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虹其實并不算老資格的人大人。他的生與學，都在南方。但他死在了北方，死在了人大。這使他成為人大校史上一個再也抹不去的人物。

　　“自殺不易，活著更難”，這是余虹教授的遺言。出于為逝者諱，我們不必再去糾纏他縱身一躍之前想了些什么。這個50歲男人留給人大的，除了一室藏書，還有一種比照：與“活著”這種難以言表的壓力相比，與做一個“大寫的人”這種至靜至深的訴求相比，人大的追求與苦惱，人大人的無數(shù)痛和愛，又都算得了什么。

　　余虹教授飛身而下的北京世紀城小區(qū)，東距人大校園3公里，西距逶迤西山不過5公里。新老人大人，聚居世紀城。這里，盛裝著人大人的交加愛恨。

　　N年來，人大苦于校園狹小，實在裝不下擴招而來的擁擠和MBA們的紛亂，更裝不下所謂一流大學的抱負。于是，學校斥資買下了世紀城的幾棟樓，動員教授西遷。遷之難，難得紀寶成校長早生華發(fā)。直到他使出先遷走幼兒園和附小的殺手锏，才使教師隊伍里的爸爸媽媽們心慌、爺爺奶奶們動搖，呼啦啦一陣風似的西出校門陽關(guān)道，出門才覺天地寬。

　　人大人擅長以哲明理、以史明志、以馬列明方向。這次，他們的方向似乎選對了。如今的世紀城，不僅成了西四環(huán)之內(nèi)房價翻番的寶地，而且亞洲最大的購物中心也在此拔地而起，向“臭老九”們致敬——世紀城里的人大人，住著校園里不敢奢望的一百多平方米。居而舒坦，這是比什么都硬的硬道理。

　　凡人之生涯，樂中總是苦，喜中常帶悲，哪怕貴為或“廉為”人大教授，也不例外。教授們的窗下，如今不再是校園里蔥蘢的槐蔭，而是一眼望不到邊的商肆和一天到晚不打烊的食肆。而世紀城新居那每月不過兩三百元的物業(yè)費，對于從文科院系帶著兩袖清風退休的老一代人大人來說，仍然是一小縷揮之不去的心痛。

　　余虹，并不是這些快樂與痛楚的經(jīng)歷者。他游走南北，五年前抵達人大這個人生終點站時，直接入住了世紀城的新居。人大待他不薄，不僅沒讓他體會老人大人那些犄角旮旯里的苦樂，還把他樹為某重點學科的帶頭人。在這個一邊飄雪一邊飄下余教授的冬天，人民警察可以果斷排除他殺的可能，人民大學則可以基本排除這兩種可能：余虹教授是因為不習慣交物業(yè)費，或因為學術(shù)上不見出頭之日，而選擇離開。

　　然而，一位教授的出頭之日，卻不見得是一所學校的出頭之日。余虹之離去，跟人大無關(guān)；
余虹之存在，卻跟人大的命運相關(guān)。

　　近十年來的人大，建起了足以讓全國同行集體流口水的辦公樓，讓教授們住上了“高尚社區(qū)”的大房子，但收之于大樓，卻有可能失之于大師，學科建設(shè)的走勢，并不令人樂觀。那些貴為人大立校之本的文史哲學科，似乎正逐漸失去在全國高校曾有的遙遙領(lǐng)軍之尊。老一代大師們遷往世紀城含飴弄孫之后，新一代頂梁柱從數(shù)量到質(zhì)量都成色一般。至于紀校長熱衷建立、媒體們趨之若鶩的新興學科，如國學院等，雖名聲在外，卻積淀仍薄；
批量引進的大批新人大人，雖帶來了學術(shù)活力，卻幾無人大文化的傳承，可以悄悄地來，也常輕輕地走，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卻帶走一個學科。

　　余虹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來到人大的。他所體會的這五年的人大，正忙于大興土木，忙于用廣攬各路豪杰的速成法，來彌補學術(shù)隊伍梯隊斷檔、后繼乏人的窘?jīng)r。余虹生前并未對人大發(fā)表過怨言，這并不出人意料。更多的人大人，正為有形的大學如此日新月異而喜于形，為無形的學科無奈日漸平庸而憾無言。

　　事實上，在浮躁中盡享浮華的浮萍般的大學們，又有哪一家可以魚和熊掌兼得、有形無形盡收呢？也許沒有。所以，似也不必過于苛責人大。

　　但也許，人大應(yīng)該比旁人更無限接近這個目標——這里畢竟是研究辯證法的搖籃。大樓和大師，占據(jù)校長的左兜和右兜，單取前者而棄后者，可謂陽虛；
單取后者而棄前者，可謂陰虛。開放與傳承，如同學校的左眼和右眼，只睜左眼，難免立足不穩(wěn)，爬不上人大東門外那著名的天橋；
只睜右眼，難免眼界狹小，走不出區(qū)區(qū)海淀黃莊這一畝三分地。

　　人活七十古來稀，學辦七十不足奇。以百年大學的標準來衡量，七十歲的人大，仍似弱冠，一切成長中的煩惱，都值得原諒。余虹是帶著對人大的祝福離開的。臨別之際，只托付畢生藏書于人大，足見其有著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單純而平靜的內(nèi)心。余虹之死，對人大人來說，則是一次意外的提醒——

　　在我們平常人的喜怒哀樂之外，在關(guān)于人大前途的眾說紛紜之外，其實，還有著另一層只有余虹自己占據(jù)著的精神世界。那些我們所惱怒的東西，或許并不能激怒余虹；
那些我們?yōu)橹�欣喜的東西，或許并不能吸引并留住余虹。在得失之外，還有生死。我們即便不贊成余虹的生死觀，但至少，這樣的猝然一逝，可以讓旁觀者從此把那些尋常的得失看得更淡一些。這樣的飛身一躍，可以讓人大的辦學者們在度過了得大于失的一段喧鬧期后，再增添幾分風物長宜放眼量的從容。

　　這，或許就是余虹送給“人大七十年”的一份苦澀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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