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管理學大師德魯克（Peter F. Drucker，也有譯為杜拉克）多種管理學的論著近年來都被翻譯成中文。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刊出了他的《工業(yè)人的未來》（黃志強譯）中譯本，中國讀書界對此書反應似乎很冷淡。德魯克學識淵博，至今撰寫的30多部著作中，一半不是單純的管理學的著作，是關于社會宏觀研究的著作。他的朋友們都認為1942年出版的第二部著作《工業(yè)人的未來》是眾多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此書是他的處女作《經濟人的終結》（1939年，關于極權主義起源研究專著的嚆矢）的姐妹篇。他自己也認為這本書是他“最雄心勃勃的著作”。這本書中，他已經預見反法西斯戰(zhàn)爭必將勝利，指出，這場戰(zhàn)爭勝利后，歐美工業(yè)社會不能回復到戰(zhàn)前的體制，也不能只解決一些細微末節(jié)的產生法西斯主義的社會病理，人類必須找到一條新的完善的工業(yè)社會的道路。初版時，丘吉爾竭力向他的國民和盟友推薦德魯克的這本書，以鼓勵人們反法西斯斗爭的士氣。

　　德魯克認為，19世紀以后的工業(yè)社會兩大特征是：大生產和股份制公司。如果說自動流水線是大生產的象征，那么，股份制公司就已經是作為代表性的社會組織存在了。股票的所有與管理的分離，工業(yè)社會的股主只具有一種法的范疇里的形式上的財產權力，作為自由社會的社會政治基礎——私有財產權的正統(tǒng)性開始喪失。社會權力全部落到缺乏正統(tǒng)性的經營者們的手中。所以，納粹可以趁虛而入，用所謂“革命”的手段將經營者的權力——民間經濟的活力消滅了，產業(yè)被完全納入了“國家社會主義”權利支配的軌道，雖然表面上沒有在法的領域改變私有制度。所以，他指出，缺乏正統(tǒng)性的權力及其必須的權威，因此也不需要負任何責任，不受任何約束，就必然腐敗，無法無天，在這樣的社會中，自由、宗教、平等、正義、進步、和平等各種價值都不能得到實現。

　　德魯克還表示他最痛恨納粹鼓吹的社會效率論，厭惡那種不講付出了多大代價只講取得的效率效率至上論，指出1933年后德國經濟增長背后的隱患。他認為付出放棄自由代價取得效率是危險的。他也表示不講效率只堅持信念的也只是絕對主義、原理主義、教條主義。原理主義不懂得價值的應有的意義，不能發(fā)揮原理的價值功能，就要帶來大眾信仰的混亂和社會的崩潰。因此，會面臨最危險的“無秩序的大眾”。但是，他說這不是指奧爾特加的所說的“大眾的反叛”，大眾的反叛也可能是一種對社會公共政治的參與。最危險的是缺乏社會理念的大眾，不可能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反而是對社會政治不關心，焦躁和完全絕望，在沒有自己的地位、不能發(fā)揮作用的社會——他們自身缺乏正統(tǒng)性的社會中，就會依附專制的獨裁者。此書繼《經濟人的終結》對極權主義體制各個方面有不少精辟的分析，雖然沒有詳盡地展開，但是為以后哈耶克、波普爾、阿倫特等人的研究作了鋪墊。例如，德魯克和哈耶克、波普爾一樣批判理性萬能論。他也認為這種思潮的源頭既不是中世紀的封建主義，也不是19世紀的浪漫主義，而可以追溯到法國的啟蒙主義和大革命、古典經濟學派、立憲派的自由主義，乃至達爾文進化論、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以及20世紀初的行為心理學。

又如，德魯克不僅在《經濟人的終結》指出宗教團體和個人宗教信仰對抵抗極權政治的局限，還和羅伯特·米歇爾斯一樣，也否定工會有能抵御極權主義力量。他認為雖然工會組織在工業(yè)社會結構中是必不可少的、制約經營者的必要的組織，但是工會自身也有弱點，也不受任何組織制約，也不負有任何責任和義務，與經營者的權力一樣也不具有正統(tǒng)性，加上它內部的結構也是非民主的，所以是非常脆弱的。戰(zhàn)前德國有歐洲最強大的工會，但是1934年5月2日希特勒只把它的領導人逮捕了，宣布它為非法組織后，一天之內它就樹倒活猻散了。再如，德魯克也否定真理的相對主義、強調自由與個人的政治責任的關系。被宣傳為神一樣完人的希特勒必然為了否定自由的必要性，不承認絕對真理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強調社會中的個人不僅對自己的社會行為要負起選擇、決定的權利與義務，不能拒絕對自己所屬集團所負的責任，不能因為把決定權交給了獨裁者或執(zhí)政黨就可以免除自己的倫理責任。放棄這樣責任就要失去自由。他也看到私人生活領域中的不涉及個人政治責任的個人意志的決定與選擇是與政治自由是沒有關系的。他的這些觀點以后為阿倫特、雅斯貝爾斯、伯林、柯拉克夫斯基等人的倫理責任論述所深化。還有，德魯克盛贊美國的建國政治傳統(tǒng)，和研究法國大革命的“修正派”史學一樣注重法國大革命的負面影響。甚至把美國獨立戰(zhàn)爭看作并不是對封建主義及其暴政的革命，而是為了自由、反對啟蒙思想的專制主義的一種保守運動，是反極權主義的保守主義者對絕對主義中央集權政府的戰(zhàn)爭。德魯克認為這種保守主義最大成就是沒有通過社會革命和長期內戰(zhàn)，創(chuàng)造了新的價值和信念，希望美、英兩國還要繼承和發(fā)揚這一傳統(tǒng)。他的這一課題、革命就是復舊的觀念，50年代阿倫特在《論革命》中有更深入的探索。

　　今天重讀德魯克早年的兩部著作，仍然感受到其學術的生命力。比如，在考察股份權與經營權之間的關系、工會在和諧社會中的地位與功能、宗教與社會道德滑坡之間的關系等當前中國學術界關注課題時候，他的觀點依然會給我們不少啟示。這最早的兩部著作看上去似乎與他以后聞名于世的經濟管理學大師的頭銜相去甚遠，其實，正是這兩部著作表現出他少年時代受到維也納學派理論熏陶，打下深厚的功底，流亡美國后，和其他來自歐洲出生于20世紀初的大師（阿倫特、約斯納、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等）一樣，將這種歐洲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的知性帶到了注重實用和功利的美國。他每5、6年要瞄準一個自己喜歡的專題進行研究，許多并不與管理學有關。正如宋人黃山谷所謂“工夫在詩外”，這種拒絕作奧爾特加在《大眾的反叛》中所說的“專門人”而對知性執(zhí)著的追求，對于今天的中國學人來說，也是一種難得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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