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點：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新聞報告廳

　　時間：2007年12月5日（星期三）上午10：00

　　中國現代性，或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構建，必然是一個文化轉型的大工程，在今天全球化的歷史境遇中，特別是在中國國力國勢上升時，費孝通先生講的文化自覺，正是加強這個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和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的選擇的自主地位。百年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國知識精英有過不同層次的文化自覺。而今天在新世紀的開端，我們的文化自覺應該有一個全球的視野，有一個更長的歷史眼光，不僅要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反思，也要對西方現代性反思。中國現代的新文明不是在文化真空中構建的，它必然是以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優(yōu)秀元素作為構建的資源。21世紀構建的中國的現代性將必然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新文明。

　　我被邀作2007年費孝通先生講座的主講人，感到無比榮幸。費孝通先生是20世紀偉大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他一生的學術工作，不止為中國人類學/社會學的奠基與開拓，作出了卓越貢獻，而且也豐富、擴大了世界社會學/人類學的遺產。

　　費先生學術生命最后的十年中，他關懷最切、所思最多的是全球化問題。全球化是人文世界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大接觸、大交融的時代，這就帶出民族文化如何自主存在，以及不同文化的人，如何在這個經濟文化上越來越相關的世界里和平相處的問題。他提出了“文化自覺”的重要觀念。他說這是“表達當前思想界對全球化的一種反應”，這也是“當前時代的要求”。

　　費先生的文化自覺，不止是對中國社會文化未來的發(fā)展說，也是對建立未來世界的和平秩序說的。他說：“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只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觸到多種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種文化都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連手發(fā)展的共處原則�！辟M先生還以他在八十歲生日所說的一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作為“文化自覺”歷程的概括。

　　一、文化自覺與中國百年現代化歷程

　　中國跨越三世紀的百年的社會變遷，最適當的描述應是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在不同歷史階段，中國的知識精英都曾對中國文化有過重要反思，也可說是“文化自覺”。

　　19世紀末，西方帝國主義以炮艦叩關，不止轟碎了中華帝國的天朝之夢，也使中國傳統(tǒng)的文明秩序遭到根本性的顛覆。這樣的巨變，當然不能不使朝野有所反思與自覺，當時一切反思與自覺的焦點，則在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甲午一戰(zhàn)，天朝再敗于東鄰維新之島國日本，舉國深感恥痛，中國知識精英于痛定思痛之余，在文化自覺上又進一層，因此康梁維新的著力點是把同光的洋務運動之“器物層次的現代化”轉進到“制度層次的現代化”�？盗褐�維新雖失敗，但1905年清政府“廢科舉，設學校”之舉，則是中國文化與教育上“現代轉向”的標志，而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則是中國政治發(fā)展上“現代轉向”的里程碑。毫無疑問，在中國現代化歷程中，新文化運動激起的是一次影響極為深遠的文化反思與文化自覺。

　　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葉，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向”是中國主流的知識精英在不同程度上的文化自覺中展開的，可以說，自此中國走上現代化的不歸路，無疑地，中國的現代化對傳統(tǒng)中國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它顛覆了中國二千年來構成的一個自成體系的文明秩序。這個中國傳統(tǒng)的文明體系，就文化規(guī)范的角度言，誠如陳寅恪所說，是建基于儒家的三綱六紀的。名教綱常是儒家文化價值的制度化的呈現，我稱之為“制度化的儒學”。但必須指出，從洋務到維新到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它們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雖是愈來愈烈的批判，實際上中國文化并沒有消亡，儒學也只是被“去中心化”了，但“制度化的儒學”卻是壽終正寢了。而整個20世紀中國現代化的工作，基本上是各個領域尋求新制度的建立，也即從事于“制度的現代化”。很顯然，中國的現代化，上世紀中葉之前，在不同的制度領域只有不同程度的建樹；
日本侵華戰(zhàn)爭，則使中國現代化工程受到極大阻滯與扭曲。

　　中國大陸在1949年之后，企圖發(fā)展經濟，快速地超英趕美，同時，從土改、大煉鋼到成立生產合作社，到實現公社制，則政治運動不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反傳統(tǒng)、反西方、革命的浪漫狂情淹沒了理性與常識，是中國“現代轉向”以來最反現代化的一場歷史性的浩劫。1978年，“四人幫”垮臺，鄧小平倡導開放、改革，把經濟建設定為國家發(fā)展的中心，走上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之路。三十年來，中國的變化之大，發(fā)展之快，舉世矚目，中國國力國勢急劇上升，不止翻轉了百年來中國衰敗下沉的局面，更改變了自16世紀以來西方日益居于支配性地位的世界格局。應指出的是，中國三十年的現代化幾乎是與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新一波的全球化同步的。中國進入世界，世界也進入中國。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使中國百年的“現代轉向”展現了強大的發(fā)展生機，同時也因現代化（特別是它基本組成之工業(yè)化）而產生種種新問題。因而在中國崛起的強聲中，不能不冷靜地自問，中國現代化的最后目標是什幺？也即中國現代化所構建的“現代性”是怎樣的？是否有“中國的現代性”之可能？這些問題在今日面對全球化的浪潮時變得更為迫切了，因為全球化有趨同趨平的力量，民族文化都會受到沖擊，都會出現適應與文化轉型的壓力，說到底，這也是中國的現代化、中國現代性的構建能否在全球化中保有“中國性”、“民族性”的問題。費孝通先生倡導的“文化自覺”的觀念，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情景中提出來的。

　　應該理解，費先生的“文化自覺”固然是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提出的，但它所針對的問題卻是世界性的。20世紀，特別是二次大戰(zhàn)后，現代化幾乎是非西方社會所共有的歷史行程。在這個歷史行程中許多非西方的社會都出現過西化與現代化的爭議，事實上，現代化與西化是不可避免地有重迭性的。上世紀80年代，當非西方社會特別是東亞正在構建其現代性時，西方學術界發(fā)生了一場由后現代主義者引發(fā)的“現代性論辯”，涉及到緣自西方18世紀啟蒙運動“理性觀”建構的“現代性方案”的內在問題與正當性，特別是對“西方現代性”的普世性宣稱的質疑。幾乎同時，全球化引起的“全球化論辯”，也觸及到民族文化的自主性，“現代性問題”已發(fā)展為或被包涵于“全球性問題”中。

　　“全球性問題”，從文化角度看，涉及到全球文化的一體性、同構型，抑或多元性與異質性之爭論。我想指出，不論是“現代性論辯”或“全球化論辯”都直接間接地關系到中國的現代化或中國現代性的文化構建。

　　二、全球文化之多元性與多元現代性

　　從世界的視野來看，西歐18世紀的啟蒙運動，使歐洲社會決定性地進入了現代，啟蒙的中心思想是理性，理性用以正當化人們的信仰，并以之規(guī)范社會的公(甚或私)領域，亦即以理性作為構建“好”社會的基礎。有趣的是，正是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熱情地擁抱象征啟蒙的“科學”、“民主”的一年，德國的韋伯(Max Weber)發(fā)表了著名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yè)》與《科學作為一種志業(yè)》的演講，二者有異地同調之感，但五四所關懷的是在思想上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展開中國文化的啟蒙運動，而韋伯所關懷的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后果。韋伯指出，啟蒙在現代社會中，不是理性的勝利，而是一種他稱為“工具理性”的勝利。工具理性之特性，不是導向普遍自由的實現，而是他所謂的“鐵籠”的出現。韋伯對啟蒙的理性的反思，導引了20世紀法蘭克福學派與后現代主義對啟蒙、對現代性的全面批判。

　　回復到啟蒙思想家對理性的樂觀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創(chuàng)建現代化理論的美國社會科學者，哈佛的柏森斯(T.Parsons)是這個理論的代表人物。二次大戰(zhàn)后，美國崛起，儼然為西方世界之領袖，有強大自信的政治意志去重建戰(zhàn)后的世界秩序，美國社會科學對于世界秩序之建構，所提出的就是現代化理論。柏森斯的現代化理論，基本上是演化論的觀點，他認為現代社會只有一個源頭，即是西歐的理性化，而在20世紀則美國已是現代性的典范。美國的現代化理論60年代風行一時，在亞洲并得到重要的經驗支持，但南美洲非洲等地區(qū)則受到其他理論(倚賴理論)的挑戰(zhàn)，而就在60年代以后，越南戰(zhàn)爭、民權運動、美元危機、石油沖擊，一連串的問題，暴露了美國社會的病態(tài)，更使美國作為現代性典范的宣稱打了一個大問號�，F代化理論的缺失，除了它的西方中心主義(特別是美國中心主義)外，便是它沒有給予文化一個應有或充足的位置。

　　80年代以后，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批判，根本上是從文化的角度切入的。后現代主義反對啟蒙的理性觀，否定理性的普世性格，他們認為理性是受文化所影響與制約的，沒有一個超越一切文化脈絡的理性。后現代主義的論述與哈貝馬斯(J.Habermas)為現代性方案辯護的立場是有針對性的。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方案的缺陷是可以解救的，但他仍然堅守啟蒙立場，認為可以用“溝通理性”來救治現代性方案，他對現代性的論述，如韋伯與柏森斯一樣，都對文化沒有給予理論上的重視。查爾斯·泰勒(Charl es Tayl or)指出，一個多世紀以來，有關現代性的理論，都是“現代性的非文化論”。持這種理論者，把現代化看作是社會的“轉化”，而這個轉化是“文化中立”的運作。“現代化非文化論”，不止相信“西方的現代性”是現代性的“第一個個案”，而且也是現代性普世化的“典范”了。泰勒指出，這種現代化理論的錯誤是把一切現代的事物都歸屬于必須來自西方啟蒙整套的東西，他稱之為“啟蒙整套觀的錯誤”。

　　泰勒對“現代性的非文化論”的剖析與批判是很有識見的。事實上，中國百年的現代化，乃至20世紀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所碰到的最根本問題就是文化問題。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或轉化過程，從來就不是“文化中立”的。這是民族文化與西方啟蒙價值的碰撞，民族文化自愿或不自愿地、自主或不自主地都會作出響應與適應。只有在極端的例子中，民族文化會自覺地完全拒絕或全盤接受西方的啟蒙價值，當然，這在經驗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在多數的情況中，民族文化，特別是有深厚底蘊的民族文化，總是作選擇性地接受，且必然會加以改造，也因此出現了多元性的“文化轉型”也即“多元的現代性”�？傊�，在現代性構建過程中，文化是無法缺位的，問題只在于本土文化在文化轉型中的自主性的高低與多少。

　　三、全球化、文化自主性與中國現代文明秩序之構建

　　中國現代性，應理解為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中國現代化的目的決不止于富國強兵，最終的愿景應該是一個現代的文明秩序。由于西歐是現代性第一個“個案”，因此向西歐學習、借鏡毋寧是很自然的。日本比中國早走了一步。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向歐美學習、借鏡，逐步地輸入西方“現代的”技術、制度與價值觀念。但到了上世紀后半葉，中國與亞洲其他社會，都普遍出現了向民族文化認同的聲音，奈斯比特（J.Nai sbi tt）在《亞洲大趨勢》中指出，亞洲在現代化中的成功，增強了亞洲人對亞洲的自信。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在現代化上普遍取得成功之際，恰也是新一波全球化成為大趨勢之時，顯然，全球化與“全球的現代化”是有一定的關連的，更有意思的是，當全球的經濟一元化成為世界趨同的大力量時，卻出現全球的“文化多元性”的發(fā)展態(tài)勢。在這里，我特別想說一句，費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覺”就是在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歷史發(fā)展時刻提出來的。

　　經濟全球化引發(fā)了文化全球化的激烈討論，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問題就是前面所說“全球性問題”。基本上，原來一個以“時間”為度向的“現代性問題”，在全球化脈絡里，已轉為一個以“空間”為度向的“全球性問題”。現代性問題涉及傳統(tǒng)與現代二者之關系，全球性問題涉及的則是全球與地方（本地）二者的關系。簡單化的文化全球化理論以為全球化是全球淹沒了地方（Local，可譯為本地，此亦指民族文化），正如簡單化的現代化理論以為現代化是現代取代了傳統(tǒng)。事實上，現代必然由傳統(tǒng)轉化而來，現代中不可能沒有傳統(tǒng)，我曾說“沒有‘沒有傳統(tǒng)的現代化’”，而全球化則不是全球淹沒了地方，反是激發(fā)了地方（民族)文化。全球中不可能沒有地方，我要說，“沒有‘沒有地方’的全球化”。“全球的”與“地方的”是一辯證關系。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理曼（T.Friedmen）寫了一本書《世界是平的》。他說，互聯網等新的信息科技，產生全球化的新的趨平化時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這趨平的世界平臺上，雖然有將世界的多元文化同質化的潛能，但他相信，它有更大的潛能促發(fā)文化的“差異性”與多元性，故他用“地方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the local）一詞來說明此一現象。他說，今日全球化的新的趨平化的階段，并不意味會有更多的美國化，而是多元的地方（民族）文化會越來越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論辯中，學者幾乎有一共識，即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在文化上，出現的卻是全球的多元性，并且認為文化的多元主義應為“全球性”的構成原則。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文化全球化卻走上多元性的論述，在一個世界范圍的經驗研究中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英格萊哈特(R.Inglehart)和貝克(W.E.Baker)于2000年發(fā)表了他們的世界價值觀的調查(包括65個社會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報告中發(fā)現大規(guī)模文化變遷和繼續(xù)保持獨特文化傳統(tǒng)的證據，他們說：“隨著全球經濟的發(fā)展，我們所看到的不是以西方文化普遍化的形式所表現出來的與日俱增的一致性，而是文明多樣性的延續(xù)。這種延續(xù)是通過積極地重新創(chuàng)造和重新吸納非西方文明模式而得以實現的……。經濟發(fā)展傾向于將不同的社會推到一個共同的方向上去，但是，這些社會并沒有互相靠攏，而是行進在各自傳統(tǒng)形成的平行軌道上”。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見到，全球的多元現代性，不止是一種理論思維，并且正成為一個經驗現象。無疑，這對中國現代性的構建來說，不是一個可能性問題，而是一個如何實踐的問題。

　　中國百年的現代化歷程，不能說不是曲折重重，并且常是自疑而缺少自信的。但到了上世紀最后的20年，費孝通先生指出：“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經濟的持續(xù)高速發(fā)展，從中華文化煥發(fā)出了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未曾有過的強大生機。這種生機的生成時間恰逢新舊二個世紀的交換，為中華民族加強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在世界新文化的生成過程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提供了物質條件和精神自信�！�

　　費先生認為今日是中華文化煥發(fā)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未曾有過的強大生機。如果從16世紀以來的全球格局看，“今日是五百年來未有的變局”，正因如此，才有中國崛起之說，而國人對民族文化之認同與自信也達到百年來的新高度。在這里，我要指出，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生產力獲得空前解放，出現了一個“生產革命”，而影響社會文化最直接有力的則是近十幾年產生的“消費革命”，目前大約有三億人已成為消費革命的主角。他們當中可能有些人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自主的選擇的自由，他們對市場上的文化產品有機會通過選擇性的消費來表達自我的文化身份。一般而言，充斥在文化市場上的產品，從電影、音樂、書籍，到衣、食、住、行相關的大量產品多數是來自歐、美、日本等現代化先進國家，舶來品是最受到消費者歡迎的。但是，近年來，出現了一個新現象，市場上大為消費者接受的是有中國味、有中國情趣、有中國意念的文化產品，不論是衣、食、住、行哪個領域都有這種傾向。不僅在日常生活的物質上，即使在藝術、文學、思想、價值等精神領域，消費者的愛好也有傾向“民族的”和“地方的”趨勢，最近文化市場上的“于丹熱”“國學熱”正是亮點而已。這個現象，可以是“全球與地方共生化”或“地方的全球化”的例子，也可以說這是民間社會的一種“文化自覺”。

　　中國現代性，或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構建，必然是一個文化轉型的大工程，在今天全球化的歷史境遇中，特別是在中國國力國勢上升時，費孝通先生講的文化自覺，正是加強這個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和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的選擇的自主地位。我上面講到，百年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國知識精英有過不同層次的文化自覺。而今天在新世紀的開端，我們的文化自覺應該有一個全球的視野，有一個更長的歷史眼光，不僅要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反思，也要對西方現代性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科學、民主以及樹立個體主體性的功業(yè)，應該批判地承繼，但其中“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觀點必須揚棄，更當對中華文化中人文主義的精神價值作新的“重新估值”。另一方面，西方現代性的“工具理性”思維以及其黑暗面必須批判，但啟蒙方案中有普世性的價值應該接受。中國現代的新文明不是在文化真空中構建的，它必然是以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優(yōu)秀元素作為構建的資源。在一定意義上，中國現代的新文明將必然是中西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的轉化（由“傳統(tǒng)的”轉化到“現代的”，由“西方的”轉化到“中國的”）與二者之交融。無疑地，21世紀構建的中國的現代性將必然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新文明。國人中近年因國勢強盛而有大唐盛世重來的憧憬。實則，盛唐正是一個中西（胡）文化大交融的時期，它是文化包容性、文化創(chuàng)造性最強的時期，也是中國文化內涵擴大化的時期。費孝通先生晚年眼看他熱愛的祖國國力日盛，而恰又遇到全球化的大浪潮，他對國人作出“文化自覺”的呼喊。費先生對中華文化的未來，有遠慮，但卻樂觀而充滿信心。我今天作《文化自覺、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性之構建》的演講，正是對他“文化自覺”呼聲的一點回響。

　　金耀基，1935年生，原籍浙江省天臺縣。臺灣大學法學士、臺灣政治大學政治學碩士、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從傳統(tǒng)到現代》（1966）、《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1977）、Social li fe and Devel opment in Hong Kong（1981）、《大學之理念》（1983）及《中國社會與文化》（1992）等。

相關熱詞搜索：現代性 中國 化與 構建 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