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語境下，流散現(xiàn)象及其在文學上的必然后果流散寫作已經(jīng)越來越引起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學者的注意。作者認為，流散現(xiàn)象是近百年來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必然產(chǎn)物。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導致了流散寫作的誕生。流散作家們往往具有雙重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游離于全球/本土之間，既可以和本土文化進行對話，同時也能促進本土文化更具有全球性特征。中華民族的幾次大規(guī)模的移民從客觀上造成了漢語以及中華文化在全世界的普及和傳播，盡管這種普及往往是以中華文化被歪曲和誤構為代價的。但是總而言之，流散寫作還是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中華文化和文學的全球化進程，彰顯了其必定要帶有的全球性特征。

　　關鍵詞：流散 全球化 全球性 身份 民族

　　當今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一般都不否定，我們正處于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文化研究學者們已經(jīng)越來越重視對流散(Diaspora)現(xiàn)象以及由此而導致的流散寫作(diasporic writing)現(xiàn)象的研究。1它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全球化時代文化研究視野中的又一個熱門話題。毫無疑問，追溯流散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原因必然首先考慮到全球化給世界人口的重新組合帶來的影響。實際上，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始于19世紀、并在20世紀后半葉達到高潮的全球性大移民。伴隨著這種大規(guī)模的移民浪潮，固有的民族-國家之疆界變得模糊了，民族文化本身也發(fā)生了裂變，作為其必然產(chǎn)物的文學和語言也就越來越具有了世界性或全球性特征。而從文學的觀點來看，流散寫作本身又有著自身的內(nèi)在發(fā)展邏輯和歷史淵源。它一方面拓展了固有的民族文學的疆界，另一方面又加速了該民族文學的世界性和全球化進程。本文所要討論的就是這種流散現(xiàn)象在文學上的反映以及其對加速中華文化和文學的全球性特征的積極意義。因為在我看來，這也是比較文學學者在一個新的跨東西方文化語境下的重要研究課題。

　　全球化與流散

　　對于全球化與流散這兩個概念，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直接使用，但他們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頗有預見性地描述了資本主義從原始積累到大規(guī)模的世界性擴張的過程，并且富有預見性地指出，由于資本的這種全球性擴張屬性，“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chuàng)業(yè)，到處建立聯(lián)系。資產(chǎn)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chǎn)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2毫無疑問，伴隨著資本的對外擴張，發(fā)展和操縱資本的運作與流通的人也就必然從世界各地（邊緣）移居到世界經(jīng)濟和金融的中心：歐美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那里定居、生存乃至建立自己的社區(qū)和文化。而一旦他們在經(jīng)濟和金融的中心確立其地位后，便考慮到向邊緣地帶的滲透和施加影響，在這里，他們一方面通過代理人或中介機構(agency)推銷他們的產(chǎn)品，推廣他們的文化和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則在當?shù)亍氨就粱�”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一種介于中心和邊緣之間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變體。這實際上就是全球化時代流散的雙向流程：既從中心向邊緣地帶快速地流動，同時也從邊緣向中心地帶緩慢地推進。不看到這一點，只看到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群體的施壓而忽視弱勢群體對前者的抵抗，就不能全面地、辯證地把握流散現(xiàn)象的本質(zhì)特征。

　　對流散這一課題的研究在國際文化研究領域內(nèi)并不算新鮮，現(xiàn)居住在新加坡的澳大利亞籍華裔學者王賡武(Wang Gungwu)和美籍土耳其裔學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等都對之有著精深的研究，并且出版了多種著述：前者著重考察的是華人的海外移民及其后果，后者則討論包括華裔在內(nèi)的整個亞裔社群在美國的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生存和身份認同問題。3但他們作為歷史學家，主要關注的是流散這一歷史文化現(xiàn)象，較少涉及作為一種文學現(xiàn)象的流散寫作。在談到美國亞裔社群的生活現(xiàn)狀時，德里克有一段論述比較精辟。在他看來，“亞裔美國人運動建立了一種意識形態(tài)和結構上的新語境，它貫穿在這些矛盾之中，直至今天仍然是理解美國亞裔社區(qū)的準則，這一運動使美國亞裔社區(qū)問題扎根于美國土壤中。同時，它還賦予泛種族主義認同合乎規(guī)范的身份，這樣，盡管種族‘非認同’作為一種選擇始終存在（也許還存在于日常實踐中），但它不再顯得‘自然’，而是要求對新準則進行解釋和辯護�！�4 實際上，亞裔流散族群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現(xiàn)象已經(jīng)給美國的多元文化格局增添了新的成分，而他們的文化和寫作則必然對主流話語起到既補充又挑戰(zhàn)的作用。正如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美國文學史家所承認的，包括華裔寫作在內(nèi)的亞裔英文寫作的崛起從客觀上為20世紀的美國文學史增添了新的一頁，使之真正具有了多元文化的特色。5

　　一般說來，Diaspora這個詞在英文中最初具有貶義的特征，專指猶太人的移民和散居現(xiàn)象，后來它逐步泛泛地用來指涉所有的移民族群，但卻很少被人用來指涉歐美國家的移民族群。因此王賡武氣憤地質(zhì)問道，“為什么西方學者不以此來指涉他們自己的移民族群呢？”因為這個詞本身帶有貶義和種族歧視。6但我們注意到，這個詞在最近十多年的文化研究中的頻繁使用使得其帶有種族歧視的意味逐漸淡化。既然這一術語本身的內(nèi)涵已發(fā)生了變化并已在文化研究領域內(nèi)廣為流行開來，本文便不再另造新詞，而是對之進行改造后繼續(xù)沿用。本文所討論的“流散”（Diaspora）一詞又譯做“離散”或“流離失所”，對這一現(xiàn)象的研究便被稱為“流散研究”。雖然對流散寫作或流散現(xiàn)象的研究始于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但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由于伴隨著流散現(xiàn)象而來的新的移民潮的日益加劇，一大批離開故土流落異國他鄉(xiāng)的作家或文化人便自覺地借助于文學這個媒介來表達自己流離失所的情感和經(jīng)歷，他們的寫作逐漸形成了全球化時代世界文學進程中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既充滿了流浪棄兒對故土的眷念，同時又在其字里行間洋溢著濃郁的異國風光。由于他們的寫作是介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間的，因而既可與本土文化和文學進行對話，同時又以其“另類”特征而躋身于世界文學大潮中：之于本土，他們往往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從一個局外人的眼光來觀察本土的文化，而之于全球，他們的寫作有帶有揮之不去的鮮明的民族特征。因而在當今時代，流散研究以及對流散文學的研究已經(jīng)成為全球化時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另一個熱門課題。毫無疑問，在這一大的框架下，“流散寫作”則體現(xiàn)了全球化時代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和文學現(xiàn)象，理應受到我們比較文學學者的關注。

　　流散寫作的雙重特征

　　研究流散文學現(xiàn)象是否可以納入廣義的國外華裔文學或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范圍？對此也許會有學者產(chǎn)生疑問。我認為，上述兩種研究都屬于比較文學研究的大范圍，由于流散文學現(xiàn)象涉及到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背景和文學傳統(tǒng)，自然屬于比較文學研究的范圍，因此應當納入跨文化傳統(tǒng)的比較文學研究的視野。就近20多年來的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而言，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在文學創(chuàng)作界幾乎每隔五年左右就為當下的流行文學理論批評思潮提供一批可以進行理論闡釋的文本。因此我覺得，這說明了我們的文學在一個開放的時代正在逐步走向世界，并且日益具有了全球性特征，和國際水平縮短了時間差和質(zhì)量上的差別。與全球性的后殖民寫作不同的是，中國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完全淪落為一個殖民地國家，因而在后殖民主義寫作領域，中國文學這方面的典型作品比較少，好在后殖民主義很快就淹沒在廣義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在散居在海外的華裔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找到優(yōu)秀的文本。

　　最近我們非常欣喜地讀到一些出自海外華裔作家之手筆的作品，例如早先的湯婷婷、黃哲倫、趙健秀和譚恩美等，以及最近的哈金和虹影等，他/她們的創(chuàng)作實踐引起了主流文學研究者的矚目，對文學經(jīng)典的解構和重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使得中華文化和文學率先在西方主流社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對此我們切不可輕視。若將他們的創(chuàng)作放在一個廣闊的全球語境之下，我們則自然而然地想到把他們叫做華裔“流散作家”（diasporic writers）。當然這個詞過去曾譯成“流亡作家”，但用來指這些自動移居海外但仍具有中國文化背景并與之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作家似乎不太確切，因而有人（例如趙毅衡等）認為叫離散作家為好。但這些作家又不僅僅只是離開祖國并散居海外的，他們中的有些人近似流亡狀態(tài)，有些則是自覺自愿地散居在外或流離失所，他們往往充分利用自己的雙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往來于居住國和自己的出生國，始終處于一種“流動的”狀態(tài)。因此我認為，將其譯作“流散作家”比較貼切。也就是說，這些作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自動流落到他鄉(xiāng)并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們既有著明顯的全球意識，四海為家，并且熟練地使用世界性的語言---英語來寫作，但同時他們又時刻不離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們的創(chuàng)作意義同時顯示在（本文化傳統(tǒng)的）中心地帶和（遠離這個傳統(tǒng)的）邊緣地帶。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現(xiàn)象是，我們?nèi)艨疾旖?0 多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便同樣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然而卻不無其內(nèi)在規(guī)律的現(xiàn)象：80年代以來的獲獎者大多數(shù)是后現(xiàn)代主義作家，90年代前幾年則當推有著雙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葉，大部分則是流散作家�？梢灶A見，這種狀況還會持續(xù)相當一段時間。當然對流散寫作的研究，我們還可以追溯其廣義的流散文學和狹義的專指全球化進程所造成的流散文學現(xiàn)象。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前者的演變也有著自己的傳統(tǒng)和發(fā)展線索，并為后者在當代的崛起奠定了必然的基礎。

　　廣義的流散寫作在西方已經(jīng)有了漫長的發(fā)展過程和獨特的傳統(tǒng)。早期的流散文學并沒有冠此名稱，而是用了“流浪漢小說”(picaresque 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 on exile)這些名稱：前者主要指不確定的寫作風格、尤其是讓作品中的人物始終處于一種流動的狀態(tài)的小說，如西班牙的塞萬提斯、英國的亨利·菲爾丁和美國的馬克·吐溫和杰克·克魯阿克等作家的部分小說，但并不說明作家本人處于流亡或流離失所的過程中；
后者則指的是這樣一些作家：他們或者由于家庭的原因或由于自己過于超前的先鋒意識或鮮明的個性特征而與本國的文化傳統(tǒng)或批評風尚格格不入，因此只好被迫選擇流落他鄉(xiāng)，而正是這種流亡的過程中，他們卻寫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優(yōu)秀的作品，如英國的浪漫主義詩人拜倫、挪威的現(xiàn)代戲劇之父易卜生、愛爾蘭意識流小說家喬伊斯、英美現(xiàn)代主義詩人艾略特、美國的猶太小說家索爾·貝婁、美國的俄蘇裔小說家納博科夫以及出生在特立尼達的英國小說家奈保爾等。他們中一部分人的創(chuàng)作實踐往往與本國或本民族的文學傳統(tǒng)及批評風尚格格不入，有時甚至逆向相背，因此他們不得不選擇自我流亡，在流亡的過程中反思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現(xiàn)狀以便提出自己的獨特的洞見。毫無疑問，他們的創(chuàng)作形成了自現(xiàn)代以來的流散文學傳統(tǒng)和發(fā)展史，頗為值得我們的文學史家和比較文學研究者仔細研究。而出現(xiàn)在全球化時代的狹義的流散文學現(xiàn)象則是這一由來已久的傳統(tǒng)在當代的自然延伸和變異式發(fā)展，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全球化過程中的大規(guī)模移民所推向極致。

　　對于流散或流離失所以及所導致的后果，已故后殖民理論大師愛德華·賽義德有著親身的經(jīng)歷和深入的研究。早在90年代初他就描述了流散族群的狀況，“作為一項知識使命，解放產(chǎn)生于抵制對抗帝國主義的束縛和蹂躪的過程，目前這種解放已從穩(wěn)固的、確定的、馴化的文化動力轉向流亡的、分散的、放逐的能量，在今天這種能量的化身就是那些移民，他們的意識是流亡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意識，是介于不同領域、不同形式、不同家園、不同語言之間的政治人物的意識�！�7他還在另一篇題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流亡令人不可思議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經(jīng)歷起來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強加于個人與故鄉(xiāng)以及自我與其真正的家園之間的不可彌合的裂痕：它那極大的哀傷是永遠也無法克服的。雖然文學和歷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種種英雄的、浪漫的、光榮的甚至勝利的故事，但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與親友隔離所導致的巨大悲傷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將永遠因為所留下的某種喪失而變得黯然失色�！�8毫無疑問，這種流亡所導致的精神上的創(chuàng)傷無時無刻不縈繞在他的心頭，并不時地表露在字里行間。那么他本人究竟是如何克服流亡帶來的巨大痛苦并將其轉化為巨大的著述之動力的呢?賽義德一方面并不否認流亡給他個人生活帶來的巨大不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Key words: Diaspora globalization globality identity nation

　　注釋：

　　1. 實際上，不僅是文化研究學者，一些比較文學學者也比較早地開始關注“流散”和“流散寫作”這一課題的研究。我最早接觸這一術語和課題是在1994年8月的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第十四屆年會（加拿大愛德蒙頓）上，當時的大會組織者曾委托我和匈牙利裔加拿大籍學者斯蒂芬·多多西(Steven Tötösy)合作主持一個以后殖民和“流散寫作”為主題的專題研討會并作發(fā)言，但由于我本人當時對這一課題的深刻內(nèi)涵不甚了解，因而發(fā)言最終未能成文發(fā)表。

　　2. 關于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以及對文化知識生產(chǎn)的影響，參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的一段論述，第26-30頁，中譯文見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3. 這方面尤其可參見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ime Academic Press, 1991), 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2 volumes,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 以及阿里夫·德里克，《跨國資本時代的后殖民批評》(王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中的有關論文。

　　4. 阿里夫·德里克，《跨國資本時代的后殖民批評》王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頁。

　　5. 這方面尤其可參見兩部最具有權威性和影響力的美國文學史: Emory Elliott et al., eds.,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特別是第1171和1174頁，以及 Sacvan Bercovitch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Vol. 1. “Introduction,” p. 1.

　　6. 參見王賡武2004年3月17日在清華大學舉辦的海外華人寫作與流散研究高級論壇上的主題發(fā)言，《作為海外華人的寫作：沒有解脫的兩難？》(Writing as Chinese Overseas: Dilemma without Relief?)。

　　7.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p. 332.

　　8. Edward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3.

　　9. Ibid., p. 184.

　　10. 關于巴巴最近以來的學術思想之轉向，參見他于2002年6月25日在清華-哈佛后殖民理論高級論壇上的主題發(fā)言《黑人學者和印度公主》（The Black Savant and the Dark Princess），中譯文見《文學評論》2002年第5期，以及另一篇未發(fā)表的演講《全球的尺度》(A Global Measure)。

　　11. Cf. Wang Gungwu, “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edalus (Spring 1991): pp.181-206, especially see page 184.

　　12. 關于美國華裔文學研究以及具體作品的分析，參閱程愛民主編《美國華裔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版。

　　13. 這里尤其應當指出的一個例子就是余華的小說《活著》英文版在美國的走紅。這是由兩方面因素相配合造成的：出版單位藍登書屋本身在暢銷書出版界的知名度為該書的發(fā)行量作出了基本的保證，而作者余華本人在三十所大學的巡回演講和簽名售書以及同名電影在美國觀眾中的影響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4. 毫無疑問，斯洛文尼亞文化學者和批評家齊澤克在西方學術界的備受青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的英語寫作和在英語批評界的大獲成功，而他的幾乎所有著述的中譯本都是通過英語這個中介而達到的。這實際上也說明了“理論的旅行”的雙向路徑。

　　*本文原發(fā)表于《中國比較文學》2004年第4期，收入本叢刊時作者作了一些修改。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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