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到過一次設(shè)在北京大學南閣的“燕京大學校友會”。印象中是和“西南聯(lián)大校友會”在一起的。這兩個校友會出版過很多回憶錄和紀念冊，我當時基本上都收集到了，特別是《燕大校友通訊》，其中很有一些史料。

　　前一段我偶然得到一本《燕京大學研究院同學會會刊》，隨便看了看，就把過去關(guān)于燕京大學的史料找出來查了一下，發(fā)現(xiàn)對這個機構(gòu)很少有人提到，至少詳細的回憶文章還不多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中有一些回憶，但也非常簡略。我手邊有1936年印刷的《燕京大學一覽》，其中有一些關(guān)于這個研究機構(gòu)的章程和人員組成情況，但只是例行的公文程式，生動的東西沒有。而這本《燕京大學研究院同學會會刊》卻是當時燕京研究生真實生活的記錄。這本書是 32開本，用紙非常精良，沒有標明出版期數(shù)，1939年印刷。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燕京大學停課，1943年才在成都復校。在抗戰(zhàn)期間，再印這樣紀念性會刊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這本會刊可以看成一本早期“燕京研究院院史”。

　　現(xiàn)在人們可以比較自由地談?wù)撛缒甑难嗑┐髮W了，可是二十年前，要談燕京大學還有許多忌諱。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不僅是內(nèi)部發(fā)行，還把馬歇爾的序言和胡適的導言都刪除了，其實那個時候關(guān)于燕京大學還談不上研究，只是有局限性地肯定它的一些成就。

　　關(guān)于燕京研究院的院史，我以為可以和近年人們常提及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好有一比。它們建立的時間差不多，都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前后，清華國學研究院還只是比較單一的國學研究，而燕京研究院卻是比較完善的現(xiàn)代研究生教育體系。它設(shè)有文科研究所歷史學部、理科研究所化學部、生物學部、法科研究所政治學部、國文系研究部、哲學系研究部、心理學系研究部、教育學系研究部、物理學系研究部、社會學系研究部。

　　初期本來還有新聞系和經(jīng)濟系，是因為本科生修研究生課程的人太多，最后取消了，這個辦學思路和們今天恰好相反。當時院長是陸志韋，洪業(yè)負責文科研究所和歷史學系，理科研究所所長是胡經(jīng)甫，法科研究所長是吳其玉，其它各系教授均為一時之選，恕不一一列出姓名。當時燕京研究還只可授予碩士學位，學生雖然不算少，但真正得過學位的還不多。我還要特別提出一點，當時清華是國立，而燕京是私立，以私立和國立相比，更能見出中國早期中西方文化融合中，對西方文化的包融性，私立和國立地位平等甚至可以比國立更有活力。

　　燕京大學研究院后來的歷史，我不是很清楚，但就以1939年前這一段情況判斷，它的成績非�？捎^。一個大學的研究院，在十年時間內(nèi)，培養(yǎng)出的學生，日后基本上成為中國各學科領(lǐng)域中重要的學術(shù)力量，和清華國學研究院一樣，如此人才輩出，可以說是早期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個規(guī)律。為什么早期中國人辦文化事業(yè)，幾乎樣樣都行？其實就是在事業(yè)初期的制度設(shè)計方面，比較有胸懷，相信西方人，相信西方制度的成熟性和合理性，結(jié)合中國實際，獨立自由發(fā)展，最后必有大的收獲。蔣夢麟在他早年的回憶錄中就多次特別提到過，中國近代以來，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為基本運作規(guī)律的機構(gòu)，一般都很有成績，也就是說基礎(chǔ)都打得好，比如海關(guān)、銀行、稅務(wù)、鹽政、出版、教育、新聞、醫(yī)院等等，就以燕京大學研究院的情況觀察，大體也是這樣。我看了它的基本院章、院務(wù)會議細則及相關(guān)的獎勵規(guī)則和財務(wù)制度，大體都是是西方人做事的風格，程序設(shè)計體現(xiàn)了很高的公平理念，比如研究院對學生的來源就強調(diào)中國人外國人都是平等的，國立大學、省立大學和私立大學（教育部立案者）的學生也是平等的。因為是教會大學的緣故，院章多次強調(diào)“對于所選習之專門學科，有充分之準備，能用中文作明確暢達之文章，并對于所研究學科有密切關(guān)系之外國有相當造詣，至少能閱讀所習學科之外國文原本書籍�！蓖瑫r對畢業(yè)論文的規(guī)定是：“研究論文須用中文撰作，但得提出用外國文撰作之副本�！彪m然今天看來要求更高，但本土特色非常鮮明，民族情感非常強烈。人們過去對教會大學的認識和評價其實有一些簡單，以為讓外國人在中國辦學對民族情感有些妨礙，但看燕京大學后來的成績，一般說來教會學校出來的學生和老師，在民族情感方面反而更強一些。因為外人在華所辦的機構(gòu)中，其實主要成員還是中國人，此點蔣夢麟當年在他的回憶錄中有很詳細的說明，并提出過一些相關(guān)的統(tǒng)計數(shù)字。

　　這本會刊中列有燕京研究院歷屆校友名錄和當時（1939年）在校研究生及他們的研究情況。那時每屆研究生少則一兩人，多則八九人，但從1928年開始，幾乎每屆研究生中都有非常出名的人物，試舉幾例。如國文系：1931年有鄭德坤、1932年有顧廷龍、1935年有吳世昌，1936年有陳夢家等。歷史系更是人才濟濟，先后有杜聯(lián)喆、朱士嘉、譚其驤、陳觀勝、馮家升、鄧嗣禹、翁獨健、趙豐田、蒙思明等；
哲學有瞿世英、施友忠、羅忠恕等，物理有褚圣麟、孟昭英、張文裕、馮秉銓、袁家騮等；
生物有談家楨、毛應(yīng)斗等；
生物有張宗炳等，社會學有楊慶堃、林耀華、瞿同祖、嚴景耀等。1939年度，還在讀的研究生有46人，這46人中后來出大名的即有王世襄、王伊同、王鐘翰、李有義、何炳棣、侯仁之、楊明照、葛廷燧等等，可以想見其一時人才之盛。何炳棣后來回憶說：“回想起來，足以自豪的是我們這班歷史系研究生只有三人，王鐘翰和王伊同是燕京本科畢業(yè)的，成績優(yōu)異，不必經(jīng)過考試直升入研究院的。前者目前是一般公認的清史名家，長于滿文的中國民族史權(quán)威。后者是江陰才子，駢文典雅，同輩學人罕有其匹……王伊同任教于匹茲堡大學20余年，不知何以久久未有鴻文問世，殊為可惜”。

　　燕京研究院后來公認出人才比較多的是歷史系、國文系和社會學系，這個現(xiàn)象也恰好應(yīng)證早年梅貽琦的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而當時燕京是即有大樓，也有大師，二者得兼，人才輩出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當時文科研究所中的歷史學部，除了洪業(yè)為所長外，還有六個人。分別是教西洋史和基督教史的外國人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容庚、鄧之誠、張爾田、齊思和、張星烺。國文系是郭紹虞、容庚、顧隨、董璠、劉盼遂。社會學系是趙承信、楊堃和吳文藻。

　　燕京大學研究院文科人才如此眾多，但我看到的這本《燕京大學研究院同學會會刊》的序言，卻出自著名物理學家葛庭燧筆下，他在序言中說：“在這種風雨飄搖的時候，我們?nèi)匀荒軌虬卜�(wěn)地過著研究生活，我們并沒有因此怡然自得，卻是滿懷著熱望和期待。也就是在這種情緒中，我們才下了決心來完成這本小冊子，藉以紀念過去，檢討現(xiàn)在，警惕將來，并且把此時此地僅存的研究院的情形，報告給一切關(guān)心它的人�！�

　　葛庭燧的夫人何怡貞當時在研究院物理系教光譜學。何怡貞是著名物理學家何澤慧的姐姐，她們都是山西靈石著名的老同盟會員何澄（字亞農(nóng)）的女兒。何澄早年做過蔣介石的顧問，是著名的文物鑒賞家。1940年，蘇州著名的網(wǎng)師園曾由何澄買下，并進行全面整修。1950年何氏后人將園獻給了國家。

　　何澄的夫人是近代中國著名的物理教育家王季烈的妹妹，何王兩家滿門精英，特別是對中國近現(xiàn)代科學的貢獻尤其巨大。何澤慧嫁給了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中國現(xiàn)代出名的物理學家中，山西有任之恭和何氏姐妹，再加上葛庭燧、錢三強這兩位山西女婿，這也算是中國現(xiàn)代物理學和山西的一段佳話。雖然何氏姐妹主要在南方生活，但以中國人的習慣說，山西才是他們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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