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霧疊障的中國現(xiàn)代史中，陶希圣無疑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

　　而這一切，均以他本人于1937年參加廬山牯嶺茶話會后，而成為其命運的一個轉折點。這一年，北大教授陶希圣棄學從政，卷入魂夢不堪的政治旋渦之中，并與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出人意表地纏糾在一起，成為某些正統(tǒng)史學家眼中“首鼠兩端的投機文人”，或“政治上的投機人物”，甚至是為人不齒的“漢奸”。然而，對于這樣一位曾經(jīng)創(chuàng)立著名“食貨學派”、研究社會經(jīng)濟史最早的大師級人物（顧頡剛語），在今天似不應再以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規(guī)定性的認識要求和敘述模式簡單地加以評判，否則本來就諱莫如深的歷史將變得更加撲朔迷離，無法讓今天的人們冷靜而客觀地回到歷史現(xiàn)場，從而對當時的中國政治作出最理性的判斷。

　　1899年，陶希圣出生在湖北省黃岡縣孔家埠陶勝六灣。陶氏家族自江西遷移至黃岡縣西鄉(xiāng)倒水之旁，至其父時已為十八代。陶希圣母親揭氏家族本為黃岡縣周山鋪大族，在清末時亦即衰落。至陶希圣十三歲時，歷經(jīng)時局之變，其身家亦在搖蕩之中。最明顯的有三件事：一，陶氏家族累世務農(nóng)，至陶父丁酉拔貢，癸卯經(jīng)濟特科一等，以實缺知縣分發(fā)河南，歷署夏邑、新野、安陽、葉縣與洛陽縣事；
二，黃岡為鄂東大縣，“以文風之盛著名”，其父入兩湖書院，治史地，致力于經(jīng)世之學；
三，陶希圣三歲隨家父至河南，自四歲至八歲從父就讀于夏邑、新野任所。后清廷改法制，行新政，廢科舉，陶希圣九歲隨其兄入河南最早開辦的旅汴中學就讀。在如此這般“廢科舉、講新學”的際會之中，少年陶希圣受業(yè)新舊參半，歷史一課優(yōu)為之，“每值考課，常交頭卷，取高分”。1915年，在國會議員湯貫如、北京大學總務長舒先生幫助下，十六歲的陶希圣投考北大預科�？荚嚹翘欤�他從草廠二條步行至前門，轉東城，才到了北河沿譯學館，那里是北大預科的校舍�？荚囋谝婚g小教室里進行，即國文與英文。初春的北京，依然嚴寒料峭。陶希圣與其他考生所帶墨盒與毛筆皆被凍住，不得不放在煤爐旁烘烤。在北大預科期間，陶希圣師從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課本即《文心雕龍》、《呂氏春秋》、《淮南子》、顧亭林《日知錄》、章太炎《國故論衡》、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等，尤以自修宋儒學案與明儒學案最為得心應手。1917年，陶父升任河南省汝陽道道尹（1914年5月北洋政府頒布《道官制》，分一省為數(shù)道，改各省觀察使為道尹，管理所轄各縣的行政事務。），家境頗裕，陶希圣在北大預科“只是勤學而非苦學”，考試成績每每名列前茅。

　　五四運動爆發(fā)時，陶希圣已是北大法科（后改稱法學院）學生。5月3日這一天，法科大禮堂擠滿了學生，政治系學生謝紹敏登臺演講，“在慷慨激昂之中，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寫了‘還我青島’的血書”，其場面催人沸血盈腔。5月4日，天安門大會之后，章宗祥挨打，趙家樓被燒，一時間秩序大亂。趙家樓胡同沒有支巷。陶希圣隨大隊伍后退，“眼看著保安隊向胡同里走進來，只得靠到一個住宅的門口，作出旁觀者的姿式，才避過保安隊，然后從容走出趙家樓和石大人胡同”。當晚北大學生又在法科大禮堂集會，校長蔡元培登臺講話，先生聲音低微沉重：“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是學生的事。已經(jīng)不是一個學校的事，是國家的事。同學被捕，我負責去保釋。”次日，北大法科學生照常到譯學館上課。第一堂課是刑法，學生們最關心的是這場運動的法律問題以及被捕同學的責任問題，刑法教授張孝簃先生遂被團團圍住。張兼任總檢察廳首席檢察官，出言謹慎而又斬釘截鐵：“我是現(xiàn)任法官，對于現(xiàn)實的案件，不應表示法律見解。我只說八個字：法無可恕，情有可原�！钡诙�堂課上憲法，陶希圣清楚地記得，憲法教授鐘庚言先生神情凄然步入課堂，“聲隨淚下，全堂學生亦聲淚并下”。就陶希圣個人而言，五四之前，原本對白話文運動無甚興趣；
雖然《新青年》、《每周評論》在校園中亦流行，“但白話文，或者文學革命，或新文化運動，還未發(fā)生多大的影響”，尤其在兼容并包的北大，“學生們喜歡聽哪一位教授講的，就去聽，不喜歡也就不聽。黨同伐異的風氣還未興起”；
五四之后，陶希圣開始“對一時風動之新書，如柯茨基階級斗爭論與克魯泡特金互助論，一并購買，同樣披讀，無所軒輊”。此時的中國，頗有點看取晚來風勢、“別求新聲于異邦”的亢奮或無奈，“世界上各種社會政治思想都向中國學術界源源輸入，而學生青年們對于各種社會政治思想也都感興趣。于是五四以前初見萌芽的‘民主與科學’口號才獲得滋長的機會。同時，國家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乃至工團主義，亦風起云涌”。盡管后來陶希圣本人不愿對所親歷的五四運動作褒貶式的評判，但這場運動對他的思想成長卻有著或多或少的開啟與震蕩。在陶希圣看來，北京政府之所以仇視所有思想流派，“因為從五四運動起，無論哪一種思想，哪一個流派，都是掘挖北洋軍閥的根基的鋤與犁”，他惟篤信只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才能更加“大度包容”。不過，陶希圣猶然一書生也。在五月至六月間，他參加了所有的學生會議，但在大會之外，又在八旗先賢祠宿舍里研讀羅馬法，或趕至福壽堂旅館侍候來京的父親；
六三大YX，則慶幸自己“未曾被拘”，其復雜矛盾的性格初見端倪。

　　這一年陶希圣二十歲。六年之后，即1925年，在上海遭遇五卅慘案。陶希圣時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法制經(jīng)濟部編輯。在上海各界掀起的罷工風潮中，陶希圣先被上海學生聯(lián)合會聘為法律顧問，繼而又是商務印書館三所一處罷工最高委員會顧問，并參加上海學術界十人聯(lián)署的宣言，對英國巡捕槍殺民眾的慘案表示抗議�！渡虾Ｉ虉蟆芬陨缯摓槠渎曉�，執(zhí)筆者即名記者陳布雷。陳、陶二人后成為至交�！稏|方雜志》推出五卅慘案�？�，首篇即為陶希圣分析南京路巡捕房應負相關法律責任的論文。在陶希圣晚年回憶中，這件事對他來說“非同小可”。在此之前，他的文章大多見刊于章錫琛主持的婦女月刊或朱赤民主編的學生雜志上。《東方雜志》通常只刊發(fā)名流的一些文章，“至此時，我的論文開始在那樣的大雜志上發(fā)刊”，這對于陶希圣是一次重大的鼓勵。從五四到五卅，陶希圣在政治上獲得前所未有的覺醒。若干年后，他在回憶中這樣說：“民國八年（1919年），我在學生時期，參加了北京的五四運動。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職業(yè)者時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這兩個事件對于我的學業(yè)、思想與生活都有重大影響，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敝�后《東方雜志》因五卅慘案而卷入訟案，王云五代表商務印書館出庭應訴，辯護律師即大名鼎鼎的陳霆銳，陶希圣則擔任辯訴狀的撰述工作，并隨同出庭聽審。在商務印書館充當編輯之余，陶希圣仍潛心研究法學、民族學以及中國社會組織等課題。由于他對中國社會問題漸次留心，五卅慘案之后，《孤軍》雜志何公敢登門拜訪，力邀為雜志撰稿，“那些稿子主要的談社會問題，有時涉及政治見解”。這一期間，陶希圣先后結識《醒獅周刊》曾琦、李璜、陳啟天等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與東方雜志、小說月報、教育雜志社的胡愈之、樊仲云、鄭振鐸、葉圣陶、周子同等人過從甚密，又在于右任創(chuàng)辦的上海大學講授《法學通論》。醒獅周刊一班人標榜“國家主義”，鼓吹“內(nèi)驅國賊，外抗強權”，此時已結為中國青年黨；
何公敢、林骙諸人亦傾向國家主義，由孤軍社發(fā)展為獨立青年社；
獨立青年社之下有一周刊，即《獨立評論》，亦邀陶希圣擔任其主編；
上海大學實為國民黨黃埔軍校之滬上前哨，“有志從軍之學生進上海大學轉廣州投黃埔，比比皆是”……盡管如此，此時陶希圣的政治傾向之于上述黨派或社團仍有一定距離�！拔业纳鐣�政治關系左至共產(chǎn)主義，右至國家主義，可以說是廣泛。但是我的社會政治思想路線，左亦不至共產(chǎn)主義，右亦不至國家主義”。陶希圣主編《獨立評論》時，曾提出“民族自決，國民自決，勞工自決”這樣的口號，其主張與醒獅派人士有所不同。國民黨上海執(zhí)行部認為這“三自決”之主張，符合三民主義要旨，力勸其加入中國國民黨，遂成陶希圣接近國民黨的第一步。

第二年6月，陶希圣不慎患傷寒轉肋膜炎，病勢危急，家中竟一文不名。他特意發(fā)函老家請求匯點醫(yī)藥費來，說“與其等我死后，寄錢來買棺材，不如先寄點錢來，救我的命”，其語悲涼哀絕。三個月后，陶希圣扶病前往上海法政專科學校兼職講授親屬法，以及東吳大學講授政治學。及至歲末，《親屬法大綱》甫畢，逕交商務印書館，獲稿酬五百四十元，其中一半還債，眼睛此時卻已變?yōu)榻�視�?927年1月，陶希圣忽接中央軍事學校武漢分校來電，聘為政治教官，兼任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政工人員訓練委員會常務委員，與國民黨有了實際接觸。但陶希圣仍志在教壇，同在武漢大學任政治法律教授，講授《社會科學概論》、《各國革命史》、《無產(chǎn)階級政黨史》，或是《帝國主義侵華史》等課程，均著重于列強的侵略與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以闡明國民革命的本質(zhì)與意義。盡管陶希圣認為自己的政治立場“左不至共產(chǎn)主義，右不至國家主義”，但此時有點居中偏左則未可知也？陶希圣三叔公迪先生一家在漢口。陶去拜見時，三叔公劈頭就是一句“你回來了，你做共產(chǎn)黨了”。此話未必空穴來風。陶的故鄉(xiāng)黃岡當時到處設有農(nóng)民協(xié)會，而佃農(nóng)對地主的斗爭似并不激烈。陶希圣曾寫信讓一葉姓佃農(nóng)到武昌來，對他說：“田地于我沒有幫助。我也決意不靠家產(chǎn)為生計。請你們把我自己應得的一份田地分了吧！”此人不肯承受。陶氏家族中人據(jù)此認為他已加入共產(chǎn)黨（1991年南京出版社《民國軍政人物尋蹤》一書，在“陶希圣”詞條下有其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27年脫黨一說。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曾對筆者言：似未聞父親證實此事。）；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大革命時期武漢的實際政治氛圍簡直不容置疑。陶希圣這樣說：“武漢各界不知道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只看見，總司令部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的活動，及各軍師政治工作人員的宣傳活動，還有總工會與農(nóng)民協(xié)會……漢口新市場的一個大廳里，經(jīng)常有工人集會，高唱國際歌。那里的游人都聽得見。總工會之下有工人糾察隊……總政治部發(fā)表土地問題的一項統(tǒng)計，表明中國的土地大部分在地主的手里，中國的農(nóng)民大部是佃農(nóng)。”從有關史料看，早年即加入中國同盟會的鄧演達從內(nèi)心十分認同中國共黨的“工農(nóng)聯(lián)盟”，對國民黨的“四聯(lián)盟”（即民族資產(chǎn)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工人與農(nóng)民）則大不以為然，甚至認為“倘如共產(chǎn)黨是工人階級的黨，他就以農(nóng)民的領導者自任。四階級聯(lián)盟是不可靠的，惟有工農(nóng)聯(lián)盟才是革命的中心力量”。鄧演達每到武漢分校演講時，常以手指向聽眾，高呼“現(xiàn)在，農(nóng)民是起來了”。實際上，陶希圣對于共產(chǎn)主義與三民主義的分野并不陌生。在上海大學兼任時，門首有一書局，出售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編譯的小冊子，其中就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觀》。陶希圣讀了這類小冊子，遂對馬克思與列寧的論著，求購其英文及日文譯本，做過認真研究。但此時目睹北伐中之突變，他更需要了解實際政情，“與童冠賢、李超英、周炳琳、梅思平、呂云章等，每星期到漢口福昌旅館，一間小房子里，鎖了房門，交換消息和意見”。陶希圣雖然授銜中校，卻“從來沒掛過一天軍刀、佩過一天手槍”。1927年5月，北伐軍唐生智領軍北上，繼續(xù)討伐北洋軍閥殘部。駐扎宜昌和沙市的夏斗寅部隊，佯稱腹背受敵，遭楊森川軍攻擊，撤退東進，企圖乘虛而入武漢。夏斗寅的先頭部隊，是萬耀煌指揮的一個師，迅速進占了紙坊，距武漢不足二十公里。武漢北伐軍政府下令，將武漢軍政學校師生與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師生，合并為中央獨立師，與葉挺率領的十一師會合，由武昌出發(fā)，西往迎戰(zhàn)萬耀煌部。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的主任是毛澤東。2004年12月，陶希圣外孫沈寧在美洲世界日報撰文時透露：萬耀煌是外婆萬冰如的堂兄，從小讀軍校，一直讀到陸軍大學畢業(yè)，論打仗很有一套，武軍校一班文人墨客和講習所一批農(nóng)民，非他的對手。所以陶希圣隨軍出發(fā)時，陶太太早有交代，如果軍校打敗，乖乖舉手投降，叫夏軍捉去，只說是萬師長的親戚…… 實際上只是虛驚一場，“夏斗寅為保存實力，并不想真打仗，一見武漢出兵，就把武樵公（萬耀煌）部隊撤走了”。之后陶希圣隨軍西進，沿途參加當?shù)馗锩�運動。在咸寧縣，碰見開農(nóng)民大會，農(nóng)會書記報告會前槍斃五個農(nóng)會叛徒。“那五個窮困鄉(xiāng)民不過是先參加農(nóng)會，后來不想干了，農(nóng)會就把他們捉起來，槍斃示眾”。陶希圣時為中央獨立師軍法處長、咸寧縣政府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司法科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聞之大發(fā)雷霆，不準農(nóng)會書記隨便槍斃農(nóng)民，并警告那書記，如果得知他還敢槍斃農(nóng)民，就把他抓起來槍斃。農(nóng)會書記大吃一驚，急奔武漢，指控陶希圣是“反動軍閥”。未出幾天，武漢政府就派人替換了陶希圣。幸而當時陳獨秀的主張仍然主控局面，陶希圣總算留下一條性命。陶希圣對陳獨秀終生感激。后來陳獨秀出獄，在武漢期間，陶希圣曾悉心照料。

　　這時政治分歧業(yè)已出現(xiàn)。一派指責“農(nóng)民運動過火”，另一派則力主更加急進，實行農(nóng)民革命， 　　組成農(nóng)民軍。陶希圣這樣回憶：“前一派是鮑羅廷的指示，與陳獨秀的主張。后一派是羅易的主張，與瞿秋白等的支持。鮑羅廷是第三國際派到中國來的代表。羅易是印度共產(chǎn)黨人，亦是第三國際派到中國來的。此刻莫斯科是在進行著斯大林與托洛斯基的斗爭。斯大林對中共的指示，總是模棱與含混。所以他們二人的見解不同，也影響中共內(nèi)部的爭論。”當陶希圣被政治總教官惲代英召回軍校時，周佛海已逃往上海，其政治部主任由施存統(tǒng)（施復亮）接任。陶希圣被任命為政治部秘書，并在施存統(tǒng)未回武昌之前，代理主任。此間共產(chǎn)國際第八次執(zhí)行委員會在莫斯科開會，通過“中國問題決議”，指示中共擴大土地革命、武裝工農(nóng)、擴充軍隊、改造國民黨左派。7月15日，汪精衛(wèi)政府在武漢宣布“分共”，并通過“取締共產(chǎn)黨案”。惲代英找到陶希圣，對他說：“今日時局在變化中。程潛主張東征，張發(fā)奎主張南下。我們決定將軍校改編為教導團，跟隨第二方面軍南下，回到廣州。第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是郭沬若，請你擔任教導團政治指導員……”隨著上海四一二及武漢七一五政變相繼發(fā)生，國民黨聯(lián)俄容共之政策，至此均告結束。陶希圣的革命激情亦被嚴峻的現(xiàn)實所澆滅，孱弱的書生性格再次畢露。他對妻子坦承：“時局有大變化。我必須隱藏。……渡過兩三個月，我就可以出頭做事�！痹诟�壽庵分租的一間房子里，陶希圣“每日躺在竹床上，把僅余的一部鉛印資治通鑒，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偶爾寫一篇短文，由妻子萬冰如帶到糧道街投入郵箱，寄給漢口中央日報副刊。陶希圣之所以藏匿其身實際上是不愿隨軍校教導團南下，亦即不愿擔任教導團政治指導員。直至有一天中央日報副刊主編孫伏園在報上尋他，才走出福壽庵寓所。中共八七會議之后，陶希圣與施存統(tǒng)有過一次交談。施對他說：“共產(chǎn)黨未拉你入黨，是留下一個左派，在黨外與他們合作�！庇终f：如果你入了黨，今天的生命如何，就不可知了……陶希圣驟聞此言，直如冷風灌背，不禁“毛骨悚然”（陶原話）。不久便“脫離軍校，既不從汪精衛(wèi)，也不隨惲代英，遠離政治，獨自回到上海，專心研究中國社會史……”（沈寧語），試圖以此弄清民族之本性，找到一條正確的救國救民之途。陶本人也說：“民國十六年一月，我回武漢；
十二月，我離武漢。有如黃鶴樓與晴川閣對峙之下，滾滾江流之中，一葉扁舟，翻騰風浪之際，死里逃生，仍返上海。當一身一家西上之初，決投筆從戎之志。及其卷入風暴之內(nèi)，所得職名多種，而工作則不出演說，作文，開會，YX之范圍。在此一年中間，我見知與觀察所及，對國際共產(chǎn)黨之思想理論與戰(zhàn)略戰(zhàn)術，有深切之了解�！�

　　1928年春上，陶希圣再次來到上海�！皼]有錢，也沒有職業(yè)，只有一番痛苦的經(jīng)歷，融化了他的思想，增加了他的見識，助長了他的文筆的毫芒”。一度到南京任總政治部宣傳處編纂科長，后改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兼任政治部訓練科長。然而及至年底，又將所有職務辭去，回上海賣文為生。其妻萬冰如在自傳《逃難與思歸》中回憶：“新生命月刊每一期都登他的文章，另外好幾家書店雜志要他的稿子，他賣稿子運氣很好，可以先拿稿費，也可以送現(xiàn)洋取稿。”與此同時，陶希圣在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與新聞學系講述中國文化史，每星期二小時；
又在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及上海法學院兼課。這一時期，他的文稿大都收錄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兩書中，均由新生命書局出版。另有一些小冊子，如《中國之家族與婚姻》、《中國封建社會史》，均以每千字五元的稿費賣給其它書店。陶的同鄉(xiāng)堯鑫在臺灣湖北同鄉(xiāng)會出版的《湖北文獻》中撰文說：“這時期陶先生絳帳授徒，閉門寫集，過的雖是文人的刻苦生活，不過硯耕心傳，逐漸建立了學術地位�！碧障Ｊコ４┮患�古銅色線春長袍，煙癮甚大，雙袖龍鐘，盡是燒痕，更顯其文人的神采與無行。妻子萬冰如也說：“希圣衣服陳舊，又不喜歡理發(fā)，有一天在街上遇見熟人，兩眼看他一下，沖口而出，問他，你怎么搞得這樣，[他]一言不發(fā)，轉身就走�！逼鋾r，陶希圣在滬上已加入“粵委”顧孟余、陳公博、王法勤等人的“中國國民黨海內(nèi)外各省市黨務改組同志會”。至1930年，該總部遷往北京時，屢催陶希圣北上，陶力辭不赴，卻應上海商務印書館新任總經(jīng)理王云五之邀，出任總經(jīng)理中文秘書。但不久即發(fā)生一件意外之事。王云五擔任總經(jīng)理之先，曾赴美國考察大工廠的科學管理。王就任總經(jīng)理后，提出科學管理的原則及實施的決心。一時間商務館內(nèi)反對聲驟起，三所一處職工提出十九條意見。人事部門所擬答復不甚中肯，王云五遂交陶希圣改訂。三所一處職工大嘩，編譯所同人尤為激烈。他們推舉代表三人，包括周予同在內(nèi)，來到海寧路陶希圣寓所，勸其辭職。代表們說：“商務同人第一次罷工的時候，你站在職工這一邊�，F(xiàn)在你是當局待遇了，你替公司出主意，寫法律文稿。大家說你是資本家的尾巴，要張貼標語驅逐你。我們先來拜望，并勸你辭職�！碧障Ｊピ谛φ勚袘�答：“我明天辭職，但是我今天勸告你們復工。”第二天，陶希圣果然提出辭呈，揚長而去……這一年年底，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聘請?zhí)障Ｊ�為法學院教授；
一學期之后又被母校北京大學法學院聘為教授，朱家驊冒雨來到陶的宿舍，再三挽留未果。就這樣，有心疏離現(xiàn)實政治的陶希圣開始了自己六年北大教授生涯，陸續(xù)出版四卷本煌煌七十余萬字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初步形成“中國社會發(fā)展分為五階段”之論說；
其間又創(chuàng)辦《食貨》半月刊，開啟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學之新風氣，成為上世紀三十年代史壇上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

　　陶希圣作為一書生，而立之年即為著名大學教授包括在當時所獲的知名度，主要得力于他對中國社會組織及其演變的獨到研究。早在他主編獨立青年社之下的《獨立評論》周刊時，在一篇分析中國社會的文章中認為：士大夫階級與農(nóng)民乃是中國社會構成的主要成分。所謂士大夫階級是一種身分，而不是階級，農(nóng)民亦未嘗構成一個階級，因此中國社會不是封建社會，而是殘存著封建勢力的商業(yè)資本主義社會。近百年來，在列強帝國主義的侵略之下，工業(yè)革命未能完成，而農(nóng)業(yè)工業(yè)轉趨衰落。這就是中國社會的形態(tài)，亦即為中國革命的起因……這一見解引起中國學界的一場大爭論，亦即1928年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之濫觴。當時上海左翼文化界和左派學界，對陶希圣提出尖銳批評，他被扣上兩頂帽子：一頂是布哈林派，一頂是社會民主主義者。陶希圣對此不加理會，坦承自己的思想“接近唯物史觀而不墮入唯物史觀的公式主義圈套。使用的方法是社會的歷史方法（Socio-historical Method）、與桑巴德的《資本主義史》、與奧本海馬爾的《國家論》，如出一轍”。而1934年春秋之間的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實為1928年論戰(zhàn)的延續(xù)，但三派嚴重對立。陶希圣分析道：“一派是共產(chǎn)黨的干部派，認為中國社會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
一派是反對派（很廣泛，不是一個小團體，與托洛斯基有連絡），如陳獨秀、劉仁靜屬之，認為中國是商業(yè)資本主義社會；
我自成一派……反對派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干部派則與蘇聯(lián)斯大林派有關系，此外，自由主義與實證哲學這一派則是受杜威的影響�！边@場論戰(zhàn)盡管依然發(fā)生在上海，北平各大學的左翼學生對于“中國社會是什幺社會”這個問題卻興趣不減，其中的分歧卻也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思緒，而分裂成不同的陣線�！爱斈骋淮髮W的學生團體邀請某一位先生演講的時候，那位先生上了講臺，若是提起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反對派的學生立刻跺地板、捶桌子，表示異議。若是他一開口，就說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干部派學生也作同樣的反對表示”。施存統(tǒng)曾去北平大學法商學院講述好友陳獨秀其人其人，第一段講文學革命，推崇陳獨秀幾句，遭至干部派學生的一片噓聲；
第二段講到武漢時期，他批評了陳獨秀，又差點被反對派學生轟下臺。陶希圣并沒有參與這次論戰(zhàn)，因為他“反對公式主義的史論，力主以資料為根據(jù)，尋求社會演變的軌道”。在他看來，“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各方爭辯，以唯物史觀為問題之焦點。單憑唯物史觀之理論與方法，使用貧乏的歷史資料，填入公式，加以推斷，達成預定之目的。此可謂論戰(zhàn)各方共通弱點或缺點”，這也是他后來之所以創(chuàng)辦《食貨》半月刊的真正內(nèi)因，即試圖矯正中國社會史兩次論戰(zhàn)的公式主義，“使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的研究走上依據(jù)歷史資料以來每一時代的經(jīng)濟結構及其演變的軌道”。關于陶希圣創(chuàng)立的“食貨學派”，長期以來由于他在歷史舞臺上所扮演的特殊政治角色，“學術界對其學術傾向的判斷存在很大差異，其學術價值一直為政治的強光所遮蔽”（陳峰語）。中國社科院著名經(jīng)濟史研究專家李根蟠認為，“《食貨》對中國經(jīng)濟史學科發(fā)展的貢獻是不應抹殺的，全盤否定并不公允”�！妒池洝纷�1934年12月創(chuàng)刊至1937年7月�？�，陶希圣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在這個刊物上發(fā)表論文三十六篇，其它七篇，翻譯二篇，共計四十五篇，位居作者之首。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海書店向海內(nèi)外推出《食貨》半月刊影印本，可見其學術價值至今猶存。不過，這是后話。

1937年盧溝橋事變，對山河破碎的中國來說，是一個危急存亡的時刻�；蛟S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始終壓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頭，陶希圣毅然決然走出書齋，舍棄了那份飲茶夜讀、著書立說的從容與自得，奉約從北平上了廬山。在由遠及近的隆隆炮聲中，對三十八歲的陶希圣來說，這簡直是一個不由分說的選擇。從此，再也沒有重返大學校園。7月17日，他與胡適、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等人一同出席“牯嶺茶話會”。就在這個會上，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發(fā)出“戰(zhàn)端一開，只有打到底”的決心。中共工農(nóng)紅軍即被正式收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改編為第十八集團軍，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拉開了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序幕。這一年8月，陶希圣加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從事國際宣傳工作；
9月，應聘為國民參政會議員。國難當頭，少數(shù)知識分子棄學從政在其本質(zhì)上彰顯潛在救國意識的一種擔當，同時也宥于“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或許就像丁文江所說的那樣“中國的前途全看我們‘少數(shù)人’的志氣”。其實，素來自詡“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的胡適，在一時心情之下也差點加入國民黨。西安事變發(fā)生時，國民政府下了三道命令：一，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常務委員代行職權；
二，行政院長一職由副院長孔祥熙代理；
三，特派何應欽擔任討逆總司令。胡適在一次聚會上對陶希圣說：“希圣，你們國民黨有讀書人，否則無法下這種命令，這是春秋大義。”陶希圣說：“……我推想這件事處理過程中，最具影響力的可能是戴（季陶）先生。”胡適又說：“我不是國民黨，我一向反對國民黨、批評國民黨，但是今天我要加入國民黨�！敝�后胡適雖未加入，則以“國家到這地步，自己沒有法子逃”為自我期許，而接受了駐美大使的任命。陶希圣則更加艱難，從政之路一開始就布滿了荊棘，其中最遭人詬病的一件事，就是在1938年12月跟隨汪精衛(wèi)出走河內(nèi)，并于1939年11月起參與汪組織與日本和談代表為時兩個月之久的密談。這件事實際上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箲�(zhàn)之初，全國上下，無不同仇敵愾。由于中日兩國軍力懸殊，到了1938年夏秋之際，“國土精華盡失，真已到了內(nèi)無糧草，外無救兵的絕境。……此仗如何打得下去”（唐德剛語）？胡適在戰(zhàn)前似乎也不甚樂觀，認為“中國是一中世紀的國家，斷不能抵抗近代國家的日本，必須認清戰(zhàn)爭的后果”，也說過“苦撐待變”這樣的話。以唐德剛的解釋：胡之所謂待變者，就是認為西方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遲早必會卷入亞洲戰(zhàn)場。一旦美國卷入中日之戰(zhàn)，那幺“最后勝利”就“必屬于我”了。后來歷史證明完全是正確的。但胡適在盱衡全局時，又深感“戰(zhàn)難和亦不易”，較之當時失敗主義者的心態(tài)又有所不同。面對“焦土抗戰(zhàn)”的口號（系李宗仁率先提出），陶希圣心情復雜萬端。1938年12月31日，他在給駐美大使胡適的一封信中說：“自武漢、廣州陷落以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中國沒有一個完全的師，說打是打不下去了。財政是一年廿七萬萬，收入不到兩萬萬。壯丁補充大成問題。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長沙事件而達于極點。這樣不可樂觀的內(nèi)容，到了這樣一個外交情勢，當然應考慮存亡絕續(xù)的辦法�！彼�謂“存亡絕續(xù)的辦法”就是與日本的和議，陶是反對一元外交的。不過，他還是向胡適解釋了為何隨汪出走的原因，“見國家淪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連一句負責任的老實話都不能說�；孟胫�配了一切，我們才下決心去國。沒有帶出一個多的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們不想作積極的打算。我們第一，想從旁打開日本與中國談判的路，戰(zhàn)與蔣戰(zhàn)，和與蔣和，再向蔣公建言力勸其乘時談判。如果做不到，我們便退隱不問政事……”既然是“戰(zhàn)與蔣戰(zhàn)，和與蔣和”，如果從這一角度來看陶希圣，他也就絕無另立政府之意了。盡管他與汪、蔣二人的私交都不錯，只由于1928年在上海即加入國民黨改組派，與汪的關系似乎更加密切一點。其妻萬冰如在回憶錄中證實：“公博電報來，他接到電報，臉色大變，心神焦灼，這才告訴我，說他決定去昆明，在昆明與汪精衛(wèi)、陳公博諸人會同出國。他叫我隨后往昆明，暫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憂慮。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從十七年（1928）在武漢，十九年（1930）在上海，二十六年（1937）再到武漢，一直是汪派，他們決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陶的得意門生、著名史學家何茲全也認為：“陶先生和汪精衛(wèi)的關系在1928年前后就建立起來了。揆諸三十年代國內(nèi)政治情況，國民黨內(nèi)的派系斗爭和陶先生的思想情況，那時他靠近汪就比靠近蔣的可能性大”。在陶希圣看來，當時“主和”與“投降”是兩回事，應理智分開。他堅持“主和”不是“投降”，“談判”絕非“通敵”，“和”與“戰(zhàn)”并非不可兼容；
調(diào)停行動乃交戰(zhàn)雙方取得戰(zhàn)爭利益減少傷亡的手段之一，放棄調(diào)停則可能失去戰(zhàn)爭的最終目的。但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抗日激情中，“抗戰(zhàn)八年，說穿了就靠這股氣維持下去的。而這種民氣則非當時‘低調(diào)俱樂部’諸公，所能體會和掌握的了……”（唐德剛語）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衛(wèi)首相發(fā)表第三次聲明，提出“日華調(diào)整關系之基本政策”，妄言“徹底擊滅抗日之國民政府，與新生之政權相提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此時心神不寧的汪精衛(wèi)跌了一交，在河內(nèi)的臥榻上起草聲明，響應和議；
此稿由陳公博帶至香港，交與顧孟余商議；
顧表示堅決反對，認為“萬萬不可發(fā)表，這是既害國家又毀滅自己的蠢事�！�12月29日，汪仍按原文發(fā)表，此即歷史上臭名昭著的“艷電”。1939年5月6日，汪精衛(wèi)夫婦在日本特務影佐禎昭等人的保護下，由河內(nèi)逃抵上海。8月底，陶希圣從廣州抵達上海。這時已漸察日方的目的不在和談，旨在滅亡中國。而他之所以又同意進入上海實在是想做春秋時的申包胥，“立志要存楚”。他對女兒琴熏這樣說：“周佛海、梅思平兩先生立志要送汪先生進到南京，我立志要去阻止他。我留在香港沒有用，一定要到上海去救出汪先生。我要保存中華民國的體制，要去把‘主和’與‘投降’兩件不同的事分開�！庇终f：“從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見汪先生，現(xiàn)在竟成為我良心上的苦痛，這是我追隨汪先生十余年來唯一對不起他的事�，F(xiàn)在我便是想賭著生命到上海去糾正他們，以盡我心�！边@未免太書生氣了！實際上汪精衛(wèi)在河內(nèi)遭遇曾仲鳴被剌一案時，即已鐵了心，一頭栽進在日本占領區(qū)組織“新中央政府”的深淵之中。8月28日至29日，汪精衛(wèi)等在上海召開所謂“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指定周佛海為“中央”秘書長、梅思平為組織部長、陶希圣為宣傳部長。對陶希圣而言，這是一個夢魘般“辭受兩難”的決定。國民政府隨即下令通緝，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亦決定開除這些人的黨籍。但在通緝與開除黨籍的名單中，卻沒有陶希圣的名字，這一點讓汪精衛(wèi)及日本人頗為猜疑。11月1日，汪組織與日本方面正式談判。日方首席代表是影佐禎昭，汪方首席代表是周佛海，汪本人未出席。日方在會上分發(fā)“日支新關系調(diào)整要綱”草案，其宗旨與范圍大大超出一年前“上海重光堂協(xié)議”及“近衛(wèi)聲明”。陶立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11月3日，他分別致函汪、周二人，表示不愿再出席會議，他更是對陳壁君強調(diào)：這份“要綱”實質(zhì)是德蘇瓜分波蘭之后，日蘇再瓜分中國；
所謂談判，不過是這一瓜分契據(jù)，由幾個中國人簽字而已……陳壁君將此話轉告給汪，汪聽了落淚不止，但為時晚矣。此時汪夫婦又密謀，想就兩種方案取其一而脫身。一是從愚園路遷居法租界的住宅，發(fā)表聲明，停止所謂“和平運動”，然后亡命海外；
二是命葉蓬帶領他訓練的“軍官團”去廣州，并要求日軍退出華南，讓汪精衛(wèi)在華南繼續(xù)活動。影佐禎昭得知這些消息后，當即見汪。汪對影佐敘述他如何脫離重慶，如何響應近衛(wèi)聲明，一直說到“要綱”，表示自己不能接受，將移居法租界，閉門思過�！坝白舻椭�頭，一面聽、一面筆記。他聽到后來，兩淚直流，點點滴滴，落在筆記簿上。汪說完之后，影佐委曲陳詞，說‘要綱’是參謀本部提出的方案，其中頗有與近衛(wèi)聲明不相符合之處。他同意汪夫婦布置法租界住宅，以備移居，但他要求汪許可他親往東京一行，叩請近衛(wèi)公出面干涉”。之后，汪在會上對眾人說：“看來影佐還是有誠意�！碧障Ｊギ敿磫枺骸巴粝壬�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淚？”周佛海聽了高叫起來：“希圣太刻薄了！你有成見！”又與梅思平同聲說：“已走到這一步，還有哪條路走？”陶希圣晚年時回憶：“這時，我已陷入極端痛苦的狀況，寫了一封信給駐美大使胡適，沉痛的訴說一念之差，想到和平談判，哪知落入日本全盤征服中國，滅亡中國的陷阱，現(xiàn)在無路可走，只有一條死路。當時七十六號已有打死我，嫁禍重慶的陰謀�！痹诖舜蟮溑R頭之際，陶希圣之妻萬冰如在香港聞訊后，果敢地攜帶一群兒女來到上海，意欲拯救火坑里的丈夫。及至12月底，在一次會議上，汪精衛(wèi)認為眾人意見不合，甚至發(fā)生沖突，“這樣下去，將有殺人流血之事”。陳公博剛從香港來，聽了大惑不解，私下問陶希圣。陶無奈地說：此話有何根據(jù)不得而知，但現(xiàn)在縱然是有意見不合又有什么辦法？陳公博頓感大事不妙，聲言：“我們非趕快離開不可！”是夕，憂心如焚的萬冰如問陶希圣：“公博走，你為何不走？”“我在監(jiān)視之下，走不了。”“你打算簽字？”陶妻追問�！安缓灡闼涝谶@里！”“簽字呢？”“簽字比死還壞！”陶妻認定非走不可了，且出語驚人：“我把我的生命換你逃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們一同死在這里……”以上細節(jié)均見諸陶希圣晚年《八十自序》及訪談錄，真實地敘述了當時汪組織內(nèi)部之間的重大分歧與矛盾，以及陶本人在進退失據(jù)時萬念俱灰的生死無奈。1940年1月3日，陶希圣、高宗武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終于逃離上海，安全抵達香港，陶妻及子女則滯留滬上以應付汪精衛(wèi)與陳壁君。1月15日，驚魂甫定的陶希圣再次致函胡適，坦陳一年多來的心路歷程：“……四月間汪先生決往上海、東京，希即力加反對，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顧。八月底希赴滬相勸其放棄另組政府之主張，此種勸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頗生效力，……十二月汪心理又變，日方催其組府亦甚力，以此公博、宗武、希相繼于十二月底、一月初離滬返港。公博為告而別，希等則告即不能別，故不別而行，以此引起汪、周甚大之沖動，現(xiàn)彼等相殺令已下矣。不意盧溝橋事變以后一念之和平主張，遂演至如此之慘痛結果也！希最痛心者為日方所提‘調(diào)整日中新關系要綱’。此項要綱希曾參與談判，至最終希不愿結束，亦未予簽字，因而出走……”1月21日，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香港《大公報》披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系調(diào)整要綱》及附件，此舉震驚海內(nèi)外，這就是抗戰(zhàn)初期讓人悲欣交集的“高陶事件”。

　　書生陶希圣終在人生的懸崖邊上停下步來。不論其動機如何，多少是為國，多少是為己，“這一舉措畢竟是對日本誘降與汪精衛(wèi)賣國逆流的重大打擊，也是給尚留在重慶陣營中的那些悲觀動搖分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他本人也絕然沒有想到，置身激蕩的亂流之中，竟亦做出如此“翻江倒�！钡氖虑閬怼�1940年6月起，陶希圣奉重慶之命在香港創(chuàng)辦國際通訊社，編印《國際通訊》周刊，向戰(zhàn)時軍政機關提供世界局勢分析及國際問題參考資料。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香港淪陷；
翌年2月，陶希圣隨惠陽還鄉(xiāng)隊逃離香港，輾轉來到重慶陪都。在老友陳布雷奉蔣之命的悉心安排下，任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少將組長。高宗武則遠沒有這般幸運。高當時為外交部亞州司司長，七七事變時經(jīng)由胡適推薦給蔣介石予以重用。此時惟有出走異國他鄉(xiāng)，被駐美大使胡適所收留，并多年未允返回。陶希圣雖然一時胡涂，死里逃生，甚至差點“終累大德”，但仍得到蔣的重用，成為外界一般猜不透的謎，間或更有“汪蔣二人唱雙簧”之說頻仍。其弟子何茲全當時在重慶問：此話是真是假？陶希圣如實相告：“不是。好比喝毒藥。我喝了一口，發(fā)現(xiàn)是毒藥，死了一半，不喝了。汪發(fā)現(xiàn)是毒藥，索性喝下去�！焙纹澣珦�(jù)此認為：“簽定密約或揭露密約，這是投敵與主和的分界線。正如他自己所說：‘弟出生入死以求主和與投敵之限界，至今始為主和者吐氣矣’……陶先生這話，是自慰也是實情。懸崖勒馬，回頭是岸，這和走下去是不同的兩種境地：一是投敵，一是主和。陶先生主和，未投敵。這是大節(jié)。嚴重錯誤，未失大節(jié)。”盡管如此，作為一介書生，陶希圣身上的弱點也顯而易見，“他愛面子、重感情、遇事猶豫不決”。唐德剛對此慨言：這是當秀才的悲哀，與國事何補？其實，陶希圣心中也明白，此番脫汪歸來，蔣于他實有“不殺之恩”，且知之更深矣。在侍從室第五組的工作，“名為研究與寫作，實際上希圣在戰(zhàn)時軍政樞密關所之內(nèi)，無異于海上孤帆得此避風塘”，從此亦即成為蔣介石身邊陳布雷式的親信人物，盡管“明知其有傷手之虞，亦唯有盡心悉力捉刀以為之”。所謂“捉刀”，系指1942年10月，陶希圣代蔣介石撰寫《中國之命運》（原名《中國之前途》）一書。蔣的文稿最初系告全國國民書，不過三萬字，經(jīng)多次修改與增訂，最后擴至十萬字以上。此書于1943年1月由正中書局出版，銷行二十萬冊以上。以陶希圣嫡侄陶鼎來的個人看法，“蔣要他來寫這本書，顯然不是僅僅因為他會寫文章，蔣下面會寫文章的人很多。蔣要求于他，正是他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和中國社會史上的研究成就，來補充蔣自己在理論上的不足。這是除陶希圣外，任何別人都作不到的”。1943年1月，《中央日報》改組，兼任總主筆；
1946年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一職；
1948年底，為蔣撰書“1949年元旦文告”；
次年1月，蔣介石宣布下野，其引退文告及代總統(tǒng)行視聲明，均由陶希圣負責。不久，即隨蔣去了臺灣，在國民黨中央仍位居要津，參與國民黨內(nèi)部改造運動，任中央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第五組組長，后改任第四組組長，全面主管輿論宣傳工作。蔣的另一本書《蘇俄在中國》，亦系彼捉刀代筆。七十歲時，在《中央日報》董事長位上退休，離開政治權力中心。1971年，與其四子陶晉生院士合力將《食貨》復刊，改為月刊。以姻親劉光炎先生的一段描述，陶希圣“每晚必看電視。常孤燈獨坐，凝視默想，俟十一時電視播完，然后拂紙屬文，往往至深夜，日數(shù)千字，習以為常。所為文大半以實所主辦之《食貨》月刊……”在其后二十年的專業(yè)著述中，學術理論更見圓融、通達。某一年，唐德剛從美赴臺參加一個史學會議，其間應約到陶府參加宴會。但見客廳壁上掛有蔣介石親書的、褒揚陶氏“忠貞”之條幅（據(jù)陶恒生先生告，條幅上寫的是：“希圣同志 歲寒松柏 蔣中正”），不由生嘆這滄桑歲月中人與事的興衰沉浮。只是此時天高云淡的陶希圣，已不愿再回首多談什么“高陶事件”了，那委實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書生“誤搞政治”的一個典例。

　　陶希圣于1988年6月27日在臺北逝世，享年九十歲。

　　他曾在《八十自序》中審度自己：區(qū)區(qū)一生，以讀書、作文、演說、辯論為業(yè)，人自稱為講學我志在求學。人自命為從政者，我志在論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毀其名，而名益彰�！�…我無以為報，只是常抱一顆感謝的心。庶可遙望論語“學不厭，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及至九十高壽時，在給其三子陶恒生的一封信中又說：“活到九十歲，可以‘這一生’。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記者。教授與記者的生涯，便是寫作、演說、開會。前一半抽煙、后一半喝茶，八十歲有感慨，九十歲自覺輕松，連感慨都沒有了……”前塵馳去，榮辱皆拋，或許這就是人生中最大的一種感慨。陶希圣一生著述甚多，尤其在史學方面的造詣及其貢獻，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他對于現(xiàn)實政治的濃厚興趣則亦始終隨影如形，以致“幾度生死系于一線，拋妻別子，死中逃生，忍辱負重，遍體鱗傷，所為何來”（沈寧語）？他自己也承認：書生論政，論政猶是書生，與老友陳布雷在自殺前所自嘲“參政不知政”，似有一種同病相憐的浩嘆。中國知識分子在一個悲劇時代的悲劇命運，有時足以讓人扼腕痛骨，甚至不忍卒讀。

　　本文參考資料：

　　一，《陶希圣年表》，陶泰來編撰，未刊本。

　　二，《八十自序》，陶希圣撰，原載臺北《中央日報》,1979年。

　　三,《逃難與思歸》，陶萬冰如著，自印本。

　　四，《潮流與點滴》，陶希圣著，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4年12月。

　　五，《陶希圣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6月。

　　六，《“高陶事件”始末》，陶恒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

　　七，劉光炎《梅隱雜文》，臺北食貨出版社，1983年10月。

　　（原載2005年《書屋》雜志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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