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黑磚窯事件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灼痛了許多人的心。人們的震驚、憤怒、悲哀甚至絕望的心情都不難感同身受。而痛定思痛之時更需思考的是這“陽光下的罪惡”是如何發(fā)生的？是什么讓奴隸制的悲劇出現(xiàn)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是什么將人性之惡發(fā)掘到極致？

　　奴工們那一張張烏黑的臉，襤褸的衣衫，血跡斑斑傷痕累累的身體，充滿驚恐或呆滯、麻木的眼神，都讓人痛徹心扉地感受到黑窯之惡，那不是一般的惡，而是大惡、極惡。將人甚至是未成年人、殘障人當作牲畜一般地役使、趨趕、殘殺。是什么使天良喪盡？又是什么把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展露無遺？人們對如此罪惡的憤怒首先自然集中在直接的行惡之人——黑窯主、包工頭、打手們身上，人們也發(fā)出疑問：難道他們不是父母生養(yǎng)的？他們的心不是肉長的？沒有人生來就是邪惡種子、禽獸不如，究竟是什么將人心中的惡發(fā)掘到極致？黑窯之惡是人性之惡？資本之惡？還是權力之惡？

　　有人將黑磚窯事件概括為“非法用工”問題，認為“對于違法用工情況，勞動合同法是可以管住的”，進而認為“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需明確政府有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法律責任”；
有人將黑窯之惡歸結于資本的血腥，資本的本性就是不擇手段地追逐利潤，黑窯生產(chǎn)過程與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可有一比；
還有人認為“黑窯最根本的問題是文化，是文化的核心—道德人倫的沉淪”。這些分析或許都不無道理，但也都未切中要害，有的甚至是避重就輕，或顧左右而言他。有關負責人的道歉總結更是引起群情激憤：黑窯的存在“暴露出山西在農(nóng)村地區(qū)勞動用工和流動人口管理方面存在著明顯的漏洞和薄弱環(huán)節(jié)，以及政府監(jiān)管不到位等嚴重問題”，“這暴露一些黨政企干部，政治素質(zhì)不高，政治敏銳性不強……”。

　　當然，更多的批判將矛頭直接指向權力關系、制度原因，特別是地方政府的不監(jiān)管，不作為，甚至其本身黑惡化。著名評論家鄢烈山指出：如果瀆職的官員受到的是真正“嚴肅的黨紀政紀處分”和刑事追究，誰敢草菅人命絕無好下場，我相信中國的局面定會有大改觀。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果不是一句空話，“人性”是不會這般變態(tài)的。張鳴用“地方政府制度性的冷漠”概括黑窯事件的癥結。笑蜀則明言：那樣大規(guī)模地，長時間地維持的奴工產(chǎn)業(yè)鏈，沒有公權力的配合，是完全無法設想的。

　　簡而言之，如果沒有權力的黑惡化，人性不會變得如此邪惡，人心不會如此麻木，資本的殘酷剝奪也不至發(fā)揮到如此淋漓盡致。制度、文化、人性惡性互動，共同在“黑窯”中淪陷。

　　以謀利為目標的權力

　　對權力的惡化和黑惡權力的邏輯還需具體分析。

　　以黑窯典型洪洞縣曹生村王兵兵的磚窯為例：據(jù)有關報道，從2004年開始，王兵兵在山上開磚瓦窯。“那幾年，王兵兵也沒有賺多少錢”，“因為規(guī)模不大，且雇傭的是當?shù)厝�，每天工作八九個小時就回家了，工錢還不能拖欠，有的工人還經(jīng)常曠工”。因此王兵兵的產(chǎn)量上不去，利潤很微薄。但在2005年底，王兵兵的“轉機”到了。他去運城修磚機時，認識了運城包工頭衡庭漢。幾次洽談后，王兵兵請衡庭漢去洪洞發(fā)展。條件是：王把磚窯承包給衡，并以每一萬塊磚360元的價格收購衡生產(chǎn)出來的所有的磚。2006年正月，衡庭漢自帶20多個工人來到王兵兵磚窯，其中有怯生生的小孩，也有一走一瘸的傻子。衡對村民們說，這些工人都是他老鄉(xiāng)，他們家里困難，就帶出來賺點錢，他們的工資由衡回去時親自交給他們的家長。隨后，村里人多次發(fā)現(xiàn)，人販子陸續(xù)帶工人來到磚窯廠。包工頭衡庭漢則以工人的“質(zhì)量”估價，一般是孩子和傻子的價格是300元/人，正常成年民工是500元/人。據(jù)后來警方發(fā)布的信息，衡庭漢曾從運城一個關閉的磚場拉來了20名工人，后來又增加了十幾個，所有被騙的31名人員，分布于全國12個省，但都是從西安車站、鄭州車站和運城磚場脅迫、誘騙而來。其中癡、呆、傻等智障人員有9名。

　　黑磚窯的生產(chǎn)就這樣運轉起來。窯主和包工頭在瘋狂獲取利潤的同時拼命節(jié)省“成本”：工人們一年創(chuàng)造價值約30萬元，但卻沒有獲得一分錢的報酬，得到的是非人的待遇，甘肅民工劉某還命喪打手的鐵鍬之下。

　　包工頭為獲取更多的利潤請來6名打手，監(jiān)督工人們干活，動作稍慢的工人就會遭到毒打；
另外，無情延長勞動時間。來自四川的民工老鄧說，“每天天亮就起來干活，深夜才讓睡覺，除了吃飯時間外，大家都是在機械地干活。”每天工人們干活時間達到15～16個小時。31名工人吃的是便宜的饅頭、沒有油的白蘿卜湯和白菜湯，三個月也見不到一次葷菜。工人們連洗臉、理發(fā)等生活必須的消耗都免了。與王兵兵前幾年辦的磚廠先比，衡庭漢手下的工人因為不是本地人，要“好管理得多”、“產(chǎn)出也很高”。

　　有人為王兵兵的黑磚窯算過一筆帳，根據(jù)王兵兵妻子張梅記的賬目，衡庭漢承包一年多以來，共產(chǎn)出300萬塊磚。記者在當?shù)亓私獾剑�當�(shù)爻善反u的市場均價在0.10元左右；
也就是說，31名工人1年時間直接創(chuàng)造價值為30萬元。包工頭將這些磚以“每1萬塊360元”的事先約定賣給窯主王兵兵，按這個價格計算，衡庭漢從王兵兵手中共獲得10.8萬元。這些錢除去需要支付的6個打手的工資、以每人300～500元價格從人販子手中收購工人的錢、工人們每天吃饅頭和蘿卜白菜的生活費用，就是包工頭衡庭漢的所得。不難想象他當然要盡可能把“成本”壓到最低。

　　窯主王兵兵在這一年多時間內(nèi)賺得6萬元利潤。但這還不是他能拿到手的收入，據(jù)了解，一年中王兵兵磚廠向廣勝寺礦管所交了2000元罰款（沒有開具任何收據(jù)）。礦管局的工作人員說罰款數(shù)額應為4000元，還幾次上門來催繳。去年4月18日，監(jiān)察隊曾去過王兵兵窯場，要求立即停產(chǎn)，恢復地容地貌，但同時還要按照磚窯每月燃燒的煤和排除的廢氣收取排污費用。對此也不難想象，窯主除了保住自己的收益，哪還會去管工人的死活？

　　從有限的信息中已經(jīng)可以看出，有關的管理部門只收取罰款和相關費用，但對磚窯用工情況卻毫無監(jiān)管，全不作為。官員為什么瀆職？權力為什么不作為？原因之一在于粘土磚的生產(chǎn)利潤實在太過微薄，無多少利可圖。對比一下同在山西的“官煤勾結”現(xiàn)象就不難得到上述的判斷。有“官煤勾結”而無“官磚勾結”，昭示出謀利型權力的實作邏輯：有利則爭利；
無利則放棄。這正是黑窯之惡得以形成的制度條件。

　　底層叢林社會的形成

　　被權力和治理放任和拋棄的社會底層，其生態(tài)無疑會迅速惡化。

　　黑窯奴工的形象和境況令人心痛，而被曝光和落網(wǎng)的黑窯主、包工頭和打手們的光景也多少出乎人們的想象。這些惡人并不是腦滿腸肥、衣著光鮮的權勢者形象，而是與普通農(nóng)民、農(nóng)民工相去不遠。事件當事人中最大的官是窯主王兵兵的父親，不過是一個村的黨支部書記，縣人大代表；
惡包工頭衡庭漢也是打工出身；
而致人死命的打手趙延兵，原本就是磚廠工人，自己就曾被衡庭漢用氣筒打破了頭，后來被發(fā)展成打手，……。這些人本來也應歸入社會下層，當然這并不能為他們的罪大惡極辯護，更不能成為他們逃脫法律制裁的借口。但我們需要警醒和思考的問題是，同屬社會下層的人們?yōu)楹巫兊萌绱吮┡�？黑窯昭示了怎樣的社會底層生態(tài)？

　　黑磚窯事件告訴人們，一個叢林社會正在底層形成：底層欺負底層！底層蹂躪底層！底層虐殺底層！這樣的底層生態(tài)中是叢林規(guī)則在起支配作用，弱肉強食，暴力橫生。難道不是嗎？看看那些可憐的童工，年齡最小的才8歲；
看看那些智障工人茫然呆滯的眼神，看看那些在暴力血腥中麻木的人們……。而那些黑窯主、包工頭、打手們又無不是對奴工們暴虐冷血，而對上司、官員搖尾乞憐。正是“面對羊時是兇殘的狼，面對狼時是溫順的羊”。

　　底層生態(tài)的惡化意味著整個社會生態(tài)的惡化，意味著文明的沉淪。我們不知道這種沉淪是何時開始的——是從孫志剛被收容打死開始的？是從湖南黃靜案開始的？還是從湖北高鶯鶯案開始的？一次又一次的人權危機事件，不斷撞擊著我們的心靈，折磨我們的神經(jīng)，底線一次次被突破，罪惡一次次超乎想象，無法預想下一次將會是什么。我們在“審惡”中“疲勞”，我們在無望中麻木。這種文明的陷落令人不寒而栗，因為如若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黑磚窯，沒有人可以幸免。這就是我們真實的處境。官商勾結、警匪一家、公權私用的謀利型權力的邏輯如果不改變，不難斷言：惡化的不僅是山西，淪陷的絕對是文明。

　　20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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