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一個人的心目中都有不同的知識分子的標準形象，因此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也多種多樣。然而在這些定義中有一種被較為廣泛承認的知識分子特征就是，知識分子首先具有某一領域的專業(yè)知識，甚至是某一領域的專家。這樣的專業(yè)知識是知識分子賴以發(fā)言的底蘊和基礎。知識分子的責任乃至使命緣自他的專業(yè)基礎，正如哈維爾所說：“知識分子是這樣一個人：……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研究、閱讀、教授、寫作、出版、向公民發(fā)表演說。通�！�—盡管并非永遠——這使他們更能夠接受較為普遍的問題；
通�！�—盡管并非永遠——這導致他們對世界事態(tài)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廣闊的責任感。”知識分子所首先必須踐行的是職責，責任感、使命感緣于職責。

　　在古代中國，被稱為古代知識分子的“士”的職業(yè)和使命聯(lián)系在一起。“士大夫”這一名稱透露出古代的“士”事實上擁有知識分子與技術官僚雙重身份。對大部分士大夫而言，“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既有出自道德使命感的心理基礎，也有出于職業(yè)責任感的制度基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興趣在道德而不在知識，因此，道德的完善成為士大夫追求的首要目標。他們所做的最有出息的三事是“立德”、“立功”、“立言”。孔子認為士應該“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更認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
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边@樣的“道”的要求與士大夫的職業(yè)結(jié)合起來，便要求他們上諫皇帝以道抗勢，下?lián)崂杳饕缘罎�世，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作為技術官僚的士大夫，他們的身份為他們的弘道提供了可能和便利——雖然歷史上大多數(shù)士大夫并沒有這樣做。對士大夫而言，“事事關心”不僅是他們的道德責任歷史使命，而且是他們的職責、份內(nèi)事。

　　中國進入現(xiàn)代轉(zhuǎn)型之后，對知識分子而言，最大的角色轉(zhuǎn)變在于邊緣化。知識分子從權力中心退出，由廟堂、衙門而轉(zhuǎn)棲于學院、報社等文化組織，其操作權力也相應的由政治權力轉(zhuǎn)化為話語權力。知識分子角色轉(zhuǎn)換剛剛開始，在新型知識分子身上就迸發(fā)出一股剛毅的精神和不屈的勇氣。以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為標志，新興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在時代舞臺上以他們的道德使命感與歷史良知表現(xiàn)出他們作為社會的良心的存在�！拔逅摹笔且粋�“沒有學者的時代”（林賢治語），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成了思想者，都把自己的知識視為改造國民性，顛覆或者發(fā)揚傳統(tǒng)文化，挽救民族危亡的真理。他們的職業(yè)沒有“根”，今天是大學教授，明天是報刊編輯，今天在北京鼓呼，明天在上海吶喊，他們是廣場上的演說家、鼓動者，而他們發(fā)言的內(nèi)容，往往逸出自己的專業(yè)之外，成為反抗專制統(tǒng)治與社會惡習，維護社會良知的發(fā)言，并且他們?yōu)榱俗杂砂l(fā)言，不惜付出受打擊，遭迫害，甚至坐監(jiān)獄的巨大代價，但是他們始終大義凜然，一往無前！他們所踐履的不止是知識分子的職責，更是知識分子的使命——歷史交付給他們那一代的使命：反思，啟蒙，抗議。這樣的精神足以垂范萬世。

　　什么是知識分子的使命？知識分子的使命在于自覺成為社會的良心，以理性與良知為原則向公眾直陳自己的觀點和見解，這種陳述超乎本階級、集團利益，具有普適價值，并且當自己的意見與社會主流、權勢相左時，不憚于與主流、權勢相對抗。知識分子使命的踐履，表現(xiàn)在左拉們憤怒的“我控訴”，表現(xiàn)為十二月黨貴族的抗爭，表現(xiàn)為列夫•托爾斯泰為受屈的農(nóng)民向沙皇的申辯，表現(xiàn)為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思想”，表現(xiàn)為魯迅的“絕望的反抗”，表現(xiàn)為顧準的“拆下肋骨當火把”。上海的租界，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監(jiān)獄里的鐵枷腳鐐，往往是知識分子承擔歷史使命所面臨的代價——特別是在非常態(tài)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往往只有極少的一部分知識分子選擇言說，選擇承擔。發(fā)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家如鳳毛麟角，批量生產(chǎn)的是拖著腦后的辮子窮經(jīng)皓首于故紙堆之中的“學術大師”。而且，一旦一切被體制化之后，文化人的精神也會被體制化，以薩義德所要求的知識分子形象——做流亡者、邊緣人，以“五四”啟蒙思想家的勇氣來觀照當下狀況，總讓人有一種委瑣感。精神是極易潰亡的，特別是在缺乏信仰，又遭遇壓力的時候。正因如此才不得不一次次的談使命，談精神以自我拯救。但在一個精神委瑣的時代談精神談使命，便更顯得對比強烈，陳義愈高，諷刺愈烈。正是鑒于此肖雪慧老師寫了一篇《不談使命談職責》講職責問題。在我看來，既要談職責，也要論使命，使命感出于道德責任感，因為一個社會里知識分子沒有以自己的學識與良知去充當社會良心的角色，便無法指望有其他階層的人們能夠承擔這種角色，而且知識分子的職業(yè)特征也決定只有他有能力承擔這一角色。職責緣于職業(yè)基礎，是使命的下限，是職業(yè)道德。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的職責與責任是言說，并且說真話。

　　肖雪慧老師在《不談使命談職責》中說：“知識分子，特別是其中的學者們所從事的工作及其職責所在，可以用康德所說的‘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來概括�！薄罢f知識分子承擔著那些份內(nèi)職責，誠然因為知識分子一般來說受過系統(tǒng)的思維訓練，但更因為知識分子專門從事精神文化領域內(nèi)的工作，這個事實要求知識分子對時代的精神狀況負有較大的責任，而這個責任要通過在運用理性的前提下說真話來實現(xiàn)�！痹谝粋�前啟蒙或正在啟蒙的社會，“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實際上是創(chuàng)造一個民間公共空間并且不斷拓展這一空間的唯一途徑�？档略凇痘卮疬@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一文中把啟蒙與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聯(lián)系在一起：“啟蒙運動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而且還確乎是一切可稱之為自由的東西中最無害的東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边@里的“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就是指言論自由。他接著說：“我所理解的對自己理性的公開運用，則是任何人作為學者在全部聽眾面前所能做的那種運用�！币簿褪钦f，理性的公開運用主要表現(xiàn)為在公共空間向社會發(fā)言�？档乱阅翈煹呢熑螢槔�，說：“一個牧師也有義務按照他所服務的那個教會的教義向他的教義問答班上的學生們和他的公眾們作報告，因為他是根據(jù)這一條件才被批準的。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他卻有充分的自由，甚至于有責任，把他經(jīng)過深思熟慮有關那種教義的缺點的全部善意的意見以及關于更好地組織宗教團體和教會團體的建議傳達給公眾�！边@一例子完整地點明了學者的職責與責任。作為牧師，按照教義宣傳乃是他的職責，而他之所以負有提“意見”、“建議”的責任，乃是由于他的牧師身份使他比其他人更熟悉教義的缺點與宗教教會團體的組織。提“意見”、“建議”是在公共空間發(fā)言，這時牧師是以有機知識分子的身份出現(xiàn)的。如果沒有牧師在這一領域發(fā)言，便沒有更適合的人來提出了。由此我們可以這樣描述知識分子的責任：知識分子的責任便在于立足自己所從事的專業(yè)，對本專業(yè)及相關領域提出自己獨立的意見和建議，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以自己的獨立、自由的聲音去爭取與占領言論的公共空間�！�—在一個非常態(tài)的社會，這同樣需要精神與勇氣。公共空間是學者的言論陣地，也是社會的民主空間。公共空間越寬闊，學術討論就越自由，創(chuàng)造一個自由平等的世界的可能性就越大。任何一個領域如果沒有得到知識分子特別是公共知識分子的闡釋、整合、梳理，要么就出于混沌狀態(tài)無法被理性地認識，要么就被利用，政治霸權壟斷話語空間。牧師比別人更熟悉教義與宗教團體組織，所以作為一個學者的時候他有責任去取得對由于職業(yè)而熟悉的這一領域的闡釋權與批評權。其他的職業(yè)者也一樣。對一個歷史研究者而言，他的職責在于本著自己的道德原則與學術水準研究歷史，并提出他的獨立的見解。同時，他有責任在現(xiàn)實中對現(xiàn)實問題發(fā)言。他既然被允許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占有相關的資料、研究空間，他便有責任把他的成果公諸于眾。如果他屈從于某種壓力，或者為了權勢、利祿把自己不相信的東西告訴世人，那他就是失職的，他違反的不止是作為學者的職業(yè)道德，而且是作為一個人的基本道德。

　　在當代史上，文人在一代代地瀆職。上一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在中國幾乎找不到知識分子，找不到常識。一個個政治運動的圍剿徹底摧毀了文人們的責任意識，屈從于政治壓力而沉默是無奈的，也無可譴責，但一旦有意配合政治壓力——不管是出于恐懼還是可恥的自愿——而對同伴、同事投井下石，以學術、知識向統(tǒng)治者拋媚眼獻殷勤乞求進階保位，那便意味著個人道德的淪喪，如果文人集體如此表演，就是一個時代道德底線的集體全線崩潰。1971年郭沫若為了迎合當時最高領袖毛澤東的口味，特地寫出一本《李白與杜甫》，用“階級分析法”把杜甫極端丑化。杜甫詩中極富人道主義精神與悲憫情懷的詩句“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居然被郭沫若解釋為他是“為還沒有功名富貴的或者有功名無富貴的讀書人打算”，與“民”無關，以此證明杜甫“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統(tǒng)治階級的立場，而為地主階級、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的一個證據(jù)。今天，一個稍有基本的古典文學知識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樣的解釋法實在牽強得太過出格。作為現(xiàn)代學術史上著名的“四堂”之一的郭沫若，應該不至于沒有史識到這樣的田地，唯一的解釋就是這樣的任意詮釋是有特定讀者、特定目的的。對那個舉世癲狂的年代，巴金老人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寫了一本“說真話的書”，陳述了簡單不過的常識，但在常識匱乏的社會里，常識本身就是一種可貴的思想。一本說真話的書，便可在那一時期的中國以一根剛勁的脊梁，撐起一片陰霾掃盡的天空。畢竟是“五四”過來的人，巴金比大多數(shù)文人多出了一股精神，一種備受摧殘但依舊挺立的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一種向歷史、后代負責的道德良知。

　　現(xiàn)代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分科的精致化。直至現(xiàn)在，新的學科還在不斷興起之中。各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已經(jīng)基本覆蓋了整個現(xiàn)象世界。一些新興現(xiàn)象、潮流也不斷被各門學科以其獨特的角度切入研究，得到專業(yè)化的梳理、評價與認識。每一學科的知識分子，都有責任立足專業(yè)，以專業(yè)角度切入對社會事務公開發(fā)言。誠能如此，則言論狀況庶幾可矣，但是目前明顯做得遠遠不夠。在這個矮化的時代，我們更應該向往英雄，向往左拉、列夫•托爾斯泰、魯迅、顧準們，并且跟著他們的腳步向前走去。

　　2002.9.19

相關熱詞搜索：知識分子 職責 責任 陳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