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扒聯(lián)盟”，是一些專門針對公共場所扒手盛行，通過網(wǎng)絡聯(lián)絡和篩選，獨立于公安機關之外，現(xiàn)場抓獲扒手的松散的民間組織。

　　目前，反扒聯(lián)盟網(wǎng)已在國內17個省、市建立了聯(lián)盟組織。他們采取QQ群形式進行活動。對于申請加入QQ群的志愿者,都有嚴格的“審批”。廈門的反扒聯(lián)盟在“審批”合格后還有3個月的試用期。目前，廈門反扒聯(lián)盟招募到了252名反扒志愿者，有武校學生、退役軍官、公司高管，甚至不少女大學生也積極申請。據(jù)報道，他們的反扒志愿者大隊為廈門市民挽回近百萬元的損失，抓了600多個犯罪嫌疑人，其中受到處理(包括勞教、判刑以及治安拘留)的400多人,抓賊成功率60%以上。

　　同時，也有關于寧波反扒聯(lián)盟因為“執(zhí)法資格”、失主不愿到公安局指認和作證等原因，最終解散的報道。也有深圳“龍之劍”反扒團體發(fā)布小偷照片，行動尺度遭質疑的報道。以及南京“反小偷聯(lián)盟”自愿捉小偷，卻頻遭報復的報道。媒體報道了各地“反扒聯(lián)盟”的不同境遇。揭示了這個新生的社會組織，在參與社會治理方面面臨的諸多難題，正在影響著這個群眾性的反扒組織的生存和發(fā)展。

　　看到這組報道，感慨良多。一群人，出于社會責任，積極參與社會治安秩序的治理。而且，他們撇開政府部門的指導，成為對治安狀況“政府失靈”的一種“市場補充”。與扶貧濟困、慷慨解囊，直接向生活中的底層群眾提供無私的物質資助和精神鼓勵不同，這個名叫“反扒聯(lián)盟”的社會組織，向城市百姓提供的是一種叫作“安全感”的、理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聯(lián)系中國社會結構和公民觀念的變化，我覺得老百姓的志愿行動，已經遠遠超出了十幾年前，在國家號召情形下，群眾參與社會公德建設，滌蕩和純潔社會風氣的政治意蘊。

　　社會秩序，一方面屬于政府提供的基本的安全保障的范疇，另一方面也屬于全體公民共建共享的公共治理范疇。但是，按照公共品提供的基本原理，社會秩序主要是政府提供的。公民通過繳納稅收的方式，獲得國家對己的安全保障和享受國家提供的公共服務。在這里，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公共品的生產與購買關系。只有在國家給社會成員提供的安全保障基本實現(xiàn)基礎上，加上公民自覺自愿的“志愿者”意識的發(fā)育，我們才能進入公民共建共享社會秩序的公共治理的境界。

　　“反扒聯(lián)盟”就是現(xiàn)今這個社會歷史階段的社會治理組織。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的童年，曾親眼見到小偷在公共汽車上偷錢包。小偷的團伙作案特點和攜帶刀具等強暴力特征，讓我和很多成年人不寒而栗。我記得，除了“嚴打”行動，威懾了那些慣偷慣犯，短期曾起到制止作用外，社會成員更多地是靠弘揚“見義勇為”的浩然正氣，來解決小偷的公共場所偷竊行為的。大多數(shù)人（包括我）曾在心底無數(shù)次升起對小偷仇恨之火，但又往往攝于小偷淫威，不敢挺身而出，遭受道德的譴責。那時候，少數(shù)勇敢之士，正義之士，呵斥和制止小偷的行動雖也屢見不鮮，但人們萬不可能有冀望于一個民間的反扒組織來化解對小偷的仇恨的念頭。

　　而今，這些“反扒聯(lián)盟”的志愿組織，將傳統(tǒng)的警察與小偷之間的國家暴力行為，演繹成“貓抓老鼠”的趣味游戲。一則說明，隨著社會發(fā)展，警察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信訪、重大集體活動保衛(wèi)、娛樂場所管理、出租房和外來人口綜合治理等新的方面后，除了重大特大案件外，老百姓也不再對警察的職務行為是否盡職盡責求全責備，不再對警察是否專注于小偷小摸而計較其得失褒貶。街頭治安，除了對“兩搶一盜”（指街頭搶劫、搶奪和盜竊機動車）深惡痛絕，對公安機關針對此類行為的專項治理拍手叫好外。老百姓表現(xiàn)了對自行車失竊、菜場中被偷、公共汽車上“被掏”的極大容忍度。只要人未受傷害，人們已經不再遷怒于公安機關了，而更多責怪自己“不小心”才給小偷以可乘之機。二則說明，警察活動重點轉移所遺留的空間，仍然有產生新的社會秩序維護者的社會需要。小偷的暴力傾向雖然減弱，但是其行為的社會影響仍然很壞。國家機器運作的縫隙，恰恰為“反扒聯(lián)盟”這些熱血青年的公益行為填補。這就是“反扒聯(lián)盟”產生的主要社會機理。

　　我認為，解決“反扒聯(lián)盟”難題的思路，就孕育在“反扒聯(lián)盟”產生的機理之中：既然“反扒聯(lián)盟”只是社會志愿組織對政府公安機關行動縫隙的補充，就不能強調該組織是對公共行政機關活動的替代；
既然群眾的志愿行為可極大降低政府行為制止小偷小摸的成本，使得公安機關能專注于那些社會影響和危害更大的刑事犯罪，公安機關就應該加強對“反扒聯(lián)盟”的法律指導，以“反扒聯(lián)盟”的志愿組織為平臺，在保護好志愿者人身和財產安全前提下，織起一個張群眾組織與行政機關合作管理、和諧運作、成本低廉、群防群治的“反扒大網(wǎng)”，從而為老百姓創(chuàng)造一個安全的生活環(huán)境。

　　4月10日，�？诜窗侵驹刚叽箨牫闪ⅲ�隸屬于�？谑星嗄曛驹刚邊f(xié)會，業(yè)務上接受海口市公安局交巡勤支隊指導和管理。這可看作是反扒組織與政府機構合作管理社會秩序的開始。

　　最后，“站著說話不腰疼”，我想羅嗦一句的是：消滅扒手雖是不可能的。但是，關注“扒手”生存狀態(tài)，并通過積極改善社會管理，逐步鏟除產生“扒手”的社會土壤，可能才是“反扒”的根本大計。扒手盛行本身說明的不僅僅是社會治安狀況不佳，更說明流浪無業(yè)人群的數(shù)量眾多和社會管理給處于社會底線的人群空間限制之嚴。試想，倘若有提著幾把香蕉沿街叫賣就能有謀生糊口機會，或者像大城市的本地居民一樣，不僅能避開城市房價飆升而買不起房的風險，反而可以利用手中閑置房屋進行出租，換來在城市生活的基本費用，扒手這個“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職業(yè)”就不會受到“垂青”。

　　就城市和諧發(fā)展而言，我們面臨一個新的課題：在城市發(fā)展，人口流動加劇的浪潮中，如何在讓城市聚集高端人力資本和財富的作用發(fā)揮更好的同時，放松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不當或者說過嚴管制，使得各類人員在城市中就業(yè)有門，創(chuàng)業(yè)有望，富業(yè)有成，正考量著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和社會治理藝術。

　　放松管制，主要是清理政府權力對投資創(chuàng)業(yè)的不合理、過嚴的進入“門檻”，撤除政府部門對經濟活動的不合理、“過時”的收費項目，更好地為各類人員提供“輕徭薄賦”、務實清廉的政府管制環(huán)境。比如，追究政府各項針對微型創(chuàng)業(yè)活動的收費的合法性和實際效益，一個城市的就業(yè)狀況必然得到改善。如此，城市的發(fā)展活力必將與其寬容精神一道成長。如果“扒手”被吸引到正當?shù)摹白允称淞Α钡母鞣N職業(yè)的空間更大的話，“扒手”生存的比較效益被大大降低，“扒手”現(xiàn)象一定會自然減少。于是，產生一個民間的“反扒聯(lián)盟”組織，也就沒有必要了。

　　所以說，“扒手之虞”不在不在于直接打擊那些“梁上君子”，而在于城市發(fā)展速度與城市管理水平的同步推進，在于城市聚集資本功能與現(xiàn)代文明寬容精神的同步發(fā)育。

　　原文以“‘反扒聯(lián)盟’能走多遠”發(fā)表于2007年04月24日廣州日報，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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