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嶺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獨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為萬山所景仰……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瀠洄，游魚可數(shù)……，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潔，無異寫真……”

　　這段話來自《武嶺樂亭記》，它駢散交錯，文字稱美，是民國時代被選入國文教材中的一篇。2003年8月下旬，為編《大學人文教程》，我和朋友們?nèi)チ送拖�，其中的一項安排是去績溪上莊拜訪胡適故居。那是一個晴朗的上午，車在徽州山道中逶迤，灰白如帶的山道，一邊是嶺一邊是溪，便不由得產(chǎn)生了上述文字的幻視，盡管它寫的是浙東。皖南與浙東，同樣山水形勝，人杰地靈。對著窗外不斷移動的秀水青山，一車人紛紛慨嘆：難怪這里出了胡適！

　　從胡適故居中出來，正逢一間學校放學，我隨意問路邊的小學生胡適是誰，一連兩次，誰知都望著我搖頭不語。是不知道、還是有什么隱諱？我不解。真不知上莊人是怎么看待這個前輩鄉(xiāng)賢的，這個不是生于上莊卻是從徽州山道走出去的人哪，原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個“先知”。

　　不過，這個“先知”在20世紀的命運卻是繞有意味的。

　　胡適，1891年出生，1962去世，享年七十余。19歲時（1910）通過前清華的庚款考試，先后留學于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1917年完成哲學博士的考試，回國后因蔡元培邀請，任北京大學教授。回國前夕，一篇發(fā)表在《新青年》雜志上的《文學改良芻議》，使古老的中國發(fā)生了一場白話文運動，這是一次劃時代的語言革命，以致我們今天通行的語體都得拜那場運動之賜，胡適也由此奠定他在中國的影響。天下何人不識君，1920年代，胡適的影響達到了高峰，那個時代有個口頭禪，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適之”。然而，20世紀下半葉，形勢陡轉(zhuǎn)，胡適的形象一落千丈。1950年代，大陸中國發(fā)起轟轟烈烈的批胡運動。幾十年后（2003），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堂皇九卷的《古史考》，其中前四卷就是那個時代（1949-1980）批胡運動的史料匯編。近三百萬的大批判文字，集成了這厚厚的四卷大開本，把它小山一樣堆在書桌上，我就像打量一個怪異的時代。

　　就我本人而言，接觸胡適很晚，就像接觸魯迅很早一樣。在我讀中學的1970年代，只能讀到魯迅而無從讀到胡適。吃著魯迅的奶長大，又從魯迅的文章里看胡適，胡適純?nèi)皇且粋�反面形象。打個比喻，如果魯迅是“戰(zhàn)士”，偉岸的戰(zhàn)士，那么，“走狗”兩個字庶幾便是我腦海中對胡適形象最早的勾勒。多年后，等到我自己系統(tǒng)地讀胡時，胡適在中國的命運已經(jīng)走了個大大的“之”字。文革結(jié)束后的1980年代，大陸中國逐步對胡適重開評價，這是一個“去妖魔化”的過程。胡適作為一個研究對象，逐步從學術(shù)領(lǐng)域過渡到文化領(lǐng)域和思想領(lǐng)域。隨著人們對胡適和胡適思想的深入，胡適的形象再度走向歷史前臺。以致一個我很尊敬的老人在他去世前這樣語重心長：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

　　這句話意味著一種時代精神的變遷。從文革結(jié)束后的1976，到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的2006，三十年來，我們的精神歷程緩慢地然而是不可阻擋地發(fā)生著變化，比如，很簡單，這種變化在某種意義上，就可以概括為從“魯迅”到“胡適”。當然，這里的“胡魯”都不僅是他們自己，而是某種精神的象征，他們原本就代表著不同的時代精神。問題是，今天，如果我們把“胡適”作為21世紀的文化選擇，那么，由胡適所代表的精神坐標到底是什么呢？

　　胡適的一生和他的思想都極為豐富，有這樣一篇寫胡適的文章，內(nèi)容沒看，但題目卻過目未忘：“他什么都沒有完成，但卻開創(chuàng)了一切”。這句話非常到位，庶幾可以視作胡適的墓志銘。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學術(shù)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教育史以及20世紀歷史本身都有所開創(chuàng)和影響的胡適，他的豐富的精神遺產(chǎn)，放在今天，我以為有這樣一點——這也是胡適身上最突出的一點——可以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樞要，那就是：“寬容”。

　　什么是寬容？應(yīng)該說在中國本土的傳統(tǒng)中找不到這樣的精神資源，至少它是極為不豐富的。作為一種價值之光，20世紀以來，它主要是靠當年留學英美的那撥知識分子輸入和奉持，而胡適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在牛津、朗門或韋伯斯特等大辭典中，寬容通常解釋為對不同于己的信仰、思想和行為的容忍和承認。美國一位宗教思想家甚至把它視為“一種和思想及行為與眾不同者建立和維持共同體的品質(zhì)和能力”。是的，社會作為一個異質(zhì)共同體，組成它的人有不同的信仰、相異的文化背景，這就決定了他們的處世態(tài)度和對事物的看法無法一致。那么，這樣一群人如何在社會中共存呢？如果我們不是強調(diào)彼此之間斗爭的話，寬容就是構(gòu)成社會和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培養(yǎng)自己的寬容意識和能力。

　　然而，20世紀中國最匱乏的精神資源之一，就是寬容。20世紀是一個奉行“斗爭哲學”的世紀，因此，在那個年代，我們尚崇的是魯迅式的“一個都不寬恕”，這句話成了那個時代的精神格言，也成了斗爭性最強最堅決最徹底的個性表現(xiàn)。相反，胡適的寬容是價值的反面，它至少是和“軟弱、妥協(xié)、不徹底”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此，奉持寬容的胡適因這軟弱、妥協(xié)和不徹底從而成為魯迅的反面比照。

　　眾所周知，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生為傳播自由的理念盡心勞力。然而，他在他的晚年卻以“容忍與自由”為題，連續(xù)作文兩篇（其中一篇是講演），強調(diào)的是同一個主旨“容忍”。他說：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會見我的母�？的藸柎髮W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把這句話稱之為“不可磨滅的格言”，進而申說：“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边@里的容忍，就是容忍異己。在胡適看來，“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當然胡適也清楚，真正做到容忍并不容易，“因為不容忍的態(tài)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輕易養(yǎng)成的雅量�！笨梢钥吹降氖牵�胡適一生都有這樣的雅量，不獨老年。甚至早在1920年代，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信中說：

　　“爭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胡適的話當然是有所指的。容忍問題遠在新文化運動發(fā)生之初就在新文化運動的陣營內(nèi)部發(fā)生分歧。胡適是當年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和過來人，這場運動堪足以形成我們20世紀的文化傳統(tǒng)，然而，這是一個怎樣的傳統(tǒng)呢？至少，由它的“不寬容”所導(dǎo)致的歷史負面性，我們今天還缺乏到位的認知。不妨以粗線條勾勒一下這個運動的輪廓。1917年1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fā)表后，陳獨秀嫌改良不夠，又做了篇態(tài)度更激烈也更極端的《文學革命論》。人在紐約的胡適看了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陳獨秀：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顯然，胡適的態(tài)度是寬容的，也是懇切的。可是，陳獨秀讀了信，大不以為然，他給胡適回了封公開信，卻如同一份宣言書：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shù)發(fā)達之原則，獨于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
必以吾輩所主張這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胡間的一通書信，就構(gòu)成了新文化運動中同一陣營的不同文化對比。如果胡適的主張是對話和討論，陳的態(tài)度則是“不容”。這是一種“文化霸權(quán)”的表現(xiàn)。而陳唯一的理由就在于，白話的主張是“對”的、“是非甚明”的。陳獨秀沒有考慮到，所謂“對”和“是非甚明”都是一種“認為”，而“認為”常常是人各認為。當你認為“對”就不容討論，哪怕即使“對”的是你，這樣的邏輯也將導(dǎo)致文化專制，“對”的專制。

　　在這種邏輯下，我們看到，北大教授錢玄同披掛上陣。他比陳獨秀更進一步，開始罵人。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當期，以“通信”為題，錢玄同寫到：

　　“頃見五號《新青年》胡適之先生《文學芻議》，極為佩服。其斥駢文不通之句，及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辟……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jié)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

　　緊接著，針對上述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錢接過話頭：

　　“此等論調(diào)雖若過悍，然對于迂繆不化之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實不能不以如此嚴厲面目加之。”

　　以為自己“對”，就不容別人“反對”，甚至還罵人。我們今天回看五四，有些東西實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我自己要問的是，在什么意義上，“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駢文之選學名家”（錢玄同語）就要被罵為“謬種”和“妖孽”？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新文化運動者罵人在先，對方還沒出陣，它就把未來敵手給“妖魔化”。有趣的是，錢氏不但罵以壯行色，還唯恐人家不罵，居然懸擬被罵者將“若何咒罵”。此公罵字當頭，理直氣壯，不就是認為自己“對”，自己正義在胸、真理在手嗎？

　　更有遞進的是魯迅。1926年了，新文化運動已有10年的歷史，白話文早已取代文言文�？墒�，魯迅對于反白話文的態(tài)度是：

　　“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yīng)該墮入地獄，也將決不改悔，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只要對于白話來加以謀害者，都應(yīng)該滅亡！……只要對于白話來加以謀害者，都應(yīng)該滅亡！”

　　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當年，蘇俄的高爾基也說過類似的話。兩人的態(tài)度，何其相似乃爾。

　　那么，胡適呢？和以上幾位相比，胡適是理智的（也是孤立的），面對來自美國留學生對《新青年》罵人和不容討論的批評，胡適在《新青年》上表態(tài)：

　　“本報將來的政策，主張盡管趨于極端，議論定須平心靜氣。一切有理由的反對，本報一定歡迎，決不致‘不容人以討論’�！�

　　然而，胡適只能代表他個人，卻無以代表《新青年》。上述新文化運動的領(lǐng)袖人物，在文化氣度及其方式上，比例是1∶3。這樣一個格局，表明新文化運動以陳、錢、魯?shù)姆绞綖橹鲗?dǎo)，胡適則注定要被邊緣化。因此，那場新文化運動由胡適而陳獨秀而錢玄同而魯迅，就是從“平等討論”到“不容匡正”到“罵”到“咒”。這條“不寬容”的邏輯線一路下行，必然付諸“不寬容”的行動，比如1925年，一干人眾居然公開火燒《晨報》館（陳獨秀認為應(yīng)該，胡適提出嚴厲批評）……。終于，“不寬容”的邏輯四處橫溢，它給20世紀的中國文化和文化以外帶來了極負的影響，它甚至驅(qū)導(dǎo)我們走上包括文化領(lǐng)域在內(nèi)的“斗爭哲學”的不歸路。這條路，你死我活，一走就是一百年。

　　血與火的一百年！今天，我們終于在時間上走出了那個世紀，我們在價值上也走出了那個世紀嗎？答案懸疑。就這個時代而言，三十年來的精神蛻變，從歷史上走失了的胡適又回來了，這個時代開始重新認讀胡適。但，盡管如此，胡適這個形象以及由它體現(xiàn)的寬容精神，是否成為這個時代的價值認同？沒有，遠遠沒有。即使在今天，在新文化運動已經(jīng)翻過九十年的日歷之后，我依然感到，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里，寬容依然是一種稀缺元素。如果進一步把它落實到自己，我不得不承認，雖然我認同并欣賞寬容，但寬容的能力在我身上依然低弱，除了自身的性格偏激，畢竟我還吃過前一時代的精神之奶，中過“毒”的我尚需長期克己。

　　今天，寬容的求取，是為了社會這個共同體的和諧，而和諧本身又必然要求著寬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諧的“和”就是口中有糧，和諧的“諧”則是人人都能說話。前者姑置，后者如果像當年陳獨秀那樣“不容”異己的言論，哪怕你是正確的，所得也不過是“正確的專制”。現(xiàn)代社會，又有哪一種專制不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呢？因此，我們可以不要“正確”，但決不能取舍“專制”。21世紀的今天，我們?yōu)椤昂椭C”而努力，就是為“寬容”而努力，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寬容的意識和能力，我們更須要寬容的制度（不妨想想那種不寬容的制度是如何建構(gòu)起來的吧）。胡適和弘揚胡適的意義，正在于此。因為胡適的一生，就是為制度寬容而努力的一生，盡管他直到去世都沒有看到這種制度的到來。

　　正如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并非指的是實然，那是一個文化老人的文化企盼；
本文這里的走近“胡適”，其訴求也就是走近“寬容”，從而讓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紀成為一個非血火的寬容世紀。那么，丈量一下吧，我們和寬容之間的距離，到底還有多遠。記得2003年8月，我和朋友們從績溪小路一步步走近胡適，心中抱著一份期待；
今天，我們這個世紀也在一步步走近胡適，心中更抱一份期待。我期待我們這個世紀鑄“斗爭”之劍為“寬容”之犁，我期待我們能為這寬容世紀的到來作出努力、哪怕是抗爭的努力——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就像當年胡適所做的那樣。

　　讓這個世紀早日到來吧！

　　讓我在此馨香禱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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