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第四十九期的《文星》雜志第五頁，出現(xiàn)了李敖為這本雜志所寫的第一篇文章〈老年人和棒子〉。在這篇論述周延又充滿感情的文章結尾，當年才二十六歲的作者告訴「那些以老當益壯自許，以老驥伏櫪自命的老先生們」：「我們不希罕里面已經(jīng)腐朽外面涂層新漆的棒子。我們早已伸出了雙手，透過沈悶的空氣，眼巴巴地等待你們遞給我們一根真正嶄新的棒子�！�

　　四十四年后，七十歲的李敖在北京伸出了棒子給了中國年輕學子。「李大師」在北大清華的「學術演講」也成了兩岸焦點，但也是個令兩岸尷尬的焦點。

　　李敖北大演說發(fā)揮了嬉笑怒罵的功力，妓女、絲襪、機關槍、坦克，各種令中共尷尬的話題都出來了，博學強記的李敖像個老練說書者，活用各種典故、比喻、再適時灑點狗血，讓黨委書記、國臺辦高官聽了如坐針氈，學生們也隨之情緒起伏。

　　演說中雖然精彩片段連連，但把這些片段故事連在一起，卻也找不到太強的邏輯性。事實上，李敖演說重點很少，北大演說就只在強調(diào)自由主義的反求諸己；
在清大的演說，則把自由主義、憲法與民族主義連結起來。強調(diào)在中國客觀條件下，從要求政府落實憲法的權利清單，來實現(xiàn)自由主義。

　　這就是李敖厲害的地方，很簡單的幾個重點就可以說得天花亂墜。但如果把這兩場演說定位為「學術演說」，未免讓北大、清大，甚至整個中國學術界太尷尬了吧！從一九八○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的學術思想界就從馬克思主義入手，或從自由主義切入，在思考中國的民主自由發(fā)展；
九○年代之后，更有從憲政制度設計，從民間社會建構，談民主、自由與地方自治的保障。他們的思想深度絕不比這位來自臺灣的「大師」淺。

　　如果中國的學生與社會大眾，誤以為「李大師」演說水準代表了臺灣社會過去二十年來對民主自由思考的深度，那也太令臺灣尷尬了。請對岸的朋友不要誤會，這只是場臺式脫口秀.不是臺灣的「學術演講」，更不能代表臺灣民間社會與知識文化界在民主建構上所投注的思考心力。

　　李敖北京行的貢獻，應該是把臺灣二十年前黨外選舉時，自由派教授名嘴野臺戲式的演說帶進中國的大學，讓他們體會到當年臺灣自由派如何在威權統(tǒng)治者的槍桿子下，游走禁忌邊緣──用一點民主憲政ＡＢＣ，加一點暗諷，一點煽情，帶動群眾的氣氛。而這種自由派名嘴在臺灣早已功成身退，甚至「李大師」在臺灣這段重要的民主轉(zhuǎn)型中的參與貢獻事實上非常有限。

　　一九六二年一月，五十一期的《文星》刊出李敖早期代表作〈播種者胡適〉，文中李敖如此評論胡適：「他還不是個過時的人。過時的人社會早把他遺棄，至少不再重視他。可是從報章上、談天上、『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流言上，我們知道他還是一個毀譽交加的新聞人物……一個稍有現(xiàn)代化頭腦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適思想只不過是一個『開放社會』（opensociety）所應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條件。說他叛道離經(jīng)則可，說他洪水猛獸則未必，甚至在某些點上，我們還嫌他太保守、太舊式，想不到這些平淡無奇的起碼言論居然還不為人所容，這真是中國社會的大悲哀。」

　　李敖四十三年前這段話，或許是他北京演說引起風波的最佳腳注。北京官方毋需大驚小怪；
北京的年輕學子，也毋需對這位老人的棒子期望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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