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的種族滅絕是社會工程的一個要素，意圖使社會秩序符合對完美社會的設計�！�—齊格蒙特·鮑曼《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

　　4月15日，為紀念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和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解放60周年，德國研究納粹史、第三帝國興亡史和猶太人大屠殺的學者齊聚一堂，在多少有些沉痛的氣氛中莊嚴宣布：德國大屠殺紀念基金會于當日成立了。與會學者大力呼吁政府斥資建立詳細的納粹統(tǒng)治時期所犯罪行的資料庫，從而使沒有經(jīng)歷過那段苦難時光的年輕人勿忘歷史，可謂用心良苦。

　　面對德國人的反省之聲，東方的日本就要囂張的多。他們似乎對南京大屠殺滿不在乎，或者說他們覺得這樁二十世紀戰(zhàn)爭史上的丑聞實在讓他們有點難堪，所以索性從教科書中抹去了事。面對這些復辟分子，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感到困惑，漢娜·阿倫特和齊格蒙特·鮑曼關于納粹大屠殺的理論是否也能移植到日本軍國主義和南京大屠殺的身上？

　　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

　　這個小標題并非我對日本人的污蔑，而是三島由紀夫的原話。1970年，三島把自己的肚皮剖開之后就上了西天，作為為天皇陛下效忠而死的極端分子的典型，他在文革中備受國人的批判。在此之前，他寫過一系列表明心跡的文章，三島是如假包換的日本右翼，這個陣營里的供詞看來要比外來的攻擊更能說出事實的真相。在《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一文中，三島大談了一番施虐－受虐淫，最后得出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通常，施虐淫是支配、領導和破壞的意志，受虐淫是忠誠、直接行動和自我破壞的傾向……也就是說，施虐淫容易轉化為服務和獻身，受虐淫有時會暴露出他人利用工具的利己主義�！睆膩頉]有哪個人像三島那樣精辟地深入到問題的要害部分，侵華戰(zhàn)爭中一變?yōu)閻耗У娜毡救饲∏≌驹谌龒u的靶子上，日本人不僅在生理的意義上強烈地要求著色情滿足（在當代日本，色情早已成了一種收益頗豐的公開的產(chǎn)業(yè)），在政治上，他們因為他們的這種民族特性而淪落為社會和政府的傀儡。當社會秩序走中日友好路線時，日本人同樣會同意并且遵從；
當裕仁天皇用他富有魅惑力的嗓音在廣播中散布各種煽動性的言論時，他們就要把生理上的“施虐－受虐”癖好轉化為政治上的支配、領導、破壞或者服務的欲望。性愛被利用了，他們是“沒有個性的人”，就像是燒水的茶壺，只有在加熱的時候，才會讓自己的身體熱起來，但這種茶壺的熱卻為火焰所控制。

　　和希特勒將孩子組成“少年黨衛(wèi)軍”極其相似，日本也有這樣專門培養(yǎng)青少年的組織機構。政府在學校里推行包括裸身運動在內(nèi)的各種各樣健身運動，他們裹著兜襠滾褲，遮住羞處，學習相撲和體操，三天兩頭大練兵，夢想有朝一日，這些孩子能擺脫日本民族的亞洲身份，和歐洲的列強平起平坐。三島由紀夫就是這樣被洗腦了，他積極進行肉體鍛煉，柔道、劍道、馬術和拳擊，乃至自衛(wèi)隊的艱苦的軍事訓練，一樣都不能少，這使他至死都不能擺脫軍國主義者為他預設的“幸�！薄？梢赃@樣說，在德國和日本，培養(yǎng)孩子的目的都是為了重塑孩子的肉身，讓他們具有鋼鐵般的意志和軀體，最終蛻變?yōu)橐粋�裝甲車式的貨色。

　　這樣培育出來的軍人死心塌要成為國家機器的一分子。他們是流水線上的一環(huán)，是一顆小小的螺絲釘，將他們拆開可能一無是處，但當他們組合起來，他們就能煥發(fā)出驚人的戰(zhàn)斗力。他們要獻身，要體現(xiàn)出他們對天皇的無限忠誠，他們要殺人和強奸，但就是不要獨立思考的頭腦！這一切的一切，其實質(zhì)就是社會秩序操控下的性變態(tài)。

　　暴力的藝術

　　多少年來，國人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教育和文化產(chǎn)品都在灌輸一條日本人的定理：南京是冒險家的樂園。一群戰(zhàn)爭狂人用飛機和大炮轟開了南京的防線，就開始在殖民地里為所欲為。他們最愛干的莫過于兩件事：不是用刺刀砍下成年男子的頭顱，就是用他們的性器來蹂躪中國婦女的身心。

　　關于后者，由于沒有更為細致的性功能區(qū)分，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中對婦女所犯下的罪行往往被簡化為一種抽象的色情活動。但問題更嚴重，準確地說，這不僅僅是強奸（以射精為目的），它更是三島由紀夫意義上的“虐待”！

　　德國的好心人約翰·拉貝在他的日記里有過這樣的記載：

　　這名年輕婦女被日本兵從安全區(qū)的一個草棚中帶走并拖至城南，在那里關押了38天。在此期間，她每天被強奸7次-10次。由此她不僅患上了3種最嚴重的性病，而且陰道大面積潰爛。

　　還有一段更為觸目驚心：

　　12月19日下午，一名日本士兵在美國學校（五臺山）試圖強奸一名懷有6個半月身孕的19歲中國女子，當女子反抗時，日本士兵手執(zhí)匕首或者刺刀向她襲擊。該女子胸部和臉部有19處刀傷，腿上也有數(shù)處刀傷，胎兒的心跳已經(jīng)聽不見。該女子目前被安置在大學醫(yī)院。

　　這種暴行都已經(jīng)超出了普通強奸的范圍，蛻變?yōu)橐环N戰(zhàn)爭幌子下的人類性行為的異化。面對一個并無深仇大恨的女子，強奸7-10次或者連刺19刀是什么概念？他看著這個女子在他的刀子底下掙扎，她扭動著受傷的裸體苦苦哀求，痛苦地掙扎，從而，他能獲得更大的性滿足－－施虐般的滿足？關于這一點，施蜇存早在他的小說《石秀》中就有過非常傳神的描述。在這里，強奸不僅是強奸，也是征服的象征，而且，隨著性暴力行為的愈演愈烈，它逐漸被形而上化了，隨軍慰安婦的制度表明，這一切不僅合法，而且得到推崇，成為日本侵略軍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部門。

　　在南京大屠殺過程中，不可計數(shù)的中國婦女遭受了強奸，很多人先奸后殺，死在了日本兵的兇器之下。這從《拉貝日記》中就可以很容易得到證明。除了實在忙不過來，只好用機槍掃射以外，日本兵似乎更喜歡享受這種濫殺無辜的樂趣�；盥袷欠N體力活，雖然中國勞工會自己給自己挖上一個并不舒適的墓穴，不需他們親自動手，但挖坑總需要時間，把那些不情愿的中國人推下去也需要費不少氣力，但是日本兵卻對這種殺人方式樂此不疲。相比之下，德國人的作法就要科學和講究效率的多，他們讓猶太人自己脫下衣服，進毒氣室，殺死之后推進焚燒爐，德國人只要按一下按鈕就可以了。當然，他們也活埋，但規(guī)模要小得多。日本人似乎太不經(jīng)濟了，他們不惜體力在城內(nèi)燒殺搶掠，他們還喜歡把中國人扔進水塘淹死，或者在他們的頭上澆上汽油，然后點燃，花樣翻新，層出不窮。為什么呢？在日本士兵的眼中，殺人和強奸是不是和柔道、劍道差不多，是一門暴力的藝術？

　　日本人強奸的案例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們對檢點的納粹德國黨衛(wèi)軍產(chǎn)生了一點懷疑？為什么日本人毫無顧忌地實踐他們的性幻想，在這方面德國人卻靦腆得像個小學生？德國士兵幾乎不會把猶太人作為他們發(fā)泄獸性的目標。是不是因為德國人更為死板？鮑曼敏銳地發(fā)現(xiàn)：“納粹黨衛(wèi)軍頭目（似乎是肯定地）依賴于組織慣例而不是個人熱情，依賴于紀律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的沉迷，對血腥任務的忠誠就是－－也確實是－－對組織的忠誠的一個衍生物。”

　　但不管如何，看完托納多雷的《西西里美麗傳說》后我不禁感慨萬千：這里給德國人設置的妓院在1937年的南京簡直就是天堂！

　　上帝保佑原子彈

　　和德國人的死板相比，日本人似乎很有激情。這恐怕只是種假像。南京大屠殺也從來不是殺人的狂歡節(jié)。在1937年的南京，殺人、強奸或者說虐待當然是“合法的”，我的意思是說不是日本軍官下令屠城十日，就是這些軍官對屬下那些見不得人的丑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沒有哪個日本兵會因為殺人或強奸而遭到軍事法庭的審判。這是一次集體中毒，還是集體瘋癲？是上行下效的自發(fā)性沖動？還是像戰(zhàn)時日本其它所有的大事件（如“9·18”事變、盧溝橋事變、珍珠港事變）一樣是有計劃有密謀的殺人事變？

　　明治維新將日本帶入了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軌道。這個軌道所蘊含的理性實證精神、技術至上性以及社會管理的官僚制度和西方一脈相承�，F(xiàn)代社會的勞動分工打破了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模糊界限，每個人都在這個等級分明的社會中找到了一個位置。我們是螺絲釘、是軸承、也可以是輪胎，總之，我們每個人的努力工作化作“社會交響樂”或者“社會大合唱”中的一個樂音（那些不和諧音會被當做異端而被剔除出去，就和猶太人被剔除出去一樣），為建立理想的完美的國度而添磚加瓦。

　　勞動分工的隔離墻使外行者無從區(qū)別謊言和真正的科學，人們講究的是邏輯實證，卻將自己推入了和理性共謀的深淵，是什么在政府的命令下達之時，將我們引向了一個在現(xiàn)代人看來全然屬于惡魔的城堡？鮑曼的答案是：正是現(xiàn)代官僚體制及其相關產(chǎn)業(yè)促成了這樣一樁不美滿的婚姻。官僚體制對象的非人化、純粹技術性的、道德中立的操作準則滲入到我們的精神深處，就必然導致人類主體性的喪失。一個可見的證據(jù)是：死亡集中營的建筑采用了以理性和復制性著稱的包豪斯式建筑模式，它們仿佛在默默地記錄著社會運作體系的馬達如何轟然作響。

　　千萬不要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自欺欺人。這個世界除了南京大屠殺之外，從來就不缺少這種歷史的調(diào)味品。反猶主義并不是現(xiàn)代社會的產(chǎn)物，它歷史悠久，淵源流長。沙皇俄國對比薩拉比亞猶太人的迫害，迫使那里的猶太人流離失所。前蘇聯(lián)對波蘭軍人的屠殺至今仍是前蘇聯(lián)歷史上抹不去的污點，而大清洗則讓英勇的蘇聯(lián)紅軍竟然喪失了起碼的抵御能力（看看米哈爾科夫的名片《烈日灼人》就知道前蘇聯(lián)好人的下場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時期，50萬人死在種族仇恨和屠殺之中。柬埔寨的紅色高棉讓170萬人從這個佛教傳統(tǒng)的國家消失了；
1994年，盧旺達的暴亂分子又下了狠心，將近100萬同胞死于非命。而標榜民主和仁慈的美國人又如何呢？當“埃諾拉·蓋伊”號轟炸機上的投彈手湯姆·費雷比像扔雪茄一樣隨手在廣島和長崎扔下兩顆原子彈時，他也許沒有料到，他會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劊子手（多么可笑而又恥辱的稱謂）。但是，詭異的是，他本人并沒有多少負罪感，因為他只是按了按鈕，只是服從了上級的命令，這和德國毒氣室負責按下按鈕的殺人犯是多么相似？

　　我想，每一個看到今村昌平的《黑雨》中那個被燒得全身皮膚全部脫落下來的小男孩時都會為之心碎，都會不忍多看他一眼。

　　弟弟（手上融化的皮膚拖得很長，從廢墟中走出來）：哥哥，哥哥。

　　哥哥（認不出來）：你是誰？

　　弟弟：是我呀。是弟弟我呀。

　　哥哥（露出害怕的樣子，后退）：我不知道。說說你的名字。名字？學校？

　　弟弟：廣島中學。

　　哥哥（驚呼）：是你。

　　弟弟：是的。

　　哥哥（高聲）：把你的胸卡給我看看。（撲上去看他腰間的胸卡）：就是你。（抱住，相認，痛哭）。

　　毫無疑問，所有在大屠殺中充當劊子手的人，都是在深切緬懷希特勒同志的幽靈，他們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任何以“勝者為王敗者寇”的庸常邏輯來指責他國的人都是危險的。上帝保佑了原子彈，那么美國人是不是就有資格來這樣說話而毫不臉紅呢：

　　殺日本鬼子，殺日本鬼子！

　　奮勇多殺日本鬼子！

　　你做好本職工作，

　　就是幫助前方多殺黃色狗雜種。

　　——美國海軍上將威廉·哈爾西在自己的艦隊上豎的巨幅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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