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在中國諸多社會矛盾中，增添了工農(nóng)干部與知識分子這一特殊矛盾。隨著意識形態(tài)日益左傾化，這一矛盾日益凸顯，成為具有典型時代意義的社會現(xiàn)象。剖析這一矛盾，可收“窺斑見豹”之效，勾勒出20世紀下半葉中國社會諸多矛盾的聯(lián)系性及其深刻根源。

　　五四時期，“階級”學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滲入帶來了一個口號──勞工神圣，其背后隱伏著“以貧為貴”的價值判斷，似乎非勞工就不神圣了。自抗戰(zhàn)時期城市小知識分子投奔延安開始，在延安就出現(xiàn)了工農(nóng)干部與知識分子的某種對立。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提出，中共黨內(nèi)普遍存在的四對矛盾之一即為“工農(nóng)干部與知識分子干部矛盾”。[1]那時，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的工農(nóng)干部擺出了“越老粗越光榮”的姿態(tài)，而相當一部分的小知識分子為了“進步”，也學著“老粗化”。解放軍進城后，此風愈發(fā)興盛起來。1949年，接收南京文化系統(tǒng)的一位知識分子黨員干部，在與知識分子談話時，故意“裝出一副不文明的樣子來……用手不停地抓撓他那雙骯臟的赤腳”，“（當時）許多進步知識分子都像他那樣……好像自己是老革命�！盵2]工農(nóng)干部對黨外知識分子就更是理直氣壯地擺出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1956年1月，周恩來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研討會上作報告時也承認：“我們目前對于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現(xiàn)象，特別是一部分同志對于黨外知識分子的某些宗派主義情緒，更在相當程度上妨礙了知識分子現(xiàn)有力量的充分發(fā)揮�！盵3]“反右”以后，“我是大老粗”就成了許多工農(nóng)干部發(fā)言時氣壯山河的開場白，無知成了值得驕傲的價值支撐�！拔母铩睍r全社會以粗野為時尚，“國罵”盛行，“造反歌”最后一句便是全場嘶吼——“滾他媽的蛋！” 清華附中女生為了表現(xiàn)革命，糾聚操練“三字經(jīng)”，直至達到脫口而出的水平。[4]時至今日，粗野時尚仍然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社會，阻礙著民族的文明和進步。正因為如此，在學歷和文憑支配著升遷的今天，分析工農(nóng)干部與知識分子的矛盾之形成與后果，仍然具有現(xiàn)實意義。

　　一、從“大眾反智主義”到知識分子的自卑心理

　　18世紀以來的世界文化潮流中，“大眾反智主義”一直是一股洶涌奔突的暗流。無論俄國19世紀中期的“民粹派”，還是19世紀后期的“托爾斯泰主義”，均以指責知識分子缺陷為價值起點。“向貧窮與卑微看齊”形成審美潮流，其主要特征為放大工農(nóng)的優(yōu)點與知識分子的缺點。20世紀初，虛無主義、民粹主義先后登場，兩股思潮均蔑視傳統(tǒng)、貶低文化。例如，克魯泡特金（1842～1921）高呼“關閉大學”、“我們不需要大學”，不惜將既有文化夷為虛墟為革命開路，并以科學的名義美化農(nóng)村美化民眾，在知識分子心中植入最初的“原罪”意識。

　　這種思潮對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影響甚深。1920年5月1日，創(chuàng)辦共產(chǎn)黨的陳獨秀在上海發(fā)表演說：“我們現(xiàn)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覺悟自己無用的下賤，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覺悟自己的有用、貴重�！�…中國古人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現(xiàn)在我們要將這句話倒轉(zhuǎn)過來說：‘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于人�！盵5]章太炎則認為：“今之道德，大率從于職業(yè)而變。都計其業(yè)，則有十六種人：一曰農(nóng)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販、四曰坐賈、五曰學究、六曰藝士、七曰通人（高級知識分子）、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職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軍官、十五曰差除客、十六曰雇譯人。其職業(yè)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農(nóng)人于道德為最高，其人勞身苦形，終歲勤動，田園場圃之所入足以自養(yǎng)，故不必為盜賊，亦不知天下有營求詐幻事也�！�…知識愈進，權位越申，則離于道德亦愈遠。[6]”

　　“五四“以后的中國左翼文藝運動逐漸發(fā)展到專找知識分子弱點，放大工農(nóng)優(yōu)點，視工農(nóng)形象為單純明凈、樸實健壯、豪爽直率、堅定勇敢，知識分子則卑微瑣屑、虛偽貪婪、狹隘妒嫉、做作計較、患得患失、鉆營茍且、無病呻吟、無事生非、脆弱傷感。于是，美化鄉(xiāng)村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一大價值取向，與此同時，城市則被視為異己與罪惡的淵藪，是外國資產(chǎn)階級思想及社會腐化現(xiàn)象泛濫之地。1918年，李大釗寫道：“我們應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諸位呀！快去作工呵！[7]” 蔡元培亦發(fā)表過鼓吹“勞工神圣”的文章。[8]

　　伴隨著西風東漸，實用主義哲學日益浸滲，專業(yè)主義興起，應用性知識技能成為最吃香的新學。1920年，劉半農(nóng)在北大周年紀念日上發(fā)表的演說頗能代表那一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走向：做工就是人類的天賦職任。神圣的工作是生產(chǎn)工作。我們因為自己意志的選擇或別種原因不能做生產(chǎn)工作，而做這非生產(chǎn)的工作，在良心上已有一分抱歉，在社會中已可算得一個“寄生蟲”。[9]傅斯年則寫道：“我們不勞而亦食的人對于社會犧牲的無產(chǎn)勞動者，也是僭竊者，將來他們革我們的命，和我們以前的人革帝王貴族的命是一種運動。[10]”顧頡剛認為：“我們應當造成一種風氣，把學者脫離士大夫階級而歸入工人階級。[11]” 陶行知甚至這樣寫道：“文化是大眾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是被小眾所獨占……近代工人對于發(fā)明上千千萬萬的貢獻都給科學家偷去寫在自己的賬上。[12]” 那時，不少知識分子承認了自己的“原罪”，認為受過教育的人不僅“無用”，而且“無道德”。知識分子在社會認知上的這一退讓形成心理上無法甩脫的自責，更糟糕的是，許多知識分子還阿Q式地將這種贖罪式的自我改造視為“高尚”的犧牲、“歷史的需要”。雖然當時的社會對讀書人始終抱有敬意，但讀書人中卻有不少知名人士自棄知識的價值，自己作踐自己。

　　二、從江西到延安：工農(nóng)革命隊伍里知識分子的尷尬地位

　　中共建立之初，黨員多為知識分子，負責人更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1927年“四·一二”國民黨清共后，在共產(chǎn)國際的影響下，中共黨內(nèi)出現(xiàn)了一股“打倒知識階級”的反智主義潮流。其時，蘇共正開展反“托派”的“清黨”，“托派”多為知識分子，為此蘇共規(guī)定，工農(nóng)黨員經(jīng)重新登記可直接領取黨證，非工農(nóng)出身的黨員則一般降為候補黨員，這一做法在莫斯科的訓練中共干部的中山大學被套用。隨著這批中國黨員陸續(xù)返國并被派往各根據(jù)地，“階級出身論”廣泛傳播，從此成了中共的價值判斷標準與基本思維方式。[13]在蘇區(qū)那種“軍事第一”的形勢下，紅軍中工農(nóng)出身的軍事干部瞧不起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知識分子干部，認為蘇區(qū)政府是靠自己的槍桿子撐起來的。

　　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黨從組織上全面貫徹階級路線，推行領導干部工農(nóng)化，將知識分子歸為資產(chǎn)階級或小資產(chǎn)階級，從根本上質(zhì)疑知識分子干部的忠誠度。1934年川陜根據(jù)地在肅反運動中甚至提出：“知識分子必然是地主富農(nóng)，地主富農(nóng)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14]”當時，紅四方面軍仇視與亂殺知識分子的情形最為嚴重。其后果是，1937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四方面軍干部中，許多人明明識字卻硬裝文盲，惟恐因識字而遭清洗。[15]一位逃出湘鄂西大殺“改組派”的紅軍老戰(zhàn)士晚年自述：“當時，凡是稍有點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肅反委員會定成了‘改組派’。像我們這些大老粗，當時還為自己不識字而感到慶幸。[16]” 這種工農(nóng)干部仇視知識分子干部的現(xiàn)象，在一些偏遠的根據(jù)地，一直延續(xù)到40年代末。1949年底，在海南的瓊崖根據(jù)地舉發(fā)過一宗“特務案”。投奔根據(jù)地的林云之向上級建議：“隊伍中不要說粗話臟話，要組織學文化學理論，要搞讀書運動，以提高全體隊伍的文化理論素質(zhì)”。但這一建議被某些領導視為“看不起革命隊伍、驕傲自大、打擊領導”。于是，林云之被指斥為所謂的“特務頭子”，共有31名青年男女被冤指入案，最后全部被殺。此案中還有95人被捕，216人受牽連。[17]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大批白區(qū)中共地下黨員進入延安，原負責北方局宣傳工作的陳伯達生前回憶：“當時有些干部對我們這些白區(qū)做地下工作的人似乎有些偏見，所以我們并不受重視。[18]”然而，就能力與才干而言，工農(nóng)干部普遍低于知識分子，中共要擴大根據(jù)地就亟需知識分子的投入，因此知識分子的升遷機會遠高于工農(nóng)干部。在延安抗大，從校部到連隊的各級領導絕大部分都是農(nóng)民出身的老紅軍，而教師卻全是知識分子，外來知識分子還受到特別優(yōu)待。意識形態(tài)上對知識分子的蔑視和現(xiàn)實工作中對知識分子的需要，使得延安的工農(nóng)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之間的矛盾逐漸蓄積。

　　延安“整風”運動繼承了紅軍時代輕視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蔑視知識分子的調(diào)子再次高漲�！罢�風”前夕，歷史學家范文瀾邀請紅軍干部王震閱看當時轟動延安城的壁報（以王實味為主的揭露性雜文），王震閱后極為不滿：“前方的同志在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后方吃飽飯罵黨�！狈段臑懜欣⒉灰眩骸按髮W教授們熟視無睹的地方，王震同志一眼就看穿了，真了不起�！盵19]范文瀾的這一認知甚具代表性，表明知識分子認同工農(nóng)干部的價值立場，將原本兩個層面的問題簡單地扯到一起，主動就范于工農(nóng)干部的認識水準。親歷延安“整風”的何方先生晚年回顧：“按照中共領導層當時的看法，知識多了，思想就會變得復雜，不如工農(nóng)干部那樣思想簡單，容易領導和指揮。這也是后來干脆說‘書讀得愈多愈蠢’、‘知識愈多愈反動’的根子。[20]”據(jù)魯煤回憶：“當時在解放區(qū)，知識分子無一例外的都被視為小資產(chǎn)階級，天生是被改造的對象。[21]”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公然貶低知識分子：“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nóng)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泵珴蓶|接著說的一段話正式發(fā)表時被刪去了：“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么只要你認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書，公家又給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地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們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
殺它，它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這樣容易的事呀！[22]”可以想見，那些工農(nóng)干部聽到這番領袖講話，自然人心大快。

　　由于毛澤東貶低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干部在工農(nóng)干部面前抬不起頭來。延安的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有50余名學員，“絕大多數(shù)是從各處抽調(diào)來的工農(nóng)出身的寫作干部，有少數(shù)幾位知識分子。曾經(jīng)希望這些知識分子能幫助工農(nóng)們提高文化，反過來再受工農(nóng)的生活、感情的影響。后來發(fā)覺不成，知識分子看不起工農(nóng)的文化，工農(nóng)看不慣知識分子的生活習慣。有一個知識分子不吃窩頭，工農(nóng)們就大不以為然。[23]”在這樣的政治氛圍里，許多知識分子干部不得不“工農(nóng)化”、“老粗化”。王蒙回憶道：“在1949年時，有一大批作家是以‘革命的先鋒’、‘革命的號手’、‘革命的大炮’的身份來迎接共和國的。但與此同時，作家們卻也發(fā)現(xiàn)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現(xiàn)象，就是當這些作家真正投身到以農(nóng)民為主體的革命當中，愈發(fā)現(xiàn)自己的言行舉止相當不符合革命對他們的要求。在農(nóng)民革命當中，要求作家無條件地參加革命并認同工農(nóng)戰(zhàn)士，放棄自己許多在貧苦農(nóng)民眼中的奢侈習慣。有的作家甚至連刷牙都做過檢討，因為農(nóng)民們認為沒有必要每天刷牙。我在農(nóng)村勞動時，也有過這種經(jīng)驗，農(nóng)民曾問我：‘你嘴里有大糞嗎？為什么每天用個糞勺子在里面掏來掏去的！[24]”

　　三、50年代工農(nóng)干部與知識分子的矛盾之多重表現(xiàn)

　　1．貫徹階級路線造成工農(nóng)干部的低能重用

　　1949年以后，工農(nóng)干部與知識分子干部由于文化程度不同，理念和工作方法有差異，因而在工作中不斷產(chǎn)生磨擦。例如，1949年底至1951年底，數(shù)十萬知識分子干部作為工作隊員下鄉(xiāng)參加“土改”，不少知識分子干部與工農(nóng)干部在對待地主富農(nóng)的態(tài)度上出現(xiàn)了分歧，知識分子干部的人性化立場常常受到工農(nóng)干部的“批判”。對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來說，“土改”成了他們不得不完成思想轉(zhuǎn)變的起點。為了表示他們對革命的認同，只能虔心接受“階級論”，深刻認識自己積負的“原罪”；
但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從此看清了自己與工農(nóng)干部之間存有一道無法逾越的價值鴻溝。

　　中共建政后就在干部政策上開始全面貫徹階級路線，這種做法從根本價值上認定工農(nóng)干部的忠誠度與貢獻遠大于知識分子干部，偏重提拔重用工農(nóng)干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朱正指出：“（工農(nóng)干部）是在戰(zhàn)爭、土地改革，各種秘密工作中獲得足夠的革命資歷的，革命就把這一定級別的領導職務當做對他們過去功績的酬勞，卻并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領導經(jīng)濟建設文化建設的專業(yè)知識的訓練，……這些被安排在領導崗位上的黨員，有不少并不具備應有的專業(yè)知識。[25]”1950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陸定一向蘇聯(lián)駐華代辦通報，當時華北150萬黨員中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區(qū)委以上領導干部中將近50%沒有文化或文化很低。[26]1952年，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夏衍組織了對宣傳部、文化局所屬24個單位的679位處科一級干部的常識測驗。試題多為政治時事與文藝常識，以初中文化程度為準，共有50題，每題2分，試卷上不留姓名。測驗結果使夏衍大吃一驚：80分以上僅二人，絕大多數(shù)在宣傳文化部門工作的負責干部只得到30、40分，連“五四運動”發(fā)生于哪一年，答對者都寥寥無幾，在常識題上更是笑話百出，還有一人賭氣交了白卷。[27]后來在華東局“整風”時有人慷慨陳詞，指責夏衍組織的這次干部知識測驗是“長知識分子的志氣，滅工農(nóng)干部的威風！”夏衍則不得不承認“做法上有錯誤”。[28]

　　1957年，民主黨派人士儲安平在他那篇著名的“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中指出：“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shù)穆殑蘸懿幌喾Q。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系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么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29]”結果，儲安平被打成了“右派”，長期遭到政治迫害。

　　其實，中共并不是干部政策上的階級路線之始作俑者。黨史研究界近年提出，敵視知識分子的政策源自斯大林。二戰(zhàn)后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對知識分子也多采取歧視迫害政策。如匈牙利共產(chǎn)黨總書記拉科西認為：“知識分子永遠不會放棄其小資產(chǎn)階級與敵視工人階級的心態(tài)，……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只適用于工農(nóng)階級，而不適用于知識分子。[30]”

　　2．工農(nóng)干部與知識分子的差別待遇埋下了對立心態(tài)

　　1949年中共建政后到1950年代中期，來自解放區(qū)的工農(nóng)干部仍然沿襲過去的做法，實行低薪的供給制，而政府對進城后使用的原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里的知識分子則實行保留工資制，月收入在200至500元間，按當時的收入水平看相對處于高薪階層。于是，“市長、部長、司令員的收入要比工程師、名演員低得多。這樣，黨政干部和業(yè)務人員之間，就有了各自的看法。[31]”1956年實行工資改革，知識分子待遇又得到大幅度提高，上海的一級教授月薪360元，青年講師有92元，連助教也有65元。[32]對此，工農(nóng)干部很不服氣，認為是馬打江山驢坐殿。1957年“鳴放”期間，張奚若提到：“（有些黨員認為）天下是咱家打的。給你一碗飯吃，給你官做就夠了，一切不過是為團結，并不是你真有什么本事。[33]”可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去認識，卻是另一種看法：干部們白住公家的洋房、有汽車、有辦公室、有秘書、出差報銷，我們搭一次電車、打一個電話都得自己掏錢。[34]正因為如此，夏衍指出：“在歡慶解放的熱潮中，大家都自覺地服從政策，表面上平靜無事，可是現(xiàn)在回想起來，工農(nóng)干部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疙瘩，或者說是矛盾，我認為是和解放初期的這兩種制度的并存，是有一定的關系的。[35]”工農(nóng)干部與知識分子在待遇問題結下的對立心態(tài)，既孕育了1957年“大鳴大放”時期知識分子對黨員干部的批評，也為“反右”運動中工農(nóng)干部齊心協(xié)力地打壓知識分子提供了心理準備。

　　1956年1月，為了調(diào)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周恩來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批評了行政管理人員：“應該教育各有關單位的行政管理人員從思想上重視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特別是要打破那種只注意行政負責人的生活，而對于知識分子就覺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顧，我為什么要侍候你’一類的錯誤觀念。[36]”各地曾一度出臺不少優(yōu)待知識分子的措施。例如，中山大學給一些教師出國機會，改善教師生活條件，在教師中發(fā)展黨員，為專家學者配備助手；
知識分子手持“優(yōu)待證”，購物、看病、理發(fā)、乘車、吃飯等均優(yōu)先得到照顧，令人生羨。在重慶，高級知識分子每月增供植物油一斤，乘坐公交車可優(yōu)先上車，看病不用排隊掛號，可優(yōu)先住院，西南政法學院甚至讓教授到有公費補貼的小灶食堂與院長、書記一起就餐。[37]很快，這些照顧知識分子的政策就在工農(nóng)干部占多數(shù)的中共黨內(nèi)犯了眾怒，怨聲四起。這種刻意為之的“照顧”，實出于一時的統(tǒng)戰(zhàn)需要，與官方的主導價值觀念其實是相悖的，自然很難得到黨內(nèi)的廣泛認同。而且，通過“搞特殊”這一負面作用很大的方式來體現(xiàn)一時的“照顧”、“重視”，反而挑動了工農(nóng)干部與知識分子之間的情感對立。統(tǒng)戰(zhàn)之需這一環(huán)境要素一旦消失，變臉相向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

　　其實，早在1950年代初，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召開高級知識分子會議時，統(tǒng)戰(zhàn)部負責人就講過：“毛主席教導你們這些人，每天起碼要看三次自己的屁股，看尾巴是不是翹起來了，如果翹起來了，就趕快打下去。[38]”到了1957年，毛澤東更明確地說：“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還是那些不大識字的人，他們知識高。”“現(xiàn)在知識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chǎn)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nóng)民。”[39]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后，知識分子明顯不吃香了，其待遇也大幅降低。1953年的大學畢業(yè)生，工作3年后其工資為85元（中教四級），相當于行政18級；
而1957年的大學畢業(yè)生轉(zhuǎn)正后工資只有53元，僅為行政22級，而且此后長達25年未提高薪水。[40]

　　3．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歧視

　　在整個50年代，以政治高壓為后盾的思想改造運動一環(huán)緊扣一環(huán)，實質(zhì)在于打壓知識分子，通過再教育以完成對他們的洗腦，以便這些富于懷疑與批判精神的人完全馴服于當局。就在周恩來1956年提出改善知識分子待遇的同一報告里，他明確說明，“繼續(xù)幫助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改造，是黨在過渡時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務之一�！边@樣的政策表示，雖然在工作上對知識分子有所倚重，但政治思想上仍必須監(jiān)督改造他們。既然要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自然就必須有“教育者”，于是工農(nóng)干部和工農(nóng)“積極分子”便扮演起“教育者”這一角色。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工農(nóng)的地位越抬越高，于是提高工農(nóng)文化程度一事就自然而然地被擱置一旁了。中央黨校的黨史研究者指出：“1958年以后，在全國明顯地取消了干部隊伍和工農(nóng)群眾的知識化、專業(yè)化的要求，建國初期像雨后春筍地發(fā)展起來的速成工農(nóng)中學、工農(nóng)干部文化補習學校、工農(nóng)預科等各類干部文化學校也逐漸銷聲匿跡了。[41]”

　　毛澤東很清楚地知道，抬高工農(nóng)、貶低知識分子只不過是政治需要，他又何曾信任過農(nóng)民呢？相反，毛曾多次抱怨農(nóng)民的無知與狹隘，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nóng)民。[42]”盡管如此，他還是一再抬高工農(nóng)、貶低知識分子。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廬山上批判彭德懷：“斛律金一字不識，可以做到丞相（按：北齊左相應為斛律光）。農(nóng)民、工人不是也學哲學嗎？同他們講課，比知識分子易懂。[43]”毛澤東還有不少這類名言，如“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書是要讀的，讀多了害死人”等。

　　在工農(nóng)干部掌權的政治環(huán)境里，人事與保衛(wèi)等要害部門均使用工農(nóng)干部，他們出身干凈、經(jīng)歷單純、感情樸素、絕對忠誠，可他們最大的弱點是文化程度較低，有的才剛剛脫離文盲狀態(tài)。中共元老薄一波晚年承認：“掌權的某些工農(nóng)干部不信任甚至排擠知識分子，是普遍的現(xiàn)象。[44]”1957年，武漢大學程千帆教授曾如此抱怨：“人事處簡直是警察特務機構，我們幾十歲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們十幾歲的小孩子手里，……他們犯了錯誤別人無法監(jiān)督，而他們可以隨便處治人，使人身加上了陰影，食欲減退，工作不起勁。[45]”天津某設計院一位高工說：“我對院里的一些工農(nóng)干部看不順眼�！�…他們根本不是搞我們這行的，調(diào)進來干什么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職有權，專管人。有個人事干部給我開張證明信，一行里好幾個錯別字。[46]”

　　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歧視甚至延伸到他們的子女身上。自1957年起，高中畢業(yè)生參加高考時，考分再高，只要家庭成分涉及“黑五類”，都不能進入他們想申報的大學，而只能被“踢”到上海師范學院，于是該學院便成了上海家庭出身不佳的考生的“收容院”。之所以讓他們進入師范學院，或許是當權者認為，中學教師地位低下，對社會不會有什么影響。

　　工農(nóng)干部惟一的優(yōu)勢便是家庭出身或革命資歷，他們沒有知識優(yōu)勢，便力圖在政治上找回領導知識分子的價值自信。他們當然會熱烈擁護“政治掛帥”，希望只要背誦幾條高度簡化的領袖語錄就可把握處理復雜事務的準繩；
他們當然愿意看到知識分子的文化資本失去份量，并十分樂意地保持這種能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的“社會氛圍”；
在服從重于創(chuàng)造的崗位上，他們的無知決定了他們只能聽從、難以質(zhì)疑，卻因此得到了更多的信任�？梢哉f，愚民政治和愚民社會是相輔相成的。

　　知識分子不僅是革命意識的分娩者與傳播者，也是政治組織的締造者。馮友蘭在回憶錄中說，辛亥時期，“當時真正的群眾——勞動人民，并沒有發(fā)動起來，也沒有人想到去發(fā)動他們。在革命中，活動的人還多半是知識分子……在鄉(xiāng)村，歡迎革命的也是一些比較開明的紳士，他們實際上也是知識分子。[47]”然而，中國的革命最后卻把知識分子當作政治歧視和社會排斥的對象，迫使知識分子走“工農(nóng)化”的生活道路；
而農(nóng)民則為“大躍進”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在全國性長達3年的大饑饉中留下了3千多萬餓殍。[48]顯然，毛澤東其實也不關心農(nóng)民的命運。當全社會被集體改造成“工農(nóng)”之后，中國并未走向毛所許諾的現(xiàn)代化，而是朝著相反方向大踏步倒退，暴露出種種無法掩飾的巨大惡弊。

　　四、知識分子“工農(nóng)化”的社會后果

　　在生產(chǎn)力十分落后的農(nóng)業(yè)文明中，維持生產(chǎn)僅需簡單的感性經(jīng)驗，毋須理性知識，生活在這一層次的人們很難認識到知識的作用，產(chǎn)生不了“黑手（工農(nóng)）要拿，得有白手（知識分子）幫忙”的直觀感受。事實上，社會越落后，貶低知識分子的觀念便越有市場。從最根本的觀念認知的角度來看，所謂工農(nóng)與知識分子誰高誰低的問題，建立在所謂“誰養(yǎng)活誰”這一認識上。而這一質(zhì)問的提出，本身就體現(xiàn)了十分原始落后的價值觀念，其荒謬性今天已毋須論證了。這種人為抬高工農(nóng)的社會地位與人生價值的觀念，究其實質(zhì)，乃是“均貧富”觀念的變形。

　　從本質(zhì)上，階級斗爭學說是一種動亂學說，以煽動窮人奪取富人財產(chǎn)為政治目的。它所煽揚起來的族群仇恨，讓一部分社會成員從另一部分成員的屈辱中得到滿足和成就感。然而，階級斗爭運動并不能增加社會整體的財富，它所許諾的“通過調(diào)整生產(chǎn)關系從而提高生產(chǎn)力”則是一個金色泡沫，壓抑強者的平均主義不僅不能提高生產(chǎn)力，反而會成為拖滯社會生產(chǎn)力的巨大障礙。革命所竭力爭取的“偉大成果”其實往往是為下一場革命提供了對象，那些以殘酷暴力推行的“社會改造”不僅沒有正面推動歷史前進，反而嚴重阻撓了社會的正常發(fā)展，從根本上將中國帶錯了路。那些提出階級斗爭學說的理論家、領袖們常常把“無產(chǎn)階級思想”當作一面旗幟，其實，所謂的“無產(chǎn)階級思想”，莫要說無產(chǎn)階級自己并不清楚，就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理論家們也從未說清楚過。

　　如果說，上個世紀50到70年代對知識分子反復的“思想改造”和對工農(nóng)的不斷拔高，是企圖引導著知識分子從思想觀念上“工農(nóng)化”，那么“文革”時期實行的強令知識分子和機關干部去“五七干�！钡淖龇�，則是從制度上強制地把知識分子的生存“工農(nóng)化”。

　　“文革”結束后中共中央組織部掌握的資料顯示：1980年代初，干部隊伍中文化程度低的往往位居較高的位置，而文化程度高的卻處于較低的位置；
據(jù)1983年統(tǒng)計，全國2,200萬具有“干部”身份的機關企事業(yè)單位職工里，大學文化程度的占21%，高中程度的占42%，初中以下的占37%；
而在國家機關企事業(yè)單位81萬負責人當中，大學文化程度的只占6%，高中程度的占22%，初中以下的占72%。[49]這一現(xiàn)象在全國黨委系統(tǒng)中尤甚，在縣委一級，大學程度只占5%。[50]這就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政治社會狀況，文化低的當領導，文化高的當職員，時稱“老粗管老細”、“文盲治國”。掌權的工農(nóng)干部只懂“革命”不懂建設，一談建設便斥之為偏離革命大方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談論經(jīng)濟更是不屑一顧。其實，他們根本不懂如何建設。

　　讓無知者來管理社會，自然會按照無知者對世界的理解與標準去設計社會秩序并規(guī)定價值規(guī)范。也因為他們的無知，面對復雜的問題拿不出什么辦法，只能搬用教條，這也是教條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大行其道的社會客觀倚托。直到1980年代中期，“各地一些工農(nóng)干部仍然不斷出現(xiàn)歧視和打擊知識分子現(xiàn)象，這決不是偶然的，它有深遠的社會與歷史背景。[51]”

　　“文革”時期迫使知識分子走“工農(nóng)化”道路還衍生出一系列社會重弊：首先，愚民化孕育出“知識無用論”，阻滯了教育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導致整個社會文化的“大老粗化”；
其次，“工農(nóng)化”背后所隱含的平均主義觀念破壞了有利于社會進步的正常社會差序，擾亂了社會價值觀念，大大弱化了社會成員的創(chuàng)新進步意識；
再次，扼殺了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造力，強迫他們?nèi)∶挠诠まr(nóng)及掌權者，除了一再上演“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便是“觸及皮膚深入靈魂”的全面改造；
第四，由知識分子代表的現(xiàn)代文明隨著這個階層被長期打壓而日漸凋零，取而代之的則是“大老粗”文化當?shù)馈?980年代政府曾大力提倡“五講四美”——講文明、講禮貌、講衛(wèi)生、講秩序、講道德；
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huán)境美�？梢�，連最基礎的文明禮貌、秩序道德、衛(wèi)生習慣等都敗壞到需要重新建設的地步。

　　在1980年代，“誰養(yǎng)活誰”這樣的荒謬說教雖然從官方的宣傳教育素材中消失了，但卻仍然存留在民眾的心里。曾經(jīng)有不少這樣的事例，一位科學家得了發(fā)明獎，所在單位的食堂大師傅、傳達室門衛(wèi)、樓道清潔工、送信的工友都來分科學家的獎金，而且還振振有詞，“如果我不給你做飯，你能做出發(fā)明嗎！”科學家若不將錢分給他們，勢必影響“群眾關系”，今后就別想再專心從事研究了；
另一冶金專家某次得獎金4千元，七分八分，最后個人只分到70元，再應單位同事們的要求請了一次客，化去100元，還倒貼了30元。[52]

　　1980年代的“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并不僅僅是對“反右”以后的糾偏，而且是對“五四”以來整個價值方向的調(diào)整，盡管從理論上官方至今仍無明確表述。但是，有了這樣的政策調(diào)整，并不意味著過去幾十年積累的“大老粗”文化就蕩然無存了。雖然今天文憑和學歷成了人們熱衷追求的目標，干部升遷也必須以此為參考，但嘲諷知識分子的社會觀念并未消失，“大老粗”文化的痕跡仍然深深滲透在今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個角落。在文藝創(chuàng)作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趙本山近年在一次春節(jié)晚會上表演的小品中就有這樣一段臺詞：“沒有農(nóng)民你吃啥？沒有農(nóng)民你穿啥？沒吃沒穿，你還臭美啥？！”這段話居然換來了經(jīng)久的掌聲，顯然，當年提出的愚昧的“誰養(yǎng)活誰”這一觀念，至今仍然“活在人們的心中”。1990年代熱映一時的電視劇《渴望》里，文化程度較低的工農(nóng)角色被描畫成品德優(yōu)秀的正面人物，而具大學文化的知識分子卻表現(xiàn)出各種缺陷。此劇的價值指向仍然是迎合過去幾十年中形成的貶低知識分子的大眾心理定勢——無知者比知識分子純潔高明。

　　在知識分子當中，主動迎合這種落后的價值觀念的人也仍然存在。比如，1995年7月，季羨林在“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一文中寫道：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干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53]……我做了四十多年的夢。我懷擁“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個崇拜對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54]……我對于當知識分子這個行當卻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從來不相信什么輪回轉(zhuǎn)生。現(xiàn)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再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弄成知識分子。[55]

　　貶低知識分子的觀念和“大老粗”文化當初是憑借政治的力量廣泛滲透到人們的思維當中的，現(xiàn)在，即便現(xiàn)代化過程已經(jīng)改變了城市的面貌和人們的生活方式，這樣的觀念文化仍然會下意識地表現(xiàn)在當代人們的行為方式、話語系統(tǒng)、文化品味等諸多方面，其印跡久久難退。正是在深深帶有“大老粗”文化痕跡的當今中國社會里，社會迅速的兩極分化孕育著社會底層的仇富情緒和呼應這種情緒的民粹主義思潮，這樣的思潮常常表現(xiàn)為仇外心態(tài)。從這個角度來看，探討當代中國工農(nóng)干部與知識分子矛盾的由來和后果，有助于理解當前中國的社會脈動。

　　【注釋】

　　[1] 其它三對矛盾是“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老干部與新 干部”。參見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

　　[2] 楊憲益，《漏船載酒憶當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頁；
轉(zhuǎn)引自高華的《身分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年版，第14頁。

　　[3]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11月第1版，第161頁。

　　章立凡，《君子之交》，明報出版社（香港）2005年2月初版，第170頁。

　　陳獨秀，“勞動者底覺悟——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職合會演說”。參見《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87年12月第1版， 第301頁。

　　[6] 章太炎，《革命與道德》（1906）。參見朱維錚、姜亮夫編注《章太炎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303～312頁。

　　[7] 參見蔡尚思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2年1月第1版。第一卷，第154頁。

　　[8] 出處同上，第426頁。

　　[9] 劉半農(nóng)，“留別北大學生的演說”，參見肖衛(wèi)主編《北大歲月》（《北大精品書系》），內(nèi)蒙古文化出版社（呼和浩特）2001年9月第1版，第329頁。

　　[10] 王汎森，“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zhuǎn)變”，參見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北京）2005年4月第1版，第116頁。

　　[11] 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參見《王觀堂先生全集》，文華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16冊，第7134頁。

　　[12] 轉(zhuǎn)引自王汎森，“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的轉(zhuǎn)變”，參見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北京）2005年4月第1版，第122頁。

　　[13] 高華，《身分和差異》，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年，第5、6頁。

　　[14] 張國燾，“關于川陜革命根據(jù)地肅反的情況”，載《川陜革命根據(jù)地史料選輯》，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版，第246頁。轉(zhuǎn)引自朱鴻召的《延安文人》，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2001年版，第179頁。

　　[15] 參見《成仿吾傳》編寫組編：《成仿吾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111頁。

　　[16] 參見彭小蓮的《他們的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6月版，87頁。

　　[17] 傅國涌，《他們慘死在黎明前》，載《開放》（香港）2004年第8期，第66～67頁。

　　[18] 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陽光環(huán)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6月修訂版，第61頁。

　　[19] 溫濟澤主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湖南人民出版社（長沙）1984年版，第184頁。

　　[20] 何方，“延安整風與個人崇拜”，載《當代中國研究》（美國·普林斯頓）2005年春季號，第108頁。

　　[21] 魯煤，“我和胡風：恩怨實錄——獻給恩師益友胡風百歲誕辰（六）”，載《新文學史料》（北京）2004年1期，第98頁。

　　[22] 轉(zhuǎn)引自王若水的“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原載《當代中國研究》（美·普林斯頓）2001年第4期（總75期）；
參見何清漣主編的《20世紀后半葉歷史解密》，博大出版社（美國）2004年10月第1版，第6～7頁。

　　[23] 邢小群，《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山東畫報出版社（濟南）2003年1月第1版，第174頁。

　　[24] 王蒙，“雜感”，載《文藝爭鳴》1994年第2期。

　　[25]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98年版，第538頁。

　　[26] 庫利克，“建國初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載《遠東問題》1994年第5期；
轉(zhuǎn)引自魏承思《中國知識分子浮沉錄》，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4年初版，第83頁。

　　[27] 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三聯(lián)書店（北京）2000年9月第1版，第415、439頁。

　　[28] 出處同上，第416頁。

　　[29] 牛漢、鄧九平主編，《思憶文叢·六月雪》，經(jīng)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8年9月第1版，第137頁。

　　[30] 陳一新，“知識分子政策與國家發(fā)展——對若干社會主義國家的初步考察”，載《知識分子》（紐約）1986年冬季號，第106頁。資料來源：Bennet Kovrig《Commuism in Hungary》（匈牙利的共產(chǎn)主義），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9年出版，第261頁。

　　[31] 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三聯(lián)書店（北京）2000年9月第1版，第411頁。

　　[32] 吳中杰，《復旦往事》，廣西師大出版社（桂林）2005年10月第1版，第38頁。

　　[33]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98年版，第68頁。

　　[34] 出處同注[31]。

　　[35] 出處同注[31]。

　　[36]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11月版，第172頁。

　　[37] 參見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廣州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301～302頁。

　　[38] 許水濤，“王蕓生的臨終口述——王蕓生之子王芝琛訪談錄”，載《文史精華》2005年第9期。《文摘報》（北京）2005年10月2～5日摘轉(zhuǎn)，第6版。

　　[39]《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52～454頁。

　　[40] 馬嘶，《負笈燕園》，群言出版社（北京）1999年8月第1版，第251～252頁。

　　[41] 陳雪薇，“知識分子的毛澤東與中國的知識分子”，參見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等編著《說不盡的毛澤東——百位名人學者訪談錄》，遼寧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283頁。

　　[42]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0年9月第1版，第1414頁。

　　[43] 轉(zhuǎn)引自李銳的“關于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參見《李銳論說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133頁。

　　[4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下卷，第1010頁。

　　[45]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98年版，第293頁。

　　[46]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首卷），江蘇文藝出版社（南京）1991年7月第1版，第105頁。

　　[47] 馮友蘭，《三松堂自述》，三聯(lián)書店（北京）1989年4月第2版，第34頁。

　　[48] 參見章立凡的《君子之交》，明報出版社（香港）2005年2月初版，第32頁、第34頁。

　　[49] 李銳，“新形勢下的用人之道”（1984年12月），參見《李銳論說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601頁。

　　[50] 李銳，“正確對待知識分子和選拔干部的問題”（1982年12月），參見《李銳論說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553頁。

　　[51] 千里駒，“論中國的體制改革和現(xiàn)代化運動”，載《知識分子》（紐約）1986年冬季號，第64頁。

　　[52] 出處同上，第61頁。

　　[53] 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第204頁。

　　[54] 出處同上，第211頁。

　　[55] 出處同注

　　[46]，第218頁。

　　作者為上海財經(jīng)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來源：當代中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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