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

　　公元1978以前，中國歷史上有過一些成功的革命，但幾乎沒有過成功的改革；
迄今為止，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除了中國和越南，也沒有任何別的國家成功地完成過漸進性的經濟改革。

　　不管人們對中國改革如何評價，但都不能否認，中國改革，特別是經濟改革基本上獲得了成功。

　　以上是兩個事實判斷。把這兩個判斷放在一起，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鄧小平到底用了一種什么樣的“芝麻開門”式的咒語，史無前例地叫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寶藏之門，這一“咒語”在其它方面的改革中是否繼續(xù)適用？

　　試圖從哲學上給這個問題一個解釋，是本文的主題。

　　二，鄧小平的“四大法寶”

　　記得有位哲學家說過這樣一句話，他寧可讓他的強大論敵在批判他時準確地歸納他的論點，也不愿意讓他外行的朋友在為他辯護時歪曲地復述他的論點。我想，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也會有同感。世界上最深刻了解我們的，往往是在思想上與我們裂痕最深的人。

　　有本名叫《中國與世界》的中文網絡雜志（http://www.zgysj.com），從2004年第4期起開始連載署名為“水陸洲”的批判鄧小平專著：《鄧小平的晚年之路》。這本書雖然談不上什么思想上的原創(chuàng)性和深刻性，但它不失為是一部相當嚴肅的學術著作。在我看來，在對鄧小平為什么能把中國的經濟改革搞成功的分析方面，還沒有任何一本別的書比這本書的分析更到位：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在短短的十三年中，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1]，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鄧小平采取的兩個重要的策略。

　　“一個是‘摸著石頭過河’。所謂‘摸著石頭過河’，并不是在鄧小平的腦子里，對怎樣改革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沒有一個設計圖。而是對干部、黨員、群眾不要一下子把這個目標和設計都拿出來，讓他們慢慢地摸著石頭‘過河’。采取這個策略，就是不搞‘休克療法’，而是搞‘漸進式的演變’。有一個經濟學家對這個策略作了非常形象的解釋：目標是從北京到天津，但不說去天津，只說去豐臺；
到了豐臺，只說再去廊坊；
——這樣一步一步的引導，最后就順順當當地到了天津。

　　“另一個是‘不爭論’。所謂‘不爭論’，并不是說社會上、黨內沒有不同意見，沒有爭論，對一些重大的理論口號和改革措施，如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包產到戶，企業(yè)承包、市場經濟等等在社會上、在黨內、在高層領導中都有不同意見。怎么辦？如果允許爭論，就會造成更大的阻力，就會分散領導的精力，就會浪費很多時間。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爭論，只做不說，先做后說，我說你不說。這樣就贏得了時間，減少了阻力�！� [2]

　　對這番高論，我只在三個方面持保留意見，其余完全贊同：第一，我不贊同作者隱含的價值判斷，簡單地說，就是不同意作者在“巨大成就”上加引號，意思是“所謂的”；
第二，不同意作者把“摸著石頭過河”和“不爭論”貶稱為“策略”；
第三，鄧小平取得巨大改革成就，靠的不僅是作者提到的“摸著石頭過河”[3] 和“不爭論”[4] ，還有“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5] 和“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被他遺漏了[6] 。

　　這就是說，鄧小平能夠把中國經濟改革引向成功，靠的是“四大法寶”。第一個法寶是“貓論”，即“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第二個法寶是“燈論”，即“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對這個闖勁的最好注腳，就是改革開放初期流傳于廣東的一句闖天下的口頭禪：“遇到紅燈繞道走，遇到綠燈快步走，遇到黃燈跑步走”，故此，我稱之為“燈論”；
第三個法寶是“摸論”，對它的表述就是那句著名的“摸著石頭過河”；
第四個法寶是“刀論”，即“不爭論”。這里的“刀”，指的是“鄧小平剃刀”。歷史上有個“奧卡姆剃刀” [7] ，刀鋒所向，是形而上學的實體概念。對這個原理的最通俗的解釋，來自史蒂芬•• 霍金，即“將理論中不能被觀測到的所有特征都割除掉”，像割掉闌尾一樣。但“鄧小平剃刀”比“奧卡姆剃刀”更鋒利，奧卡姆剃刀要剃掉的是理論中的多余概念和論證，鄧小平剃刀要剃掉的則是改革實踐中所有意識形態(tài)爭論。正因為這個緣故，他本人才自豪地宣布，不搞爭論是他的一個發(fā)明，而把“貓論”和“摸論”的發(fā)明權都慷慨地送給了劉伯承。

　　早在1989年初，我就在《世界經濟導報》上開的一個“十年改革反思”的專欄里提到了上述四大法寶中的三個。在那篇“把務實主義哲學徹底化”的專欄里，我把中國改革的哲學概括為“三論”：“貓論”、“燈論”和“摸論”。我當時認為這三論就是鄧小平的改革哲學：“務實主義”哲學。它包括三個部分：“貓論”是它的實用性，“燈論”是它的行動性，“摸論”是它的漸進性。

　　今天，在我看來，這個概括還比較粗淺；
而在某些網友看來，我對鄧小平“四論”，特別是“貓論”和“摸論”的評價肯定是一派胡言�！鞍俣取本W路上有個“鄧小平吧”，2005年6月3日有個網名叫“60.13.218”的作者為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說法說了幾句好話，結果遭到圍攻。到當年9月1日，一共有38條回復，說好的只有一條，其余的不是嘲笑就是漫罵，第10條回復說：“不事設計的‘中國經濟改革總設計師’，做了個目標模糊、方略不明、路徑不清的總設計�！钡�39條是：“我要把最美麗的鮮花獻給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我要把最會偷魚的二只貓加摸來的石頭送給那個鄧大人!!!” [8]

　　顯然，與“水陸洲”持同樣觀點的理論家，似乎是因為拒絕改革而拒絕鄧小平，在他們的筆下，鄧小平像是一個掩蓋改革目標的陰謀家；
而與第10條回復的作者有同感的人，則可能因為小看鄧小平而小看改革，在他們眼里，鄧小平像是一只碰到改革死耗子的瞎貓。

　　事實上，有目標的改革未必成功，成功的改革必定有目標。因此，一場成功的改革不僅要有明確的目標，還要有英明的方略。不是鄧小平的改革沒有目標和方略，也不是他掩藏了改革目標，而是那些誤解他的人沒有達到他所達到的精神和哲學層次，沒有悟到，鄧小平不僅領導中國進行了一場成功的經濟改革，還領導中國完成了一場哲學變革，我稱之為“功能主義”變革。假如我們在這一點上能達成共識，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成功是可以指望的。

　　三，歐洲一體化和中國改革：20世紀功能主義的兩項偉大成就

　　假如我指著一根竹竿問：“這是一根竹竿什么？”

　　如果你回答說：“是。”那么，你是一個正常的普通人；

　　如果你回答說：“是竹竿，非竹竿，如竹竿�！蹦悄闶且幻�佛教徒。

　　如果你回答說：“它是不是竹竿，我得先看看某某偉人關于竹竿的定義�！蹦敲�，你是一個教條主義者或本本主義者。

　　如果你回答說：“呵，那不是竹竿，是一條蛇！”你可能是一個瘋子或一個詩人，反正瘋子和詩人是表親。

　　如果你回答說：“它到底是什么，要看它握在誰的手里，派什么用場，比如在洪七公的手里，它就不是竹竿，而是權杖�！蹦悄憧梢员环Q為一名功能主義者（functionalist）。

　　美國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對“功能主義”是這樣定義的：“哲學上的功能主義主張，讓事物在精神上成為某種特殊類型的，并非它內部的特別構成方式，而是它作為一個部分在其所在系統(tǒng)內發(fā)生作用的方式或扮演的角色。這種學說起源于亞里士多德關于靈魂的概念，并繼承了霍布斯關于思維是‘計算的機器’的概念，但此學說真正成型并被大眾所接受是在20世紀最后30年。盡管‘功能主義’一詞在多種學科被賦予多種意義，包括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和建筑，本定義僅關注功能主義作為精神本質的哲學主題�！� [9]

　　這個定義是千百個關于功能主義的定義中的一個，但它的好處是：第一，它給功能主義下了一個哲學上外延最寬泛的定義；
其次，它指出了功能主義的起源和最終開花結果的時間；
第三，它指明了若干領域的功能主義，包括心理學方面的功能主義，社會學方面的功能主義，經濟學方面的功能主義，建筑學上的功能主義，據我所知，還有語言學上的功能主義，以及國際政治學和政治學上的功能主義。

　　對國際政治領域的功能主義人們并不陌生，它是一種關于國際一體化和合作的理論，其奠基者是長期生活于英國的羅馬尼亞人戴維•米蘭尼（David Mitrany, 1888-1975年），他寫于1943年的《有效的和平體制》（A Working Peace System），被公認為是一體化功能主義的經典著作。他認為，20世紀，技術問題日益增加。解決這些問題無須借助政治化的意識形態(tài)或政治化的民族主義，而需要相關技術專家根據具體的需要或功能實現跨國合作，這樣的合作將促進合作網絡、國際機制和制度的形成和鞏固。他的核心概念是“擴展（ramification）” ,他確信由于認識到合作的必要，在某一功能領域合作的成功，將會推動相關國家合作態(tài)度的改變，從而實現合作領域的擴展和合作程度的深化，進而使和平規(guī)范得以創(chuàng)立，從而減少戰(zhàn)爭并最終消滅戰(zhàn)爭[10] 。

　　米蘭尼一體化功能主義最偉大的貢獻，就是為“二戰(zhàn)”后從六國煤鋼共同體開始的歐洲一體化進程提供了思想資源。厄內斯特•哈斯（Ernst B. Haas）對歐洲煤鋼共同體進行了研究，細化、修正并驗證了米蘭尼的理論，在“擴展”概念的基礎上發(fā)展出“外溢（spillover）”概念。195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歐洲的統(tǒng)一》（The Uniting of Europe）。他認為，歐共體是歐洲煤鋼共同體“外溢”的結果，“這是部門一體化的擴展邏輯”。他預測這種外溢的過程會在共同體內繼續(xù)，關稅同盟內部的貿易自由化將會導致一般經濟政策的和諧，并最終外溢到政治領域，導致某種政治共同體的建立[11] 。哈斯的這個以“功能性外溢”為核心概念的理論后來被國際政治學界稱為一體化的“新功能主義”。

　　一體化的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指導歐洲政治家取得了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成就：歐洲一體化從經濟向政治的擴展；
20世紀的另一項偉大政治成就則是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推進和深化，這得益于另一種功能主義，它是被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發(fā)展起來的不同于以往任何類型的功能主義的政治功能主義，我們姑且稱之為“溶解性功能主義”。

　　四，功能性溶解

　　中國人民大學的分析哲學家單少杰博士關于功能主義有一個十分簡潔的定義：功能主義就是通過它能做什么確定它是什么。比如貓，我只能通過它是更多地呆在女主人的膝蓋上，還是到處找洞抓耗子，來定義它到底是一只寵物貓還是一只抓耗子的貓。根據這個定義，社會主義不是預先設定的東西，而是通過其實踐的結果來判斷的東西。既然這樣，做優(yōu)先于說。因為，你做不出來的東西，根本說不出來，說出來也沒有意義。

　　最容易說出來的東西，就是需要；
其次是滿足需要的某種行為模式，也就是功能；
最難說的東西便是能產生這種功能的特定結構。養(yǎng)貓者的需要是抓耗子；
遇到耗子就抓，是貓的功能；
特定的毛色、眼睛和體型顯示的是貓的品種，也就是貓的特定生理結構。貓的功能如何（好或壞）通過它的行為一下就能看出來，但什么生理結構的貓最能抓耗子，則要從不同品種的貓反復抓耗子的成果來判斷。

　　社會制度的安排者也就是養(yǎng)“貓”者，他要養(yǎng)的“貓”，就是能抓“耗子”的制度安排。它要抓的是什么“耗子”呢？根據鄧小平的介紹，它要抓三只“耗子”：第一只“耗子”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的發(fā)展；
第二只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的增強；
第三只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12] 。這三只“耗子”，實際上就是國家和人民的需要，也是社會主義要追求的價值目標。有人把社會主義定義為實質上的“普遍幸福主義”[13] ，是有道理的。抓住了上述三只“耗子”，有利于整個社會的普遍幸福。因此可以說，鄧小平的“貓論”以最通俗的方式表達了他的價值論功能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這個思想是想說，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是抓“耗子”（普遍幸福）的功能，不是紙面上“貓科”圖譜所定義的色彩。

　　完成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價值論功能主義的革命，對鄧小平要進行的改革來說還只是前提性準備，更為困難的問題是，我們已經有了一只自稱是“社會主義”正宗的老貓（舊體制），吃著貓糧，不抓耗子，既不能馬上把它趕走，還要尋找到一只真能抓耗子的貓。怎么辦呢？第一要做，“刀論”，做優(yōu)先于說；
第二要闖，“燈論”，首創(chuàng)精神；
第三要試，“摸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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