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暖陽普照的冬日上午，記者慕名來到吳家麟教授遠離鬧市的住所，采訪了這位德高望重的法學家。

　　吳家麟先生1951年北京大學畢業(yè)后，進人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班學習，同年年底調國家法教研室任教。歷任中國人民大學講師，寧夏大學副教授、教授、副校長、校長，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副總干事，中國法學會、中國政治學會理事等職務�，F(xiàn)在吳家麟先生告老還鄉(xiāng)，頤養(yǎng)天年并作一些研究。

　　初見吳老便覺得他是個極和藹的人，睿智的眼神混合著親切、和善的光芒，這大大沖散了記者拜訪大師時的緊張和不安。我們的話題就從吳老與憲法的緣分開始。

　　從大學時代起，吳家麟就是憲法的忠實擁躉，不僅擔任憲法課的課代表，還組織了一個憲法學研究小組，而他自己就任組長。憲法帶領他跨進了法學大門，又使他在50多年前的那場反右斗爭中遭受了一次重大打擊。

　　吳家麟說：“1957年春天，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傳達了。這個講話確實振奮人心，特別是極大地溫暖了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廣大知識分子所向往的寬松局面終于到來了。在當時的形勢看采，提意見、揭矛盾甚至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響應黨的號召的重要標準。”

　　“我這人有個怪毛病，愛提意見，而且喜歡主動提而不喜歡被動提。大學畢業(yè)時就是因為愛提意見而沒有留校任教。1957年5月27日下午，我應邀參加了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召開的一次征求意見座談會，發(fā)了言。”

　　“我的發(fā)言中談到了三個問題。一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問題，黨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領導力量，但兩者應有所區(qū)別，不能以黨代政。二是法律制度方面的問題，當時我國的法制建設還比較落后，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現(xiàn)象比較普遍。三是向政治學會領導提的幾點建議。”

　　“沒想到一場風暴開始了，”說到這里，吳教授有些激動，“發(fā)言后十天左右，聲勢浩大的反右派斗爭開始了。我也因為那次發(fā)言被打成了右派�！�

　　吳家麟先是被發(fā)配到北京南苑農(nóng)場勞動，1961年右派摘帽后到寧夏大學任教。

　　“說實在的，我當初是有點后悔自己的直言不諱。但我是個天性樂觀的人，在南苑農(nóng)場勞動的時候我還一邊勞動一邊唱京劇呢。”正是憑借著這股驚人的毅力，吳老撐過了艱辛的農(nóng)場生活。

　　1997年，海內(nèi)外有人倡議開會紀念反右斗爭40周年，他說，“對此我不感興趣也不表贊同，因為這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什么好紀念的?更何況有的人用心不良，不能不加以警惕。但是，我一直認為，對這一場狂風暴雨作一番認真的總結和反思，分析其產(chǎn)生的原因，評價其導致的惡果，總結教訓并引以為今后的鑒戒，以避免今后重蹈覆轍，還是很有必要的。”

　　吳家麟先生走上憲法學研究的道路，首先要歸功于張志讓先生。

　　新中國一建立，張志讓就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并仍在北大法律系兼課。吳家麟擔任課代表的憲法學課，正是由張志讓先生授課，憲法學研究小組也是在張的熱情支持下組織而成的。在北大畢業(yè)后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當研究生時，吳家麟又一次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國家法專業(yè)，也就是現(xiàn)在的憲法學專業(yè)。因此可以說，張志讓先生是他進入憲法學界的引路人。

　　吳家麟深深地被浩瀚無垠的憲法學吸引了，并義無返顧地投身其中，即使研究憲法使他遭受了人生重大的打擊，也依然毫不后悔。“為共和國的民主和法治事業(yè)鼓與呼，甘當發(fā)展民主和厲行法治的鋪路石，是我的畢生志愿，也是我終身的事業(yè)。”

　　那場政治風暴，不僅中止了共和國尋找民主的進程，也中止了吳家麟起步不久的憲法學研究事業(yè)。1961年，來到寧夏大學任教的吳家麟開始講授與政治無關的形式邏輯。雖然迫于當時的處境，他暫時脫離了法律界，但他在感情上一直未能割斷與法律界的聯(lián)系。撥亂反正后，司法部開始組織人員編寫法學教材。王珉燦作為法學教材編輯部主編，請他參加《憲法學》和《法律邏輯學》教材的編寫，這才把他拉回到憲法學界。

　　思想的牢籠解除了，被壓抑太久的理想放射出無窮的光芒。

　　吳家麟重新歸隊時，正值我國1982年憲法制定的前夕。在政治學會成立的座談會上，吳老做了題為《“競選”小議》的專題發(fā)言。發(fā)言從歷史、現(xiàn)實的角度，論述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產(chǎn)生可以而且應該搞競選，提出“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區(qū)’，揭掉貼在‘競選’上面的‘資產(chǎn)階級’標簽，破除‘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競選’這一成見”。“競選”在當時是一個禁忌話題，吳老這石破天驚的言論引起與會人員激烈爭論，以致于這篇文章在發(fā)表的時候不得不改成《對選舉制度民主化的建議》。競選這個在當時過分前衛(wèi)的觀點，并沒有被八二年憲法完全吸收，但它或多或少地影響了當時乃至今天人大代表的產(chǎn)生機制。

　　先生1961年開始在寧夏大學教授邏輯學。他講課素來只有一本薄薄的講義和一疊卡片，講義里是講課提綱，卡片上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語錄。僅憑這些東西，他便能夠洋洋灑灑地將這門頗有些枯燥又難學的課講得生動、易懂。但是，對任何一位有著強烈法治理想的人來說，被迫遠離自己最深愛的憲法學事業(yè)，都是非�？鄲灥�，何況這一晃就是二十幾年。

　　“大好的時光被荒廢了，實在可惜。僥幸的是，由于我沒有資格寫大字報和參加大辯論，因而就能置身于大字報、大辯論的戰(zhàn)場之外，這樣就能把寶貴的時間用于鉆研經(jīng)典著作。”

　　重新回到法學界的吳家麟很快地進入了創(chuàng)作旺期，從復出到1996年，他共發(fā)表100多篇法學論文和演講。他的很多文章，《我國的法學為什么落后?》、《關于社會主義民主的幾個問題》、《鄧小平的民主思想和法治主張》、《“議”“行”不合一》等等都曾引起過熱烈的討論。

　　在吳老心目中，有著對法治國家憲政的憧憬。

　　“首先應該是有法可依，這個‘法’還必須是良法，使法律對國家的公權力可以起限制作用，法律對公民的基本權利要尊重、保護。在法治的情況下，任何個人都要服從法律，要樹立法律的最高權威，任何組織、任何個人都要在法律范圍內(nèi)活動，而法律的權威性又集中體現(xiàn)在憲法具有最高權威上面。”

　　“現(xiàn)在，我們國家的法治觀念還很淡薄，反倒是人治的影子時不時可見，老百姓對法律沒有信仰。我在任寧夏普法講師團團長期間，曾經(jīng)以律師身份代理過幾個案子。他們找我，并不是因為我是什么著名法學家，而是認為我和當官的比較有交情，講的話能頂點用。很多年過去了，這樣的情況在相當范圍內(nèi)還是存在的�！�

　　“雖然我們離法治國家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但我對中國法治的前景是樂觀的。我的樂觀也不是盲目的樂觀。說什么問題都沒有，我是不相信的。毛主席曾經(jīng)說過，有困難，但有辦法，有希望。法治建設的道路是曲折的，你不能把它想得太簡單；
前途又是光明的，中國要搞法治，這已是不可逆轉的了，已經(jīng)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我相信，只要經(jīng)過我們的艱苦努力，就能使我們的法治建設走上健康發(fā)展的軌道�！�

　　正是基于這樣的理念，1985年11月19日，寧夏自治區(qū)成立普法講師團，團長正是由吳家麟教授擔任。在隨后的幾年時間里，他用課余時間到全國各地巡講，涉及全國25個省、市、區(qū)。

　　“理論研究當然是每一個法學家的份內(nèi)工作，但是普法工作也很重要。一個國家，如果老百姓對法律沒有信仰，那就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法律的施行，一個靠執(zhí)法者，另一個靠老百姓。如果百姓都懂法律，則他們不僅能遵守法紀，還能對執(zhí)法者起監(jiān)督作用。”

　　臨別前，向吳老借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他在1996年出的自選集，白色的封面上，除了“吳家麟自選集”和“寧夏人民出版社”幾個字外，就是一幅松竹梅的畫。他說，松竹梅是他事業(yè)理想和人生追求的形象化�！八�、竹、梅所象征的是高尚的人格、堅強的性格和無私的風格，都是理論工作者應該學習的，但學起來也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學習者不僅要坐而言，而且要起而行。我所抱的態(tài)度是‘余不能也，心向往之’，雖然不能完全學到手，但也得力求接近�！�

　　梅的傲氣，竹的堅韌，松的挺立，這就是吳家麟先生在波瀾起伏的憲法人生中，從未改變過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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