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歷史的分層體系中,被壓迫群體的知識如何可能? 這是越來越多把目光投向社會底層的學者必須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在《危險的愉悅》這部著作中,賀蕭以其涉獵廣泛而又細致入微的“聲音考古”工作,在紛繁蕪雜的各種檔案和文本中認真地挖掘并建構著20 世紀中國上海娼妓的歷史,用扎實的研究回應著將女性主義帶入后殖民理論的主要人物美籍印度裔學者斯皮瓦克所提出的“底層群體不能說話”的著名論斷。（注1）納入其視野的資料包括娛樂場所指南、奇聞逸事錄、回憶錄、文學小說、傳奇故事、勸誡文字、市政法令、庭審記錄、改革者的禁娼主張、醫(yī)生和社會工作者所做的性病發(fā)病率報告,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資料并不囿于傳統(tǒng)上被認為是所謂“事實”的歷史記載,更包括不會被認為屬于“客觀”資料的各類文體。然而,所有這些東西都構成賀蕭進行“聲音考古”時面對的素材,因為在她的研究里,這些已然化為敘述文字形式的歷史檔案之中凝結著一整套的權力關系,共同參與了娼妓這一特殊的底層群體的話語生產和社會建構的歷史過程。

　　翻開《危險的愉悅》這本堪稱大部頭的史學專著,一開始作者就開誠布公地告知讀者,這項研究“雖稱不上是對19 世紀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構,但卻又甚于想像性重構。說算不上是想像性重構,是因為娼妓同其他所有下層群體一樣,并沒有記載自己的生活。事實上,只是當有人想對她們進行贊譽、譴責、統(tǒng)計其人數、進行監(jiān)管、為她們治病、分析其病理、對世人發(fā)出警示、拯救她們、取締娼妓業(yè)或者用她們作為社會象征,等等——只是在這種種情形下,娼妓才進入歷史記載”(第3頁（注2）) 。的確,所有這些資料所提供的,或是一套與社會性別有關的、關于男性的愉悅和對男性的危險的話語,或者是一種與階級密切相關的、關于拯救的話語,并不足以直接重構娼妓自身的生活經驗。賀蕭自身已經明確意識到“有關娼妓問題的資料是那么完全徹底地嵌入了愉悅、改革和管理的話語之中,所以不可能憑借這些資料,以任何直截了當的形式重構這些婦女的生活經驗”(第25 頁) 。因此,作者并不諱言這部著作并非娼妓本身的歷史。但底層群體不能成為言說的主體并不意味著在這個問題上研究者就只能袖手旁觀、無所作為。微妙和關鍵之處在于,透過這些集中于娼妓的作為權力體制的知識生產或強勢話語的文化想象,加以反思性地解讀和創(chuàng)造性地重構,正可以捕捉20 世紀中國現代性之展開的歷史脈絡。

　　賀蕭這部著作在方法論上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她放棄了不少激進的歷史學家抱持的試圖通過歷史編纂“復原”那些被忽略的群體歷史或者“拯救”他們歷史的勃勃雄心,轉而將目光投注到那些建構著底層群體歷史的各種話語和敘事。不過,她表示自己也不完全同意斯皮瓦克在此方面過于悲觀的“不可知論”,認為底層群體,尤其是女性底層群體,沒有任何自主獨立地敘述歷史的可能性。為了在各種強勢話語和歷史檔案中捕捉到這個沉默的群體的痕跡,賀蕭采取的研究策略是,以所謂“聲音考古”的進路,從各種不協(xié)調的嘈雜話語的相互關系之中去識別底層群體發(fā)出的難以分辨的雜音或細語,并注意從中“堂吉訶德式地”盡力但不加浪漫化地尋覓娼妓的能動性和日常的反抗行為。賀蕭承認,對于娼妓這個底層群體來說,在歷史關于她們的記載中有太多的靜默無聲,有太多的含混和曖昧,有太多無法填補的空白,她表示自己無意于粘連這些歷史的碎片,鋪陳出一套渾然一體、了無縫隙的“線性歷史”,或者塑造出統(tǒng)一的、同質性的“大寫主體”,而是從各種不協(xié)調的、相互競爭的話語中去閱讀、聆聽,在“與那些更顯見的、更清晰可辨的力量的關聯中”(第34 頁) 去辨識這個底層群體的聲音和行為。（注3）

　　換言之,娼妓自身并沒有歷史,如果說她們有某種意義上的歷史,也是以某種形式存在于各種主導話語和精英敘事之間,發(fā)生于權力關系的網絡之中。因此,賀蕭這里既不是妄圖“復原”娼妓在歷史中的聲音,徒勞地去尋找屬于這個群體的所謂“反敘事”,也不是一味炫弄對官方文本或精英敘事的解構技巧,把歷史研究變成拆解高級語言的符號游戲,而是著眼于這個群體與各種話語及權力實踐之間的歷史關聯,努力從中捕捉這個特殊的底層群體社會命運變遷的軌跡。所以,對作者來說,底層群體能否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能否自主地表述自身的歷史已不重要,本質的問題也不在于她們是否擁有始終如一、獨立自主的主體性或群體意識。賀蕭傾10 年之力所探求的乃是“一種關系”,她表示希望透過這種關系,盡力發(fā)掘出“帶有性別指向的主體之軌跡的構造”(第27 頁) 過程。

　　在研究過程中,賀蕭對自己作為研究者在權力—知識體系中的位置時刻保持警醒,小心翼翼并深具反思性地指出,這個研究本身也是歷史學家對娼妓的歷史進行重構的一次嘗試。賀蕭的反思性立場尤其體現在她將作者身份加入到在重構娼妓歷史時發(fā)生的這樣一種關系網絡之中:“我們要做的不是尋覓‘已然在那兒’的過去,而是尋找歷史記載的對象、記載歷史的人和我們自己這三方面互相之間游移不定的關系”(第14 頁) 。除了徹底的反思性以及對“歷史事實”所持的建構主義的立場,在這個說法中還表達出一個更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底層群體能否發(fā)聲的問題上,賀蕭以關系論替代了實體論,在將“底層群體發(fā)聲的可能性”問題化解于這樣一種關系網絡之中后,她面對的主要是“底層如何被表述”的問題,而非“底層真正的存在形式如何”的問題。因此,與其說賀蕭在這部著作中考證出作為底層群體的娼妓在歷史中究竟發(fā)出了哪些真正屬于自己的聲音,不如說她在以對這樣一種關系的把握為基點重構娼妓被壓抑、被扭曲的歷史的過程中,多大程度上揭示出令娼妓群體沉默失語和形塑她們歷史境遇的權力機制,以及這樣一種權力實踐的過程及其效果對于20 世紀中國現代性的進程具有怎樣的歷史意義。就此而言,無論對于作者本人還是對那些并非簡單地懷著文化獵奇或者懷舊心理的讀者來說,重要的已不是考古的結果,而是考古的過程。恰如作者自己所舉的“剝洋蔥”的例子,過程本身而非最終結果提供了鉆探歷史地層探查其構造及變遷的機會。

　　二

　　賀蕭在這部著作中所建構的娼妓的歷史,構成�？乱饬x上的“他者的歷史”的一個范例。�？滤鶎嵺`的對瘋癲者、罪犯、性錯亂者等邊緣群體的研究,正是通過對那些被壓抑、被排斥、被遺忘的“沉默”者的考古學,來揭示現代社會如何通過種種排斥或規(guī)訓的權力配置和話語實踐,實現自我表達與統(tǒng)合,確立自我中心的價值和秩序(�？�,1999a 、2005) 。在現代性的宏大敘事面前,這類歷史只是以“他者的歷史”的面目出現,而非主體自身的歷史。既然如此,作為研究者或者后來者,如何才能在歷史之中聽到這些身處底層或邊緣的群體的聲音呢?

　　�？略谝黄�重要的文章《無名者的生活》中已經提出,捕捉這些沒有歷史的人群被掩蓋的生命痕跡,“ ……必須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們。這束光來自另外的地方。這些生命本來想要身處暗夜,而且本來也應該留在那里。將它們從暗夜中解脫出來的正是它們與權力的一次遭遇: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次撞擊,對他們匆匆逝去的短暫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紙只言……也正是這樣的權力,催生了這些文字,讓我們有機會窺見這些生命”。這幾乎是把握無名者的生活的惟一途徑。因為“所有這些生命,本應注定活在所有話語不及的底層,甚至從未被提及就銷聲匿跡。它們只是在這次與權力稍縱即逝的接觸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跡,短促、深刻,像謎一樣。因此,根本不可能重新捕捉它們處于‘自由狀態(tài)’時的本來面目;只有當它們落腳在權力游戲和權力關系所預設的滔滔雄辯、出于戰(zhàn)術考慮產生的片面之辭或者奉命編造的謊言中,我們才能把握它們”(福柯,1999b) 。這里,�？氯诤狭酥�識考古學與權力譜系學分別對話語實踐和權力實踐的關注,并避免了在《癲狂與文明》、《紀律與懲罰》中在如何進入日常生活問題上所采取的巴塔耶式或者卡夫卡式策略的危險性,更精準地指出了無名者進入歷史的方式,或者說接觸無名者的生活的途徑。（注4）

　　對于底層群體,由于既有的歷史體系之中并不存在脫離權力關系和強勢話語獨立表達的底層群體自身的敘事或者自在的歷史,我們也許只有像�？履菢�, “透過這些沉默者的死敵才能了解他們,通過權力技術的改進獲知他們的反抗,在與權力相撞擊的光中窺見他們模糊的身影”(李猛,2002) 。賀蕭在對娼妓的歷史研究中使用的正是這種策略。作者通過對作為底層群體的娼妓的“聲音考古”勾勒出的娼妓的歷史意象及其變遷軌跡,正是從對那些圍繞著娼妓紛爭不息的話語實踐和不斷深化的權力實踐的歷史考察中逐步呈現出來。在具體的研究中,雖然賀蕭承認底層群體的聲音的確難以分辨,但她堅信“在一定程度上”,底層群體“既實實在在地開口講話(發(fā)出的聲音被他人記錄下來,作為文本而進入歷史記載) ,也能表現自我(就是說,很有技巧地以特有的方式解說自己的經驗和活動,為的是盡量從中獲取自身的利益) ”(第26 頁) 。比如,賀蕭指出,高等妓女從不動筆寫字,但是有大量的勸誡文字告訴客人不上她的當的種種方法,于是就可以從中推斷她的謀略和操縱手段。因此,雖然她們沒有直接的言說,但還是留下可以辨認的痕跡。又比如,通過對20 世紀30 、40 年代政府動用警察抓捕上街拉客的妓女的歷史時期所產生的關于罰款的新聞報道、警方內部備忘錄或者警探的回憶錄,人們大致可以了解當時從事這類活動的妓女的規(guī)模、基本社會特征以及她們游擊戰(zhàn)般逃避圍捕的行動策略等信息。其中尤其惹人注目、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警方對馬路妓女的訊問記錄,這些歷史檔案似乎提供了聽到沒有加工過的、真正屬于娼妓的聲音的難得機會。但正如賀蕭敏銳地意識到的,當妓女因拉客而被拘押的時候,她們立即落入了“一種特殊的權力關系”之中(第225 頁) 。在她們面對官方訊問給出的公式化的回答“為生活所迫”的背后,實際上存在多種解釋的可能性,但無論是她們確實感到生活艱難,還是一種應對警方盤問的伎倆,抑或僅僅是警方例行公事的填寫,娼妓以權力認可的話語形式表述出來P發(fā)出的這個“沉悶的咕噥”,無疑都是一種娼妓自身也參與其中的權力實踐過程不斷生產和再生產的作品。（注5）這正是權力作為生產性實踐所產生的歷史效果。而我們之所以能夠跨越時空聽見這個模糊曖昧的聲音,也正是由于這些化為文字記述的權力作用于娼妓所產生的痕跡的存在。它們是權力關系的產物,表現為一類特殊的話語形式,而非簡單地由底層群體自身發(fā)出的聲音。因此,認識它們也必須將之重新置于這樣一種關系網絡之中。在這一點上,賀蕭的分析顯然已經大大超出了文本的界限。正是通過將這樣一些話語形式置于歷史語境和權力關系之中,作者不僅使讀者聽到了底層群體發(fā)出的某種類型的聲音,而且理解了這種發(fā)聲機制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所具有的意義和產生的效果。

　　不過,娼妓與其他底層群體相比,惟一的差別就在于這一群體本身特有的更為濃厚的身體化特征和權勢話語所賦予的高度的符號化意義,乃至在某些歷史時期成為“名妓”者似乎打破了作為底層群體成員的無名狀態(tài),在男權的社會中博得一個顯要的位置。娼妓雖然身處社會底層,但她們卻無權躲避在歷史的幽暗之處,她們總要被從生命的暗夜中拖將出來,暴露在權力之光的照耀下。因此,盡管娼妓本身在歷史之中沒有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但娼妓的主題卻散布在各類不同的話語體系之中,不論是贊譽還是貶損,不論是文化的想象還是出于治理的需要,圍繞娼妓的身體,不乏各類文體的大量記載與寫作,甚至觸及娼妓日常生活的層面。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在20 世紀的城市舞臺上,娼妓并不處于邊緣位置。相反,她們是由男人講述的關于愉悅、危險、社會性別與國家的故事中的要件(第12 頁) 。（注6）

　　然而,娼妓是以“嵌入”的方式被帶進歷史記載的:“她們嵌入了塑造她們的故事的人的歷史,嵌入了男性的權力爭斗的歷史”(第12 頁) 。顯然,這種歷史并非娼妓自身的主體的歷史,而是一種典型的“他者的歷史”。在這種歷史中,娼妓并非以“主體”的面目出現,而是作為一種被把握和治理的“他者”的類型而建構起來。娼妓之所以能置身于這樣的歷史敘事,為權力所關注,也并非自身發(fā)出引人注目的聲音和行動的結果,而是在于她們在不同歷史階段、被不同的主流話語賦予的變動的形象和多重的意義。隨著現代性的展開,圍繞政權建設、社會治理、民族救亡、國民健康等等問題而興起各種話語,無論是民族主義的、殖民主義抑或反殖民主義的、女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是革命者的、文化精英的、普通市民階層的,抑或文學文本,盡管各自立場大相徑庭乃至針鋒相對,但娼妓作為一個尖銳搶眼的符號、作為一種被言說的他者的類型都活躍其中。各種不同的話語交匯于娼妓這個象征焦點和社會議題, 構成一種“互為話語”(interdiscursive) 的關系,它們彼此爭奪著對娼妓問題的解釋權,并藉此樹立自身的正當性。（注7） 由此,娼妓的身體成為各種歷史敘事爭奪的戰(zhàn)場。對于底層研究來說,各種話語互相競奪而底層群體保持沉默的地方,也恰恰是需要大力發(fā)揮之處。正是以圍繞著娼妓所形成的這個“話語場域”(discursive field) 中的各類素材為對象,作者穿梭于多重話語形成的錯落交織的時空格局和意味深遠的比照關系之中,展開對娼妓群體“聲音考古”的細致工程。

　　在此過程中,圍繞著娼妓的話語的豐富性和多重性非但不是賀蕭的聲音考古工作的障礙,反而為之重構娼妓的歷史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機會。在賀蕭看來, “所有的歷史記載都是一系列縱橫交錯的關系的產物”(第4 頁) ,在用各種“相互競爭的話語”替代“君臨一切的話語”的圖像時,賀蕭提出,更富有成效的提法應該是“承認有些話語只有在相互關系中才能看到其意義……可能正是在不協(xié)調的嘈雜話語之間才會產生最有意思的圖繪”(第28 頁) 。以各種話語作為加工材料,通過反思性的解讀和重構,作者的確為讀者描繪出一幅幅圍繞著娼妓的興味盎然且變化多端的歷史圖景。比如,民國時代,法律話語和改革派話語在力求對娼妓進行管理或者援助的時候,構造了“作為受害人的妓女”和“危險的妓女”兩種相互矛盾的形象。而在有關娼妓日常生活的報道中,她們又并不總是被描寫成有罪的或者需要援助的對象,當時的法律和社會準則也不對她們加以非難。這幅存在于不同話語交互性之中的差異圖景讓人們得以見識娼妓群體在各種話語建構下形成的復雜面貌,更重要的是,其中已經孕育了關系娼妓群體命運轉折的歷史分異。

　　圍繞著娼妓的歷史資料之豐富似乎內在地就可以憑借文本間性為研究者的敘事和分析搭建起結構支架,然而身為歷史學家的賀蕭不辭辛勞地對娼妓進行聲音考古,主要目的并非為了發(fā)現話語之間的內在結構,更不是將自己的研究禁錮于琳瑯滿目的各式文本之中,而是通過在各種話語彼此交織的重重迷霧中對娼妓的聲音和行為進行發(fā)掘和梳理的過程,破除遮掩著權力運作和支配關系的種種神話和必然性的宿命,揭示出娼妓的社會處境與現代性進程之間的歷史關聯。而在展示這個主題的過程中,研究對象的身體起著重要的線索性的作用,甚至居于敘事的核心位置。我們看到,盡管透過重重疊疊的歷史地層傳達出來的娼妓的聲音聽起來依然似有還無,娼妓的主體性或能動性（注8） 似乎也難以直接露出蹤跡,但隨著考古工作的步步深入,一條建基于娼妓身體之上的現代性展開的歷史脈絡已經逐漸從作者那帶有不確定性風格的敘事（注9）中浮現出來。

　　三

　　對于娼妓而言, “他者性”(otherness) 與“身體性”(corporality) 一脈相連,無論是帶來“愉悅”還是“危險”,她們的形象在男權話語編織的社會文化結構中總是更多地體現為一種以性為核心的身體化的存在。盡管對于與之相對的權力主體而言, “愉悅”和“風險”兩個因素幾乎一直是并存于娼妓的身體之中,但在強勢話語和權力實踐的支配之下,她們的身體在這兩個因素之間表現出靈活的可塑性。一言以蔽之,娼妓身體的表面鐫刻著現代性的歷史。

　　20 世紀的中國,伴隨著民族國家建構的努力以及民族救亡主張的勃興,對于身體治理的生命政治愈益成為一個迫切的問題。在這種表現為“生命權力”實踐圖示中,性和疾病都是強化治理的重要的切入點,而這些在娼妓這一以身體化存在為特征的社會群體中體現得尤為深刻。當權力的眼光去打量作為治理對象的娼妓的身體的時候,當娼妓的身體通過話語的實踐與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救亡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時候,這些“輕薄”的身體被賦予了重重厚重的歷史意義。正是在這一點上,由各種權力實踐和強勢話語建構起來的娼妓這個聚訟不已的他者的歷史意象及其變遷,為研究者提供了一條辨析20 世紀中國現代性建構之譜系的線索。通過在大量圍繞著娼妓的話語形式中進行“聲音考古”,雖然賀蕭很少發(fā)現由娼妓自身發(fā)出的聲音,但是在考古的過程中她有另一個重要的發(fā)現,這就是上流社會寫了大量有關娼妓的文字,而且關注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fā)生變化。19 世紀和20 世紀初期,在上流社會的話語中,高等妓女體現了圓熟的文雅情致,是溫文爾雅的最高權威。不過,娼妓內部的分化也于此有鮮明體現,在關于下等妓女的描述中,則充滿了擾亂治安、傳播性病的不安定因素。（注10） 然而,盡管這種多重論調一直存在,但20 世紀20 、30 年代后,有關危險的性交易的調子逐漸升溫,到了40 年代幾乎完全淹沒了愉悅的聲音。此時妓女已從男性審美與愉悅的對象蛻變?yōu)榧膊∨c混亂的淵藪,代表著受踐踏、妨害治安和危險。雖然不論何時將娼妓業(yè)描述為歡場和危險地帶的文字總是并存,但在主流話語中,娼妓業(yè)已經被廣泛地表述為社會問題的化身、國家的恥辱,甚至就是中國國力單薄衰敗的癥結所在。經歷了這個從“愉悅”到“危險”的污名化過程,加諸娼妓身體之上的形象發(fā)生了顯著而深刻的轉變。

　　賀蕭的整部著作便是圍繞這個娼妓形象的異變進行組織。在著作的主體部分,作者通過對那些有關娼妓的各類文本和敘事進行解讀,以精致的描述營造出“愉悅的”與“危險的”兩種身體意象強烈對比的歷史圖景。首先,作者主要通過對“指南書”、“蚊蟲報”、“紀實報紙”之類文體的解讀,不厭其細地向讀者展示了一個遙遠的文化想象中的陌生世界。其中有林林總總的儀禮規(guī)矩、形形色色的等級門戶、或明或暗的花招伎倆,以及妓女與嫖客之間復雜的關系等等,內容之豐富不禁令人想起埃利亞斯筆下的宮廷禮儀之繁復和考究,以及戈夫曼所描述的日常生活中印象管理之細致與微妙。這些以名妓為主要角色的日常生活化的描述旨在傳達出這樣一種意象:19 世紀20 、30 年代以前,上海的娼寮實際上做著嚴肅的事情,妓院是造就和展示都市男子氣概的重要場所。權貴名士在此展示風采學識,相互結交并加強了生意上和政治上的聯系。當昔日風光不再,更有文人雅客不無感傷地表達出對逝去時光的美好記憶和對現時粗鄙之風的批判:“過去只有飽學優(yōu)雅之士方可享用的無以言喻的歡樂,現在已經變成粗俗的商業(yè)買賣”(第43 頁) 。這些文體所反映的,主要是當時的上流社會所建構的作為一種處于禮俗約束之中的文化載體的高等妓女形象。自然,這也不過是男權統(tǒng)治的想象,無非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與儀式性的象征意涵罷了。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隨著現代性的進程,娼妓的身體不斷卷入各種愈來愈激烈的話語論爭,原先賦予娼妓身體的作為文化喻體的象征意義逐漸剝離殆盡,政治能指的味道越來越強烈。在有關道德、科學、進步、救亡、秩序、革命等強勢話語的作用下,娼妓的身體越來越被貶斥為一種危險的載體,一種敗壞社會道德、妨害公共秩序、有損國力、危及國民健康的根源,乃至成為國家焦慮的隱喻與象征。20 世紀30 年代末,當局加強了對娼妓身體的管制,建立起身體檢查、經營許可以及救濟收容等制度。（注11） 在警察與司法權力向城市日常生活空間日益滲透的過程之中,娼妓作為“危險分子”更是嚴加監(jiān)管的對象。社會科學知識也責無旁貸地參與了這場風化整肅行動。性病的傳播此時也獲得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而娼妓的身體被當作傳播性病、危害公共健康的罪魁禍首,更是作為公共衛(wèi)生政策關注的重點對象,被嚴格地納入醫(yī)學權力的關照之下。這一切努力的結果是實現了對娼妓的從意識到身體的雙重排斥,不僅使得到了40 年代娼妓被歸入了城市不安定因素的范疇,而且“與正經人已經截然有別,尤其同正派的‘小市民’涇渭分明”(第9 頁) 。帶著改革者與管理者的種種爭論與不斷調整的治理實踐,這些危險的身體終于迎來了革命者徹底的改造行動。1949 年之后,對娼妓身體的治理達到了頂點,妓院被取締,娼妓獲得“解放”與“新生”。她們的身體進入了更加細致的管理與規(guī)訓的體制之中,通過各種權力的實踐,包括作為一種基于社會記憶的話語與敘事技術的訴苦,實現對身體與思想的雙重改造,并在回歸社會之后,長時期被納入一種總體性的監(jiān)督之下。而伴隨此過程,她們的身體也作為一個權力的支點,進入關于階級和革命話語的宏大體系。對于這些娼妓的改造過程,成為社會發(fā)展進步的體現和國家擺脫恥辱的象征,并以壓迫P解放二元化的線性模式,在有關新的政權合法性建立的革命敘事中作為一個重要事件載入史冊。

　　四

　　在《危險的愉悅》一書中,賀蕭以“聲音考古”的方式,將處于失語狀態(tài)的娼妓重新置于權力關系和各種話語激烈交鋒的歷史情境之中,發(fā)現在她們身上承載著被不同時代賦予的變化的歷史意義,并由此與現代性發(fā)展的主題緊密關聯。這樣的歷史并非娼妓自身的歷史,而是一部“他者的歷史”。然而賀蕭的研究表明,盡管作為一類特殊的底層群體,娼妓在歷史中很少留下自己的聲音,但她們被各種強勢話語和權力實踐塑造出的他者的社會身份,在20 世紀中國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中扮演著一個獨特的角色。民族救亡大業(yè)的展開、國家治理技術的改進、政權合法性的樹立、國民性的塑造、不同社會階層自我認同與主體意識的形成等等,都涉及到在話語P權力實踐的嚴密布控下將娼妓這一底層群體在“自我P他者”二元模式中加以“他者化”,進而施以指認、詢喚、排斥、規(guī)訓乃至剿除的過程。無論從機制上還是從效果上講,這個過程恰如福柯所揭示的理性對于非理性的禁錮與排斥、現代社會不斷施加于身體的紀律與約束。只不過因為娼妓的特殊性,現代性的印記在她們身上體現得尤為深刻,并別有一番韻致,構成一種典型的“身體化的歷史”。

　　賀蕭的研究表明,娼妓的“他者的、身體化的歷史”作為20 世紀中國現代性進程的一部分,見證了民族國家建構的歷程,參與了各種意識形態(tài)的紛爭,而且實際上已經以自我鏡像的形式積淀到社會主體認同的構型之中。正是對此的揭示,使得這部關于娼妓的后現代風格的歷史作品不僅解構了現代性宏大敘事的合法性與霸權,也消解了自我中心主義主體性的虛妄和自戀。掩卷之際,不禁讓讀者感到經歷了一次站在他者的角度（注12） 重新想象和反思過去的旅程。而近些年來色情業(yè)復燃的社會事實無疑又凸顯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交疊于此中的歷史與現實的雙重意義。有關賣淫是否應該非罪化的爭論、各地抓捕賣淫嫖娼人員的報道、性病艾滋病調查等的紛紛出場,分明昭示著這個主題已經再次被推到了時代的風口浪尖。

　　注釋：

　　注1：在“Can the Subaltern Speak ?”一文中,斯皮瓦克(Spivak ,1988) 提出“底層群體不能說話”的論斷。在她看來,底層群體不具有統(tǒng)一的主體性,在歷史中也無法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而且,力圖代表底層群體說話的嘗試也不可避免地將權力關系復制其中,落入與權力的共謀。雖然這個結論對于那些致力于復原底層群體歷史和主體意識的研究者來說無論在認識論還是政治層面無疑都是一種徹底的悲觀論調,但從實際效果上來講卻也有助于研究者在實踐中避免將底層群體浪漫化,擺脫充當“代言人”的自負。同時,這個論斷也為底層研究開辟出一個新的論述空間,或者如斯皮瓦克(2005) 后來所說,以底層群體的自身條件去描述他們的生活的潛在可能性。

　　注2：以下單獨標出的頁碼均出自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危險的愉悅》一書,不另加說明。

　　注3：這里值得關注的是賀蕭的話語分析與社會經濟過程的關系問題。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多次關注到人口買賣以及下層妓女數目增加的事實。但她強調,正是上層人士將婦女地位與國家實力強弱聯系起來的看法創(chuàng)造出一種話語,使娼妓人數的上升獲得了特定的意義。另一方面,作者指出,“上海娼妓業(yè)是有豐富內涵的交匯點,可以從中探索有形的變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如何互相糾纏在一起,因為單有其中一方是不可能對娼妓生活產生決定作用的”(第10 頁) 。這表明作者并非否定社會經濟過程的重要性,她關注的是娼妓問題的另一個以往被忽視的側面。

　　注4：參見李猛(1998) 對�？略凇栋d狂與文明》、《紀律與懲罰》及《無名者的生活》中對如何進入日常生活所采取的策略的評析。在被排斥者的歷史如何書寫的問題上,不能不提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和德里達之間的著名論戰(zhàn)。1963 年德里達(2001) 評論《古典時期的瘋狂史》時,對�？乱猿聊�考古學書寫瘋狂的歷史表示懷疑。他認為理性內在于西方語言之中,“陳述瘋狂而不將它趕到客觀性里去就等于讓它自我陳述,而瘋狂本質上是那種不能自我陳述的東西”。事實上,作為《論文字學》英譯者,斯皮瓦克在她的文章中從批判�？潞偷吕掌濋_始提出那個著名論斷,也正是基于德里達的立場,只不過其后殖民及女性主義立場使之對西方和男性霸權更加警惕,對此也更為悲觀。70 年代初在�？�(1998a 、1998b) 的回應中,除了在對笛卡爾《沉思集》中關于瘋狂論述的理解進行條分縷析、針鋒相對的反駁外,對德里達“文本之外無一物”、以偏概全、將話語實踐還原為文本痕跡、避開被表述事件和話語實踐指意模式等做法提出批評。在�？驴磥�,哲學話語只有當作一系列事件才能正確理解,文本只是特定歷史時期話語和權力實踐的產物。�？聫娬{自己致力于“分析那些把話語、機構、實踐聯系起來的事件、知識和系統(tǒng)形式,即德里達文章中只字不提的那些東西”。不過在這兩篇文章中面對德里達的詰難沉默的考古學何以可能,�？虏�沒有直接回答。在1977 年發(fā)表的這篇被德勒茲等推崇為�？伦钶x煌的作品之一的文章中,我們則看到了�？陆Y合了后來譜系學的發(fā)展在此問題上更具有實質意義的表述。當代底層研究、微觀史等流派的某些研究可以說構成這種研究路徑的實踐版本。底層研究正是通過對精英敘事、官方檔案資料進行“逆其紋理的閱讀”,辨識被掩蓋、被壓抑的底層群體的痕跡,重構他們差異性的歷史。在底層研究的成果中,很多是通過官方記載或者司法檔案對底層群體成員反抗或者犯罪行為的研究。因為在這些地方,底層群體與權力發(fā)生了最密集的關聯并留下了可供辨析的痕跡。權力關系提供了一種“可見性”。

　　注5：這個“為生活所迫”的說法流行幾十年,并最終為主流話語所采納,進入新時期話語生產的過程之中。賀蕭提到,經過訴苦式的記憶活動,“1949 年以前的娼妓‘被迫’進入娼妓業(yè)的這種說法成了社會上共享的、經常被重復的真理性認識;千變萬化的個人和社會處境被納入了這一單一的公式�！�(第364 頁)

　　注6：在這一方面,賀蕭本人作為歷史學家對關于娼妓的歷史文獻的豐富性也心存激動。賀蕭所講的“故事”自19 世紀后期開始,之所以將這里作為開端,正是因為“此處的文字痕跡變得濃重起來,有關性和社會性別同中國現代性問題之糾纏的爭鳴也變得清晰可辨了”(第31 頁) 。

　　注7：建構他者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主體自我建構的過程,并使得“自我/他者”的二元關系現實化、制度化。社會性別問題是這一論點的最佳例證。誠如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序言中所說,“任何一組概念若不同時樹立相對的他者,就根本不可能成為此者”�！爸黧w只能在對立中確立”(波伏娃,1998) 。而在娼妓身上,這個問題無疑又復雜深化了一步。

　　注8：娼妓的主體性無疑需要置于Subject 的雙重意涵下來理解,而且更多地表現為一種他者性。這不僅在于普遍來說主體建構都處于權力關系的脈絡之中,更在于這個底層群體的沉默失語和他者地位,與其理解為一種主體,不如說是身體。對娼妓能動性的了解,可以借助歷史檔案中記載的以某種形式出現的策略行為或抗爭,如訴諸司法控告老鴇虐待、借助救濟機構尋求自由、抗議關閉妓院的政府法令,或者拒絕改造的行為等等。

　　注9：這種不確定性體現了作者后結構主義立場,也與作者提出問題和處理材料的方式有關。比如,歷史記載中不曾言說娼妓怎樣理解自身生活于其中的事件,因此無法直接從中獲知娼妓的生平,而必須借助當時的各種通俗故事。然而對于這些故事會有不同的、甚至對立的闡釋和讀義。賀蕭指出,關鍵不在于這些讀義“對”或“不對”,而是要關注文化的中介怎樣構筑經驗、形成道德批判、制約或者準予行動(第136 頁) 。因此賀蕭的做法是將不同的讀義都呈現出來,盡可能讓讀者看清支撐每一種闡釋的表征結構。這種復調式的多重敘事風格固然不能給讀者提供一個關于娼妓生活的確定形象,但卻在避免了同一性敘事抹煞差異的同時盡量顯示出圍繞著娼妓的各種話語的內在邏輯和歷史效果。這接近于一種維特根斯坦式的立場:不能言說的保持沉默,可以言說的盡量呈現。

　　注10：賀蕭并沒有將娼妓刻畫成統(tǒng)一的整體形象,而是充分注意到娼妓群體內部的差異性�！段ｋU的愉悅》開始部分除了必要的理論交待, 便是以官方統(tǒng)計和男人們的想象從治理或者娛樂的對象的角度對娼妓群體做出的類型學區(qū)分。在接下來對娼妓歷史命運的追蹤中,賀蕭始終關照到娼妓之中的等級分化。這種差異性不僅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同時也暗合著某種歷史發(fā)展的脈絡。

　　注11：埃利亞斯所描寫的文明化進程揭示了一種身體的文明化與民族國家建構之間的歷史關系(埃利亞斯,1998、1999) 。娼妓之于現代民族國家建立,不僅體現于與之相關的話語構型的變遷之中,也是一個身體不斷政治化、不斷被納入愈來愈細密的權力網絡和制度化的治理框架的生命政治學的過程。賀蕭的研究可以說很好地把握了兩個過程。

　　注12：準確地說,應該是在對自我/他者二元區(qū)分解構、對二者之間存在的權力關系進行反思的立場上。誠如近來底層研究中的主張,對底層群體研究要徹底打破殖民主義所持有的他者眼光,但也不能將底層群體從原來的他者塑造為另一個自我化的主體。作為權力關系本身的產物,自我/他者對稱、他者概念及其建構的社會過程,仍然是認識歷史之中底層群體命運的基本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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