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見到胡先生是60年前在山東濟南省立高中的講臺上。我當時只有18歲，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個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時日軍剛剛退出了占領一年的濟南，國民黨的軍隊開了進來，教育有了改革。舊日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改為省立高中，校址由綠柳紅荷交相輝映的北園搬到車水馬龍的桿石橋來，環(huán)境大大地改變了，校內(nèi)頗有一些新氣象。專就國文這一門課程而談，在一年前讀的還是《詩經(jīng)》、《書經(jīng)》和《古文觀止》一類的書籍，現(xiàn)在完全改為讀白話文學作品。作文也由文言文改為白話文。教員則由前清的翰林、進士改為新文學家。對于我們這一批年輕的大孩子來說，頓有耳目為之一新的感覺，大家都興高采烈了。

　　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學校的花園門口旁邊，常見他走過花園到后面的課堂中去上課。他教書同以前的老師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講《古文觀止》，好像連新文學作品也不大講。每次上課，他都在黑板上大書“什么是現(xiàn)代文藝”幾個大字，然后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直講得眉飛色舞，濃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難懂了。下一次上課，黑板上仍然是七個大字：“什么是現(xiàn)代文藝？”我們這一群年輕的大孩子聽得簡直像著了迷。

　　我們按照他的介紹買了一些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那時候，“馬克思主義”這個詞兒是違禁的，人們只說“普羅文學”或“現(xiàn)代文學”，大家心照不宣，誰都了解。這些書都是譯文，我們當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懷著朝圣者的心情，硬著頭皮讀下去。生吞活剝，在所難免。然而“現(xiàn)代文藝”這個名詞卻時髦起來，傳遍了高中的每一個角落，仿佛為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輝。

　　當時還是國民黨的天下，學校大權(quán)當然掌握在他們手中。國民黨最厭惡、最害怕的就是共產(chǎn)黨，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這樣的氣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張膽地宣傳“現(xiàn)代文藝”，鼓動學生革命，真如太歲頭上動土，國民黨對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像的。胡先生卻是處之泰然。只見他那清瘦的小個子，在校內(nèi)課堂上，在那座大花園中，邁著輕盈細碎的步子，上身有點向前傾斜，匆匆忙忙，倉倉促促，滿面春風，忙得不亦樂乎。他照樣在課堂上宣傳他的“現(xiàn)代文藝”，侃侃而談，視敵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沒有敵人的敵陣中。

　　他不但在課堂上宣傳，還在課外進行組織活動。他號召組織了一個現(xiàn)代文藝研究會，由幾個學生積極分子帶頭參加，公然在學生宿舍的走廊上，擺上桌子，貼出布告，昭告全校，踴躍參加，當場報名、填表，一時熱鬧得像是過節(jié)一樣。時隔60年，一直到今天，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如在眼前，當時的笑語聲還在我耳畔回蕩，留給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見了。

　　有了這樣一個組織，胡先生還沒有滿足，他準備出一個刊物，名稱我現(xiàn)在忘記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現(xiàn)代文藝的使命》。內(nèi)容現(xiàn)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類。以我當時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從“天書”中生吞活剝地抄來了一些詞句，雜湊成篇而已，絕不會是什么像樣的文章。

　　正在這時候，當時蜚聲文壇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濟南省立高中，看樣子是來探親的。丁玲的衣著非常講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裝。相對而言，濟南還是相當閉塞淳樸的。丁玲的出現(xiàn)，宛如飛來的一只金鳳凰，在我們那些沒有見過世面的青年學生眼中，她渾身閃光，輝耀四方。記得丁玲那時候比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濟南比不了上海，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內(nèi)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況是高跟鞋�？磥矶×峋陀錾狭恕靶新冯y”的問題。胡先生個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維艱”，有時要扶著胡先生才能邁步。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看了這情景，覺得非常有趣。我們就竊竊私議，說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們其實不但毫無惡意，而且是充滿了敬意的。我們心中真覺得胡先生是一個好丈夫，因此對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對丁玲我們同樣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樣處之泰然，國民黨卻并沒有睡覺。他們的統(tǒng)治機器當時運轉(zhuǎn)得還是比較靈的。國民黨對抗大清帝國和反動軍閥有過豐富的斗爭經(jīng)驗，老謀深算，手法頗多。相比之下，胡先生這個才不過二十多歲的真正的革命家，卻沒有多少斗爭經(jīng)驗，專憑一股革命銳氣，革命斗志超過革命經(jīng)驗，宛如初生的犢子不怕虎一樣，頭頂青天，腳踏大地，把活動都擺在光天化日之下。這確實值得尊敬。但是，勇則勇矣，面對強大的掌握大權(quán)的國民黨，是注定要失敗的。這一點，我始終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識到了。這個謎將永遠成為一個謎了。

　　事情果然急轉(zhuǎn)直下。有一天，國文課堂上見到的不再是胡先生那瘦小的身影，而是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師。全班學生都為之愕然。小道消息說，胡先生被國民黨通緝，連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秘密殺害，身中十幾槍。當時他只有28歲。魯迅先生當時住在上海，聽到這消息以后，他怒發(fā)沖冠，拿起如椽巨筆，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現(xiàn)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zhàn)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兇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斗爭�！保ā抖�心集》）這一段話在當時真能擲地作金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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