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作家、1970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多以思想性、政論性、揭露性為主，且大多卷帙浩繁，但他也寫有《微型故事》（載《我不能沉默》P.194~202，劉文飛編，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這樣短小的散文化作品。“這些斷章所體現(xiàn)出的那種對人生和自然的溫情、那種細(xì)致入微的藝術(shù)筆觸，讓人看到了索爾仁尼琴的另一面”(劉文飛語)�！段⑿凸适隆穼懹�1960年代，但首次發(fā)表遲至1989年。

　　在《一天的開始》中，索氏提到三十來位青年在林中空地上做早操，而不是祈禱。他寫道：“在我們這個時代，見一個人每日都耐心地、關(guān)注地伺候自己的身體，誰也不會覺得吃驚。但是，如果他以同樣的方式伺候自己的精神，卻可能會受到凌辱�！弊骷覍χ粶�(zhǔn)人們關(guān)注身體不準(zhǔn)人們關(guān)心精神的時代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同樣在《我們是不會死的》一文中，索氏對人們漠視死者的態(tài)度也給予了嚴(yán)厲的批評。在《沿奧卡和旅行》中，索氏認(rèn)為在古老的教堂和鐘樓里，“我們的祖先砌進了他們所有美好的愿望、對生活所有的理解”，而教堂的鐘聲“能使人擺脫對現(xiàn)實的屈服”并向永恒奉獻一點時間或思考，那些毀壞教堂的人“總是自私的，也常常是惡意的”。這三篇文章都反映了索氏對宗教的虔誠，對物質(zhì)的追求和攫取使人們忘記了對靈魂的拯救和自贖。相對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世界”，馬太·阿諾德的“詩歌拯救我們”，也許索氏在此表達的是“宗教拯救人類”的觀點？

　　在《篝火和螞蟻》中，“我”把一根枯枝扔進篝火，但沒注意到枯枝中住著滿滿一窩螞蟻，枯枝燃著后，群蟻一開始急忙鉆出來逃命，于是“我”把枯枝抽到火堆的最邊緣處，以便螞蟻從枯枝里爬出來逃離篝火。但奇怪的是，群蟻剛克服恐懼，就又翻過身來，轉(zhuǎn)著圈兒，“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拖它們向后，返回失去的祖國！其中的許多螞蟻復(fù)又爬上燃燒的樹枝，在樹枝上奔走，最后就死在那兒”。螞蟻情愿被火燒死，也不離開故國，這種愛國精神難道不正是索氏的人格寫照？帕斯捷爾納克因為害怕被逐出國門，所以忍痛放棄諾貝爾獎，而索氏也是害怕被逐才不去瑞典領(lǐng)獎。在《第一圈》中，索氏曾借伊薩克·卡干之口說到被驅(qū)逐出境乃是一種“與死刑只有細(xì)微區(qū)別，但比二十五年苦役可怕得多的刑罰”，“相當(dāng)于精神的閹割”；
在《牛犢頂橡樹》中，索氏談到數(shù)學(xué)家伊·羅·沙法列維奇時說“他決心寧愿留在祖國并為了祖國而死，而不愿在西方國家求得生存”；
索氏在致蘇聯(lián)作協(xié)書記處公開信中指出：“我所擁有的是我腳下的家鄉(xiāng)的土地，我聽到的是她的痛苦呻吟，我寫的是她的艱難經(jīng)歷”，因此被逐出國門二十年后，索氏還是回到了祖國，這就是俄羅斯優(yōu)秀知識分子的愛國心！

　　在《沙里克》中，一條名叫沙里克的小狗從幼崽時就被人用鏈條拴了起來，現(xiàn)在它的主人放了它，讓它在院子里溜達，沙里克歡快極了，像兔子似的跳躍。正巧這時候“我”給它拿去一些雞骨頭，“它跑到我身邊，碰了我的手，嗅了嗅，然后肚皮卻蹭著雪地跑開了！它像是在說：我不需要您的骨頭，我要的只是自由！”為了自由，索氏也曾多次放棄遞到他口邊的骨頭：向列別捷夫請求免除參加1963年6月舉行的蘇共中央全會的崇高榮譽；
對特瓦爾多夫斯基為他爭取的參加“歐洲作家聯(lián)盟”有關(guān)長篇小說命運討論會的代表名額不但毫不領(lǐng)情而且騎車溜走……

　　這組《微型故事》，有的直抒胸臆、直奔主題，有的托物言志、借物抒情，有的在冷峻的直陳事實背后富于濃厚的弦外之音……名為微型故事，實有微言大義，充分展示了索氏作為成熟作家的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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