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國的大旗下比較義和團和李鴻章，在某些人看來是一個笑話：前者是歷史公認的愛國運動，后者是眾人切齒的賣國賊。

　　但是近些年來，隨著思想的逐漸開放，人們開始對過去似有定論的人物和事件開始了重新的審視，在尊重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從新的視角觀察，或許就有了新的看法與結論。義和團和李鴻章也被納入了這種重新審視的視野，部分觀察者也提出了新的看法――雖然這些看法還是可以商榷的。

　　首先我們要指出，義和團運動和李鴻章個人同處一個時代――晚清末期，他們之間的聯(lián)系也很密切：一個是打著“扶清滅洋”旗號并得到朝廷支持的、反對洋人的群眾武裝運動，一個是朝廷主和派首領之一，主張對洋人要忍讓，委曲求全，本人也就因此被義和團列為“漢奸”而欲殺之；
特別是，在義和團引來“八國聯(lián)軍”侵華、北京危在旦夕后，李鴻章一方面拒不奉詔出兵勤王，一方面卻以老病之身出面收拾殘局，代表中國簽署了《辛丑條約》，這個條約是李鴻章代表中國與外強簽署的諸多不平等條約之一。

　　根據(jù)國人一向的認知，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與不公，如主和拒戰(zhàn)，兵敗甲午，出使敵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所有賣國的事，都是李鴻章出面干的，或者說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世之成見認為：義和團之愛國，李鴻章之賣國，就在于此。

　　我的觀點是：李鴻章其實也是愛國的。但他是以另一種方式愛國的。從結果來看，如果不說他更愛國，也應說他比義和團更對國家有貢獻。

　　電視劇《走向共和》對李鴻章曾有新的刻畫，但更全面、更真實、更深入地反映李鴻章本來面貌的，是今年四月發(fā)表于《南方周末》的王樹增先生的文章《李鴻章之死》。簡要歸納該文的觀點，說李鴻章愛國，有以下諸點佐證：

　　一是李鴻章對國家現(xiàn)狀和前途有更清醒、更開放、更切實的認識。在晚清內(nèi)憂外患、政治腐敗、經(jīng)濟落后、積貧積弱的時代背景下，李鴻章主張“外修和好，內(nèi)圖富強，或可漸有轉(zhuǎn)機�！彼�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種意義上講，大清國已經(jīng)沒有絕對封閉的國防。西方勢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蝕著中國，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侵占中國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國生事，多國構煽”，列強的“友好”和“野心”從來都是攙雜在一起的，大清國對此必須保持警惕。世界發(fā)展至今日，一國已不可能關閉國門而安然生存。大清國如果打開國門參與世界商品經(jīng)濟的往來，不但可以富強自己，而且因為貿(mào)易是雙邊的，等于也就制約了別人，這樣的制約甚至強過武力，整個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國”。王樹增先生感嘆：“持有這樣的認識，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國可謂鳳毛麟角，即使是在當代中國也可屬振聾發(fā)聵之聲�！�

　　在對外開放中，李鴻章堅持開放與主權并重。李鴻章訪問美國，答記者問時說：清國政府非常高興地歡迎任何資本到我國投資……必須邀請歐美資本進入清國以建立現(xiàn)代化的工業(yè)企業(yè)，幫助清國人民開發(fā)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但這些企業(yè)的自主權應掌握在清國政府手中。我們歡迎你們來華投資，資金和技工由你們提供。但是，對于鐵路、電訊等事務，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這不可謂不前瞻。

　　李鴻章對言論自由也有前瞻的見解。在同一場合回答記者問時，他竟說出：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不愿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也沒有你們報紙這么大的發(fā)行量。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這些話，在李鴻章去世一百多年后，讀來也覺震撼。

　　二是李鴻章是對中國近代化產(chǎn)生了至關重要影響的洋務運動的中堅和領袖之一。由于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chuàng)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制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第一條電報電纜線。李鴻章為大清國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業(yè)，令他身后的國人一直在受益。

　　三是當國家危亡之際，李鴻章有獨立于眾人的見解和甚至大逆不道的勇敢行為，保護了中國的根本利益。如他當甲午海戰(zhàn)前，朝野皆謂日本國小不足畏，故全國主戰(zhàn)，唯獨李鴻章深知其強盛，而中國海軍費用支絀，都被慈禧太后挪用修頤和園，自1889年以來，海軍未添新艦，未置新炮，連彈藥也多是過期、不合格、不配套的產(chǎn)品，設備也多不完全，“逆料中國海陸軍皆不可恃，故寧忍詬言和。朝臣爭劾鴻章誤國，樞臣日責鴻章，乃不得已而備戰(zhàn)。”結果甲午一戰(zhàn)，自稱世界第六的中國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浩浩大清國敗于一個彈丸小國，令自認為是“天朝中心”的國人舉國愕然。雖然李鴻章的個人意見即使被采納，并不能消解日本的狼子野心，但起碼不會招致如此大的損失。

　　又如1900年6月，八國聯(lián)軍攻入天津，進兵北京。危在旦夕的清朝廷的電報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滅洋。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深知國家憂患日深，軍力積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輕于一試，恐數(shù)千年文物之邦，從此已矣”。這位大清國兩廣總督對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亂命也，粵不奉詔�！蓖鯓湓鱿壬�說：“這也許是上一個世紀之交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話，它標志著在封建帝國內(nèi)具有近代政治意識的官員，第一次在國家政治事務中顯示出鮮明的獨立性和抗爭性�！痹诶铠櫿碌陌駱酉拢瑑山�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等確定了共同抗旨以求東南互保的原則。雖然在以后很長時期內(nèi)這些人無不被國人痛斥為一群“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禍中究竟是他們確保了大清國南方半壁江山的穩(wěn)定。

　　四是李鴻章多次在國家出現(xiàn)存亡危機時，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思想境界，出面收拾殘局，與外國列強談判，忍辱負重，利用他個人的智慧和才能，為中國爭得了在當時條件下的最大利益。

　　甲午戰(zhàn)敗，李鴻章去日本議和。李鴻章在日本馬關被一名刺客擊中，子彈卡在他左眼下的骨頭縫里，沒有醫(yī)生敢在這個位置下手術刀，李鴻章給朝廷的電報只有六個字：“傷處疼，彈難出�！泵鎸θ毡救烁钭屵|東、臺灣、澎湖，賠款軍費3億兩白銀的“要價”，在朝廷模棱兩可的“著鴻章酌量辦理”的態(tài)度下，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唇槍舌劍，并以自己的被刺逼迫日本宣布停戰(zhàn)，削減戰(zhàn)爭賠款1億兩，最后兩害取其輕，毅然簽署了《馬關條約》。

　　八國聯(lián)軍占領北京，朝廷倉惶西逃，無奈又請李鴻章從廣東回京與侵略者談判。李鴻章不顧家人勸阻，以老病垂死之身與列強周旋，折沖尊俎，力排眾議，在保全國家體制的前提下，與列強簽署了《辛丑條約》。條約甫定，他便吐血去世。

　　王樹增先生說：“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1895年4月，帶著《馬關條約》草約和臉上的繃帶回國的李鴻章，發(fā)現(xiàn)他成了舉國的“公敵”：朝廷斥責他辦事不力，官員說他喪權辱國，民間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銀子，更有人公開聲明要不惜一切殺掉他以雪“心頭奇恥大辱”。他因此被割去實職。

　　中國人在上一個世紀之交那段悲傷的日子里，終于揪出了一個“罪魁禍首”，讓國人因為遭受屈辱而積淀的憤恨在怒斥李鴻章的過程中得到宣泄。

　　我之所以用這么大的篇幅引用并歸納李鴻章的事跡，其實是要表達這樣一個看法：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的時代，國家落后必然挨打，打則必輸，輸則必割地賠款，割地賠款必有條約簽署人。李鴻章就是這個代表落后國家必然命運的一個人格化象征。然而如果不是李鴻章而是他人擔任這個人格化象征，中國輸?shù)脮�更多。由此引申的一個看法是，即使都是愛國，我們也更應該從結果而不是動機上判斷誰對國家的命運前途更有益些。

　　這時我們就可以說說義和團了。

　　義和團的愛國熱情是無庸置疑的。這樣一個以“扶清滅洋”為宗旨、源自民間的群眾性武裝運動，是晚清時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一個產(chǎn)物，也是人民群眾顯示力量，參與歷史創(chuàng)造的一個生動實例。

　　但是，義和團運動的行動特征和結果是很不好的。

　　義和團運動思想簡單、愚昧，行為過火、野蠻，不但要殺盡一切洋人，而且夾雜著打砸搶。這個發(fā)源山東、蔓延河北、用封建迷信、反動的會道門形式組織起來的運動，口稱“義和明教，不約同心，扶清滅洋，刀槍不入”。它的口號、思想和理念都與當時的時代完全不合。當時的科學技術已經(jīng)非常發(fā)達。他們還相信神鬼附身、刀槍不入，搞龍頭大哥，象黑社會一樣。

　　義和團為當權者所利用。義和團最初的口號是“反清滅洋”，后來清朝統(tǒng)治者覺得義和團可以為我所用，先剿后撫，于是義和團也就將自己的口號改成“扶清滅洋“了。結果義和團運動喪失了自己的主體性，變成了清朝腐敗糊涂的統(tǒng)治者盲目排外的一個工具。

　　被清政府收容的義和團，不但在山東燒教堂、殺洋人，而且于1900年北上“抗洋”，漫入直境，橫行京津，路遇行人，文官下轎，武官下馬，脫帽路邊肅立，不從則殺；
發(fā)現(xiàn)穿制服的學生，指為二毛子（大毛子指洋人），也亂刀砍死。

　　義和團在北京攻打教堂與使館，燒毀洋宅134所，教堂18座，施藥房12所，醫(yī)院8座，殺死傳教士和教民。在前門燒了老德記西藥房，引起京城大火，毀民房千余間。董福祥的甘軍和神機營也兵匪一家，肢解了日使館秘書生杉山彬，槍殺了北京外交使團領袖德國公使克林德，還誣報朝廷說是克林德先開槍，慈禧繼而對列強宣戰(zhàn)，終于導致了八國聯(lián)軍侵入北京。

　　義和團完全是一個從狹隘民族主義出發(fā)、以封建迷信為武器、具有極大盲目性的群眾運動。群眾的狹隘再加上統(tǒng)治者的愚昧，便以殺洋人、燒大使館的魯莽行動，招致列強武裝入侵，中國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并以此寫下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頁。義和團的行動，對于搖搖欲墜的國家命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這里我們就看到，面對救亡圖存、振興國運的同樣的任務，有兩種不同的思路和路經(jīng)：一種是韜光養(yǎng)晦，忍辱負重，決不輕構釁端，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對外開放，師夷之長技，徐圖發(fā)展，待國家強大，再與列強爭鋒；
一種是憤而挺身，揭竿聚眾，亂殺一氣，逞一時之快，不計后果，最后引火燒身，速其滅亡。

　　辛亥革命的先驅(qū)鄒容先生在1903年寫下了著名的檄文《革命軍》，文中說“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薄耙靶U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加波拿里，為國民添禍亂。”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今天，中國的國力和國際政治地位自然不可與當年晚清同日而語，但是，中國所面臨的復雜國際環(huán)境和臺灣問題，再加上國際矛盾與國內(nèi)社會問題的交織，就呈現(xiàn)了一種更為復雜的局面。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一是人民群眾中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不要走向偏激和狹隘，不要形成義和團式的盲目運動；
二是某些統(tǒng)治者不要在社會矛盾尖銳時，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為旗號，以對外戰(zhàn)爭來轉(zhuǎn)移這種矛盾。其實，中國的國力軍力還不足以支持這樣的戰(zhàn)爭。特別是，這場戰(zhàn)爭是以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中斷為代價的。從總體上說，我們還需要貫徹鄧小平先生的二十字外交方針（當然，某些調(diào)整是必要的）。從這點說，我倒是希望國人對中國政府多些理解與支持。同時，我希望中國的領導人盡快實行政治改革，以真正使中國很快強大起來。

　　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日本馬關談判時被刺。他囑咐隨員將換下來的血衣保存下來，不要洗掉血跡。面對斑斑血跡，73歲的李鴻章不禁長嘆：“此血可以報國矣”。

　　我們今天拿什么報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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