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作家蕭洛霍夫在史詩巨著《靜靜的頓河》中抨擊沙皇的腐朽，也揭發(fā)革命的殘酷，贏得兩個世界的掌聲。人民備加稱道，連斯大林也對文學巨匠網開一面。這是文學與勇氣的勝利，也是作家心中轟鳴著的生命呼喊、人性的悲壯。

　　今年是著名作家蕭洛霍夫（М· Шолохов）誕辰一百周年，全俄與全球都舉行隆重紀念。這位一九八四年去世的前蘇聯(lián)作家魅力無窮，傾倒眾生，可跟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大師比肩，被譽為「大文豪托爾斯泰再世」。蕭洛霍夫先后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六五年分別獲斯大林獎和諾貝爾獎，是唯一同獲這兩個獎項的文學家。

　　讓人訝異的是，這顆罕見的文學巨星不僅不具備完整的學歷，更難得地來自擁有數(shù)百年扛槍打仗傳統(tǒng)的哥薩克族群，卻在二十三歲時以史詩巨著《靜靜的頓河》第一部和第二部震撼文壇，令尚武的哥薩克也沐浴文學之光而熠熠生輝。當年，頓河漁民清晨劃船經過小鎮(zhèn)月申斯克，都會仰望蕭洛霍夫家閣樓的燈光，以這位喜歡早睡、早起、早開工的老鄉(xiāng)為榮，更為看到窗前大作家文思煎熬中的身影而激動不已。

　　才華的力量是無敵的，蕭洛霍夫受到幾近全體蘇聯(lián)作家的崇敬。不過崇敬背后卻隱藏著同行的強烈羨慕：怎么不是自己，而是他這個默默無聞的小個子和文學新手，捕捉到俄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十月革命及哥薩克命運的宏大題材？羨慕很快變調為一些作家辛酸的嫉妒，演變?yōu)閼崙嵅黄健Ｔ谘笱鬄�灑四大部《靜靜的頓河》中，為何他可以詳盡描寫「紅」、「白」哥薩克之間的殘酷殺戮？討人喜歡、令人同情的悲劇主人公葛里高利，可以不是頂天立地的無產階級戰(zhàn)斗英雄，而是朝三暮四、左右逢源的機會主義者？他一會兒投向紅軍，一會兒倒向白軍，雙手沾滿了紅軍的鮮血，當然也浸透白軍的鮮血。這樣的小說，別說在列寧、斯大林年代，就是在赫魯曉夫時代揭發(fā)斯大林的「融雪天」，也沒有哪個作家寫出如此大膽的作品。

　　這是文學的勝利，是勇敢哥薩克「放肆秉性」的勝利。也因為籠罩蕭洛霍夫魂魄的，不是政治教條，不是革命的清規(guī)戒律，而是人類生命的悲壯、人性的閃光與性格的邏輯。作為一個勞動者、普通人，小說主人公葛里高利本來注定要埋葬在歷史廢墟中，連同他所遭受的痛苦與屈辱。永遠不會有人為葛里高利說話，但蕭洛霍夫為他說話，為他討清白，大作家的文學心靈與他同生共死。

　　蕭洛霍夫藉主人公葛里高利的命運講述的十月革命的「另類真實」：這位勞動者以他傾心平等的價值觀，痛恨人吃人、人剝削人、貧富懸殊的制度，是天然的。但暴力革命的狂躁與荒謬，阻止了他靠攏革命的步履。過去有評論家說，這是小生產者的優(yōu)柔寡斷，是小私有者的患得患失，其實是葛里高利作為民間思考者性格的表現(xiàn)。他清醒而不盲從，心中有一個更高原則，那就是正義。他相信自己的觀察與判斷：革命的正義光芒減弱了。

　　一九一九年春天，蘇維埃政權在頓河地區(qū)展開清算哥薩克的肅反運動，追究他們的「政治歷史」問題，受牽連者包括最終已站到紅色政權一邊，并立下戰(zhàn)功的一大批人。當局的出爾反爾可恥而又殘酷，不但是政治錯誤，更是道德罪孽。于是，哥薩克以暴動和造反來回敬蘇維埃政權的背信棄義。這一「左傾」錯誤，列寧在世時就已作出否定性結論，不過學界仍諱莫如深，而蕭洛霍夫則以《靜靜的頓河》第三部整卷篇幅，揭露和控訴這段令人發(fā)指的史實。

　　文學是心理典籍。如果不是蕭洛霍夫的努力，人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英勇善戰(zhàn)的葛里高利，作為政歷問題的登記者，天大的屈辱與反抗意志如何被怯懦吞噬得一乾二凈，只剩下赤裸裸、卑微的求生意識。他一次又一次在肅反委員會門前徘徊，而終于走進門里后，雖然仍保持著鎮(zhèn)靜的神色，但腋下卻汗如泉涌，對問話者一個和藹的表情而感激涕零，當對方問「是否要喝茶，不過放的是糖精」，而他心里想的卻是「能活著用兩腿走出這個房間就謝天謝地了」。「前罪人」已無反抗意愿，而強大冷酷的專政機器、自首通令及半夜敲門的隨意拘捕，把他們推向地獄般的煎熬，西方讀者永遠無法體會這種生不如死的感受。書中有一句刻在神龕上的話「在腐化與動湯的歲月里，親兄弟不要踐踏親兄弟」，可視為作品主題。作者更在書中告訴讀者俄文字母的一個有趣的巧合：共產黨黨徽中的鐵錘（Молот）與鐮刀（Серп），一模一樣的字母，若以倒序念，就是皇權或帝制的意思（Престолом）。

　　蕭洛霍夫的另一部長篇《新墾地》也是無愧于歷史的巨著，更是《靜靜的頓河》真正的續(xù)篇。該書看似贊揚新生活、新時代，其實淋漓盡致批判毫無反省之心的斯大林政權，在大規(guī)模階級斗爭業(yè)已告終的和平年代，又開始了駭人聽聞的胡作非為。為實現(xiàn)工業(yè)化的原始積累，當局殘忍掠奪農民，藉「農業(yè)集體化」運動中，政府把富裕農民當作敵對階級予以消滅，哪怕他們是毫無政治污點的前紅軍戰(zhàn)士，他們那身冬冬夏夏都不換洗、浸透汗水的帆布衣，就是「私有財產罪」的「罪證」。

　　蘇聯(lián)當局開始清算這些從不違反憲法的勞動者，沒收他們的全部財產，以暴力將全家大小押往西伯利亞流放地。在一片哭喊聲中，有的執(zhí)行者于心不忍，于是《新墾地》主人公、上級派來的工人代表達維道夫以童年回憶對動搖者進行階級教育：寡母為養(yǎng)家活口不得不把嫖客帶回家，隔著布廉，小哥哥捂住小妹妹的嘴巴，以免發(fā)出哭聲防礙母親的交易。

　　達維道夫問：敵人什么時候為我們窮孩子擦過眼淚？這種冷酷的邏輯也跨出國界，為各國無法無天的極左狂徒提供了思想武器。中國文革初期，在臭名昭著的「血統(tǒng)論」宣講會上，有人就以達維道夫式的邏輯，號召對黑五類進行父債子還的報復。其直接后果就是在北京郊區(qū)大興縣及廣西全境出現(xiàn)名為「消滅剝削分子及其子弟」、實為殺害無辜公民的血腥犯罪的浪潮。

　　書中大量的描寫顯示，蕭洛霍夫絕不同情沙皇與舊制度，反動政權的覆滅是歷史的必然，因為它拒絕反思、蔑視改革、仇恨良知，無異于自掘墳墓。而在暴力革命中誕生的一黨專政的紅色政權，其金玉其外的合法性，則恰恰在革命勝利之初，甚至勝利的前夕就開始融解。尤其不可思議的是，在執(zhí)政二十年后，蘇聯(lián)政權大量吞噬自己的「革命孩子」。犯下那么多殘暴的行為，全都是無意義、隨心所欲，而且跟當年的沙皇政權一樣，也拒絕反思、也蔑視改革、也仇恨良知。前蘇聯(lián)于一九九一年以解體方式走向盡頭，兩個集權政權殊途同歸。

　　但諷剌的是，現(xiàn)實中的蕭洛霍夫卻與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斯大林與赫魯曉夫保持良好的「私誼」，他甚至吹捧無情的國家體制，聲稱要對持不同政見的作家實施嚴厲懲罰，結果遭到自由派作家最辛辣的反制：以同樣的標準看，《靜靜的頓河》字字句句都噴濺「反動」毒液，又豈可例外？其實，蕭洛霍夫心里何嘗不明白：頭上懸著用發(fā)絲系著的利斧，他與斯大林的交情比君臣關系還不如。在官方對他作品遲遲不表態(tài)的日子，蕭洛霍夫曾焦躁而絕望地表示，愿以分尸來換取作品的發(fā)表。他清楚自己與體制在政見上的尖銳對立。

　　在中蘇蜜月的上世紀五十年代，蕭洛霍夫的名字在中國如雷貫耳，許多中國作家視他為楷模，要學他做「文學良心」，廣大讀者也期望中國式《靜靜的頓河》的問世。蕭洛霍夫獲諾貝爾獎后，引發(fā)當時堅決「反帝反修」的中方的尖銳敵意，稱諾貝爾獎是專為「西方資產階級走狗和東方叛徒而設立的獎金」。殊不知當年蕭洛霍夫碰上外匯管制，連赴瑞典領獎添置燕尾服的三百美元也沒有，須跟政府有借有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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