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的《星期日泰晤士報》指出，為了避免伊拉克問題成為布什政治遺產上的“污點”，布什班子甚至其家族都在絕望地想辦法挽回這個錯誤。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一連串的私人商討伊拉克戰(zhàn)略會議中，新上任的白宮辦公廳主任喬希• 博爾滕以及與布什家族關系甚密的政壇三朝元老詹姆斯•貝克都正盡力讓布什在思想上“破繭而出”—開始考慮給伊拉克扶植一個獨裁政權，放棄所謂的推行民主政治制度的試驗。而在上個月25日，在中東斡旋的美國國務卿賴斯在同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舉行會晤時表示，現(xiàn)在已經到了“新中東”形成的時刻，這項事業(yè)必將獲得成功，從而正式提出“新中東”口號。所有這一切跡象均表明美國不得不開始了其中東政策艱苦的調整。

　　布什政府曾于2004年2月正式公布“大中東民主計劃”。但是該計劃的推行導致了巴基斯坦的哈馬斯，黎巴嫩的真主黨，伊拉克的什葉派等宗教或激進組織的上臺，以及“什葉派新月”地帶悄然形成，這均對美國中東的利益形成了更大的挑戰(zhàn)。因此，美國的“大中東民主計劃”已明顯受挫。由于伊拉克安全狀況的持續(xù)惡化，所以現(xiàn)在布什準備放棄推行民主，轉而試圖扶持一個順從美國意志、親美的“新中東”。應該說，其結果同樣也只會是以失敗而終。因為中東是一個地緣政治極其重要，但宗教、民族矛盾、邊界糾紛等極其復雜的地區(qū)。用武力在該地區(qū)實現(xiàn)自身利益不可能一蹴而就，超級大國也不例外。布什政府推行的無論是“大中東民主計劃”，還是“新中東”的設想都將至少受到下面五個方面的持續(xù)挑戰(zhàn)，或者說，美國中東霸權始終面臨著五只繞不過去的“攔路虎”。

　　(一)宗教沖突。伊斯蘭與西方的對立可以追溯到阿拉伯人七世紀的征服、十一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十五世紀的土耳其人擴張到二十世紀早期的殖民主義時代。伊斯蘭教經常與西方世界發(fā)生軍事戰(zhàn)爭，這種緊張狀態(tài)已經存在了數(shù)百年。在美國進軍中東后，一些中東人士視美軍為基督教旗幟之下的十字軍，美國和中東的宗教沖突和文化矛盾都十分尖銳。更要命的是，布什總統(tǒng)對基督教的虔誠，以及經常以美國的名義祈禱上帝，甚至布什總統(tǒng)在“9•11”后揚言要發(fā)動新的“十字軍東征” ，這都更進一步加強了阿拉伯人對這是“一場宗教戰(zhàn)爭”的看法。正是美國對伊拉克的入侵點燃了他們展開圣戰(zhàn)的“火花”。因此，當今中東的沖突似乎仍不乏是宗教沖突的色彩，作為沖突一方的美國，幾乎不可能結束這種歷經千年的敵意。

　　(二)教派糾葛。中東穆斯林不僅與基督教有持續(xù)嚴重的外部沖突，內部沖突的激烈程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伊斯蘭遜尼派與什葉派激烈的爭斗，也可以追溯到早期伊斯蘭的繼承戰(zhàn)爭。661年1月，阿拉伯帝國的第四任哈里發(fā)阿里遇刺身亡，倭馬亞王朝建立后，其首任哈里發(fā)穆阿威葉就對什葉派嚴加管制和監(jiān)督，甚至殘酷迫害什葉派。什葉派忍無可忍聯(lián)合阿拔斯推翻倭馬亞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但在阿拔斯繼位的問題上，伊拉克什葉派與遜尼派尖銳對立。遜尼派承認阿拔斯繼任哈里發(fā)的合法性，而什葉派繼續(xù)堅持早期的教條:穆罕默德歸真后惟有阿里和阿里的后裔才具有繼承哈里發(fā)職位的合法性。于是什葉派的處境更加慘不忍睹，被迫逃亡到帝國的邊境地區(qū)。伊拉克什葉派與遜尼派的矛盾由此產生。持續(xù)一千多年的教派沖突，在中東至今仍無法看到平息的跡象。美國始終在中東拉一派打一派，只會加劇中東內部更為激烈的教派沖突，進而影響美國在中東的霸權穩(wěn)定性。

　　(三)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義。20世紀民族主義作為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并駕齊驅的第三大意識形態(tài)，它左右了上個世紀人類歷史的發(fā)展方向和演進過程。阿拉伯民族主義也不例外，在20世紀阿拉伯國家民族獨立和發(fā)展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大而獨特的作用。從20世紀初到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主義推動了爭取民族獨立、振興阿拉伯民族的強大社會思潮和運動，長期在中東政治中居支配地位。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發(fā)展，從而最終促進了由獨立的阿拉伯主權國家組成的阿盟和區(qū)域性的組織的出現(xiàn)，以及它們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其他領域的合作。甚至可以說，阿拉伯民族主義還將直接影響著中東的未來與發(fā)展。從埃及前總統(tǒng)納賽爾到近年來陸續(xù)退出歷史舞臺和政治舞臺的約旦國王侯賽因、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敘利亞總統(tǒng)阿薩德、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拉法特等，以及埃及總統(tǒng)穆巴拉克、利比亞領袖卡扎菲、阿聯(lián)酋總統(tǒng)扎耶德、沙特國王法赫德等，甚至是伊拉克前總統(tǒng)薩達姆，他們都無一例外地認定自己為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他們中沒有人甘心愿意忍受外來壓迫，心中都有著強烈的民族復興愿望和反對殖民統(tǒng)治的傳統(tǒng)。這些國家的人民更不會甘于接受任何外國的占領和控制。而且美國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和霸權擴張更進一步加劇了伊斯蘭世界的仇美意識及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高漲。中東恐怖活動頻發(fā)以及成為全球恐怖主義的大本營實際上就是這種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激化”或者說是其極端形式的反映。所以阿拉伯民族主義將會是阻礙美國試圖建立一個親美的“新中東”的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

　　(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又稱“伊斯蘭復興運動”，是伊斯蘭教中一股極端保守的宗教勢力。隨著西方工業(yè)國的興起，19世紀時伊斯蘭世界成為西方的殖民地，西方對伊斯蘭世界進行殘酷的奴役與盤剝，穆斯林對西方的憎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產生。自1948年以色列國成立以來，伊斯蘭世界就把它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但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特別是美國對以色列的國家恐怖主義不聞不問，而對穆斯林的反抗或起義而制造的暴力事件則大加譴責，這種過于明顯的雙重立場加劇了穆斯林的憤恨。而且西方文化也日漸滲透，使伊斯蘭世界面臨空前的挑戰(zhàn)。作為回應，伊斯蘭世界開始反思，主張虔誠的回歸宗教，號召全面實現(xiàn)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的“伊斯蘭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這幾年發(fā)展中影響最大，聲勢日益強大。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既是中東民族主義者的旗幟，也是中東部分恐怖組織的旗號，在穆斯林中有深厚的民眾基礎。無疑，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將對美國的霸權及利益構成持續(xù)性的挑戰(zhàn)。

　　(五)恐怖主義。宗教沖突、教派糾葛、殖民統(tǒng)治以及超級大國的挑撥離間是中東人民持續(xù)苦難及恐怖活動此起彼伏的最根本原因。更為糟糕的是，不少中東國家石油換來的財富，并沒有為廣大民眾謀福利。相反，這些國家貧富懸殊，社會不公，政治黑暗，各種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許多民眾過著生不死的日子。那些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在絕望、不能與強勢一方正面交鋒時，就只能采取極端的手段來打擊對方，從而讓中東這個紛亂之地成為恐怖主義滋生蔓延的肥沃土壤。因此，美國在“9 •11”恐怖襲擊后的五年軍事反恐結果便會適得其反，越反越恐！其中一個最有力的例子就是：據(jù)《瑞典日報》報道，美國分發(fā)給航空公司用于核查身份的恐怖分子黑名單，在“9•11”之前只有16人，現(xiàn)在卻達到8萬人！也就是說，恐怖主義將成為美國霸權及“新中東”最難以逾越的“攔路虎”。

　　面對如此錯綜復雜的矛盾，中東變成名副其實的“火藥桶”，只要一個火星就能讓中東局勢發(fā)生爆炸，最近的黎以沖突就是明顯的例證。以武力在中東推行“大中東民主計劃”的美國，現(xiàn)在已引火燒身；
以武力實現(xiàn)“新中東”的美國，則必然陷進更大的泥坑。美國打，打，打；
中東一定會亂，亂，亂！恐怖主義將會更大規(guī)模地由中東向世界漫延。毫無疑問，“新中東”將是美國實力的邊疆，美國霸權的“流沙區(qū)”，但引發(fā)人們暇想的是，不知這是否又會是當今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美國命運的轉折？

　�。ㄔ�文發(fā)表于《觀察與思考》2006年17期，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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