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的意圖很清楚:是對女性主義批評的批評,換句話說,是對女性主義批評的自我批評,是對女性主義批評所做的自我限制。我們不能以為我們曾經(jīng)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就變得不需要任何限制,曾經(jīng)遭到過多的約束就變得不需要任何約束,尤其是自我約束。一個憤怒的和受壓抑的人最有可能的是再度不公正地去壓制別人或別種聲音,導致另外一種精神上和思想上的黑暗降臨。所以我主張--不只在女性主義批評這個問題上--任何一種批評的立場都應包括一種自我批評在內(nèi),批評者要及時地找出其自身存在的盲目和誤區(qū),文化的反思者也得習慣于自我反思,善于自身的調(diào)節(jié)和調(diào)整。如果僅僅是找出別人的誤區(qū)便萬事大吉,做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tài),像個"中心"似的,不僅最容易不過,事實上也難以產(chǎn)生任何積極的成果,那么我們(包括女人和男人)的一切努力都將付之東流。

　　我所說的"種種自相矛盾的觀點和不重要的立場"是指：

　　第一,我不僅是一個女性主義者,而且也是一個男性主義者。我寧愿用"被取消"而不是"被壓抑"(盡管這中間只有細微的差別)來描述80年代以后女性主義文學所產(chǎn)生的特定的歷史語境。而當時確切地說,"被取消"的不僅僅是女性的性別身份,女性在精神上文化上的差異或特點,同時還有其他種種聲音:人道主義的聲音,人類良知的聲音,說真話講出真相生活在真實之中的權利和聲音,也必然包括男性的聲音。完全可以想像,當女性們盡量地抹殺和掩蓋自己女性身份的同時,男性們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即拼命取消和抹殺自己的男性性別,以及男性在精神上文化上的種種差異特點。豈止"女性之頁"是空白的,"男性之頁"也空白得很。當柯湘對雷剛進行循循善誘時,當江水英引導那位男性大隊長"你往前看","再往前看",乃至他完全"看不見了"時,"被弱化"、"被書寫"和處于劣勢的同樣也包括男人。所謂男女不分,男同志和女同志一樣"滾一身泥巴、練一顆紅?quot;,并不是如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樣,讓女同志向男同志看齊,而是同時將男同志和女同志置于無性別差異狀態(tài),無性別是他們共同的特征。只有在無性別中才能消除包括最后一道差異(男女差異)在內(nèi)的一切差異,借用一個現(xiàn)成的句式,即當男女無差別之時,才是一切差別取消之日。當然,這里是一張夾層餅,在總體上男女無性別差異的情況下,夾著那層歷史悠久的男性中心的"餡",盡管這"中心"只剩一個空洞的殼,叫它做"男性準中心"也許更合適�？紤]到弗吉尼亞·沃爾芙所虛構的莎士比亞和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不難想像,此時若是有一位具有莎士比亞那樣天賦和才能的人,他也將和莎士比亞的妹妹一樣沒有機會和前途。將男人"弱化"和置于不利位置上的種種后果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作為一名女性,這方面的例子我就不多舉了,免得有不嚴格要求自己或陷入另一種本質(zhì)主義之嫌,事實上也已經(jīng)普遍流行著那句著名的俗語:"×盛×衰"。不管怎么說,如今我們這些被取消或被壓抑的女性已經(jīng)站出來,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已經(jīng)"浮出歷史的地表",公開表明自己的身份,闡述自己的立場,展示自己的才華,那么,那些被取消或壓抑的莎士比亞們是否也同樣站出來,面對自己的性別空白乃至許多方面的空白,提出發(fā)展自己和超越自己的要求?當我說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我是在追求一種公正;為了更好地貫徹我的公正的立場,我同時也是一名男性主義者,站在被取消和被壓抑的莎士比亞們這一邊,對他們的"弱化"處境及其他所有艱難的處境表示關注和同情,就和關注和同情我自己的這一性別一樣。顯然這不是再度回到沃爾芙講述的莎士比亞和他的妹妹的不公正的故事中去,不是邀請男人重新回到他們"準中心"的立場,完全不是這樣。我所說的"男性主義",是經(jīng)過了女性主義的男性主義,是分享了女性主義話語的男性主義；
作為一名新的男性主義者,不管其是女人還是男人,都要走完女性主義的全部歷程,并始終同女性主義并駕齊驅。

　　第二,我不僅關心文學,關心女性在精神、文化和文學方面的成長和發(fā)展,而且我還關心政治,關心婦女尤其是普通勞動婦女所處的生存狀況。按說這不應該是矛盾的,但實際上我們的做法往往是以一種傾向壓倒另一種傾向。曾經(jīng)有一度,我們(也包括男人)仿佛只能講政治,不能講文學,現(xiàn)在于某種程度上又變成了只能關心文學和文化,不宜關心政治和與之相關的種種問題。一個知識女性或先鋒女性似乎不屑于關心普通勞動婦女所關心的問題,她的目光只投向那些"形而上的更高層次"。我自己也這么做過。但現(xiàn)在我改主意了。為什么不去關心事實上我們也被牽涉其中的政治生活?不去關注諸如下崗女工、女大學生的分配、女童失學現(xiàn)象等現(xiàn)實問題?盡管我前面引用過"×盛×衰"這種普遍的說法,但實際上我國婦女從政參政,在更重要的領導層次具有決策權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我為什么不去關心這些事情?我因害怕什么而把自己束之高閣?難道我自己不也是處于激烈的社會競爭的勞動大軍之內(nèi)的一名普通婦女?1997年9月份我因一點小事住醫(yī)院四天,繼生孩子之后第二次住進婦科病房,八個人的房間除一人是我的同事外,其余六人皆為普通工人或曾經(jīng)、一度是普通工人。昕了她們每一個人的故事,我為她們的生活狀況感到十分震驚。下崗、待業(yè)、缺少職業(yè)培訓、較低的工資、疾病以及家庭其他成員的疾病或死亡,給她們的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帶來沉重負擔。她們當中的每一位開完刀回來我就用床單捂著頭臉偷偷地哭,聽見她們的呻吟使我淚流滿面。她們自然親切友好的對待病友的態(tài)度也使我終身難忘。我本來是屬于她們之中的一員,當然能夠深切地感受到她們的疼痛和不幸,我知道我自己無疑是站在她們一邊的。如果有可能,或者我自己更應該創(chuàng)造機會,去幫助她們,替她們吶喊或做一些實際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我建議仍然繼續(xù)使用"女權"和"女權主義"這種提法與"女性"和"女性主義"同時并舉,而不是用更具文人氣的后一組將前一組取代。說到底,并不是一個詞匯(Feminism)的翻譯問題,關鍵是我們自身的實踐和實踐的需要。

　　第三,盡管我對文學和政治同時感興趣,卻堅決主張把文學和政治及性別問題分別對待。也就是說,一方面給出足夠的女權主義的天地,另一方面也留出足夠的文學的天地。文學就是文學,也只能是文學。正像物質(zhì)的對象只能用物質(zhì)的武器來打敗一樣,文學也只能承擔文學自身的功能和職責。僅僅從一種被壓抑的政治立場出發(fā),很難產(chǎn)生出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其原因有二:一、作家看待世界的目光及所看到的世界都會發(fā)生傾斜,人們將無法看到這個世界中的許多其他東西,其視野將大受限制,一個受控制的、不自由的頭腦是不適宜寫作這種本質(zhì)上是精神自由的活動的。二、將憤怒和積怨帶進文學,會造成文學意義上的句子、段落、結構等不堪忍受的重負,會給想像力帶來意想不到的損害。由于缺少藝術上必不可少的距離、尺度和分寸,到頭來甚至分不清哪兒是真實的或想像的經(jīng)驗,哪兒是虛張聲勢、自欺欺人;從自白的愿望出發(fā),最終變成了自我虛構、自戀和自媚。性別的問題對文學來說也是一個頗令人費解和困惑的問題。如何從一己的性別出發(fā)而寫作?如何只會發(fā)出那種性別的聲音而不包含其他聲音?不是說迄今為止有關性別的知識都受到污染了嗎?不會是想要越涂越"黑"、越"黑"越美吧?一種性別的意識(或任何其他什么意識)加入進來對作品的完成和其價值的增益到底有多大意義呢?如果它不能作為一種創(chuàng)作的立場那么它如何作為一種批評的立場--我指的是文學批評--呢?抑或它更是文化批評的或政治批評的立場?抑或只是部分地、局部地被提及的東西?就像在文學領域中被偶爾、暫時、局部地提及的許多其他東西一樣,如"民族"、"階級"、"南方"、"北方"這樣一些概念?在性別與文學寫作的關系這個問題上,我想我仍不改初衷,始終堅持1993年我在《蘋果上的豹--當代女性主義詩歌》這本書的"編選者序"中所表達的立場:更重要的區(qū)別在于寫作和不寫作之間,而寫作的女人和不寫作的女人之間的差異不亞于女人和男人之間的差異。換句話來說,寫作的女人和寫作的男人之間的共同之點,遠遠大于目前人們所想像的；
和其他不寫作的人們的距離,使得她們/他們緊密結合在一起。

　　當然,人們并非一下子就踏上寫作之路的。開始總是顯得猶猶豫豫,信心不足,介于寫作和不寫作之間,對寫作的規(guī)則也不甚了解。處于這種情況下,女性主義的文學理論和批評便越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對于初涉寫作者,對于尚在嘗試批評的人來說,文學上的女性主義是一個新的想像力的資源,是一片有待發(fā)掘的新大陸,是一整套新的話語系統(tǒng)(新的東西對后來者總是更加公正乃至優(yōu)惠),因而可能是她們借此打開道路的一種更加快捷的方法,成為真正進入文學的預科學校,或有關文學知識的普及班、作者的寫作身份得以確立和認同的過程。當然這也沒有什么奇怪的,預科的課程是人人都要學的,不在這兒學在其他地方也要學。甚至對于有較長寫作歷史的人來說(其中仍然分為富有經(jīng)驗者和經(jīng)驗不足者),也不失為剌激新的靈感和想像力的一種途徑。說到底,文學也并非是拒絕外部的封閉系統(tǒng),它總是在文學和非文學之間來回上下地滑動,不斷沖破舊的界限和建立新的界限。一種能促進寫作的東西也是有其不可取代的意義的。當然這樣一來也就可能面對另外一些陷阱。比如其作品有可能成為商業(yè)或色情市場的一?quot;賣點",其批評有可能成為精神和文學雙重萎縮之后的一個理論上的"賣點",盡管動機和效果之間的關系往往并非那么直接,但有的時候某種直接性還是讓人看得出來的。

　　上述種種自相矛盾的觀點也即是我的立場。之所以說是不重要的,是因為"立場"這種東西更多地是一種闡述,比闡述和表白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做,去行為。而一旦做起來,所面對的是許多細小的規(guī)定，所需要的也不只是三、五個立場，可能是三、五十個立場乃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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