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因戰(zhàn)爭疏散到閩中永安縣福建省銀行經濟研究室的一位年輕研究人員，為了躲避日軍飛機轟炸，在距縣城十多里黃歷鄉(xiāng)的一間老屋里，發(fā)現(xiàn)了一大箱民間契約文書，自明代嘉靖年間至民國有數百張之多。他仔細研讀了這些契約，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在學術史上影響深遠的《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這位年輕學者，就是時年二十八歲的傅衣凌，其時剛從日本學習社會學歸國不久。一九四四年，福建協(xié)和大學出版這一著作，傅先生為該書寫的“集前題記”中，有這樣幾段話：

　　我常思近數十年來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滿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當由于史料的貧困。這所謂史料的貧困，不是勸大家都走到牛角尖里弄材料，玩古董；
而是其所見的材料，不夠完全，廣博。因此，盡管大家在總的輪廓方面，頗能建立一些新的體系，唯多以偏概全，對于某特定范圍內的問題，每不能屏蔽其許多的破綻，終而影響到總的體系的建立。

　　本書的內容，雖側重于福建農村的經濟小區(qū)的研究，然亦不放棄其對于中國社會經濟形態(tài)之總的輪廓的說明，尤其對于中國型封建主義的特點的指明的責任。譬如中國封建社會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殘存物在中國封建社會史所發(fā)生的作用這一些問題。從來論者都還缺少具體的說明，故本書特搜集此項有關資料頗多……

　　誰都知道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應注重于民間記錄的搜集。所以近代史家對于素為人所不道的商店賬簿、民間契約等等都珍重地保存、利用，供為研究的素材。在外國且有許多的專門學者，埋首于此項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貴的著作。而在我國則方正開始萌芽，本書對于此點也特加注意，其所引用的資料，、大部分既從福建的地方志，寺廟志以及作者于民國二十八年夏間在永安黃歷鄉(xiāng)所發(fā)現(xiàn)的數百紙民間文約類輯而成，皆為外間所不經見的東西。這一個史料搜集法，為推進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似乎尚值提倡。

　　上引文字，強調民間文書的收集和整理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重要價值，指出在進行“農村的經濟小區(qū)的研究”時，應“不放棄其對于中國社會經濟形態(tài)之總的輪廓的說明”，反對“以偏概全”，表達了建立中國社會經濟史“總的體系”的追求，頗具概括性地呈現(xiàn)了傅先生關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理念。直至晚年，他還一再提起在永安縣黃歷鄉(xiāng)那段難忘的經歷，一再講到《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在他學術生涯中的重要意義，在其討論社會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文章中，還再次全文引錄了這個“集前題記”。在同一文章中，他也強調抗日戰(zhàn)爭期間疏散到鄉(xiāng)村的經歷，對一個立志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者的意義（《我是怎樣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文史哲》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直到抗戰(zhàn)爆發(fā)后，我從沿海疏散到內地的城市和鄉(xiāng)村，才接觸到中國社會的實際�！�…抗戰(zhàn)的幾年生活，對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偉大的時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認識到中國的社會實際，理解到歷史工作者的重大責任，他絕對不能枯坐在書齋里．盡看那些書本知識，同時還必須接觸社會，認識社會，進行社會調查，把活材料與死文字兩者結合起來，互相補充，才能把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推向前進。這樣，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時，必須擴大眼界，廣泛地利用有關輔助科學知識，以民俗鄉(xiāng)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契約文書)證史，這個新途徑對開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

　　傅先生一再強調的“把活材料與死文字兩者結合起來”的研究方法，包括了社會經濟史研究者要在心智上和情感上回到歷史現(xiàn)場的深刻意涵。事實上，在實地調查中，踏勘史跡，采訪耆老，既能搜集到極為豐富的地方文獻和民間文書，又可聽到大量的有關族源、開村、村際關系、社區(qū)內部關系等內容的傳說和故事，游神冥想，置身于古人曾經生活與思想過的獨特的歷史文化氛圍之中，常常會產生一種只可意會的文化體驗，而這種體驗又往往能帶來更加接近歷史實際和古人情感的新的學術思想。這種意境是未曾做過類似工作的人所難以理解的。正是這種把文獻分析與實地調查相結合，“接觸社會，認識社會”，“以民俗鄉(xiāng)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證史”，努力回到歷史現(xiàn)場去的研究方法，使傅衣凌先生成為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有意思的是，也是在一九三九年，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另一位重要的奠基者梁方仲教授，正在陜甘三省進行為期八個月的農村調查。梁方仲先生時年三十一歲，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梁先生受過嚴格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訓練，后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再任嶺南大學經濟系主任，而以研究明代賦役制度著名。他研究明代經濟史的直接動因，在于要從根本上理解民國時代的農村經濟問題，特別是農民田賦負擔的問題。他對歷史上經濟問題的關注，植根于對現(xiàn)代中國農村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懷之中。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他是“利用地方志資料來研究王朝制度與地方社會的學者中最為成功的一位”(劉志偉《〈梁方仲文集〉導言》)，也特別重視民間文獻在社會經濟史研究中的價值。梁先生在《易知由單的研究》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過去中國田賦史的研究，多以正史和政書為限。這些材料，皆成于統(tǒng)治階級或其代言人之手，當然難以得到實際。比較可用的方法，我以為應當多從地方志、筆記及民間文學如小說平話之類去發(fā)掘材料，然后運用正確的立場、觀點去處理這些材料，必須于字里行間發(fā)現(xiàn)史料的真正意義，還給他們真正的面目。然而這類工作無異沙里淘金，往往費力多而收獲少。除了書本上的材料以外還有一類很重要的史料，過去不甚為人所注意。就是與田賦有關的實物證據，如賦役全書，糧冊，黃冊，魚鱗圖冊。奏銷冊，土地執(zhí)照，田契，串票，以及各種完糧的收據與憑單都是。本書所要介紹的易知由單，也就是其中之一。

　　梁方仲先生一直重視各種公私檔案的收集和解讀，新近出版的《梁方仲文集》收錄有《清代納戶糧米執(zhí)照與土地契約釋文》一文，我們從中獲知，一九三六年梁先生在濟南一古書店購得清代山東吳姓地主的私家賬簿，其中附夾的十一份清代“納戶執(zhí)照”，成為他數十年后撰寫的這篇文章討論的開始。該文還對廣東省中山縣翠亨村孫中山故居陳列館、中國科學院廣東省民族研究所、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中山大學歷史系譚彼岸先生收藏的十多份清代土地契約逐一做了詳細的解讀。梁先生的這份遺稿，本來是要作為附錄，收在其不朽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tǒng)計》一書中的，他力圖通過與歷代戶口、田地、田賦有關的實物票據文書的考釋，“為后人指出從這些官方數字出發(fā)，逐步深入揭示社會經濟事實的一條路徑”。

　　事實上，在中國近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奠基時期，在與傅衣凌、梁方仲先生同時代的一批眼界開闊、學識宏博的學者身上，基本上看不到畫地為牢的學科偏見。對他們來說，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是一個自然的思想過程。以梁方仲先生長期任教的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為例，傅斯年等先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這里創(chuàng)辦語言歷史研究所，就倡導歷史學、語言學與民俗學、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風格，并在研究所中設立人類學組，培養(yǎng)研究生，開展民族學與民俗學的調查研究；
顧頡剛、容肇祖、鐘敬文等先生開展具有奠基意義的民俗學研究，對民間宗教、民間文獻和儀式行為給予高度關注，他們所開展的鄉(xiāng)村社會調查，表現(xiàn)了歷史學和人類學相結合的研究特色；
楊成志、江應梁等先生，以及當時任教于嶺南大學的陳序經先生等，還在彝族、傣族、瑤族、水上居民和其他南方不同族群及區(qū)域的研究方面，做了許多具有奠基意義的努力。在這些研究中，文獻分析與田野調查的結合，表現(xiàn)得和諧而富于創(chuàng)意，并未見后來一些研究者人為制造的那種緊張。

　　在這里回顧這些令人難以忘懷的往事，是為了表達一個期望，即希望正在進行的《歷史．田野》叢書的編輯和出版，能夠成為一個有著深遠淵源和深厚積累的學術追求的一部分。叢書所反映的研究取向，應該說是學有所本的。

　　叢書的編者和作者們相信，在現(xiàn)階段要表達一種有方向感的學術追求，最好的方法不是編撰條理系統(tǒng)的教科書，而是要提交具體的有深度的研究作品。他們相信，在現(xiàn)階段，各種試圖從新的角度解釋中國傳統(tǒng)社會歷史的努力，都不應該過分追求具有宏大敘事風格的表面上的系統(tǒng)化，而是要盡量通過區(qū)域的、個案的、具體事件的研究表達出對歷史整體的理解。他們也清醒地認識到，要達成這樣的目的，從一開始就要追求打破畫地為牢的學科分類，采取多學科整合的研究取向。應努力把傳統(tǒng)中國社會研究中，社會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等不同的學術風格結合起來，通過實證的、具體的研究，努力把田野調查和文獻分析、歷時性研究與結構性分析、國家制度研究與基層社會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情感、心智和理性上都盡量回到歷史現(xiàn)場去。在具體的研究中，既要把個案的、區(qū)域的研究置于對整體歷史的關懷之中，努力注意從中國歷史的實際和中國人的意識出發(fā)理解傳統(tǒng)中國社會歷史現(xiàn)象，從不同地區(qū)移民、拓殖、身份與族群關系等方面重新審視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國家認同，又從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國家制度和國家觀念出發(fā)理解具體地域中“地方性知識”與“區(qū)域文化”被創(chuàng)造與傳播的機制。

　　這套叢書最容易引人注目的特點之一，是大量的地方文獻、民間文獻和口述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這樣的工作，不僅僅具有在現(xiàn)代化和城市化的歷史背景之下，“搶救”物質型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不僅只是具有學術積累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叢書的編者相信，在此基礎上，建立并發(fā)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間與地方文獻的解讀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將中國社會史研究建立于更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并在國際學術界爭取更大話語權的關鍵環(huán)節(jié)之一。正如收入這套叢書的許多著作所反映出來的，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已經發(fā)展出一套較為系統(tǒng)的解讀鄉(xiāng)村社會中各種資料的有效方法，包括族譜、契約、碑刻、宗教科儀書、賬本、書信和傳說等，這種或許可被稱為“民間歷史文獻學”的獨具特色、的學問和方法，是傳統(tǒng)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或漢學家都沒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這套叢書的編者一直保持其學術自信心和影響力的最重要基礎之一。

　　因為這套叢書追求通過區(qū)域的、個案的、具體事件的研究表達出對歷史整體理解的學術風格，所以有必要就“區(qū)域研究”的問題多談幾旬。特別是要就這樣的取向，表達某種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態(tài)度。

　　近年有關中國傳統(tǒng)社會區(qū)域研究的論著越來越多，許多年輕的研究者在步入學術之門時，所提交的學位論文，常常是有關區(qū)域研究的作品。曾經困擾過上一輩學者的區(qū)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區(qū)域的“微觀”研究是否與“宏觀”的通史敘述具有同等價值之類帶有歷史哲學色彩的問題，基本上不再是影響區(qū)域社會研究的思想顧慮。

　　竊以為，深化傳統(tǒng)中國社會經濟區(qū)域研究的關鍵之一，在于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區(qū)域社會發(fā)展內在脈絡的自覺的學術追求。無庸諱言，時下所見大量的區(qū)域研究作品中，具有嚴格學術史意義上的思想創(chuàng)造的還是鳳毛麟角，許多研究成果在學術上的貢獻，仍主要限于地方性資料的發(fā)現(xiàn)與整理，并在此基礎上對某些過去較少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識”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實際上只是幾十年來常見的《中國通史》教科書的地方性版本，有一些心懷大志、勤奮刻苦的學者，窮一二十年功夫，最后發(fā)現(xiàn)他所做的只不過是一場既有思考和寫作框架下的文字填空游戲。傳統(tǒng)社會區(qū)域研究中，學術創(chuàng)造和思想發(fā)明明顯薄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學術從業(yè)者追尋歷史內在脈絡的學術自覺的嚴重缺失。這套叢書在選錄著作的時候，力求盡量避免這樣的闕失，但不得不坦言的是，要達致理想的狀態(tài)，仍需要很長的過程。

　　眼下的區(qū)域研究論著，除了有一些作品仍舊套用常見的通史教科書寫作模式外，還有許多作者熱衷于對所謂區(qū)域社會歷史的“特性”做一些簡潔而便于記憶的歸納。這種做法似是而非，偶爾可見作者的聰明，但卻談不上思想創(chuàng)造之貢獻，常常是把水越攪越混。對所謂“地方特性”的歸納，一般難免陷于學術上的“假問題”之中。用便于記憶但差不多可到處適用的若干文字符號來表述一個地區(qū)的所謂特點，再根據這種不需下苦功夫就能構想出來的分類方式，將豐富的區(qū)域歷史文獻剪裁成支離破碎的片斷粘貼上去，這樣的做法再泛濫下去，將會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整體巒平，繼續(xù)與國際學術界保持著相當遙遠的距離。要理解特定區(qū)域的社會經濟發(fā)展，有貢獻的做法不是去歸納“特點”，而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會、經濟和人的活動的“機制”上面。我們多明白一些在歷史上一定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之下，人們從事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特別是要辦成事時應該遵循的最基本的規(guī)矩，我們對這個社會的內在的運行機制，就會多一分“理解之同情”。當然，要達致這樣的境界，“回到歷史現(xiàn)場”的追求，就不是可有可無的了。

　　在傳統(tǒng)中國的區(qū)域社會研究中，“國家”的存在是研究者無法回避的核心問題之一。在提倡“區(qū)域研究”的時候，不少研究者們不假思索地運用“國家一地方”、“全國一區(qū)域”、“精英—民眾”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概念作為分析歷史的工具，并實際上賦予了“區(qū)域”、“地方”、“民眾”某種具有宗教意味的“正統(tǒng)性”意義。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保存有數千年歷史文獻，關于歷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記載相當完備，國家的權力和使用文字的傳統(tǒng)深入民間社會，具有極大差異的“地方社會”長期擁有共同的“文化”的國度來說，地方社會的各種活動和組織方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學的文獻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或者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發(fā)現(xiàn)其“合理性”的解釋。區(qū)域社會的歷史脈絡，蘊涵于對國家制度和國家“話語”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視國家的存在而奢談地域社會研究，是難免“隔靴搔癢”或“削足適履”的偏頗的。既然要求研究者在心智上和感情上盡量置身于地域社會實際的歷史場景中，具體地體驗歷史時期地域社會的生活，力圖處在同一場景中理解過去，那么，歷史文獻的考辨、解讀和對王朝典章制度的真切了解就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對所謂“民間文獻”的解讀，如果不是置于對王朝典章制度有深刻了解的知識背景之下，也難免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也就是說，在具體的研究中，不可把“國家一地方”、“全國一區(qū)域”、“精英一民眾”之類的分析工具，簡單地外化為歷史事實和社會關系本身，不可以“貼標簽”的方式對人物、事件、現(xiàn)象和制度等做非彼即此的分類。傳統(tǒng)中國區(qū)域社會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了解由于漫長的歷史文化過程而形成的社會生活的地域性特點，以及不同地區(qū)的百姓關于“中國”的正統(tǒng)性觀念，如何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通過士大夫階層的關鍵性中介，在“國家”與“地方”的長期互動中得以形成和發(fā)生變化的。在這個意義上，區(qū)域歷史的內在脈絡可視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在地域社會的各具特色的表達，同樣，國家的歷史也可以在區(qū)域性的社會經濟發(fā)展中“全息”地展現(xiàn)出來。只有認識了這一點，才可能在認識論意義上明了區(qū)域研究的價值所在。

　　在追尋區(qū)域社會歷史的內在脈絡時，要特別強調“地點感”和“時間序列”的重要性。在做區(qū)域社會歷史的敘述時，只要對所引用的資料所描述的地點保持敏銳的感覺，在明晰的“地點感”的基礎上，嚴格按照事件發(fā)生的先后序列重建歷史的過程，距離歷史本身的脈絡也就不遠了。在談到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與時間序列的關系時，應該注意到，研究者在某一“共時態(tài)”中見到的地域社會的相互關系及其特點，反映的不僅僅是特定地域支配關系的“空間結構”，更重要的是要將其視為一個復雜的、互動的、長期的歷史過程的“結晶”和“縮影”。“地域空間”實際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疊合的動態(tài)的社會經濟變化的“時間歷程”。對“地域空間”的歷時性的過程和場景的重建與“再現(xiàn)”，常常更有助于對區(qū)域社會歷史脈絡的精妙之處的感悟與理解。

　　叢書的另一風格，就是強調文獻解讀與實地調查的結合。只有參加過田野工作的研究者才能真正理解，獨自一人，或與一群來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同行，走向歷史現(xiàn)場，踏勘史跡，采訪耆老，搜集文獻與傳說，進行具有深度的密集討論，連接過去與現(xiàn)在，對于引發(fā)了兼具歷史感與“現(xiàn)場感”的學術思考，具有什么樣的意義。置身于歷史人物活動和歷史事件發(fā)生的具體的自然和人文場景之中，切身感受地方的風俗民情，了解傳統(tǒng)社會生活中種種復雜的關系，在這樣的場景和記憶中閱讀文獻，自然而然地就加深和改變了對歷史記載的理解。在調查中，研究者必須保持一種自覺，即他們在“口述資料”中發(fā)現(xiàn)的歷史不會比官修的史書更接近“事實真相”，百姓的“歷史記憶”表達的常常是他們對現(xiàn)實生活的歷史背景的解釋，而不是歷史事實本身，但在那樣的場景之中，常�？梢愿�深刻地理解過去如何被現(xiàn)在創(chuàng)造出來，理解同樣也是作為“歷史記憶”資料的史書，其真正的意義所在及其各種可能的“轉換”。在實地調查中，研究者也可以更深切地理解過去的建構如何用于解釋現(xiàn)在，結合實地調查，從不同地區(qū)移民、拓殖、身份與族群關系等方面重新審視具體地域中“地方性知識”與“區(qū)域文化”被創(chuàng)造與傳播的機制，就會發(fā)現(xiàn)，許多所謂“地方性知識”都是在用對過去的建構來解釋現(xiàn)在的地域政治與社會文化關系�？偟恼f來，通過實地調查與文獻解讀的結合，更容易發(fā)現(xiàn)，在“國家”與“民間”的長期互動中形成的國家的或精英的“話語”背后，百姓日常活動所反映出來的空間觀念和地域認同意識，是在實際歷史過程中不斷變化的。從不局限于行政區(qū)劃的、網絡狀的“區(qū)域”視角出發(fā)，有可能重新解釋中國的社會歷史。

　　編這套叢書，是為了表達一種具有方向感的學術追求。編者強調自己的工作學有所本，同時也相信自己的追求屬于一個有上千年歷史的史學傳統(tǒng)的自然延伸。在大多數情況下，從書的作者們所從事的是一項與個人的情感可以交融在一起的研究，學術傳統(tǒng)與個人情感的交融，賦予這樣的工作以獨特的魅力。但大家對于做學問的目的，還是有著更深沉的思考。他們希望這樣的研究，最終對整個中國歷史的重新建構或重新理解，會有一些幫助。同時，他們也期望這樣的工作可以參與到一個更大的學術共同體的共同關注的問題中去。他們強調學術研究要志存高遠，要有理論方面的雄心，要注意從中國歷史的實際和中國人的意識出發(fā)理解傳統(tǒng)中國社會歷史現(xiàn)象，在理論分析中注意建立適合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實際情形的方法體系和學術范疇。他們希望在理論假定、研究方法、資料分析和過程重構等多個層次進行有深度的理論探索，特別從理論上探討建立傳統(tǒng)中國區(qū)域社會歷史新的解釋框架的可能性，并由此回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面對的各種重要問題，力圖對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整體發(fā)展有所貢獻。

　　幾年以前，這套叢書的“始作俑者”之一科大衛(wèi)教授，在從事華南地域社會研究近三十年之際，寫了((告別華南研究)一文，其結尾的兩段是這樣寫的：

　　我們不能犯以往古代中國社會史的錯誤，把中國歷史寫成是江南的擴大化。只有走出華南研究的范疇，我們才可以把中國歷史寫成是全中國的歷史。

　　我就是這樣決定，現(xiàn)在是我終結我研究華南的時候。后來的學者可以比我更有條件批評我的華南研究。我倒希望他們不要停在那里．他們必須比我們這一代走更遠的路。我們最后的結果也不能是一個限制在中國歷史范疇里面的中國史。我們最終的目的是把中國史放到世界史里，讓大家對人類的歷史有更深的了解。

　　參與這套叢書編輯工作的學者，都有相近的心境和期望。

　　二OO六年七月十二日于廣州康樂園馬崗松濤之中

　　(《大歷史與小歷史：區(qū)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趙世瑜著�！秴^(qū)與界：清代湘粵贛界鄰地區(qū)食鹽專賣研究》，黃國信著；
《“賊”“民”之間：12一18世紀贛南地域社會》，黃志繁著�！峨[藏的祖先：妙香國的傳說和社會》，連瑞枝著；
《木材之流動：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區(qū)的市場、權力與社會》，張應強著，三聯(lián)書店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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