說,1945年蘇聯(lián)出兵中國東北,在客觀上幫助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而在主觀上對中國有領土要求；
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即為蘇聯(lián)策動的,舊俄國侵占我東北與北疆大片土地,為什幺不歸還?這算什幺社會主義?總之,我在張麟書面前發(fā)表不少反蘇言論和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在1957年卻違犯了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問題》中的“六條標準”。

　　(十)對胡風反革命集團提出質(zhì)疑。曾與徐振宗“偶語”到胡風,我認為胡風與魯迅關系好,國民黨把他當作“左聯(lián)”分子。他的問題出在他的文藝思想與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一致,他要在毛主席面前標新立異,哪里能成!要讓他就范,只有用一頂反革命帽子扣住。以上十個方面構成當右派的“罪行”,在當時的政治氛圍里應該說是綽綽有余了。

　　二、被劃成右派之后的反抗

　　1957年九月以后,新學期開始,我的班長職務被撤換掉了。我越來越消沉, 惡劣的政治環(huán)境,讓我明白了沉默的重要。當時北師大已處在上帝與撒旦的兩極之間,既不會離棄前者,也無法擺脫后者,殘酷的整人斗爭預示著生活在高等學府里的知識分子善性的脆弱和毀滅。被整的打成右派的教授、職員、大學生, 多數(shù)已伏首認罪,像列寧揶揄俄國的知識分子那樣,當眾捶著自己的胸膛說: “我卑鄙,我下流!”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依附皇權慣了,沒有俄國知識分子那份顯示獨立精神的骨氣。在這期間,我時常想,反右使罪惡與知識分子人生俱在。我渴望知識,想變得更加智能才來上大學,誰知第一次反右之后,我像夏娃和亞當偷吃了“分別善惡的樹”的果子一樣,大學成了我的初次墮落,我沿著這條路陷入了永久的地獄。

　　1957年夏天,為開展反右運動,北師大到8月1日才宣布放假,但打成右派的延長到8月10日才準走,十天之內(nèi)寫交待材料,集中受訓,參加批斗會。我當時還沒有劃為右派,但為等張麟書一塊回青島,便留下來,所謂山東人講義氣。十天后乘上火車,立刻產(chǎn)生了一種自由、解放感, 兩人一路放言無忌。我的 “偶語”之罪多是在火車上犯下的。

　　等張麟書一塊回青島,黨小組及班里靠攏黨小組的反右積極分子看到眼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9月份開學后,“右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的宣傳越來越明確、越深人人的意識,當上右派與未當上右派的人都談右變色,右派已入地、富、反、壞四大階級敵人等級,我雖然頭上還未戴上右派帽子,但在班里也十分孤立,過去與我關系親密者,在教室里也不敢與我坐在一起。與他們相逢于無人的路上,偶爾看到他們會意地一笑的后面,接續(xù)一點“蟄伏狀態(tài)”的善良而已。而隨著“仁者愛人”的博愛理性的迅速破產(chǎn),反右運動的發(fā)動者把斗爭引到真理,同樣也把背信引到真理。反右運動首先造成一種困惑：一方面是階級斗爭意識的過分張揚使人性異化所產(chǎn)生的忠誠面具遮掩下對現(xiàn)世利益的追逐；
另一方面他們又感受到惟有對于惡的暴力手段的崇拜才能安慰脆弱的人生。這樣,以肯定捍衛(wèi)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為起點的整人哲學,從一開始就與極端膨脹個體的利己主義相呼應,它們相克相生,相生相滅的糾葛,伴隨著知識分子群體,構成長久折磨著心靈的“自由的非邏輯性”。因此,在每次政治運動中,都會產(chǎn)生出一小撮撤旦式的或敵人或斗敵人的人物,上帝允許他誘惑人,試探人,折磨人。

　　1957年底,政治空氣驟然緊張起來,學校不放寒假,校園的大字報多起來, 批判會多起來。我班又揪一個右派分子翁柏欽,此公在暑假批判張麟書時言語尖刻而頗有刺骨的鋒芒,頗受年級黨支部及班黨小組的稱贊。但也就在他批判別人的同時,寫信給在北京大學讀書的中學同學,“罵毛主席”。這樣的彌天大罪,收信人不敢包庇,將信上交北京大學黨委,很快就轉(zhuǎn)到北師大黨委,不必開會研究就定為極右分子,下達中文系黨總支,很快翁柏欽被“看守”起來,搜查了他的書籍、筆記、日記、衣物、信件等等,讓他寫交待材料。此公是張東蓀式的西化派基爾社會主義者,是我們年級少有的富有哲學思辯能力的學生。此公又是一位“獨行俠”,很少與人交往,除上課在課堂能見到他的影子,平常很難見到他。一個人背著書包鉆圖書館、閱覽室,晚上都到別人睡著了,他才回宿舍。這樣一位于人“相忘于江湖”而獨釣寒江雪的福建山樵,一封私人信便被人剝?nèi)オ毩⑹劳獾纳衩赝庖?每天在積極分子的監(jiān)護下去校園抄大字報。元旦后,班里第一個被批判的就是他。幾十年后他對我說:班里黨小組不想把他打成右派, 是外邊來的材料,他有點像啟動先生的情形,啟先生在中文系人緣極好,在北京畫院鳴放會上轉(zhuǎn)彎抹角地說了一番話,也是材料轉(zhuǎn)來師大被定成右派的。這正是對于撒旦的最后剿滅要等到耶穌“第二次降臨”的時候。

　　元月17日在教育樓二樓室召開批判翁柏欽的會,早八時我去參加。黨小組長張本性同學通知我,不要參加此會,讓我回宿舍反省,寫思想檢查,準備向全班同學交待問題。什幺時候開會,等通知。

　　聽罷張本性的話,馬上意識到我當右派的命運已經(jīng)定了。回到新樓宿舍, 推門見王禎祥在里邊。心想他為什幺不去參加會?王同學已擺出與我“割席” 的態(tài)度,我也不與他說話,整個上午沒有坐下來寫材料,一直在思索如何應付這一人生劫難。心想只要人了“白虎堂”是甭想平安地出來。想到那幺多的名人、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像黃藥眠、鐘敬文、李長之、陶大鏞、費孝通、錢偉長、錢端升等等,都默默地承擔著這場苦難,我算什幺呢?想到這里,反而比未接到通知寫檢查前輕松多了。原來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整天像站“秦坑”邊緣,恐怕別人把自己推下去,時下做“坑儒”已成定局。不知為什幺,元人臧懋循贈吳稼澄的一首詩閃人腦際,我整上午都默誦它:

　　貝錦休嗟謗已成,

　　清朝難得是狂名。

　　鮮魚歸豈同張翰,

　　鸚鵡才原嫉禰衡。

　　色為棒心翻絕代,

　　璧因刖足轉(zhuǎn)連城。

　　如云賦客徒推彀,

　　世路崎嶇不可行。

　　默誦此詩,在想自己進大學一年半,所作所為太張狂。如班里同學在我面前談起年級黨支部書記杜衡同志,說他來自新華社,是“老革命”。我說:“他在新華社不過是一名提水掃地的小小勤務員而已,有啥值得羨慕的!”又如平房一號男生宿舍議論某女黨員,進大學半年就與原來的男朋友吹了,我貶之曰:“女陳世美!”這些言論都被那些好打小報告的積極分子有意無意的匯報上去。所以,正如幾年后,翁柏欽同學對我說的:“你是年級、班里黨組織要把你打成右派的；
我是因?qū)γ�主席他老人家失�?校黨委要把我打成右派,班里黨小組并不想打�！�

　　到吃中午飯,我去北飯廳,王禎祥跟著我,下午我到圖書館,他也跟著。我恍然大悟,原來他是受命于黨小組看管我的,發(fā)自內(nèi)心的輕蔑地一笑:“啊呀! 我的身份提高了,黨組織給我派來警衛(wèi)員。”我想到莎士比亞洞察過多少人的隱秘,在最后的傳奇劇里把希望交待飄然而去的精靈。王禎祥進大學讀中文系, 沒有學好莎翁而進戴氏之門。

　　1958年1月22日早晨,王禎祥“押”著我來到教育樓二樓東頭臨街教室門口,他進去報告,帶我進去,教室的桌子擺成一個大長方形,全班同學圍坐著,已嚴陣以待我這個敵人了。張本性宣布開會,令我作檢查,我如實交待上文第一部分中的(三)、(四)兩個問題,以及其它一些不能上綱上線的錯誤。當然我的檢查不合乎要求。我想再深刻也沒有用,還得挨批斗。我自問自己不是右派, 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檢查什幺呢?

　　我的話未說完,黨小組讓大家發(fā)言,其實在我來之前,已經(jīng)開過積極分子會,將我的“罪行”布置給他們,讓他們作“炮彈”。于是,積極分子爭先發(fā)言。揭發(fā)我反蘇、攻擊肅反運動、誣蔑反右運動,對抗黨支部及黨小組的領導,仇視積極分子等等。讓我認罪,我不承認,便叫來張麟書對證。積極分子提出一條問張麟書:“這是不是袁伯誠對你講的?”張俯首答曰:“是”。如是對證多條。

　　原來,我與張麟書在火車上“偶語”的事,張在返校后在黨小組的威逼利誘下都寫成揭發(fā)材料,以立功贖罪啊,原來舒蕪就是這個樣子,可憐!可憐!

　　批斗會結束,讓我繼續(xù)交待認罪,否則人民是不會寬恕的。中午到北飯廳吃飯,一張揭露我反黨“罪行”的大字報在北墻上貼出來,標題為“揭露右派分子袁伯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署名中二(一)班學生。主要內(nèi)容批斗會上的那幾條以外,多了一條家庭罪惡:(1)我父母均被“管制”,是地富分子；
(2)我父親參加過“黃道會”,土改運動中逃亡到濟南,我在濟南軍隊上包庇他；
(3)我舅舅是流氓地痞分子被當?shù)厝罕姶蛩馈Ｎ铱春筝p蔑地一笑。

　　三天之后(即元月25日)黨小組再次組織全班同學批斗我。我就家庭問題作了以下說明:

　　第一,我1957年8月回家,我家上還掛著“軍屬”革命家庭的木牌子。

　　第二,我父親在1948—1949年春在即墨縣與青島為共產(chǎn)黨做過三件事我知道。一是膠東南海司令部有一位沙參謀通過我父從即墨、青島國民黨統(tǒng)治機構購買軍火,直接用國民黨駐即墨師部的名義用大卡車運到西楊頭村(離即墨城十華里),解放軍派大車來拉走。一是解放軍的偵察人員多次到即墨城、青島市活動,住在我三伯父在河南開的商號里。有一次一位牽牛來的姓李的剛走半天,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來到商號,將三伯父捉去,店內(nèi)東西搶劫一空。后來我三伯父被花錢保釋出來,商號卻因此倒閉了。一是青島解放前夕,據(jù)說是一位黨的高級干部要進青島,由我父親利用他與國民黨軍的一位師長結拜兄弟關系, 用小吉普車接送、進出國民黨軍設的“卡子”。

　　第三,關于我舅舅,當過共產(chǎn)黨的村長,是地下黨員,1947年秋國民黨重點進攻膠東,被還鄉(xiāng)團活埋。我說的以上幾點可以到當?shù)厝フ{(diào)查。

　　但是我的解釋遭到猛烈的批判。說我為反動的地主富農(nóng)家庭喊冤叫屈,反攻倒算,妄圖推翻偉大土地改革運動的成就,奪回貧雇農(nóng)得到的勝利果實。

　　黨小組長總結時說:“這是袁伯誠又一次向黨發(fā)動的猖狂進攻!我們要堅決打垮他的進攻,打掉他的囂張氣焰�！�

　　第二天上午,中文系黨總支找我談話,在王禎祥的“警衛(wèi)"下,到教育樓二樓總支辦公室�？傊Ц睍�記汪郁馥(女)先生拿出一張表讓我看,原來是一張“右派分子登記表”,“罪行”欄目里,即批斗會上所謂群眾揭發(fā),組織認定的“五條罪狀”。表上有一欄要右派本人填寫的意見。汪副書記要我承認罪行并簽字。我對汪副書記說:“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是革命者,我拒絕簽字。”汪說:“抗拒下去,后果更嚴重。認罪簽字,可以爭取從寬處理。你回去,再想想,想通了,還可以給你一次悔改的機會�！蓖舾睍�記說罷,很生氣,揮手讓我走。

　　大概又過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只記得是星期天晚上,在文史樓一樓的一個大教室里,組織了年級三個班對我進行批斗,是由黨支部委員盧志恒主持。每班指定幾位積極分子發(fā)言,他們都作過充分準備,有發(fā)言稿,一班有鄧先正和楊桂欣。其它二個班的發(fā)言人記不清了。楊桂欣同學在發(fā)言中說:“右派分子袁伯誠是美帝國主義、蔣匪幫的走狗,如果蔣介石反攻大陸,他一定要打著白旗去迎接!”這幾句話把我激怒了,我當即打斷他的發(fā)言,大聲說:“我參加革命時,你還穿著開襠褲在青天白日旗下,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呢!”楊桂欣同學聽罷打了我兩記耳光,(當時我也站在講臺上接受批判)我喊出:“卑鄙、無恥!法西斯,納粹黨徒!”

　　我這一罵,臺下的人愣住了,會場靜了兩分鐘,張本性才喊出:“極右分子! 極右分子!”喊罷,她與盧志恒竊竊私議之后,宣布:“大家暫時不要動,待請示總支、黨委再說�！辈⒉贾脦孜簧眢w強壯的同學將我看守起來。

　　大約待了一個小時,張、盧引來保衛(wèi)科的張科長,將我戴上手銬,帶出教室, 先回到宿舍,將鋪蓋、衣物收拾好,保衛(wèi)科的兩位同志拿到樓下,一輛小吉普車在那里停著,上車以后,因為給我戴的是背銬子,張科長給我打開手銬,我坐在后邊中間,兩邊坐著保衛(wèi)科的兩個人。我問張科長:“把我送到哪兒?”張說:“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贝蠹s在路上走了四個小時左右,車停下來,下車一看是一個非常空曠的大操場式的地方。有一幢西字形龐大的平房建筑物。西字形正中大門上掛著一個牌子:北京西郊農(nóng)場。

　　[袁伯誠（1934-2007）1934年12月24日出生于山東即墨。1950年參加軍事干部學校，不久被山東軍區(qū)司令部派往山東省公安干校培訓。1950年末，調(diào)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

期間，華東警衛(wèi)團與上海警衛(wèi)處合并，遂于1952年調(diào)上海警衛(wèi)處做首長警衛(wèi)工作，先后給陳丕顯、饒漱石、宋慶齡、陳毅等做警衛(wèi)工作。1956年8月調(diào)華北戰(zhàn)犯審判領導小組工作，同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大學二年級，即1958年2月被打成右派。1961年分配到西吉縣中學任教；
1964年12月因詩稿《嘔血集》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入獄，被監(jiān)禁三年又八個月；
1972年5月16日平反，是年到興隆中學任教；
1974年到楊茂小學任教；
1976年8月到下堡小學任教；
1977年春到將臺中學任教；
1978年秋到原固原師專（現(xiàn)寧夏師范學院）任教。1988年調(diào)青島師專（現(xiàn)青島大學師范學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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