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27日，是晚清政府立憲一百周年的紀念日。一百年前的這一天，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走上了立憲救國的不歸路。

　　這條路能走得通嗎？且讓我們從頭屢過百年前的風云際會。

　　維新已死，果實猶存

　　坊間大多數(shù)論著，提及1908年的《欽定憲法大綱》，大都會從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講起。可是事實上，歷史的發(fā)展卻不是如同孫悟空出世一樣從石頭窩里崩出來。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古之人不余欺耶。

　　在中國近代現(xiàn)代史上，立憲救國絕不是一個新東西。根據(jù)夏新華等編的《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一書提供的信息，最早主張開眼看世界的魏源、太平天國里的洪仁玕、洋務運動早期的鄭觀應等等，都提出過立憲之利。管他對不對，管他有沒有道理，總之中國提立憲這事，肯定不是1905年才拍拍腦門想起來的。

　　但也有一點不容否認的，那就是1908年立憲的思路，幾乎全盤承襲于十年前的維新變法。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之時，康有為、梁啟超亡命海外之時，他們可能都沒有想到，他們孜孜以求的立憲大計，居然在十年后由清廷當局主動采用了。是維新派高明呢？還是立憲救國乃大勢所趨？

　　我們且看看前引“史料薈萃”中康有為1898年7月的“請定立憲開國會折”、“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在前一折中，康有為指出，“妾聞東西各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故人君與千百萬之國民，合為一體，國安得不強？吾國行專制整體，一君與數(shù)大臣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而在后一折中，康有為針對大學士孫家鼐諫諍說“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之論，再次重申，“竊惟東西各國之所以致強者，非其政治之善，軍兵炮械之精也。在其舉國君民，合為一體，無有二心也�！倍�在孔祥吉編著的《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一書中，康有為立憲方可救國之議論更是比比皆是，讀者不能不察。

　　維新派中梁啟超在變法、立憲方面的呼吁，更是由于其才氣而不脛而走。我們且看看1896年“論不變法之害”一文中，擲地有聲的第一段：

　　今有巨廈，更歷千歲，瓦墁毀壞，榱棟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
或則睹其危險，惟知痛哭，束手待斃，不思拯救；
又其上者，補苴罅漏，彌縫蟻穴，茍安時日，以覬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搖一至，同歸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廢壞，廓清而更張之，鳩工庀材，以新厥構，圖始雖艱，及其成也，輪焉奐焉，高枕無憂也。惟國亦然，由前之說罔不亡，由后之說罔不強。

　　梁啟超在此文中以印度、土耳其不思求變、淪為藩地的事實為例，提出：“要而論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于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已，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
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边M而提出日本、土耳其、印度、波蘭等正反兩方面的例證，勸慰朝野上下變法立憲以求自強。

　　讀者諸君看看，十年后清政府搗鼓的那些立憲游戲，跟維新派的思路相比，有多少新意呢？——更為吊詭的是，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回來的報告，居然是請梁啟超和楊度執(zhí)筆，這是哪門子新立憲嘛？！

　　變法改制為救亡

　　戊戌的血跡未干，中國次第發(fā)生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lián)軍侵華事件。老邁昏聵的慈禧與光緒匆匆忙忙逃出京城，一路顛沛流離方抵達西安。

　　還都前后，劉坤一、張之洞等聯(lián)名上奏，史稱“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改制變法之聲不絕于耳。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避難的慈禧太后發(fā)布了著名的“變法上諭”：

　　自播遷以來，皇太后宵旰焦勞，朕尤痛自刻責，深念近數(shù)十年積習相仍，因循粉飾，以致成此大釁。現(xiàn)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圖富強。懿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
懲前事之夫，乃可作后事之師。自戊戌以來，偽辨縱橫，妄分新舊，康逆之禍殆更甚于紅拳。迄今海外逋逃，尚有以“富有”、“貴為”等票誘人謀逆，更藉“�；省�、“保種”之奸言為離間兩宮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該逆等乘朕不豫潛謀不軌，朕吁懇皇太后訓政，乃拯朕于瀕危而鋤奸于一旦。翦除亂逆，皇太后并非不許更新；
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執(zhí)中以御，擇善而從，母子一心，臣民共見。令者恭承慈命，一意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之足跡。

　　讀者諸君需要明白，慈禧此舉，可不意味著這位世界上權力最大的老太太突然對立憲之舉感起了興趣。作為最高當權者，盡管大家對慈禧當年花費海軍經(jīng)費為賀壽并導致甲午戰(zhàn)爭失敗之責，大都敢怒而不敢言，恨在心里，滿朝大臣包括如李鴻章在內背黑鍋者，該三呼萬歲還得三呼萬歲，該謝主隆恩還得謝主隆恩。但慈禧并不是一個很笨的女人，她難道不知道這個國家如何操持？！

　　說穿了一句話，慈禧發(fā)動變法，更多是為了跟康梁之輩以及星星點點的革命黨人爭奪話語權，既然立憲變法是當時政治正確的不二法門，那么大家就都掛起立憲變法的羊頭，賣起各有各的小算盤的狗肉吧。

　　這也是慈禧發(fā)動的立憲變法為什么一直雷聲大、雨點小的原因。立憲變法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要真正動真格，還得日俄戰(zhàn)爭這把東風呀。

　　立憲戰(zhàn)勝專制的活教材

　　如果說八國聯(lián)軍侵華事件激發(fā)了最高當權者變革改制的意志，那么1904年發(fā)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日俄戰(zhàn)爭，則在朝野各方掀起了軒然大波，事實勝于雄辯，立憲壓倒專制已經(jīng)是不爭的事實。

　　就各國侵華來說，西方國家對中國市場和原料的興趣，遠遠高于其對領土的要求，而我們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以及俄國，最感興趣的卻就是中國的領土。日、俄對華領土之爭此消彼長，中國方面則“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哪敢置喙？甲午海戰(zhàn)之后，日本通過《馬關條約》攫取了大量領土。日本勢力興，必然意味著俄國利益受損，俄國忙不迭拉著德法搞了個“三國干涉還遼”事件，借著替天行道的名義來了個“利益均沾”。

　　讀者諸君想想看，肉已經(jīng)入了狼口，小日本怎么可能把煮熟的鴨子再讓飛了呢？那時小日本打中國，也是費盡全力才贏下甲午戰(zhàn)爭的，對于俄國的替天行道，只有忍氣吞聲了事，通過賠款換土地，把遼寧還給清廷。這是十年之前的事情。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可是十年后，日本韜光養(yǎng)晦，再次備足了力量來跟俄國討價還價，此次還糾結了英國，可謂來勢洶洶。你不退我不讓，日俄之戰(zhàn)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既然為中國利益而戰(zhàn)，那么就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打吧。

　　1904年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戰(zhàn)。戰(zhàn)爭持續(xù)了一年多，直到1905年的9月5日，日俄雙方才在美國的斡旋下在《樸次茅斯和約》上簽字。根據(jù)這個和約，日本獲得庫頁島南部，取得了旅順和大連的租借權、長春至旅順間的鐵路及其支線的管轄權，并攫取了對朝鮮的實際控制權。這場戰(zhàn)爭把俄國拖入了死胡同，十多年后的十月革命則與此陳陳相因也。

　　就這場侵略者之間瓜分勝利果實的戰(zhàn)爭，在中國輿論界卻被化約成君主立憲戰(zhàn)勝專制的活教材。輿論忽略了日本為了戰(zhàn)勝俄國，在軍事方面苦心孤詣的準備，只認為立憲政體優(yōu)于專制政體，清廷要想擺脫覆亡的命運，依憲治國乃是必走之路。這可不像美國輕松戰(zhàn)勝薩達姆的伊拉克和塔利班的阿富汗，美伊、美阿之戰(zhàn)中科技的優(yōu)勢無以復加，而絕非什么民主戰(zhàn)勝專制了。

　　革命黨人的人體炸彈

　　日俄戰(zhàn)爭尚未結束，晚清政府下定決心立憲救國。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發(fā)布上諭，“派載澤等分東西洋考察政治”，直陳朝廷的難局：“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shù)年以來，規(guī)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請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茲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其求治之情，躍然紙上。

　　然而，正應了好事多磨那句俗話，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喜劇，一不小心就被革命黨人吳樾的人體炸彈搞成了悲劇。1905年9月24日上午，五大臣率隨員擬從正陽門火車站出發(fā)，前往東西洋取經(jīng)，熟料，吳樾的恐怖襲擊就在火車將開未開的那一瞬間開始。我們且看看載澤等給朝廷的奏折所述當時情形：“是日巳刻登車，正擬開行，陡聞轟震之聲甚為劇烈，并見煙氣彌漫，窗檽皆碎。查系炸彈猝發(fā)，臣等趕即下車。臣載澤額角已受微傷，臣紹英耳后發(fā)際及臂上受傷略重，隨員、仆從亦間有被傷者。”

　　革命黨人的此番行為，也將自己逼上了輿論的對立面，盡管他們沒有宣稱對此次爆炸事件負責。端方致電上海報界，“炸藥爆發(fā)，奸徒反對憲政，意甚險惡，然益證立憲不可緩也�！倍�各地方大員也次第致電朝廷，“此事必是革命黨人中所為，蓋恐政府力行新政，實行變法立憲，則彼革命伎倆漸漸暗消，所以行此狂悖之舉，以為阻止之計。當此更宜考求各國政治，實行變法立憲，不可為之阻止�！�

　　包羅萬象的考察憲政

　　還好載澤紹英等不是“范跑跑”，遭遇恐怖襲擊后短暫療養(yǎng)，再次秘密踏上了取經(jīng)的行程。由于受革命黨人的人體炸彈影響，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名單稍有調整，并分兩路：載澤、尚其亨、李圣鐸前往日本、英國、法國、比利時；
戴鴻慈、端方前往美國、德國、奧匈、俄國、意大利。而其隨員中，大都是后來歷史上青史留名的大腕兒，諸如施肇基、夏曾佑、熊希齡、伍光建等等。

　　從世界法制發(fā)展與繼受的角度而言，清政府此次派要員出洋考察憲政的舉動，恐怕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也注重對德國憲政的考察，但其拉風程度較之后來的清政府的考察，差得遠著呢。而中國后來的歷史，革命一成功，六法全廢除，正像《蘇三起解》中崇公道的唱詞，“王法，屁法，他媽的個頭發(fā)，我給你歇了吧，看誰把我可咋呀�！奔幢憬裉焯焯旌耙婪ㄖ螄�，政治局領導天天搞法治講座，可論及虛心學法的程度，還是晚清統(tǒng)治者最深。

　　那么我們要問了：為什么會選擇這五個大臣而不是其他諸如張之洞、劉坤一等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呢？鐘叔河先生在給戴鴻慈的《出使九國日記》寫的序言中指出，“他們從來不能代表中國士大夫階層中那些傾向進步的力量。但是，在當朝滿漢大臣中，這幾個人并非特別昏愚，特不算極端頑固。他們看到了革命的危險，看到了政治不‘善’是革命‘逆說橫流’的根本原因；
同時也知道‘方今各國政治藝術，日新月異，進步正速’，其中就包括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的日、德、英、奧、意、比等國家�！�

　　那么我們還要要問了：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究竟怎么個考察法？具體的情形，讀者就需要翻閱戴鴻慈寫的《出使九國日記》和載澤的《考察政治日記》了。這兩部著作都不難找，八十年代鐘叔河先生主持“走向世界叢書”時先后選入，而最近據(jù)說這套珍貴的史料又要重版呢。

　　閑言不綴。經(jīng)過一大圈眼花繚亂、包羅萬象的“全球通”式的履行，1905年載澤領銜上奏的“奏請以五年為期改行立憲政體折”，成為他們這一圈考察的政治報告：

　　竊維憲法者，所以安宇內，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且夫立憲政體，利于君，利于民，而獨不便于庶官者也�？几鲊鴳椃ǎ�皆有君位尊嚴無對，君統(tǒng)萬世不易，君權神圣不可侵犯諸條，而凡安樂尊榮之典，君得獨享其成，艱鉅疑難之事，君不必獨肩其責。民間之利，則租稅得平均也，訟獄得控訴也，下情得上達也，身命財產(chǎn)得保護也，地方政事得參預補救也。之數(shù)者，皆公共之利權，而受治于法律范圍之下。至臣工則自首揆以至鄉(xiāng)官，或特簡，或公推，無不有一定之責成，聽上下之監(jiān)督，其貪墨疲宂、敗常溺職者，上得而罷斥之，下得而攻退之。東西諸國，大軍大政，更易內閣，解散國會，習為常事，而指視所集，從未及于國君。此憲法利君利民，不便庶官之說也。而諸國臣工，方以致君澤民，視為義務，未聞以一己之私，阻撓至計者。

　　對于立憲的步驟，出洋考察大臣的建議是：

　　……臣等反復衡量，百憂交集，竊以為環(huán)球大勢如彼，憲法可行如此，保邦致治，非此莫由。惟是大律大法，必須預示指歸，而后趨向有準。開風氣之先，肅綱紀之始，有萬不可緩，宜先舉行者三事：

　　一曰宣示宗旨。日本初行新政，祭天誓誥，內外肅然，宜略仿其意，將朝廷立憲大綱，列為條款，譽黃刊貼，使全國臣民，奉公治事，一以憲法意義為宗，不得稍有違悖。

　　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今州縣轄境，大逾千里，小亦數(shù)百里，以異省之人，任牧民之職，庶務叢集，更調頻仍，欲臻上理，戛乎其難。各國郡邑轄境，以戶口計，其大者亦僅當小縣之半，鄉(xiāng)官恒數(shù)十人，必由郡邑會議公舉，如周官鄉(xiāng)大夫之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庶官任其責，議會董其成，有休戚相關之情，無捍格不入之苦，是以事無不舉，民安其叢。宜取各國地方自治制度，擇其尤便者，酌訂專書，著為令典，克日頒發(fā)，各省督撫分別照行，限期蕆事。

　　三曰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集會、言論、出版三者，諸國所許民間之自由，而民間亦以得自由為幸福。然集會受警察之稽察，報章聽官吏之檢視，實有種種防維之法，非若我國空縣禁令，轉得法外之自由。與其漫無限制，益生勵階，何如勒以章程，咸納軌物。宜采取英、德、日本諸君主國現(xiàn)行條例，編為集會律、言論律、出版律，迅即頒行，以一趨向而定民志。

　　以上三者，實憲政之津髓，而富強之綱紐。

　　立憲之利

　　國內外形勢如火如荼，一番考察之后，出洋大臣們也終于可以依葫蘆畫瓢，指天畫星星地告訴同僚與慈禧，憲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了，于是，請求立憲的奏章雪片般飛向朝廷。

　　1906年8月26日，載澤上奏“奏請宣布立憲密折”�？梢哉f，正是這份密折，堅定了慈禧立憲的信心，因為在這份密折中，載澤以日本憲法為例，根據(jù)日本法學大家伊藤博文與穗積八束的講解，歸納出君主立憲制中十七項君主大權，諸如立法權、操控議會權、人事權、兩軍統(tǒng)帥權、財政權等等。慈禧等當朝者當然會對此很關心，畢竟立憲事小，自身權力事大。這份密折還闡述了最重要的立憲之利：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這些，難道不正是慈禧們最關心的嘛？同一天，端方亦上奏“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以俄國為例，鼓勵清朝當局不光要積極立憲，而且還得積極脫離專制政體，“取任人而不任法者，一變?yōu)槿畏ǘ�不任人”，實行那個時代的依法治國。

　　載澤、端方的奏折加強了清政府立憲的決心。但終究，清政府還是持觀望態(tài)度，只是在這年的9月1日發(fā)布“宣示預備立憲諭”：
“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tǒng)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guī)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涂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擬定，次第更張，并將各項法律詳慎厘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務，整飭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shù)年后規(guī)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

　　上諭發(fā)布前后，朝廷諸臣紛紛上奏，為預備立憲出謀劃策。江蘇學政唐景崇提交了“預籌立憲大要四條”，認為立憲必須“先發(fā)明立憲宗旨”，“當斷定立憲主權”，抓“國民普及教育，所以造成立憲資格”，抓“地方自治政策，所以培成立憲基礎”等等。御史王步瀛奏議，認為改良政治必先統(tǒng)一事權，即通過開明專制的方式實現(xiàn)憲政轉型。內閣中書劉坦也就預備立憲之方法發(fā)表了自己的意見，“先行地方自治”，“編輯憲法說明書”，“各學堂增設憲法教科”、“各省官紳設憲法研究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想從改革中央官制、抓好地方自治、推動普法教育等角度來推動立憲。對此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前述“史料薈萃”以及《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一書。

　　立憲的異議者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朝廷中樞已經(jīng)發(fā)布上諭，決定預備立憲，但反對立憲的聲音依然不絕于耳。諸多諍諫者們，試圖以對抗中央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忠貞。

　　比如內閣學士文海。文海在一紙奏折中指出立憲有六大錯：第一，五大臣以考察政治之名始，卻以建議立憲終，屬于偷梁換柱；
第二，立憲者建議裁撤軍機大臣，設置內閣總理，有回歸日本立憲前藩鎮(zhèn)割據(jù)之嫌；
第三，中國法制紛繁詳盡，立憲者動輒評議，屬于劍走偏鋒；
第四，中國與西洋各國風土人情各異，不能照搬法度；
第五，變法求速成，違背了立法宜緩不宜急的客觀規(guī)律；
第六，預備立憲一起，原先已有起色之籌餉、練兵之舉全部廢弛，造成浪費。

　　內閣中書王寶田等，亦條陳“立憲更改官制之弊”，提出四大謬誤之處：其一、日本實際情況與中國國情相別甚大；
其二、德國實際情況與中國國情相別甚大；
其三、俄國國勢衰弱自有其理由，不全是政制之原因；
其四，歐洲國家成敗得失亦有其自己的國情。歸根結底，王寶田等認為各國有各國的國情，盲目照搬外國經(jīng)驗并不足取。

　　甚至連江蘇巡撫陳夔龍這樣的地方大員也明目張膽反對立憲變法。陳夔龍認為，“近來預備立憲之舉，頗為海內外歡迎，而歡迎之故，無非歆動于地方自治一言。其實程度未到，自治恐為召亂之階。即僅僅更改官制，似無大弊，而多更一制，即多一耗材之地�！�

　　我們常說美國制憲過程中有“偉大的異議者”。其實在我看來，中國立憲風潮中，這些不看風向固執(zhí)己見的官僚們，在中國尚未產(chǎn)生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的歷史條件下，何嘗又不是偉大的異議者？！百年而后，再聽聽這些金玉良言，似乎也還有那么些道理。

　　立憲不可擋，清廷不可救

　　然而，立憲終究還是大勢所趨，那些反對的聲音，只是為當時轟轟烈烈的立憲運動做個精妙的注腳，——運動者也，轟轟烈烈來，熱熱鬧鬧走，中國朝野各方精于此道者不知幾希。

　　職是之故，在1907年開始更改官制、訓練地方自治、設置地方咨議局等諸多措施次第頒行后，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也就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了。

　　《欽定憲法大綱》全文網(wǎng)絡上比比皆是，在此不再綴引。但需要提醒讀者諸君注意的是，該法規(guī)在用十四條內容保證君主大權的同時，也附了一個中國版的《權利法案》，尤其是第二條表達自由條款，“臣民于法律范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準其自由�！钡谌龡l正當法律程序條款，“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jiān)禁、處罰�！薄�…均表現(xiàn)出了前衛(wèi)而又積極的意義。這些條款即便在今天看來，似乎也不過時呢，難道不是嗎？

　　然而，晚清政府的昏聵腐朽，坐視革命黨勢力茁壯成長，人體炸彈一天多似一天，革命殺伐之聲響徹華夏，一不小心楚望臺軍械庫的擦槍走火，居然演繹成了影響中國百年命運的辛亥革命。從此中國又是“解放區(qū)的天”了。此是后話，暫且不表。

　　2008年8月19日于昌平軍都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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