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我為什么選擇了文學》中說到了立志當作家的原因，有了這個原因，就決定了后面要發(fā)生的事情：我上大學選擇的是中文系，畢業(yè)以后謝絕了留校任教，而是到一個文學期刊當編輯，編輯出版工作進而成為了我終身的職業(yè)……既然從事的是編輯出版工作，而我自己又在搞文學創(chuàng)作，自然要和很多著名或者不著名的作家打交道，自然要對某一時期的某些作家和作品產(chǎn)生看法——這是一個廣泛的話題，不是三言兩語能夠交代清楚的，所以我今天不說這個。我要說的是對最近五年或者六年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看法，這個看法，簡單說來猶如標題所示：在中國思想者的陣地上，沒有當代文學的身影，在推進社會進步的努力之中，中國作家集體缺席了。

　　看法是不是有一點兒極端了？

　　讓我慢慢道來。

　　2

　　二零零二年秋季，在某種權(quán)力作用下，我進入到了人生事業(yè)的困局之中，這種處境使我有機會重新開始由于全身心投入職業(yè)工作而中斷了十年之久的小說創(chuàng)作——這句話的另一個意思是，我終于能夠重新面對自己的內(nèi)心和靈魂，想自己愿意想的事情、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了。

　　我當時的一個強烈愿望反而不是急迫地進入到小說世界，急于“說出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我在《我為什么選擇了文學》中交代過，這是我插隊的時候立下的一個宏愿）。這次，我就像遇到車禍蘇醒過來的人那樣，非常想弄清楚我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為什么會遇到這樣的事情？我必須尋找能夠幫助我解答疑惑的人。

　　我首先遇到了李慎之。

　　我曾經(jīng)在一篇文章中說，李慎之是我在精神荒原上孤獨徘徊之時遇到的第一個救贖者，他就像上帝一樣指出了這個世界的秘密，沿著他所指引的通道，我結(jié)識了更多的思想者，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原來在文學之外竟然有如此深刻的存在，這對于把文學作為最崇高事業(yè)看待的人來說不啻為極大的沖擊，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下了一個斷言：中國最深刻的思想者不在文學界，不在那些花花綠綠的小說、散文、戲劇之中。

　　正是在這些思想者指引下，我開始進入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的神圣殿堂，開始了解霍布斯、洛克、潘恩、黑格爾、叔本華、尼采、哈耶克、波普爾、韋伯、湯因比、馬斯洛、阿倫特、羅爾斯甚至于更早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等。

　　我從來不認為我弄懂了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雖然在一些文章中經(jīng)常會涉及有關(guān)的話題，我也只是在我所理解的文學的意義上議論它們，正是這種意義，深化了我對于文學本質(zhì)的理解，也正是在這種理解的基礎(chǔ)上，我重新寫作了二零零二年以前完成初稿的長篇小說《危險的移動》（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我在這本書的“后記”中專門說到了我上面談?wù)摰哪欠N狀況：“這本書最初寫作于五年前，寫完以后，按照我的習慣把它封存了起來，打算讓它潛沉一段時間，再擇機進行修改。我開始寫作并最終完成了另外一部在我看來同樣重要的作品。這期間，社會思潮在與現(xiàn)實的激烈碰撞中演進和深化，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領(lǐng)域的學者頑強地向公眾傳達著他們的思想，這些思想成為我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找到了審視現(xiàn)實和內(nèi)心的新的視角。當我再一次把書稿拿出來的時候，發(fā)現(xiàn)有很多新東西能夠提高和豐富這本書的精神內(nèi)涵。從某種意義上說，寫作第二稿做的正是這方面的工作。”

　　我甚至認為，沒有那些“頑強地向公眾傳達著他們的思想”的思想者，就不會有我這部小說，至少，它不會像現(xiàn)在這樣成熟。

　　收獲的人總是喜悅的，但是，當我站立在蒼茫的大地上遠望，向啟蒙了我的思想者致敬的時候，我再次明確意識到，在那些思想者堅守的陣地上，看不到文學家的身影。

　　文學家到哪里去了呢？

　　3

　　大約是上個世紀最后一兩年，我作為出版社負責人與責任編輯一道去拜訪我所敬重的一位著名作家。出版工作者的所謂“拜訪”當然就是約稿。經(jīng)過責任編輯的持續(xù)努力，我們終于拿到了這位作家的長篇小說。終審的時候，我很痛苦——我完全沒有想到作品會如此低劣，我甚至很懷疑它是不是出自這位作家之手。低劣在何處？低劣在我對文學作品最為深惡痛絕的淺薄無聊無病呻吟上，這種低劣的品質(zhì)的確能夠引起人很大的精神痛苦。

　　在嚴格的意識形態(tài)管制下，出版工作者的人格是分為兩半的：一方面你內(nèi)心有自己的文學標準，另一方面你又必須遵從于出版紀律的約束，當你面臨選擇的時候，毫無疑問，你得無條件服從于后者，其結(jié)果是：沒有思想、淺薄無聊都不會構(gòu)成出版障礙，只有那些真正的藝術(shù)品才有可能因為可以預計的風險而不得不割舍，結(jié)果，這位著名作家的作品在我的安排下出版了。

　　就像所有著名作家的所有有價值和沒有價值的作品一樣，這部我很不欣賞的作品馬上引來了文學評論家的熱評，從此我知道了，在“欲治之罪，何患無詞”的反面還有“欲與榮耀，何患無詞”，評論者，是能夠在無詞的地方造出詞匯來的。這部作品在我所在的出版社銷售得不好，然而它仍舊作為著名作品被幾家出版社反復出版，直到現(xiàn)在，仍舊被熱鬧著。

　　此種類型的事例，即使在我個人的編輯出版工作經(jīng)歷中也絕非絕無僅有，在更大面積上更是司空見慣，于是，我們看到了整個當代文學的品格日趨低下。

　　難道著名作家連自己作品的分量也掂不出來了么？難道他不知道這樣的作品會辱沒他的名聲、流失他所享有的尊嚴么？他當然知道。那么，他為什么還要把這種近似于垃圾一樣的產(chǎn)品拋灑給公眾呢？他們到底是怎樣想的呢？

　　我再說一件事情——這次我可以說出作家和作品的名字了。

　　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在陜西編輯大型文學雙月刊《文學家》的時候，對李佩甫就很欽佩，也曾經(jīng)約請和發(fā)表過他的作品。一九九九年，我們向李佩甫盛情約請，終于拿到了他新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羊的門》。這部作品仍舊由我終審。我的看法是：在整個新時期文學長篇小說畫廊中，《羊的門》都是一部經(jīng)典，它對于中國當代社會尤其是農(nóng)村社會的見解廣博而深刻，藝術(shù)上無懈可擊。我們?nèi)�力以赴做了營銷方案，隆重推出。公眾是知道什么樣的作品是好作品的，結(jié)果，我們第一版印制的30000冊很快銷售一空，隨后在一個月時間里又印制了第二版，印數(shù)達到50000冊。

　　我們自我感覺很好。

　　人一自我感覺很好就要出事——正在我們認為為中國當代文學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情的時候，我的上級接到了有關(guān)部門的電話指示，要求對《羊的門》進行內(nèi)容自查，然后將意見上報，氣氛很是森嚴。我的上級不敢輕視，我更不敢輕視，于是，帶著悔罪的心理重新逐字逐句審讀了《羊的門》。

　　不幸的是我仍然認為這是一部好作品，內(nèi)容沒有什么問題，我就起草了這樣一個上報意見上報給了有關(guān)管理部門。有關(guān)管理部門沒有看到想看的東西很生氣，又把電話打給我的上級，意思很清楚：這部作品必須做出停止發(fā)行處理，我的上級也開始給我施加壓力，要求再次審查，結(jié)果我也生氣了，道：“即使查禁也得有一個文件吧？他們?yōu)槭裁床幌挛募�呢？�?

　　他們不下文件，事情整個都帶有神秘的色彩。要知道，人總是本能地對神秘的東西感到恐懼，結(jié)果，我就陷入到了卡夫卡在《城堡》中描述的那種困境：不斷接到來自城堡的指示，卻無法看到城堡里的人，更無法弄清楚城堡里的人的真實意圖，所以我也害怕了。

　　害怕意味著妥協(xié)，于是我們妥協(xié)了——在不斷“城堡”指示直至你在也沒有能力抗拒的時候，你只能痛苦地做出 “停止發(fā)行，發(fā)行出去的圖書如數(shù)追回”的選擇。

“城堡”抒一口氣，然后暗示：這可是你們自己做的決定，與“我們”的意圖無關(guān)。

　　這又是卡夫卡的境界。

　　一個人被宰殺以后最大的愿望恐怕不是別的，就是想弄清楚我為什么就會被宰殺了，“城堡”當然不會告訴你，而我從另外渠道得到消息是：據(jù)說（請注意“據(jù)說”這兩個字，一是我們最終也沒有得到明確的說明，二是直到現(xiàn)在我也不能肯定這是一個準確的說法）是河南省什么地區(qū)什么縣什么公社（這不是幽默，我的確不知道，現(xiàn)在也不知道）所屬的南街村的首腦給國務(wù)院一位副總理寫信，說《羊的門》影射了這個村子發(fā)生的事情，那位國務(wù)院副總理給有關(guān)管理部門打了一個電話，讓“看一下是怎么回事”，結(jié)果這輕輕的一個“看一下”到下邊就演變成了如此驚天動地的大事件。

　　是“大事件”么？我認為是，因為它夭折了一部真正的文學精品（這樣的作品在當代中國極為稀少），夭折了藝術(shù)的真正價值（我不認為那些對現(xiàn)實生活和人性本身喪失關(guān)注的東西是什么藝術(shù)，有什么價值），夭折了我們極為珍重的思想（沒有思想骨架作為支撐，任何文字都只能是一種軟體的堆積），沉重打擊了一個有良知作家內(nèi)心那種珍貴的社會責任感（我認為李佩甫后來出版的幾部作品遠不及《羊的門》精彩和深刻）。

　　我認為這是天大的一個大事件。

　　有了這樣一番折騰，本來對這部作品贊賞有加的文學評論家馬上消失了聲音，直到現(xiàn)在——現(xiàn)在還有人提《羊的門》嗎？或者我們再問一句：還有人提《中國農(nóng)民調(diào)查》嗎？有人提《往事并不如煙》嗎？就連王小波、崔健這樣的人都被評論家所躲避所忽視，你還能指望文學評論有勇氣擔當起思想牽引的責任嗎？

　　后來，在有關(guān)管理部門召開的部分出版社社長、總編輯通氣會上，《羊的門》被點名批評，我做了一個較為激烈的發(fā)言，提出“對任何一部作品的評價要經(jīng)得住歷史的檢驗”。然而，僅僅是一個發(fā)言而已，對于《羊的門》的遭遇已經(jīng)沒有任何補益。

　　管理部門也是由一個又一個具體的人組成的，人所散發(fā)的氣息當然與機器散發(fā)的氣息不同。私下里，那個打電話給我的上級的官員拉著我的手說：“老陳，你要理解我��！”

　　我當然理解。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理解，我從來不放大具體的人在歷史事件中所應(yīng)當承擔的責任，與深刻作用于歷史的那種力量相比，我甚至認為他們沒有什么可責備的，包括那些連篇累牘制造垃圾作品的所謂作家甚至于著名作家。

　　4

　　有了這兩件事，我想我已經(jīng)說清楚了為什么“在那些思想者堅守的陣地上，看不到文學家的身影”，說清楚了當思想者頑強地表達思想的時候文學家在哪里。公眾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深深的失望是有理由的。

　　可能有睿智的人會質(zhì)疑：“陳行之，你說這里面沒有個人的責任不對，思想家和文學家都處在相同的歷史文化環(huán)境當中，文學家缺席于思想陣地，難道就真的沒有一點兒個人責任嗎？他們難道不應(yīng)當被指責嗎？”

　　這是一個問題，但這不是我今天要在這里說的問題（以后我也許會根據(jù)自己所加所聞議論這個問題）。

　　我今天要說的是——在當代宏闊的歷史發(fā)展圖景中，在強大脅迫力量的脅迫下，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位置沉落在了一個很不讓人敬重的地方，它蜷縮在那里瑟瑟發(fā)抖，就像陽痿了的人知道何為美何為丑卻沒有能力去面對，它四肢無力，背離了民眾的重托，背離了時代的責任，它甚至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那點可憐的勇氣也喪失掉了，求生的本能進一步滑落到不擇手段向社會攫取利益的欲望深淵，欲望濁流淹沒了崇高，淹沒了責任，淹沒了道義和良知，于是這些人的靈魂開始變得些小而蒼白，文壇則成為了一群群可憐人孤芳自賞的沙龍，一個個小圈子爭風吃醋的所在。

　　這樣一些所在，當然遠離思想者堅守的那個地方——你可以注意一下，在思想者表達思想的地方，你能夠看到著名或者不著名作家的身影嗎？能夠聽到他們的呼喊嗎？在可怕的沉寂和喑啞之中，我們只能說他們已經(jīng)不屑于思想，或者說，他們失去了思想的能力。

　　失去思想能力而又執(zhí)著于文學所造成的尷尬真的是非常尷尬，就我個人來說，如果沒有李慎之等思想家的牽引，我也同樣處在這種尷尬之中。我當然不能說我的作品已經(jīng)進入到了思想者之列（事實上這也不是我今天的話題），但是，面對文學的原野，我能夠自信地說，有了最近五六年以來文學之外的努力，我能夠觀察中國當代文學并得出自己的見解了。我感謝思想給予我的這種能力，盡管它還很膚淺，還很微不足道。

　　我完全贊同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的評價，這就是：中國當代文學充滿了垃圾。

　　批評總不像表揚那樣讓人心里舒坦，我很理解那些堅決捍衛(wèi)中國當代文學成就并憤怒斥責顧彬的人的心情——我們當然能夠列舉出王小波、崔健、章怡和、陳桂棣和春桃等一大批堅定地站立著的人，但是這不意味著我贊賞完全不正視當代文學現(xiàn)狀的鴕鳥姿態(tài)。簡單問一句：六十年，將近六十年了，我們貢獻了幾個能夠與三、四十年代站立在中國大地上的偉大文學家比肩的人物？就精神的廣闊性和人性的深刻性而言，中國當代文學為世界文學畫廊留下了幾筆讓人賞心悅目的色彩？面對人家的批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是不是應(yīng)當謙虛一些？在那些并不嚴厲的批評聲中，難道沒有絲毫值得我們思考的東西么？

　　我們應(yīng)當思考，早就應(yīng)當思考了。

　　5

　　范仲淹有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近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歟！”

　　當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多人就連這個并不高的高度也無法達到的時候，我們的確應(yīng)當想一想：我們是什么人？我們到這個世界究竟干什么來了？

　　有人將知識分子定義為“從事知識創(chuàng)新和思想探索、具有個體自主的精神權(quán)威而不依附任何政治勢力的群體或個人；
他們在真理的認同上具有獨立的價值判斷能力并依據(jù)內(nèi)心準則而自由行動；
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積極參與政治，成為改造社會的獨立的批判力量�！保▍㈤喸S紀霖：《智者的尊嚴》1991年版）這個定義雖然不能說全面，但是它道出了知識分子特性的主要方面。

　　就人的內(nèi)心圖景來說，我想，不會有人反對這個定義，也不會有人反對把自己列入這個定義所確定的人群之中，這里包括那些具備知識分子心理卻沒有發(fā)生知識分子行為的人，包括那些沒有能力創(chuàng)造出文學精品的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造者們，甚至于包括那些不斷制造文學垃圾的著名或者不著名的作家……人都認為知識分子很好，很光榮，卻很少有人像真正的知識分子那樣構(gòu)建出一種追求真理和正義的品格，“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孟子）。

　　很顯然，這里存在一個悖論。

　　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悖論呢？

　　李慎之先生認為，決定一個社會思想文化狀況的根本因素不是經(jīng)濟（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教義風馬牛不相及），而是制度，而制度又來源于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所以，在李慎之先生晚年的思想中，皇權(quán)專制主義始終是他進行無情批判和鞭撻的東西。把李慎之先生的思想作為我們今天這個話題的指導，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所有一切都淵源于我們浸淫其中的獨特的歷史文化，淵源于決定著我們每一天生活狀態(tài)的制度，淵源于我們“趨利避害”的人類本性選擇之中。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這里悵言“在思想者陣地上沒有中國當代文學的身影”，也就如同上面所言不是對文學家個人的責問了，我關(guān)注的僅僅是也只能是使中國當代文學成為目前這種狀況的本質(zhì)力量（它無影無蹤卻又無處不在）——在我看來，那種力量不僅與公眾的期望背道而馳，它也與我們的國家目標，與政府要求背道而馳。

　�。�200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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