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無論對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來說，還是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來說都具有轉(zhuǎn)折意義，兩次安排戰(zhàn)后世界格局（包括東方格局）的會議——德黑蘭會議和開羅會議在這一年召開�！赌戏街苣�》做過“三個癸未年”的專題，六十年前，也即上一個癸未年里，蔣介石拋出了《中國之命運》，也是那一年，他代表中國出席了著名的“開羅會議”，中國跌跌撞撞成了“四強”之一，蔣介石也勉強成了“四巨頭”之一。臨危受命從美國來到中國指揮中緬印戰(zhàn)區(qū)對日作戰(zhàn)的史迪威將軍，曾與蔣有過頻繁接觸，他們曾產(chǎn)生許多矛盾、摩擦，他筆下的蔣介石是由許多細節(jié)構(gòu)成的，是活生生的，不是歷史教科書式的�！妒返贤�日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不僅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蔣介石和1943年的中國，也促使我們更清醒地反思這個有幾千年專制歷史的古老大國。

　　史迪威經(jīng)常在日記中把蔣介石叫做“花生米”，在1月19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

　　“金錢、影響和職位是領(lǐng)導(dǎo)人唯一考慮的事情。陰謀詭計，欺騙出賣，虛假報道。索要他們能得到的任何東西；
他們獨一無二的念頭是讓別人打仗；
對他們的‘英勇斗爭’做假宣傳；
‘領(lǐng)袖們’對人民漠不關(guān)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稅，全然愚蠢無知的參謀機構(gòu)，無力控制派系爭斗，繼續(xù)壓迫民眾。拯救他們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從�！�知識分子’和富人把他們寶貝的崽子送去美國，農(nóng)家子弟離家去死——沒有關(guān)懷、訓練或領(lǐng)導(dǎo)。而我們則處于這樣一種位置：只能支持這個腐敗的政權(quán)并贊美其掛名首腦，那個英明的愛國者和戰(zhàn)士——‘花生米’。天啊�！保�170—171頁）

　　此外，共產(chǎn)黨始終是蔣的心頭大患，史迪威6月21日的日記中記下了蔣的話：“不能降低對陜西軍隊的供應(yīng)；
我們必須監(jiān)督那些魔鬼共產(chǎn)黨人。”（186頁）

　　在一個美國職業(yè)軍人的眼中，一方面，幾乎人人都在蔣的面前唯唯諾諾，大氣也不敢出。1月26日，史迪威和蔣一起進餐，就領(lǐng)教了“那種氣氛”，“很簡單的飯菜，沒有什么儀式，但是天��！那種氣氛。在這個至高無上的人面前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fā)表一個觀點。寂默一直延續(xù)到一顆智慧之珠落下，或是某個魯莽的外國人詢問西瓜是否出自哈密。你從僵直的姿勢和緊張的表情中可以想見，汗水正從這些家伙們的后背淌下。一旦最終開了腔，這一榮譽的接受者就會低聲恭敬地做出明了的回答。沒有爭論，沒有提問：只有毫無表情的臉和冰冷的端莊舉止。”（173—174頁）

　　7月7日，美國政府命令史迪威授予蔣“榮譽軍團總司令勛章”，他在日記中說：“‘花生米’遲到了一個半小時。在儀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邊的每個人又都成了石頭。何像雕像般坐在那里，根本沒有張嘴。”（189頁）

　　那些部下在蔣面前“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fā)表一個觀點”，“都成了石頭”，這只是表面的一套，他們背后并不執(zhí)行蔣的主張，也沒有人對他講真話，陽奉陰違成了他們奉行的不二哲學。實際上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到處都在扯皮、瞎忙。……我面對的只是拖延、虛偽、懶散遲鈍和麻木不仁。此外還有陰謀、對抗、欺騙和阻礙�！保�10月24日，208—209頁）

　　3月4日，史迪威和一個有名望的中國人交談后，在日記中寫道：“他證實了我全部的最悲觀的觀點�！�花生米’其實算不上獨裁者。他發(fā)布命令。每個人都鞠躬言‘是’。但誰也不干什么。他了解盜竊和腐敗的全部情況，但他沒有治愈這一問題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惡劣條件，但他做不了什么�！�…挽救中國的不是軍隊進行的戰(zhàn)爭，而是國家的遼闊面積和交通的不便�！保�176頁）

　　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記中記錄了一位中國內(nèi)閣官員的談話，其中這樣評論蔣介石——“他想成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領(lǐng)袖，一位哲人。但他沒受過教育！如果他受過4年大學教育，他也許就能理解現(xiàn)代世界的情況，但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對此一無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話，情況是會好一些的，因為他想干好。沒人對他講真話……沒人。他不愛聽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講他愛聽的。不可能和他講理……跟孫中山可以……但這個人！如果誰頂撞了他，他會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繞著圈子避開危險和難題。他不了解事情的進展情況。他大量發(fā)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個人都唯唯諾諾，他從不知道實際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們議論。于是他竭力阻止他們講話。這很愚蠢。這就像是不打死響尾蛇卻又不想讓它出響動。他沒有理由怕什么。讓他們說好了。他也不必怕共產(chǎn)黨。他本可以利用他們。”

　　“如果倒退50年，‘花生米’也許是個可以接受的領(lǐng)袖。但他缺乏教育這一條妨礙了他在現(xiàn)代情況下的作為。甚至找不到一個更強些的�！�

　　史迪威接著寫道：“戰(zhàn)爭之后中國將會遇到極大的麻煩�！�花生米’只明白他身邊發(fā)生的事，而這個國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頑固、愚蠢、無知、不容他人、專橫、不講道理、無法說通、忘恩負義而又貪婪無比�！保�191頁）

　　史迪威日記中不斷地指責蔣的忘恩負義和貪婪。早在1月30日，他在和蔣見面后就這樣寫，“他酸得像醋。對美國沒有一句感激之言。只是想從我們手里得到東西。”（174—175頁）類似的話他曾幾次在日記中提及。7月12日，在蔣終于書面同意了他提出的對緬作戰(zhàn)計劃（“索茜計劃”）后，史迪威日記中說：“這樣一個污水池……如此頑固、無知和極度忘恩負義。”（189頁）

　　蔣以為通過讓史迪威擔任他的聯(lián)合參謀長就會讓史接受他的命令，對此，史在9月4日的日記中嘲笑蔣——“他也太愚蠢了。他不理解我還有別的身份，如顧問團美國代表、美軍司令、租借物資分配人�！笔芳炔桓鶕�(jù)蔣的旨意分配租借物資，也不容許蔣隨意動用美國部隊，蔣“氣得發(fā)瘋”，“發(fā)脾氣”，卻無可奈何。而圍繞著蔣身邊的多是“只會言是的人、寄生蟲、盲目崇拜者和馬屁精”，他們在蔣的面前誠惶誠恐，“咬著指甲、渾身發(fā)抖”。在1943年的重慶，史迪威幾乎成為“唯一一個讓他得知全部真相的人”，那些真相常常使蔣“發(fā)瘋”，蔣也懷疑其真實性，“而且肯定有許多人對他說我在撒謊。這對他們來說是必需的，因為我攻擊了那些假報告、怯懦行為、玩忽職守、走私、偷盜以及諸如此類的不正當行為。我有足夠的證據(jù)使他相信，至少在這些案子上情況是真實的�！保�196頁）

　　6月18日，他記下了寫給史迪威夫人的一封信：“在回國愉快了一陣之后又一次踏上了糞堆�！�…回來后發(fā)現(xiàn)蔣仍同以前一樣——一條貪婪、偏執(zhí)、忘恩負義的小響尾蛇。此處在宜昌事件中一片驚慌。他極為緊張，甚至將茶壺和花瓶摔到來訪者身上�！�

　　宜昌事件指的是史迪威離開中國期間，日本人向宜昌發(fā)起過一次強攻，奪走了上萬中國人的生命。這一行動曾嚇壞了蔣介石，他以為日本人試圖從長江三峽溯江而上，打開通向重慶的門戶。

　　另有一件小事也暴露了蔣性格中易怒、瑣碎的一面。開羅會議歸來不久，12月的某一天，蔣出席陸軍大學畢業(yè)典禮：

　　“在‘花生米’登上講壇時樂隊指揮數(shù)著1—2—3，不幸的是樂隊在數(shù)到2時就奏起了音樂�！�花生米’怒氣沖沖地讓樂隊停止演奏，對樂隊指揮一陣大罵：‘要么開始就奏樂，要么從3開始。別從2開始！’后來，一個發(fā)言人從褲兜里掏出了講稿。這又惹火了‘花生米’。他對他一陣大罵，對他說，在外國你可以往褲兜里放手帕但不能放講稿。講稿應(yīng)放在外衣的下兜，如果是秘密的就放在外衣的上兜里。再后來，有個人在儀式的過程中絆了一下，‘花生米’大怒，大叫道他應(yīng)該槍斃……槍斃，用他最高的調(diào)門重復(fù)地喊著。”（229—230頁）

　　6月25日，史迪威在與軍政部長何應(yīng)欽開會時，驚訝地發(fā)現(xiàn)蔣竟然沒有與何討論過重要的“索茜計劃”，“顯然，如果何不知道，軍政部里是沒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誰協(xié)商呢？同廚師，也許，或是他的伙伴，上帝。這高于一切。這個自大的小東西將決定幾個國家的命運�！保�186頁）作為一個美國人，史迪威想不明白的是，蔣處理軍政大事居然可以繞開正常體制，策劃于密室之中。他嘲弄、感嘆——“這個偉大的獨裁者，他讓他的部隊忍饑挨餓，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保�187頁）9月13日，史記下了一位中國官員的話：“他[蔣]以為他是主的化身。實際上他是個頑固的小蠢驢�！保�199頁）蔣的特務(wù)無所不在，戴笠甚至在史迪威的房子里安插間諜，蔣只相信身邊的人、秘密警察、嫡系軍隊，以為憑他們就可以高枕無憂，永葆權(quán)力。還有一些事可以證實這個體制的荒唐，當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陷于僵局之時，出面周旋的是兩位受美國教育的女人，一位是被史迪威叫做“白雪公主”或“梅”的宋美齡，一位是被他叫做“埃拉”或“姐姐”的宋藹齡，她們的權(quán)勢炙手可熱，戰(zhàn)爭和政治仿佛只是她們的“家庭事務(wù)”。從宋藹齡當面指責“花生米”，就可以看出這一點（10月17日）。

“‘花生米’越來越不像是個獨裁者，倒更像是個政治上的騎墻派。他除了樹立了他的聲譽之外沒有什么權(quán)力，他的家人了解這一點�！�…再者，‘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復(fù)無常和怪誕。梅[蔣介石夫人]總是說，他很難把握，……他得出結(jié)論時不太考慮證據(jù)”。（ 9月25日，201—202頁）12月16日，兩個女人當面告訴史迪威，“她們已近乎精神崩潰。不能入睡。梅說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蔣]。對我說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殺了他’。埃拉說，他在煩的時候就裝出一副高貴的姿態(tài)�！保�230—231頁）她們的努力是有效的，1943年將要告終之際，蔣介石終于授予史迪威指揮使用中國駐印部隊的全權(quán)，他在12月19日的日記中說：“一個多月以前我差點被趕走，現(xiàn)在他卻給了我一張空白支票。”（233頁）

　　好景不長，1944年10月，史與蔣的沖突已不可調(diào)和，史最終被解職離開中國。9月26日的史迪威日記不無凄涼：“兩年零八個月的奮斗，得到的是一個嘴巴。日本人廣播說我陰謀廢黜蔣介石，自己在中國當王。聰明極了。僅此就可使蔣介石產(chǎn)生疑團。（或是重慶制造的，以使他的行為顯得有理？）”（292頁）當然，這已是后話。

　　2003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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