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個題目時我沒有讀過王小波的一行詩（盡管他是寫過詩的），他是不以寫詩而名的詩人，我的意思是——他的文學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的詩篇。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顯示出天分的作家也并不是特別罕見，但由于許多人缺乏主見，消耗掉最初的熱情后就逐漸地平庸起來。青年時代我們大概都有過廣泛閱讀中外小說詩歌的經(jīng)歷，但我逐漸地感到閱讀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是在浪費時間，不過王小波是例外，對我來說能夠常讀常新的似只有王小波一人。當然并不止于他的小說，他的隨筆中有某些令人震驚的東西，這是只有羅素那樣深刻的哲學家才有的本領(lǐng)，而在中國當代作家或思想者的文字中卻很罕見。所以王小波的獨特性就超越了小說而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更高的境界，當然這個境界因為他的突然的去世而沒有來得及充分地發(fā)展，這個損失無以彌補。一般說來，一個獨特的靈魂是不能重復的，而一個天才的靈魂需要歷史漫長的時間才能運化出來。

　　五四以來，中國的白話文學一是受傳統(tǒng)白話小說的影響，二是受西方翻譯文學的影響。在初期曾產(chǎn)生了活潑的作品；
但在白話文學的境界還沒有達到古典文學和西方現(xiàn)代文學的高度時，在世界潮流的作用下烏托邦意識形態(tài)在中國蔓延開來，左翼文藝家的文學逐漸墮落為反文學的東西——群氓崇拜的宣傳品。這是一個吞噬鮮活生命的潮流，不幸的是這個潮流蔓延到了整個中國大陸，時至今日其余波依然連綿不絕。許多現(xiàn)代文藝家之令人反感就是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烏托邦主義思想的毒化。所以我們?nèi)菀装l(fā)現(xiàn)，在這股潮流的裹挾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顯露天才的文藝家到五十年代后大部分中斷了創(chuàng)作——有的擱筆、有的轉(zhuǎn)為翻譯，有的在歷次烏托邦運動中喪失了生命，而平庸的文藝家在主動地接受烏托邦意識后所寫出的東西都不堪入目了，至于在思想灌輸下長大的新一代文藝青年作為烏托邦運動的宣傳員已經(jīng)很難被稱作文藝家了。廿世紀五十年代以后的三十年是近百年來乃至五千年文明史以來中國思想文化領(lǐng)域的最為黑暗的時代。

　　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我們讀到的是缺乏歷史反省的膚淺的文學——盡管在當時也被傳誦一時，原因是它們的作者都沒有深刻的歷史性眼光，他們不能從心靈深處杜絕烏托邦主義，而是在總體上承認烏托邦主義的觀念正確性的前提下有些許活潑的東西。這種夾生的狀態(tài)甚至在許多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以思想著名的思想家那里也存在，我們能感受到他們在經(jīng)過長期的思想改造之后已經(jīng)融化到靈魂中的烏托邦主義的根深蒂固；
我們現(xiàn)在讀那些曾影響新時期文學的美學家（如朱光潛、李澤厚等人）著作能明顯感受到烏托邦主義的強大話語對他們的蠱惑。而更令人悲哀的是一些年老的文學家盡管身心曾遭受烏托邦主義的巨大傷害，可他們因迫害的強度太大使得自己在新時期已經(jīng)成了當初迫害自己的烏托邦意識的代言人了，除了永恒的沉寂來臨他們的思維習慣已經(jīng)使他們無可救藥。

　　王小波的可貴處首先是他作為文學家中天才詩人的立足點——他在靈魂深處與烏托邦主義的徹底決裂，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一個在烏托邦時代長大的人沒有任何烏托邦蒙昧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感染，這種出淤泥而不染的罕見表現(xiàn)在——除了王小波之外我們幾乎在所有現(xiàn)代文學家那里都能找到烏托邦意識形態(tài)的影子，甚至那些激烈地反文革思維的文藝家或思想者也以某種不自覺的方式墮入到文革思維中。所以要與烏托邦蒙昧主義勢不兩立不是單靠愿望或決心能做到的，更需要靈魂的純潔和天分的明敏。

　　王小波為什么能夠達到這樣的高度呢？詩人來到世界那是世界的光榮，中國能產(chǎn)生王小波則是中國的光榮，要問中國為什么產(chǎn)生這樣的人，回答是天才的產(chǎn)生是因為上天總要產(chǎn)生天才。在我們對天才降臨世界的驚異和贊美之后，還可以分析天才成長的細節(jié)。

　　人們以為王小波是小說家，而我這里說他是詩人，其差別并不僅僅是用詞的習慣問題，而是我有我的意義。小說有各式各樣的作法，可以講故事也可以不講故事，把一個故事講得生動需要語言技巧�，F(xiàn)代文學可以講故事，而講故事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種，如拉美的許多名聲顯赫的作家的方法，我指的是《百年孤獨》或《霍亂時期的愛情》那樣的作品；
也可以不講故事，而講現(xiàn)實世界之人世間的生活細節(jié)如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或現(xiàn)實世界作用于人物的內(nèi)心，寫他的意識的流動，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心理描寫甚至比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描寫更令人驚心動魄。如果我們每個人注意到內(nèi)心意識的流動就發(fā)現(xiàn)沒有什么文學能表達我們復雜的內(nèi)心，比如我們在現(xiàn)代城市中散步產(chǎn)生的一系列微妙的心理狀態(tài)；
我們說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某種程度上達到那個復雜的心理狀態(tài)，但我以為還沒有達到描述心理復雜的理想狀態(tài)，我的意思是我體驗到我內(nèi)心的意識流比他寫出的要豐富得多�？ǚ蚩ㄋ�給予讀者造成的奇妙感覺使人們有理由認為他的作品是現(xiàn)代小說的典范，但這里典范的意義不是說大家都要按他樹立的現(xiàn)代小說的標準去寫，而是說他寫出來了現(xiàn)代不同于古典時代的生存狀況——所反映出的是現(xiàn)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巨大反差，當然他的小說反映出他的靈魂的獨特性，風格可以模仿，靈魂是不能模仿的，而卡夫卡的典范意義在于他以自己的小說標志一個真實的靈魂在我們的世界中存在過。

　　從時間上說王小波的文字當然屬于現(xiàn)代文學，不過他的獨特性使我甚至感到把他的小說歸類為小說類有文不對題的地方，盡管我也同意小說有無限的可能性而沒有固定的程式。小說家的本領(lǐng)是使人忘記作者，而專注于他所寫的內(nèi)容；
而王小波的文學使我們總想揣度哪些是真實地寫了他自己，而且我們的想法逐漸強烈，總想找王小波當面談?wù)劊�而忘記他已�?jīng)去世了。這是我把他命名為詩人的又一個理由，在我看來只有詩人才能給我這樣的欲望。

　　詩人的語言天才不能歸結(jié)為某種經(jīng)過訓練而能達到的技巧，語言天才也需要訓練，但那種對世界的本質(zhì)觀察則非訓練所能達到，它只能歸結(jié)為詩人獨特的經(jīng)歷以及他的先天稟賦。我們知道王小波很崇尚現(xiàn)代西方文學如法國作家杜拉斯的小說，尤其對王道乾翻譯的《情人》推崇有加，他的小說《黃金時代》可以看出杜拉斯的影響，但即使這篇他的最優(yōu)秀的小說也不能使我們忘記作者王小波的存在，而王小波之所以這樣牽動我們的心靈，是因為他描述的真實——他似乎尚未達到編造一個虛擬故事而能讓讀者信以為真的地步，他的不是純粹的小說家也就表現(xiàn)在這里——比喻地說他不是一個善于戲仿的演員，而是一個本色演員，他只能演他自己。所以我們就理解他的小說吸引我們的原因，對小說結(jié)構(gòu)嚴謹?shù)囊�求就不完全適合于王小波——因他的小說不全是小說而是他的歷史，而他的歷史之所以扣人心弦在于他的歷史生動地顯現(xiàn)了烏托邦時代一個天才詩人的內(nèi)心歷史，而一個天才詩人的內(nèi)心歷史折射出的是那個時代的本真歷史。

　　因饑餓或動亂而死亡的人數(shù)即使是一個天文數(shù)字那也不過是數(shù)字，讀歷史的人離歷史發(fā)生的時間越遠則死亡數(shù)字就會越使他漠不關(guān)心，反正即使沒有因饑餓或動亂而非正常死亡而是正常死亡也早已經(jīng)死亡了，這樣早死與晚死的“齊一”就使歷史文本的讀者不自覺地忽視了歷史發(fā)生時的殘酷性。而心靈折射的微觀歷史則不然，文字中的生命永遠是鮮活的，他們的痛苦經(jīng)歷就有著永恒的鮮明性，這樣就如一個大理石的雕像——羅丹的《永恒的春天》的少女的石頭材料就比任何人間少女能永葆青春，王小波用文字給他的時代建立了雕塑，不僅把自己和他周圍的人赤裸裸地表現(xiàn)出來，而且把那些轉(zhuǎn)瞬即逝的歷史時刻所折射的時代意識凝固下來，為后世的思想家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反思的標本，——這都因為詩人那比閃電還犀利的目光對歷史的觀照。

　　（一）死亡的反革命意義

　　死亡是文學永恒的主題。死亡之所以嚴肅是它的歷史性的不可逆性，如果死亡是可逆的——比如孫悟空可以把他被妖魔砍下的頭顱重新長在自己的脖子上，死亡就成了喜��；
但人類的個體一般沒有孫悟空的神通，因而歷史舞臺和戲劇舞臺上的死亡之所以都是悲劇而非喜劇皆因死亡是人生的徹底終結(jié)。生命之所以讓我們每個人認真對待就因為死亡橫亙的每個人的面前，生命因死亡的徹底終結(jié)性而成為人類最寶貴的東西。

　　但人類的形而上學并不是教條主義地理解生命的寶貴性，比如一些人認為有必要為了自己的名譽而殺死自己；
而在另一種激烈的歷史情境中，如果一個人的死亡可以換得一群人的生命繼續(xù)，那么這個人就可能把犧牲自己的生命看作必要的和神圣的。我們說革命的積極意義就在這里表現(xiàn)出來，——盡管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但在日本法西斯侵犯中國人家園的時候，他們就要把自己的身體作為武器去革滅侵略者的生命，因為當民族尊嚴成為人們自由生命的條件，為了捍衛(wèi)這個尊嚴就有必要犧牲生命，這種意義的革命精神顯示了人類理性的崇高。當然革命的積極意義并不僅于此，還有建立在比喻之上蘊涵于生物進化、社會運動、科學進步中的意義，前者如人猿的分野，中者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后者如瓦特發(fā)現(xiàn)的蒸汽動力原理對人類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

　　但歷史的曲折性在于，那種基于更高目標而否定生命的革命意義可能被濫用。烏托邦主義就濫用了革命的意義，把革命本身作為革命的唯一目的，或者設(shè)定一個子虛烏有的目標作為犧牲生命的理由，這種革命的異化意義就不僅否定了革命的積極意義，而且否定了生命的意義——把生命尤其知識者的生命當作可以隨意處理的垃圾，這是很不人道的。

　　人類的天性是尊重生命，所以對烏托邦革命意義的否定也就來自于那種否定生命本身的殘酷行為本身，實際上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意義，但對這種“反革命”意義的理解除了生命的死亡本身的現(xiàn)身說法，就是詩人對死亡的反思。哲學反思死亡只有在社會秩序變得合乎理性時才有可能，而在一個動蕩的社會，文學的鮮明性就優(yōu)于哲學，王小波的文學語言就有了歷史性價值，因為人類的歷史記憶盡管遠高于動物，但他們也并非不善于遺忘。

　　在那個革滅文化和隨意損害無辜生命的時代，知識分子如大學教授自殺者如此普遍，以至于在當時人們認為本來就應(yīng)該有這樣的普遍現(xiàn)象。而隨著時代風氣的轉(zhuǎn)變，當它不普遍時人們也逐漸忘記了它曾經(jīng)的普遍；
但王小波沒有忘記，時間沒有磨滅他的記憶，反而更加鮮明，他把他曾經(jīng)的觀察以驚人的細節(jié)表達為文字；
而尤為可貴的，他沒有任何虛情假意，他的文字直入本質(zhì)，沒有敷衍的水分。除了詩人，沒有人能夠做到。

　　“那些日子里北京上空充滿了陰霾，像一口凍結(jié)了的粘痰，終日不散。礦院里死了好幾個人，除了賀先生跳樓，還有上吊的，服毒的，拿剪子把自己扎死的，叫人目不暇接。”（王小波《似水流年》）

　　說北京的天空像凍結(jié)了的粘痰，這個意象并不特別成功，即使它用來描寫一個遍布陰霾的時代；
但我們考慮到詩人正在發(fā)展中，也就不能苛求他，我們不能拿但丁的嚴謹來要求王小波。王小波的地獄篇不是寫但丁眼里的東西，有點兒像寫波德萊爾眼里的東西——假如波德萊爾從巴黎移居北京的話，我的意思是王小波的意象的紛繁和不嚴謹更接近波德萊爾，但王小波所寫的終歸是王小波眼里的地獄，他的地獄篇不是如波德萊爾寫內(nèi)心對象化的巴黎的憂郁，而是一個血淋淋的北京到達了詩人的內(nèi)心。王小波寫自己心靈中所記憶的歷史的欲望太強烈，盡管他對查良錚和王道乾的譯筆推崇倍至，他的語言似尚未達到前輩大師的靜穆與悠閑，總是禁不住站出來發(fā)言，他作為小說家的這種“不成熟”或正是他作為中國廿世紀之史詩家的特點——飽含著人間赤子的真情。一個“反動的學術(shù)權(quán)威”的死亡給予一個少年的記憶是十分深刻的，他像描寫花朵那樣細致地描寫了賀先生跳樓自殺后的腦髓：

　　“他腦袋撞在水泥地上，腦漿子灑了一世界，以他的頭顱著地點為軸，五米半徑內(nèi)到處是一堆堆一撮撮像新鮮豬肺的物質(zhì)。不但地上有，還有一些濺到了墻上和一樓的窗上。”

　　這是一個自殺者給予世界造成的痕跡。這樣的描寫并不完全能顯示王小波作為王小波的獨特性，顯示他作為自己的是這樣的句子：

　　“一個人寧可叫自己的思想的器官混入到別人鞋底的微塵，這種氣魄實在出我想象之外。”（王小波《似水流年》）

　　把“思想的器官”與人們“鞋底的微塵”聯(lián)系起來，這需要對宇宙歷史的深刻理解，因為我們的宇宙歷史中產(chǎn)生能思想的大腦是件很不平凡的事，而一個人竟然把自己積累了一生的知識與記憶的大腦化作砰然一聲，表達這種聲音的反革命意義強烈到要用革除自己的生命的方式來實現(xiàn)。在這個聲音之后的視覺表象中，我們很自然地感覺到王小波自己的在場，他沒有把自己置身于敘述之外，這使人忘記自己在閱讀小說；
而當詩人以更強的聲音說話時，我們認出了那個詩人思想者的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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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賀先生死時還蒙有不白之冤，但在他生前死后，我從沒有對他有不敬之心。相反，我對他無限崇拜，無限熱愛。不管別人怎么說他（反動的學術(shù)權(quán)威，國民黨官僚等），都不能動搖我的敬愛之心，在我心中，他永遠是那個造成萬人空巷爭睹圍觀的偉大場面的人。”（王小波《似水流年》）

　　 ——詩人表達的真情來自于他所擁有的真情，他連續(xù)地用“無限”——無限崇拜，無限熱愛——來表達對賀教授的尊敬，這在冷眼看世界的王小波是很不平常的，一定是賀教授的學養(yǎng)人品征服了他；
而且他在用這種方式表達人們當時對另一種“無限熱愛”的否定。在黑暗的時代，上帝的使者依舊在場，他們就是眼睛雪亮的詩人，世界因詩人而銘記了自己的歷史，賀先生臨終的遺囑是“小孩，走開”，他怕自己的尸體嚇著孩子；
但另一個少年（王小波）見證了他的死，賀教授把自己的腦髓開出的血肉花朵呈現(xiàn)在王小波面前，就把他大腦里沒有來得及表達的思想以通靈術(shù)的神秘方式傳遞到了王小波的心靈中，我們需要認識到天才之能鑄就自己的理性之劍有許多原因，原因之一就是在地獄里有許多悲哀而高尚的靈魂曾為他淬火。所以王小波目睹賀先生的腦髓的意義是重大的，萬人空巷的熱鬧場面也不如詩人王小波目睹他的死亡更熱烈、更有意義，因為這可能被人遺忘的歷史細節(jié)終于以王小波的詩筆而傳達到了世界，賀教授就以自己的死亡延續(xù)了自己的生命。

　　詩人王小波并沒有止于他對賀先生的崇敬，如果止于此他的史詩就無法把自己與那些懷念蒙冤的親人的悼念文字區(qū)別出來，詩人還要繼續(xù)觀察那腦髓的花朵在夜晚以什么形式開放：

　　“賀先生死那天晚上，半夜兩點鐘，我又從床上起來，到賀先生死亡的地方去。我知道我們院里有很多野貓，常在夏夜里叫春，老松樹上還落著些烏鴉，常在黃昏時哇哇地叫。所以我想，這時有些動物肯定在享用賀先生的腦子，想到這些事我就睡不著，睡不著就手淫，手淫傷身體。所以我走了出去。轉(zhuǎn)過了一個樓角，到了那里地方，看到一幅景象幾乎把我的苦膽嚇破。只見地上星星點點，點了幾十只蠟燭。蠟燭光搖搖晃晃，照著幾十個粉筆圈，粉筆圈兒里是那些腦子，也搖搖晃晃的，好像要跑出來。在燭光的一側(cè)，蹲著一個巨大的身影，這整個場面好象是有人在行巫術(shù)，要把賀先生救活······（省略號本文作者加）”

　　“我之所以沒有跑掉，是聽見有人說：小同學，要過路嗎？過來吧。小心點兒，別踩了，我仔細一看：蠟燭光搖晃，是風吹的；
對面的人影大，是燭光從底下照的······對面的人有四十多歲，是賀先生的兒子�！ぁぁぁぁぁの衣�慢走回家去，那天夜里沒有月亮，但有星光�！保ㄍ跣〔ā端扑�流年》）

　　這里神秘的詩意之使人難忘在于讓我們領(lǐng)略到人世間被壓抑著的正義和溫情的存在——我們的世界畢竟還沒有變成動物主宰的世界，而正義的表達又像燭光一樣微茫，以致一個未成年人因此恐懼。不過詩人在場與野獸在場是不一樣的，野獸只能看見腦髓可以吃掉，而詩人則從地上的腦髓到達了無形的上天，那星光的閃爍，使我們想到上帝。我們知道在思想解放運動的日子里中國人朗誦北島的詩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yīng)”，這種措辭法盡管在革命話語中是沒有的，而且因?qū)�專制極權(quán)罪惡的憤激而顯得特別有韻味，但這個特定時代的詩句一旦脫離開它產(chǎn)生的時代就容易被淡忘，而且它太像警句了；
而王小波的語句分開來是更為天成的詩句：

　　我慢慢走回家去，

　　那天夜里沒有月亮，

　　但有星光。

　　在誦讀王小波的詩句后，我們就有一種默念耶酥話語的沖動：“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里來的人�！保ā妒ソ�(jīng)·路加福音·嘆息耶路撒冷》）賀教授自殺的直接原因是教工“鳳師傅”等人在暗室里對他的毆打。令人驚奇的是王小波對“鳳師傅”的“贊美”：

　　“我有一個結(jié)論，覺得犯不上和鳳師傅為難，因為不管怎么說，他也不是個大壞蛋。鬧了一回紅衛(wèi)兵，他干這點壞事，不算多。鬧納粹時，德國人殺德猶太人幾乎滅了種，要這么算，鳳師傅還該得人道主義的獎?wù)��！保ㄍ跣〔ā端扑�流年》�?/p>

　　這幾行文字的天才之處在于他想到了納粹，并把“鳳師傅”與“人道主義”聯(lián)系起來，這樣奇異的想象又十分自然。我們在王小波對另一個“李先生”的贊美中，也領(lǐng)略到王小波利用人們當時日常的話語所構(gòu)造出的不平凡語句：

　　“系里的人是說起李先生······任勞任怨，對國家，對黨毫無怨言，真是好同志，應(yīng)該發(fā)展他入黨。但是李先生說，他背著龜頭血腫的惡名，恐怕給黨抹黑——還是等等吧�！保ㄍ跣〔ā端扑�流年》）

　　這里特殊的弦外之音是只有特殊時代才有意義的，王小波恰當?shù)剡\用了文學語言的語義雙關(guān)性，這是不得已而為之，他不能像二戰(zhàn)后德國人譴責納粹法西斯那樣直截了當，否則我們就無法看到他的作品（沒有人膽敢出版）。這種狀況依然有令人悲哀的東西，這種東西是中國人民擺脫烏托邦主義奴役狀態(tài)的障礙，也是阻擋詩人進一步發(fā)展為哲學家的障礙，因哲學家的語言不能把意義隱藏在雙關(guān)語中；
但我們必須原諒詩人的小心，他發(fā)言的時代還容不得哲學家直接地向世界說法，那個時代還沒有到來。

　　王小波小說的主人公語言中經(jīng)常使用一些臟話，但我們不僅毫不以為臟，而且透過這臟話的憤激，我們看到的是純潔的靈魂。當那些罪惡的烏托邦意識使人變態(tài)瘋狂時，理性者罵一句臟話與那把人的腦子挖掉換上“無產(chǎn)階級”腦子的革委會主任或軍代表們使用的革命話語相比，顯得極富人間的真情（這里“挖腦子”的意象來自王小波）；
而詩人的純潔性更在于他的臟話中有著否定烏托邦主義的原始力量。當一個極端厭惡烏托邦思維方及其革命話語的“流氓青年”終于以自己對世界的豐富的理解征服了那個被烏托邦思想毒化的“團支書”的靈魂，把她裝腔作勢的軍服包裹的身軀變?yōu)槁泱w，革命時期的愛情以性交來實現(xiàn)，我們看到中國的法西斯主義終究抵擋不住上帝的力量——上帝賦予的人類本性總是反動一切形式的漠視人類生命的法西斯主義。

　　（二）性對革命運動的消解

　　從荒蕪的宇宙中誕生出人類的進化歷史中，性的作用是巨大的。在但丁的《神曲·地獄篇》，有這樣的詩句：

　　“正義感動了我的創(chuàng)造者；

　　 創(chuàng)造我的是神的力量，

　　 至上的智慧和原始的愛。”

　　這里“原始的愛”在但丁是創(chuàng)造“我”的神的力量；
但神是不會以一個具體的形象現(xiàn)身的，他的力量內(nèi)化于我們每個人的身體中。超出但丁詩歌文本的解釋，我們說“原始的愛”可以理解為人類和動物天生具有的性欲。性欲是上帝的偉大發(fā)明，因為這種創(chuàng)造生命的設(shè)計方案十分巧妙。從動物到人類智力發(fā)展的歷史序列來看，是性欲激活了更廣泛的愛，性使男女之愛升華為愛情，而愛情的結(jié)晶孩子使人類的愛超越了男女之情愛，每個人都因這種愛的羅網(wǎng)而在世界中有了自己的位置——他是他父母親的兒女和他兒女的父母親以及愛人的配偶，由家庭的愛的推己及人才蔓延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尊重與溫情。原始的愛的作用不僅于此，它還有殄滅野蠻的神奇力量。

　　在東西方的古老神話中不乏類似的故事：馴服一個巨靈和怪獸的野性的最好的辦法不是用外部的力量抗爭它，而是讓它的欲望得到釋放——派遣一個美麗女神和它性交，性欲的釋放過程是野蠻的，但比起巨靈和怪獸的危害人類安全來釋放性欲的野蠻畢竟要更少殘忍，而且在性欲釋放后巨靈或怪獸都表現(xiàn)出罕見的溫柔�！拔母铩边@個革命主義怪獸，要想約束它的暴行，無論是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道德說教，還是西方的基督教倫理學勸戒，都顯得蒼白無力，原始的力量就顯得特別有效，這個原始的力量除了人們求生存的本能，另一個就是——性。

　　早在革命軍剛進城之時，性對革命意志的消解已經(jīng)以合法婚姻的形式下顯示出來——老革命紛紛拋棄自己的年老的農(nóng)村妻子而娶年輕美貌的城市女子，他們盡管仍然以“大老粗”的農(nóng)民品性自豪，但知識女性的吸引力很可能不是知識而是她們因知識而對情感與性的細膩理解。這種合法的婚姻形式暴露出的“資產(chǎn)階級意識”與其他表現(xiàn)形式被革命統(tǒng)帥適時地意識到了，這種來自身體的原始吸引力給予革命者的思想以反思，所以我們在當初革命文件中經(jīng)常讀到“化成美女的毒蛇”這樣的句子，這實際上是一種內(nèi)心的恐懼，我們能從革命導師對“資產(chǎn)階級”的一再指控中看到這種恐懼的心理，美帝國主義和蘇聯(lián)修正主義都是紙老虎，革命者不在乎這些外在的敵人，真正使他們害怕的是內(nèi)心中的因原始的肉欲所產(chǎn)生的資產(chǎn)階級意識。

　　從歷史學的角度看“文革”有其烏托邦魑魅歷史演繹的“歷史邏輯必然性”，而從戲劇性的角度看，“文革”也可視作革命領(lǐng)袖對人類內(nèi)心天然的資產(chǎn)階級品性的恐懼而產(chǎn)生的歇斯底里。由于以普遍的閹割來實現(xiàn)消滅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方式要冒絕種的危險，因此就只能在“靈魂深處鬧革命”，表現(xiàn)在崇拜愚昧、仇恨知識，表現(xiàn)在界定性交除了傳宗接代的合法性之外不允許任何資產(chǎn)階級的附加意義——這是革命的性交與反革命的性交、無產(chǎn)階級的性交與資產(chǎn)階級的性交的本質(zhì)區(qū)別，為了前者戰(zhàn)勝后者就需要把中國人變成大老粗，然后把大老粗變成蠢豬，革命意識形態(tài)認為蠢豬因為沒有資產(chǎn)階級和小資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所以是無產(chǎn)階級最高尚純潔的標本。但把人改造成豬畢竟也有困難，盡管這比把人都變成智者要容易得多。除了那些不愿意把自己變成蠢豬的知識者肉體消滅后其腦髓給予世界造成悲慘意象的反革命作用外，靈魂深處還有對革命的反革命力量。

　　在王小波的《黃金時代》中，軍代表的“小和尚”（在王小波的文本中代表男性生殖器）因閱讀“破鞋”——一個美麗性感的女知青——描寫自己與男友的性交細節(jié)的“交代材料”后膨脹起來。

　　“在車站上陳清揚說，這篇材料交上去，團長拿起來就看�？赐炅嗣婕t而赤，就像你的小和尚。后來見過她這篇交代材料的人，一個個面紅耳赤，好象小和尚�！保ㄍ跣〔ā饵S金時代》）

　　我們不難設(shè)想，當軍代表覺察到自己的“小和尚”因“破鞋”的性描寫而背離了自己高尚的無產(chǎn)階級情操像個異己的動物一樣青筋暴突地筆挺，他可能意識到——老天給予每個人一個生殖器并不區(qū)分階級屬性。不難想象，如果你直截了當?shù)胤瘩g軍代表奉行的烏托邦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會極大地激發(fā)他的革命熱情，他會表現(xiàn)出為了捍衛(wèi)自己的崇高信仰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大無畏革命精神；
但當一個美麗的女知青以交代材料的名義寫自己如何在男友面前因男友對自己臀部的拍打而忘情，如何分開自己的雙腿讓男友的生殖器插入的細節(jié)，軍代表就可能在閱讀材料后之手淫的快感中忘記他遵行的烏托邦主義，并在排泄中把印刷無產(chǎn)階級革命理論的神圣紙張當成擦拭精液的手紙，自我否定和褻瀆就在他的自我身上自然而然地進行了。

　　詩人的犀利也就在于他文本的暗喻性，實際上，檢討中國八十年代后思想解放運動，烏托邦主義并不是被中國本土的或西方的自由主義哲學打垮的——當然它們的作用不容低估，而是被人性復蘇的原始力量擊敗的。烏托邦主義既然興起于大眾意識也就只有大眾意識能夠消解，在大眾中烏托邦主義主要的是被外國電影、流行音樂、古典小說或現(xiàn)代畫冊上暴露的肉體影象激蕩出的精液淹沒的，在淹沒中被遺忘，被扔進了地下室倉庫，烏托邦主義神壇的偶像在陰暗潮濕的水泥地上被摔得殘肢斷臂。

　　一個中國畫家曾說自己在文革的“紅海洋”中受了刺激，他不能再看見紅色，更不能畫紅色，他一看見紅色，心臟就無法忍受。對旗幟的紅色是革命烈士的鮮血染紅的說法的消解就一個青年人來說并不需要在他生活中消滅紅色，光波頻率的均勻分布使所有色彩都是美麗的，鮮血的血腥可以是殘酷斗爭的結(jié)果，也可能是愛的顏色，一個青年會在愛人紅色褲衩和紅色的經(jīng)血中目睹紅色本來和綠色一樣都是上帝創(chuàng)造生命的顏色，而那種紅色記憶中所反映的法西斯主義就自然地被消解了，所以王小波女主人公的紅色大褲衩就有了褻瀆的意味。我們說，如果崇高是虛假的，那么褻瀆就是神圣的。

　　畫家劉海粟說，他在批斗他的人潮的洶涌和口號的此起彼伏中仿佛看見了黃山云海。這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功夫只有偉大的藝術(shù)家才能具備，而更多知識分子不能在被批斗中幻化這樣的景象，他們許多人的慘死說明批斗會不是頤養(yǎng)性靈的黃山煙云。把批斗會的兇惡化解為一種近似藝術(shù)家的行為藝術(shù)的游戲，我們通過王小波的史詩領(lǐng)略了青年們在自己的黃金時代所賦有的人性回歸的天然力量。一對知青因性愛而被批斗，“斗破鞋”使批斗會因被批斗者的“奸情”以及女知青那渾圓的肩膀、乳房、腰肢而有了別樣的意味，而參加批斗會的群眾也就因這特別的性意味而觸及了靈魂深處的東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種觸及顯然不是硬著頭皮表達對階級敵人的仇恨而去毒打他人——除了個別虐待狂更多的人即使以無產(chǎn)階級的名義毒打資產(chǎn)階級代言人也畢竟不是一件使他愉快的事，而“破鞋”批斗會則充滿快感，就如同現(xiàn)代人在觀賞時裝模特或選美比賽從美女身體上領(lǐng)略快感一樣。實際上，批斗過程因女知青的美麗以及她被斗內(nèi)容的性暗示已經(jīng)把批斗會的內(nèi)容暗中轉(zhuǎn)化了——革命時代所不允許的美女展覽就以批斗會的名義悄然進行。由于這是黑暗時代不叫行為藝術(shù)的行為藝術(shù)展，就更激發(fā)出觀眾那因壓抑太久而忽然爆發(fā)出的激昂的性亢奮，實際上，繩子捆在美麗的女“破鞋”身上使女知青曲線暴露，這在觀眾的性亢奮中便混雜著性虐待狂的心理的，這是與現(xiàn)代選美比賽所不同的地方。即使如此，這種性欲的快感也比一幫猛獸式的批斗者餓虎撲食般撲向被批斗者并把被批斗者打得血肉模糊要人道得多，性欲即使夾雜一些虐待狂的心理，在革命時代群眾的戲謔的歡笑中，不僅顯示了人性中的真性靈，而且猥褻了革命時代批斗會對所謂階級敵人批斗的嚴肅性。

　　“陳清揚所了解的是，現(xiàn)在她是破鞋。繩子拴在她身上，好象一件緊身衣，這時她渾身的曲線畢露。她看到在場的男人褲襠里都凸起來�！保ㄍ跣〔ā饵S金時代》）

　　“她看到在場的男人褲襠里都凸起來”之比莫伯桑筆下的女主人公看到所有的男人因金閃閃的項鏈而看她有更深的意味在于，這是特殊的場景，不是舞會而是批斗會；
而褲襠的凸起的意義在特別的歷史場景中就有了有別于市井小說的暗喻性：理性的覺醒需要生殖器不由自主地挺拔對閹割主義的反動來清理道路。王小波的詩人的筆觸的大膽和富有表現(xiàn)力是他作為史詩作者那種對歷史的敏銳洞察力和賦予直露語言以深刻寓意的高超能力，能穿透人世間層層假面以及烏托邦主義的排排牙齒而“一劍封喉”。食欲、性欲是最原始的欲求，而烏托邦主義所宣稱的“無限美好”與他們“理想國”里現(xiàn)實反差是：唯物主義對自己的諷刺是物質(zhì)的極端困乏——人們因饑餓而死亡，高尚理想對“高尚”的諷刺是精神貧乏到接近蠢豬——活人的身心在恐怖和惶惑中煎熬，那慰藉身心的藝術(shù)傳統(tǒng)被否定后，精神世界像沙漠一樣單調(diào)和干澀。王小波的史詩告訴我們，人們也正是在對食欲和性欲的原始渴望中實現(xiàn)了對烏托邦虛假神殿的玷污，這個把怪獸和強盜邏輯硬擺上神壇的烏托邦神殿注定要在上帝賦予人類的人性的回歸中轟然倒塌。

　　死亡和性欲的聯(lián)系有多種表現(xiàn)形式，其中在中國的一種表現(xiàn)就是1976年隨著中國革命巨人的去世而使空氣發(fā)出撩人的新鮮氣息。對于一個青年，如果我們不教導他任何知識，而只讓他自然地在社會中生活，他能通過語言的學習懂得人類數(shù)萬年以來進化中學得的基本常識，因為語言本身在被領(lǐng)悟中就包含著動物不能理解的人類知識，而在這些知識中，與動物本能的“知識”沒有多少區(qū)別的就是性，但性的表達形式又是與動物有很大區(qū)別的，強烈的性渴望使一個人在青春期渴望新鮮的語言、活潑的詩歌、美好的音樂——這卻是動物沒有、而只有文明的人類才有的情感，對異性的渴望畢竟不能像動物那樣直接�！拔母铩眲�(chuàng)造了一系列革命意識話語，但對于一個調(diào)皮的孩子他的天性中的調(diào)皮可能已經(jīng)抵制了其中許多虛妄的東西。所以上帝的安排是極為巧妙的，如果他使人長生不死可以想見中國人民可能至今依然沐浴在偉大導師的革命思想光輝中，而且許多人接受的革命教育將使他死不改悔，但死亡來臨了，他的革命思想就必須終止在骨灰盒里；
而同時新的青年又誕生了，對一個小驢駒一樣歡蹦亂跳的青年，烏托邦理想主義教育顯然不如上天給予他的性本能更有活力。

　　革命導師去世后數(shù)天要終止一切娛樂活動，但是否終止性交并沒有明文規(guī)定，王小波在他的《革命時期的愛情》中穿插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顯示了王小波在紅色霸權(quán)面前顯示的黑色幽默。1976年“國喪”期間，民兵小分隊到公園去抓“野鴛鴦”，“野鴛鴦”是特殊時代的特殊景象，革命的殘酷性在哀樂聲中被遮掩了不少，而性的沖動因此有了釋放的機會，而北京市住房的緊張使那些即使結(jié)婚的男女也缺乏合法性交的空間，于是“野合”也就有了特定的意義——夫妻或情人們在公園或野地里性交。在王小波的故事里，民兵小分隊與那個與女友正在性交的男子之間有這樣的對話：

　　“問：你們干什么了？”

　　“答：干壞事了。”

　　“再問：干了多少次？”

　　“答：主席逝世后這一段時間沒斷過。”（王小波《革命時期的愛情》）

　　“壞事”者性交之謂也，“主席逝世后這一段時間沒斷過”的意思是，一對革命時代的“野鴛鴦”一直在偉大領(lǐng)袖去世后性交狂歡，這句在特殊時代的老實交代作為戲劇臺詞即使與世界上最偉大的現(xiàn)代戲劇家的劇本臺詞并列也毫無愧色。有趣的是交代完之后，男子渾身發(fā)抖，而王小波的總結(jié)是：“當時國喪期間，而那一對的行為是哀慟過度的表現(xiàn)”，用性交狂歡來表達過度的哀慟并非完全不可能，不過詩人語言的幽默性使我們想到——他們用性交來慶祝自己的哀慟，無論如何，如果讓一次哀慟來結(jié)束可能的長期痛苦，是值得慶祝的，——盡管他們當時未必覺悟到這一點。當然這僅僅是一種可能；
另一種可能是，性交就是性交，與國喪的關(guān)系是——性交和國喪正好趕到了一起，等于性交和國喪沒有除了時間而外的任何關(guān)系。

　　當然《革命時期的愛情》所表達的含義要豐富得多，主要的故事不是野鴛鴦的性交，而是另一對男女主人公從被改造者和革命者的關(guān)系逐漸過渡到性愛伙伴關(guān)系的歷史，這個故事的史詩性是深刻地揭示了烏托邦主義在中國普通人心靈中的破滅，烏托邦運動之蒙昧性在于其蒙昧，消除蒙昧的固然是文明的覺醒，但如何喚醒文明卻并非文明自身所能勝任，而需要另一種“蒙昧”——人們?nèi)怏w中蘊涵的獸性，這表面看起來似乎離奇，而實際上的確是歷史的真實。中國歷史到了二十世紀中后期是如此粗野因而必需靠人的獸性來回歸文明，人的獸性在性的意義上其實就是人性的原始部分，它當然比烏托邦的蒙昧主義要更有活力，因為它是上帝的“力”，而烏托邦主義只是愷撒的“力”。

　　如果我們把烏托邦時代的報紙拿來閱讀或者翻看一下某個政治思想工作者的當年的筆記，就容易發(fā)現(xiàn)讓一個活潑的渴望新鮮思維的青年忍受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瘋言瘋語的聒噪是多么大的折磨。當然一般人在經(jīng)過長期的思想教育運動后可能會習以為常，但對于天資超絕的詩人來說是無法忍受的，這就是為什么在烏托邦時代天才都喜歡自殺的原因。如果天才沒有自殺，他在常人看來要么就是“神經(jīng)病”，要么就是“流氓”；
他們與理性社會的神經(jīng)病與流氓的區(qū)別是，他們的神經(jīng)正常而且并不流氓。而烏托邦社會之所以稱呼他們神經(jīng)病或流氓是因為整個社會的神經(jīng)不正常并且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很流氓，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流氓性表現(xiàn)在把一切活潑生動的思想看作萬惡之原。所以我們說，沒有什么比社會意識形態(tài)總是想盡一切辦法杜絕新思想更流氓的了。在烏托邦時代，人們并沒有分辨什么是真正的流氓的眼力，或者說歷史之所以使文明陷入歧途也正是由于人們普遍地缺乏分辨什么是流氓思想的緣故。

　　作為理性者的王小波在他小說里自己的替身“王二”就是烏托邦時代的“流氓”，因為他對所謂政治學習無法忍受，讓蒙昧約束天才、把人的腦子挖出來灌輸進烏托邦意識——這就是當年政治教育的目的。但教育者也不是從來就這樣蒙昧的，他們也是血肉的人組成，盡管他們之中很少有天才，但即使才能平庸者也可能領(lǐng)略一種富有想象力思想的活力，這預示著烏托邦主義不可能長久地統(tǒng)治世界，而王小波深刻地揭示了這一點。擔當教育王二這個“落后青年”使命的是團支書名叫海鷹的女青年，從這個女青年的裝束可以看出她的“革命干部”形象：

　　“（海鷹）長得人高馬大，發(fā)縫在正中，梳兩條大辮子，穿一套舊軍裝，在革命時期里就能當干部，不管她心里怎么想的，不管它想不想當。海鷹說，它從小就這樣打扮，從小就當干部。不管它到了什么地方，人家總找它當干部�！保ㄍ跣〔ā陡锩鼤r期的愛情》）

　　正因為她的“干部”身份，他總處在教育者的地位，她就只能強化自己的烏托邦思想，而烏托邦思想是世界上最貧乏的思想，幾乎不能被稱為思想，因為它是一切新思想的敵人。這樣，海鷹這個教育者在講她所能知道的干巴巴“先進思想”時，就不能吸引她面前那個遠高于她的天才詩人。我們之所以說小說里的王二是天才詩人，因為他就是王小波，盡管王小波試圖用身高和長相把自己藏在王二的背后，但他是藏不住的。王二在聽海鷹講“先進思想”時總走神，因為他天生是古希臘式的智者，甚至在他小便時他能想到自己的尿液能否沖動葉輪來帶動一個小型發(fā)電機來發(fā)電，這樣富于想象力的大腦在海鷹面前接受教育，其效果就是王二走神和“磨屁股”。而王二的不經(jīng)意的笑，在敏感的教育者海鷹看來是在嘲笑她，因為她的悟性還不至于看不出她眼前的這個“落后青年”比自己更聰明，盡管在革命時代，對人的評價是革命情操，而沒有“聰明”的地位。很快我們看到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轉(zhuǎn)換，即使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海鷹的辦公室）一個豐富的大腦和一個不豐富的大腦也是容易分出高低來的。王二的現(xiàn)身說法恐怕是海鷹聞所未聞的，因為對同一個事件一經(jīng)王二（王小波）敘述就立即有了反諷的味道。而人的思想是容易接受影響的，烏托邦思想的影響固然強大，但眼前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影響也同樣巨大，盡管他在海鷹面前是被教育者的身份。我們看一下王二可能向海鷹敘述的內(nèi)容：

　　“我哥哥五八年上到小學三年級，晚上餓得睡不著覺的時候，給我念他作的詩：共產(chǎn)主義，來之不易。要想早來，大家努力。他還告訴我，到了共產(chǎn)主義，窩頭的眼會變小，吃了頂餓�！保ㄍ跣〔ā陡锩鼤r期的愛情》）

　　一個饑餓的三年級孩子所能想到的共產(chǎn)主義理想是窩頭的眼會變小，這里的修辭如果帶著幽默，那絕對不是因為語句的巧妙，而是反映了一個天真兒童的真實心理，這樣的幽默之嚴肅性表現(xiàn)在——如果窩頭的眼太大就可能有更多的兒童餓死，而且這種經(jīng)常發(fā)生的餓死事件是發(fā)生在一個跑步進入共產(chǎn)主義的時代。而詩人的可貴就在于他把自己童年的談話記憶住了，于是那來自兒童的詩歌就超越了詩歌本身的意義而有了記錄歷史心理的作用——簡陋語言中的天真蘊涵著質(zhì)樸的中國人民被烏托邦主義愚弄后那種使后人深感悲傷的真情，“無限美好”的理想作用于現(xiàn)實社會使中國人民在對窩頭洞穴的凝視中產(chǎn)生了“美好幻想”——這恐怕是“科學”烏托邦（一般烏托邦主義者讀作“科學社會主義”）設(shè)計者當初不能想象的。與因挨餓產(chǎn)生的美好想象不同，此時地球的另一面“水深火熱”的美國人民正在把自己的想象力運用到如何登上月球。

　　我們很難想象海鷹這個教育者在受了眼前這個被公認為落后青年的反教育后會沒有觸動。而王二的關(guān)于革命武斗運動的“以子之矛刺子之盾”的諷刺與其說來自王小波的敘述毋寧說來自于王小波看到的歷史本身，偉大領(lǐng)袖發(fā)動的運動使“拿筆作刀槍”派的青年們以偉大領(lǐng)袖的偶像來保護自己、消滅敵人，而結(jié)果卻召來鋒利長矛刺穿偉大領(lǐng)袖的偶像的人中或印堂使偶像背后的血肉之軀立即死亡：

　　“他們的鎧甲就是身前身后各掛一塊三層板，上面貼上毛主席像，上陣時就像一批王八人立了起來。至于手上的長矛更加不像話，乃是一根鐵管子，頭上用手鋸斜鋸了一道，弄得像個鵝毛筆的樣子，他們管它叫‘拿起筆作刀槍’，他們就這樣一批批地開上前線，而對方手使鋒利的長槍，瞄準他們胸前的毛主席人中或者印堂輕輕一扎，就把他們扎死了�！保ㄍ跣〔ā陡锩鼤r期的愛情》）

　　“瞄準他們胸前的毛主席人中或者印堂輕輕一扎，就把他們扎死了。”如果這里有不露聲色的褻瀆也不能說是由于王小波的語言、而是歷史事實對它自身的褻瀆，這里血腥侮辱“崇高”的背后是年輕生命像處理爛白菜一樣被輕率地扔掉。這種從歷史事實中揭露出歷史事實蘊涵的褻瀆來自于詩人對歷史的深刻洞察，而表面上他似乎只不過是對觀察做了流水帳式的記錄，一點也不勉強。這樣就使教育者地位的海鷹抓不住王二“反動”的把柄，實際上也果真如此，反動的反動性之高境界就表現(xiàn)在這里——讓革命者也體察不出詩人的反動。而這里“反動”的意義是意味深長的，在一個把蒙昧主義當作歷史進步的蒙昧時代，“反動”才具有真正意義的進步，總結(jié)地看王小波以及中國現(xiàn)代自由主義者其實都是一定意義的反革命主義者，盡管“反革命”在烏托邦時代曾是一頂置人死地的魔冠；
我們設(shè)想如果近現(xiàn)代中國是反革命主義的天下就不會有中國長達三十余年的黑暗時代了。

　　長槍在王小波的文本中還有男性生殖器的寓意，而在王二的迥異于革命話語的敘述中，海鷹肯定也“中毒”了，她最終能輕松地把玩王二的生殖器在于王二對海鷹潛移默化的影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像海鷹這樣頑固的革命青年都最終敗倒在王二的“教育”下，中國烏托邦運動的失敗似乎也就命中注定了，人性的回歸當然也就是反人性的烏托邦主義的失敗。當然這個過程是緩慢地進行的，首先是海鷹出于“革命感情”帶著王二去治療他的痔瘡，王小波并沒有敘述海鷹注意到王二退掉褲子露出屁股后，海鷹是否注意到王二臀下那烏黑亮毛發(fā)里藏著的生殖器，但男人肉體的生猛肯定刺激了她；
而幾乎與此同時，王二也偷看了海鷹抽屜里的月經(jīng)帶。所以詩人接下來描述二人的性愛也就水到渠成，而一個頑固的革命主義者在性欲的作用下其烏托邦思想也就在她把玩王二的生殖器過程中被邊緣化了，因為就上天賦予一個女人的本性來說，原始的愛畢竟是最關(guān)于心的，我們讀到海鷹對男性生殖器的神秘性的感慨，其語言表達方式仍然是王小波特有的幽默：

　　“那一瞬間像個楔子打進了記憶里把想象和真實連在一起了。后來她常常拿著他的把把（注：男性生殖器）看來看去，很驚訝世界上還會有這樣的東西——癱軟時像個長茄子，硬起來像搗杵。它是這樣難看，從正面看像一只沒睜開的眼睛，從側(cè)面看像只剛出生的耗子�！保ㄍ跣〔ā陡锩鼤r期的愛情》）

　　上帝在宇宙中創(chuàng)造了兩個偉大的器官——一是大腦，二是生殖器，前者的偉大性在于宇宙有了自我反思的物質(zhì)集合體，后者的偉大性在于這個反思宇宙歷史的集合體能夠不斷地繁衍下去。這兩個器官反映了上帝創(chuàng)造宇宙歷史的本欲；
我們說烏托邦主義是罪惡的世界觀就在于它試圖徹底地否定這兩個本欲：通過杜絕新思想否定大腦的作用，通過把性欲發(fā)源的藝術(shù)命名為資產(chǎn)階級屬性杜絕人類的創(chuàng)造性。烏托邦主義的這種反上帝性（當然也就是反人類性）是與人類的道德哲學通過建立道德原則而將物欲與性欲約束在理性的范圍內(nèi)的意義絕然不同的。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中后期似乎已經(jīng)有了新創(chuàng)作的性愛文學，由于它們始終沒有成書，似乎一直在傳說中；
而隨著思想解放運動可以合法傳播的便是流行音樂和世俗文學�，F(xiàn)在我們?nèi)艋仡櫚耸�年代初期的流行文藝，除去懷舊的親切感而就藝術(shù)本身分析，其藝術(shù)價值是貧乏的，但無論是大陸的流行音樂還是港臺而來的“靡靡之音”，其共同的特點便是對青年人原始情欲的撩撥。人性的覺醒不是首先從思想上否定“文革”的一系列蒙昧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而是以天然的“蒙昧”——性欲——來反駁革命話語的霸權(quán)，——歷史本身的深刻性往往超越正在進行的歷史中人的理解力。應(yīng)該承認那種專門以迫害人為快樂的卑鄙人性的確存在于某些人中，但這樣的人畢竟很少；
就人類大部分成員來說，生物進化都加予了他們心靈以善意，而且由于任何人都被上帝加予了父母與子女關(guān)系，他在對他母親慈祥面容的觀望和自己孩子天真眼神的打量中都自然地理解到上帝賦予人類的善性。而他自身的“阿幾里斯腳踵”——性心理的存在使他不能以革命理想主義把自己修煉成一個“特殊材料制造”的“革命金剛”，無論他加入的組織的神圣性還是他對革命導師表達忠心的右手宣誓的堅決都不如上帝給予他的性本能更有作用。人性最基本的情感就是——愛與被愛，階級把人劃分為對立者在一個對人性有起碼洞察力的人的觀察中總是不能徹底相信的。所以我們看到隨著原始之愛呼應(yīng)世俗文藝所產(chǎn)生的社會作用，革命時代的中國社會的等級制——出身無產(chǎn)階級的高貴和出身資產(chǎn)階級的卑賤——以這樣的形式被消解了：右派的女兒征服了革命家庭的成員，地主成分的青年贏得了貧農(nóng)出身女子的愛�！�—這里不需要太多思想批判，不需要以符合人性的平等邏輯來指出烏托邦“科學真理”的所謂唯物主義階級決定論的荒謬絕倫，因為青年們只不過是以自己的滿足情感的方式使那種貼著“科學”標簽的烏托邦蒙昧主義階級論顯得極端愚昧可笑。

　　“原始的愛”就這樣把王二與海鷹這兩個“對立陣營”的人綁在了一起——上帝無所不在也可以在這里得到理解。當然，性的作用并不是萬能的，它的作用在于對烏托邦革命運動的反革命作用；
但思想的建設(shè)不能靠性欲來完成，它至多是清理出一個理性的起點。而且烏托邦主義也不能完全靠原始的性欲來消除，在王小波的小說中，我們從海鷹身上仍能感受到她接受王二反革命思想的不徹底性。實際上烏托邦主義教育的確早已觸及了她的靈魂并生了根，甚至在對性欲的表達上也還有烏托邦主義思想的影響，表現(xiàn)在她渴望受虐的變態(tài)心理。由于在革命主義文本中沒有健康的性教育，她（海鷹）是在革命者遭受敵人毒打、強奸、辱罵而堅強不屈的革命話語中，從“強奸”領(lǐng)悟性意味的，在海鷹的話語中性交和強奸是一個詞，這使她一開始就把性的意義與虐待聯(lián)系在一起，誓死不屈的革命精神的強力灌輸使她對世界和人自身的理解是病態(tài)的，她在少年時代就想象自己成為一個堅強的革命者——在敵人的酷刑和強奸中不動搖意志，所以當王二與她性交后她渴望被虐待。但王二盡管被烏托邦社會命名為“流氓”而其身心卻是健康的，而海鷹所接受的革命主義教育使她具有某種法西斯主義的性征——施虐狂激發(fā)出來的受虐狂心理，她似乎只有以革命者的方式實現(xiàn)自己被毒打、被強奸、被辱罵才能得到身心的極大滿足——性欲與革命的聯(lián)系在她身上的確微妙地體現(xiàn)出來。我們由此看到詩人王小波深刻的洞察力——烏托邦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盡管發(fā)生過表面的沖突，但二者在本質(zhì)上具有內(nèi)在的一致性。

　　（三）未完成的自由主義思想家

　　柏拉圖的理想國里沒用詩人的位置，王小波不屬于理想國，他是理想國的叛逆者。在西方語文中，詩人在古典的意義中固然代表一種高貴的、天才的品質(zhì)，但在現(xiàn)實的意義中又與乞丐、妓女、流浪漢聯(lián)系起來，詩人的意義因此很豐富。王小波告訴我們他的留學時代有過閱讀維多利亞時代性愛小說的經(jīng)歷，在我看來一個飽受摧殘的妓女往往在不經(jīng)意的言談中道出對人生的深刻領(lǐng)悟。王小波也有這種不經(jīng)意的深刻，他的心靈沒有像某些妓女那樣在頻繁的性交中麻木，他是少有的深刻的“妓女”，——他沒有像大多數(shù)人那樣在時代意識對青年人心靈的強暴中沉淪，這是王小波的不凡之處。他渴望自由地思想的思維樂趣，但時代卻壓抑他，使他的渴望更加強烈，也使他對那種以高尚的理想主義為名義的蒙昧主義對自己心靈的強奸充滿憎惡，而更為難得的是他把這種憎惡的情感表達為語言犀利的思想文本。

　　烏托邦時代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在“文學”的最廣義上——的狀況是，有思想的人不能搞哲學，有文化的人不能從事寫作，因為烏托邦主義有太多理由把枷鎖戴在天才身上；
若問中國近現(xiàn)代為什么不能產(chǎn)生思想大家，回答可以是一個反問句——思想大家能與一個扼殺天才的時代同流合污嗎？既然只有平庸才能茍活，對死亡的恐懼就使平庸有了吸引力。一個德國漢學家說中國現(xiàn)代文學都是垃圾——其實這說法一點兒也不過分。在“文學”的狹義上，現(xiàn)代中國作家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學家的寫作技巧，但文學絕不單是技巧，也不單是故事；
曲折的故事情節(jié)能吸引一些讀者的注意力，但僅此而已。

　　不過歷史對蒙昧的否定終于使天才有了發(fā)言的可能，王小波的文字告訴中國讀者——一個天才的文學家首先應(yīng)該有敏銳的判斷力，能對他的時代蒙昧主義的習以為常的觀念給以反駁，而不是不自覺地運用那習以為常的觀念。王小波受了他父兄邏輯學研究的影響，這使他對思維本身的反思超越他同時代那些愚昧無知的作家，這些作家以為文學應(yīng)該討好老百姓，這使一個時期的他們像油嘴滑舌的太監(jiān)，唯唯諾諾地說是貼近生活和人民，眼角眉梢卻揣測著權(quán)力者喜怒情態(tài)。而王小波不僅是少有幾個特立獨行的人，而且他是一個文理兼?zhèn)涞�、有哲思的思想家，他不是像陳寅恪、錢鐘書那樣博學文史掌故而對數(shù)學物理學缺乏興趣的文人。哲人與文人有相通處更有本質(zhì)的不同處，把現(xiàn)代邏輯思維結(jié)合到宇宙論并進而思考人類生存問題是哲人沉思世界所稟賦的高貴素質(zhì)，而不完全是學科取向的所謂全面性的專業(yè)選擇意義，盡管宇宙歷史和人類道德都不能還原為數(shù)理邏輯。從王小波引用過羅素的話——，世界可分為兩件事：移動某些物體，令人移動某些物體，——使我們意識到他對世界的洞察力，能在浩如煙海的語句中發(fā)現(xiàn)這句話的深刻性，說明王小波認真思考了世界。而許多現(xiàn)代文人都不知道“世界”意味著什么，讀上他們所寫的兩三行東西，無論他們多么有名，就可判斷出他們盡管學了些語言技巧或教科書的知識甚至顯得很博學，但由于先天性地缺乏悟性與哲思，其靈魂依舊狹隘，除了堆砌辭藻本領(lǐng)其見識并不在路邊的修鞋匠之上。一個人能掙脫雜亂無章的文本的干擾，尤其掙脫時代的流俗意識，有自己的主見，仿佛是古希臘或中國先秦的哲人的靈魂復活在自己身上，給世界一個直入本質(zhì)的觀照，才配稱得上詩人哲學家。

　　我們不僅能從王小波的小說中感受到對蒙昧主義進行批判的自由主義精神，在他的隨筆中也見出一個自由主義思想家正在起步的跡象。王小波的思想不是研究生為了論文答辯而熬夜擠出來的規(guī)范文本的文字堆積，而是從他不算長的一生經(jīng)歷中領(lǐng)悟進而從心靈中流溢出來的“精液”。權(quán)力者總希望烏托邦運動的歷史在中國人心靈中淡忘，否則他們認為就會殃及自己統(tǒng)治的合法性；
但王小波卻以獨特的敏感抓住不放，他要檢討中國之一度成為瘋?cè)嗽旱脑�因，他的矛頭直接指向烏托邦主義的老家。我們通過他把日本人的軍歌“跨過大海，尸浮海面；
跨過高山，尸橫遍野”與文化大革命的歌曲“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就是好”并列比較，看出他和我們有一個共同的鮮明見解——烏托邦主義并不比日本法西斯主義更少邪惡：

　　“這四個‘就是好’無疑根絕了講任何道理的可能，因為狂信，人就不想講理。我個人以為，無理可講比尸橫遍野更糟；
況且，只要到了無理可講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橫遍野，‘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還造成了全民知識水平的大倒退。”（王小波《知識分子的不幸》）“納粹的千年帝國之說，肯定有一些德國人愛聽；
‘文革’里跑步進入共產(chǎn)主義之說，也迎合了一些人的急功近利�！保ㄍ跣〔ā毒�惕狹隘民族主義的鼓惑宣傳》）

　　王小波當然沒有停滯于對烏托邦意識的指控，而是揭露烏托邦主義者以自封的道德制高點的身份對人類理性探索世界奧秘渴望的野蠻扼殺，革命教育的出發(fā)點就是壓滅人們的好奇心，把思想統(tǒng)一到烏托邦思想的“科學真理”上去，用愚蠢約束聰明、以簡單否定復雜、以群氓“啟蒙”精英——這在王小波看來簡直十惡不赦：

　　“一切價值判斷中最壞的一種是：想的太多，太深奧、超越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種罪惡�！薄坝薮朗且环N極大的痛苦；
降低人類的智能，乃是一種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人所犯下的罪孽�！薄拔艺J為低智、偏執(zhí)、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保ā端季S的樂趣》）

　　在烏托邦時代，軍代表、革委會主任、政治思想工作者也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大家沒有什么區(qū)別，甚至可以說他們大多數(shù)都是善良的人，但他們之相信自己之具有神通在于他們堅信——只要皈依了烏托邦主義的“科學”自己就具有了把知識分子置于被改造對象的高標地位，以他們的混沌的低智來限制智識者的復雜性思維——這使他們的“政治教育”顯出十足的邪惡；
他們用那從口號中學來的簡單膚淺的烏托邦思想為真理標準把他們自己不能理解的東西命名為資產(chǎn)階級或修正主義，進而消滅之。在他們愚蠢的腦袋想來，那些深奧難懂的思想既然他們聽不懂，就肯定是謬誤，而對待謬誤就要像消滅病毒一樣徹底消滅。他們的“政治教育”就是遵循這樣一個原則——簡單的頭腦比復雜的頭腦擁有更先進、愚昧比文明高尚、無知比智慧美好。不難看出，他們的革命主義就是與人類經(jīng)過億萬年進化得來的理性原則——人類應(yīng)鼓勵文化和創(chuàng)造性思維——作對，烏托邦理論千言萬語除了一句話“造反有理”外，就是論證——當笨蛋比愛智慧好，他們的蒙昧主義使“革命”達到了這個詞的本意——革除社會中一切有生命力的東西。

　　“我有位老師，年輕時對現(xiàn)代語言學很有興趣，常借些新的英文書刊來看。后來有人給他打了招呼說：你這樣下去很危險，會滑到資產(chǎn)階級的泥坑：我們的語言學要以一位前蘇聯(lián)偉人（注：斯大林）論語言學問題的小冊子為神圣根基——而你現(xiàn)在正背離這個根基。我老師聽了很害怕，后來就進了精神病院。他告訴我說，自己是裝瘋避禍，但我總覺得他是真的被嚇瘋了，因為他講起這件事總帶著一股膽戰(zhàn)心驚的樣子。這位老師后來貧困潦倒、提心吊膽，再后來雖然用不著提心吊膽，但大好年華已過�！保ㄍ跣〔ā犊茖W與邪道》）

　　我以為一個民族的悲劇莫過于此了！我們可以以王小波的這段話定義什么叫黑暗時代或罪惡時代——罪惡時代就是不允許青年們滿足自己探索世界的興趣而把他們中的天才人物逼進瘋?cè)嗽旱臅r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個社會如果它的法律是禁止人們的求知欲，所有智力正常的人大概都不愿意自己誕生在這樣的時代，問題是，這樣一個反文明的罪惡時代為什么在中華民族的近代史中降臨了？

　　自從蘇俄的十月革命炮聲給中國帶來烏托邦主義“科學”，歐洲文明的“科學”與“民主”就逐漸喪失了正意，科學意義的被歪曲使中國人民對科學的理解走向巫術(shù)化。在官方意識形態(tài)叫囂“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真理”的時代其實是中國蒙昧主義最猖獗的時代，從大躍進時期糧食、鋼鐵放出一個個震驚世界的“衛(wèi)星”到八、九十年代國家宣傳機器激烈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同時“大氣功師”風靡天下，鮮明地顯示出烏托邦主義對科學的褻瀆給予中國人的毒化使他們幾乎喪失了對科學理性的真正理解。此時，詩人的聲音就顯得特別有力：

　　“我們現(xiàn)在見到的是一種遠說說不上合理的信仰在公然強奸科學——一個弱智、邪惡、半人半獸的家伙，想要奸污智慧女神，它還流著口水，吐著粘液、口齒不清地說道‘我配得上她，她和我一樣的笨！’——我想說的是：你搞錯了。換個名字，到別處試試吧�！保ㄍ跣〔ā渡�命科學與騙術(shù)》）

　　在中國學校課堂里黑板上方本來應(yīng)該懸掛孔子像與亞里士多德像的地方卻貼著五個道貌岸然的偶像，這五個“烏托邦主義教主”就對應(yīng)著那個試圖強奸智慧女神的半人半獸的家伙，可惜善良的中國人民由于沒有及時認清那首惡分子多毛的海盜嘴臉的海盜邏輯的邪惡性，反聽信他的門徒所謂“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的叫囂，致使自己在接受它的蒙昧主義蠱惑中給自己帶來了歷史性浩劫。中國最近二十多年走過的道路其實可以簡化為王小波一篇文章的命意——中國人民終于認識到與烏托邦理論之群氓崇拜相對立的一個反題：愛智慧比當笨蛋好些。這個現(xiàn)在看來再簡單不過的命題卻是中國知識分子用自己比喜馬拉雅山還高的尸體堆來論證的，這說明人們從罪惡的烏托邦理論中掙扎出來重新走向正常的理性狀態(tài)是何等地艱難。

　　我們從王小波的行文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天資的聰穎，但我又感覺十分惋惜——我不單是說他的早逝，而是說他因把自己的天才用在了“低級啟蒙”的方面而耽擱了創(chuàng)造更高級的藝術(shù)或哲學作品的機緣。時代成就了王小波，也扼殺了王小波。——前句的意思是，如果他沒有少年時代學業(yè)的荒廢、目睹烏托邦運動的荒誕歷史劇以及他的知青生涯，那么就難有文學家的王小波；
后句的意思是，如果他生在一個理性的時代，接受羅素所接受的那樣的全面教育，他的成就會更高——中國可能產(chǎn)生一個思想大師。比如“大躍進”這樣的事件發(fā)生在中國，這種低級錯誤如果是戲劇舞臺上的荒誕劇也是很有意思的，但在中國歷史中出現(xiàn)，要讓一個天才詩人花費精力揭露其內(nèi)在的蒙昧性就雙重地浪費了資源——浪費了中國的物質(zhì)資源也浪費了王小波這樣天才的大腦資源。當然這里歷史的錯誤除了烏托邦觀念的蒙昧性，還有歷史的偶然性，毛澤東少年時代偏科，作文優(yōu)秀，數(shù)學接近零分，他承認自己對綜合平衡、經(jīng)濟按比例發(fā)展不懂，這樣就不得不讓中國人民的通過餓死四千萬人生命去啟蒙領(lǐng)袖懂得最基本的算術(shù)知識和冶金技術(shù)，其代價似乎是太大了。

　　為了糾正低級錯誤花費了詩人的天才和想象力，在他生命力最旺盛的時代就沒有來得及理解更精微的東西。我們說詩人在成為思想家的道路上沒有得到充分發(fā)展——即我所謂“未完成”，除了他的早逝，還有就是他的憤激影響了自己平和的判斷力。王小波沒有達到學者的淵博——并不是缺點，哲學家并非一定要淵博，太淵博甚至可能限制詩人的敏銳。哲學家的最高素質(zhì)不是淵博，而是對世界有不枯竭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所謂“未完成”是說王小波作為天才詩人其天才因偏激的情緒而妨礙了把自己建筑為成熟的思想家——他還不夠偉大。這是時代造成的，他激情地反對蒙昧主義，這使他無暇深思上帝與真理，他的思想還沒有達到宗教與哲學。如果說他的小說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風景怡人的園林，那么他的思想還沒有成就巍峨的建筑——如在園林中央竣工一座宏偉的教堂。他是感性的詩人，而沒有來得及把自己成就為成熟而理性的詩人哲學家。以歌德的的文學來比喻，《少年維特之煩惱》需要詩人的感性的敏銳，但《浮士德》則非有理性的想象力不可。

　　我們知道王小波經(jīng)常引用羅素的一句話是：“須知參差多態(tài)，乃是幸福的本原”，他希望把這句話透露的多元主義消息傳遞給更多的人，與烏托邦主義的“統(tǒng)一思想”比較，這句在羅素隨口一說的話的確有著非凡的意義，自由主義首先應(yīng)該從承認多元主義開始，自由主義與烏托邦集權(quán)主義的區(qū)別也在這里，烏托邦主義認為只有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正確的真理，因此它認為應(yīng)該消滅一切“非無產(chǎn)階級思想”。而自由主義者為了捍衛(wèi)自由主義就不得不把自己變?yōu)槎肥俊�—不承認烏托邦集權(quán)主義是多元中的一元而必須把它驅(qū)逐到多元主義之外。這與自由主義并不矛盾，自由主義如果認為否定自由思想的思想也是多元中的一元，就必然否定了它自身。

　　王小波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是“未完成”的，也不完全指他的隨筆集里有許多篇章太隨便和膚淺，主要是說他作為自由主義的斗士存在明顯的沒有劃清戰(zhàn)線的錯誤，這種錯誤在羅素那里已經(jīng)有其端倪，或者說他的思想有被誤解為劃錯戰(zhàn)線的可能，而這種可能在王小波身上實現(xiàn)了。我們知道羅素有一本影響深遠的哲學史著作《西方哲學史》——王小波是讀過的，其中羅素列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表：

　　亞威=辨證唯物主義

　　救世主=馬克思

　　選民=無產(chǎn)階級

　　教會=共產(chǎn)黨

　　耶酥再臨=革命

　　地獄=對資本家的處罰

　　基督作王一千年=共產(chǎn)主義聯(lián)邦[1][1]

　　烏托邦主義的確有“無神論宗教”的特征，這種特征發(fā)展到中國就是“文革”時代的個人崇拜，所以厭惡“文革”狂信的自由主義思想者也就容易從對這個表的直觀中領(lǐng)悟這樣的意思——烏托邦時代的個人崇拜就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崇拜，于是他們就因反感“文革”個人崇拜而拒絕基督教的上帝崇拜�！�—這種理解是膚淺的。比喻地說，我們不能因為綠色和平組織與加勒比海盜有相似的組織和綱領(lǐng)建構(gòu)形式而認為二者是一樣的，而必須透過形式進而比較二者的組織與綱領(lǐng)的內(nèi)容才能認識到二者善惡的本質(zhì)區(qū)分。實際上不是“千年王國”而是“天國”、不是人間帝王而是超越的上帝——的理想與崇拜意義——才是正統(tǒng)的基督教精神。“天國”之與“千年王國”衍生的古典烏托邦及現(xiàn)代烏托邦之不同在于，前者通過激勵人們對天國的向往而在現(xiàn)世行善，而后者鼓勵種族滅絕與階級滅絕在現(xiàn)實世界的髑髏堆上建立人間天堂，前者的無害有益與后者的有害無益之區(qū)別是以廿世紀的血腥歷史的殘酷性超越以往任何時代來顯現(xiàn)的；
而人間的帝王崇拜與上帝崇拜的區(qū)別是，前者在于服從限定個人自由的外在命令，而后者在于激發(fā)個人理性自由精神的內(nèi)在自覺，帝王權(quán)杖的威懾與“我”內(nèi)心對宇宙主宰的敬畏是決然不同的兩種意義。我們不否認基督教中有可以供社會主義者解釋的思想，否則“基督教社會主義”便不可能；
但基督教和烏托邦主義之本質(zhì)不同在于基督教在自身發(fā)展中逐漸克服了某些狹隘的東西，選民說逐漸為平等說取代，耶酥再臨的期盼與烏托邦主義血腥的革命行動格格不入，地獄的設(shè)置是對人性的罪惡的懲罰而非對某個階級的肉體消滅。當然我們并不否認人類思想發(fā)展的連續(xù)性，與基督教的“進化”的歷史線索相平行，近代發(fā)生的烏托邦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思潮與原始基督教的選民說不無淵源關(guān)系，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看出儒學優(yōu)于基督教的地方。但必須認識到，歷史的追溯不能用來否定現(xiàn)實的區(qū)分，廿世紀世界范圍的烏托邦主義運動和法西斯主義運動本質(zhì)上是與人類傳統(tǒng)道德——基督教道德和儒家道德——對立的。

　　我們在王小波的文章中讀到了他缺乏深思的思想——他把“小紅書”（《毛主席語錄》）與《論語》、《圣經(jīng)》混為一談，以“文革”時代的狂信與基督教歷史中的狂信的相似性而忽視它們之間內(nèi)容上的本質(zhì)區(qū)別，因反感前者而拒絕后者——這表明他作為思想家還遠沒有成熟——缺乏縝密和精微，甚至可能因接受從魯迅那里而來的尼采的非理性哲學或潛移默化的近代中國“唯物主義無神論”而影響了自己的理性，他似乎沒有考慮到現(xiàn)代烏托邦主義的危害在于它的反傳統(tǒng)性。一個與烏托邦主義勢不兩立的人如果不把自己的落腳點重新踏上傳統(tǒng)，就只能在空中懸著，但那是難于持久的不穩(wěn)定態(tài)。

　　“儒學沒有憑借神的名義，更沒有用天堂和地域來嚇唬人。但他也編造了一個神話，就是假如你把它排除在外，任何人都無法統(tǒng)治，天下就不會亂作一團、社會秩序、倫理、道德都不會有。這個神話嚇唬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直到現(xiàn)在還有相信�！保ㄍ跣〔ā段幕�之爭》）

　　這個神話是編造的還是現(xiàn)實發(fā)生的，王小波沒有從另一個角度反問，難道把儒學排除在外的“文革”不是已經(jīng)使中國社會亂作一團、道德淪喪了嗎？“文革”的災(zāi)難能夠發(fā)生在一個尊重儒家道德傳統(tǒng)的社會中嗎？我們說“文革”之所以還沒有使中國滅亡，就因為中國人骨子里還有傳統(tǒng)儒家的道德存在；
如果按照烏托邦“科學理論”的“科學性”嚴格要求而堅決徹底地消除傳統(tǒng)道德并進行階級滅絕——讓階級論完全取代人倫道德——將是什么狀況？肯定比實際發(fā)生的更糟。我們知道“文革”中家庭反目、朋友告密的罪惡都是以“革命道德”高于傳統(tǒng)道德的“高尚”心理作用下進行的，但這種情況之沒有持續(xù)開來且逐漸被厭棄，是由于靈魂深處傳統(tǒng)人倫道德的作用。人們盡管口頭上堅決擁護階級論，而實際上在貫徹時大打折扣而后來就全不當真了，這種對極端主義的天性使然的反動即“馬虎不認真”才使得人的世界沒有變成非人的狼世界，須知由于人不是“科學烏托邦”理論中“必然律”的傀儡，人就很難被徹底改造成嚴格遵守階級論“科學”限定下完全執(zhí)行自己本階級屬性的惡棍或機器人或木偶。孩子們愛他們的父母勝過尊重領(lǐng)袖與黨派組織，出賣朋友的行為也逐漸遭受譴責和出賣者自我良心的折磨，從天真地堅決擁護到虛以應(yīng)付——這個過程其實就是王小波在自己小說中描述的——人的人性戰(zhàn)勝法西斯的非人性的過程。賀教授的兒子之在夜晚悼念他的亡父實際上是儒家道德作用于他；
你說不是儒家道德的作用，只要是人都會這樣做，——這樣說是沒有根據(jù)的，如果在嚴格意義上把我們思維中的全部傳統(tǒng)道德剔除，我們就可能退化為食人族。王小波直接表達的思想有與自己小說里蘊涵的內(nèi)容相游離的情況。

　　“儒學是一種哲學，但是圣人說那些話都是斷語，既沒有什么證據(jù)，也沒有什么邏輯。假如不把魔力估計在內(nèi)，很難相信大家堅信不移。”（王小波《文化之爭》）

　　從這段話來看，王小波沒有理解——宇宙中的物理學的邏輯并不能貫徹到存在論中的道德哲學中，倫理學家即使在他的文本中運用形式邏輯，那文本所根據(jù)的基礎(chǔ)判斷也是斷語。我們并不能邏輯地證明法西斯主義的種族滅絕和烏托邦主義的階級滅絕是錯誤的，我們只能從傳統(tǒng)道德（基督教、儒家、佛教等）的斷語“殺人有罪”中認定它們的滅絕主義是罪惡的�！板e誤”是知識判斷；
而“罪惡”是價值判斷。這兩種判斷之意義的不同反映著邏輯與信仰的不可通約性，即人類理性在三個向度（知識、道德、審美）的分殊性。為什么殺人有罪而殺豬無罪——這在邏輯上是無法證明，但我們必須堅信——殺人有罪，這是上帝（上天）啟示予我們的真理，所有人間的其他真理必須從這個真理出發(fā)，而不能以任何方式來證明這個最基本的真理。以王小波的悟性，這個道理并不難于理解，但與他爭論并激發(fā)他新思想的機會卻已經(jīng)遠去了。

　　如果他能繼續(xù)他的人生，可能更加成熟。如中國古代書法家所領(lǐng)悟的——書法的高境界是經(jīng)歷從平正到險絕、復從險絕歸于平正的發(fā)展，然王小波的人生境界沒有來得及從險絕復歸平正。比如王小波很欣賞海明威的小說《老人與�！�，在我看來海明威小說盡管不失為在某些險惡情境中可參考的勵志文本，但無論比孔子的“乘桴浮于�！边�是比莊子北溟魚的“逍遙游”境界都差得太遠了——一個倔強固執(zhí)的西方老頭是不能與一個心存天人之思的東方智者相比的，好比那些西方冒險家從瀑布上漂流而下隨后宣布自己“征服”了該瀑布的膚淺心理不可與中國古代隱士隱居山林把自己消融在自然中的境界的高標同日而語，好比西方素描的線的挺拔堅硬沒有達到中國書法線條的“百煉鋼化為繞指柔”一樣。

　　王小波沉浸在性的生猛對烏托邦集權(quán)主義的否定意義固然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但要進一步發(fā)展則不得不上升到宋學的天理人欲之辯，因為“原始的愛”是把雙刃劍，能激發(fā)活力，也能消弭意志，“原始的愛”與“至上的智慧”投影到世界——人性中的獸性與理性如何適當?shù)仄胶獍l(fā)揚來激發(fā)文明——是人類文明史中永遠要面對的問題，上帝啟發(fā)中國哲人孔子所闡發(fā)的“中庸之道”是具有宇宙歷史理性的永恒意義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王小波似乎對儒家（以及道釋）的最高境界還沒有能夠領(lǐng)悟；
他對自己崇尚的墨家也尚未完全消化。比如中國的陰陽、八卦、五行說當然不是實證科學的物理學、數(shù)學、化學，但它們作為理性形而上學的價值并不是自然科學能夠替代的，宇宙歷史中生長出人這種精神存在者——這個歷史過程是不能完全以邏輯科學解釋的，這是由于宇宙中除了被上帝賦予的邏輯必然外還被賦予了另一種更偉大的理念——自由，而精神自由決非邏輯所能進入，而非邏輯的中國古典形而上學關(guān)于天人關(guān)系的偉大領(lǐng)悟的確有西方科學與形而上學沒有達到的地方�！�—可惜詩人王小波對此缺乏深思。

　　不過王小波的嘎然而止也許使他的后半生寫作更少蕪雜；
當然也可能正好相反。盡管對詩人來說早死并非一定是不幸，但我們還是覺得太可惜，一個天才詩人向自由思想家轉(zhuǎn)化本可以到達更高的境界。王小波在生前最后一天寫給友人的信中說：“自從我輩成人以來，所見到的一切全是顛倒著的。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個沉默的大多數(shù)。既然精神原子彈在一顆一顆地爆炸著，哪里有我們說話的份？但我輩開始說話，以前說過的一切和我們都無關(guān)系——總而言之，是個一刀兩斷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碑斔�宣告與烏托邦時代話語徹底決裂時，預示著他理解的自由主義將以嶄新的文本開始，但是，他的心臟卻以停止跳動的形式結(jié)束了這個開始。我們對他不幸的感嘆中就是對那可能誕生于天才之手的宏篇巨制的已經(jīng)不可能了的惋惜。

　　本文寫到結(jié)尾，隨手打開王小波的文集，發(fā)現(xiàn)他的詩句到處都有，只是沒有排列成行，我把他《賣唱的人們》揀幾句抄在下面，看他的詩句多么動人：

　　我在北京見到的盲人都很臟，

　　歌唱的也過于悲慘；

　　凡是他們唱過的歌，

　　我都再不想聽到。

　　當時滿街都是這樣的盲人，

　　就我一個明眼人，

　　我覺得這景象有點過分。

　　我見過各種各樣的賣唱者，

　　就數(shù)那天早上看到的最讓人傷心。

　　如果王小波以這樣的韻律寫完他的地獄篇，該是何等地壯麗��；
真希望有人把它們譜成樂曲，讓世界回響這滿含寓意的詩音。今年是王小波去世十周年，我寫這篇文章紀念他，就是希望他開辟的思想道路有更多的后繼者。

　　按：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本文在紙媒體（《書屋》雜志）發(fā)表時編輯作了必要的刪改而使一些段落語焉不詳，現(xiàn)在本文在“天益”網(wǎng)站發(fā)布，請讀者以此稿為準。

　　（注：本文關(guān)于王小波小說與隨筆的引文均來自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全集》，2007年版）

　　[1] 伯蘭特·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wù)印書館，2006年版，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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