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轉江流憂國淚 綿延路斷濟時腸

　　――《江嬰詩集》

　　一

　　2001年4月我去北京，按照20年來形成的習慣，必定要抽空去看望我最敬愛的老師黃萬里教授。黃老師生于1911年，屈指已到了九十高齡。兩年沒見，他老人家的身體可好？

　　進了老師居住的九公寓101室，一眼便看出老師的身形較上次見面時瘦了許多。但仍然腰板挺直，氣宇軒昂。和往常一樣，沒有客氣的套話，老師開門見山地就說起切身的和關心的事情。他的第一句話竟是：“我現在和你的老鄉(xiāng)司馬遷一樣，也受了宮刑了�！�

　　我感到驚詫，還來不及發(fā)問，卻聽老師說道：“我患了前列腺癌，已經做了切除手術�！蔽移炔患按�地問：“手術成功吧？”老師說：“手術是成功的，但即使手術成功，也會慢慢擴散。不過大夫說，老年人新陳代謝緩慢，癌細胞的活力也隨之降低，擴散也緩慢。大夫認為，我還有幾年生命，還可以做一些事情�！彼�說這話時的表情異常平靜。

　　接下來老師談到他不久前還為一個部門上了河流治理的課。

　　我略感安慰，卻又禁不住一股悲涼和擔心從心底涌起。于是我建議老師抽暇整理自己的書稿，最好能從現在起就撰寫回憶錄，因為他一生在科學上的獨特經歷是十分寶貴的。黃老師的一生，幾乎就是中國20世紀的縮影，特別是在他身上體現的科學精神和科學良心，他的挫折和堅持，他的努力和成就，他的堅強和不屈，一尊發(fā)人深思的、人格高大的塑像已經矗立在災難深重的中華大地上。

　　我為老師帶來了我剛剛發(fā)表在《隨筆》第二期上的近作《埋沒的思想（一讀文中子王通）》的復印件。這回我特意在復印件上寫下了我在西安家中和辦公室的電話。由于黃師母正有病臥床，我特別叮囑他們家的四川保姆：如果有什么事，請一定電話告知我。

　　我所擔心的“什么事”終于發(fā)生了，但消息不是來自北京，而且遲到了八九個月。2002年夏，廣州的摯友李士非兄給我打來電話說：“黃萬里先生去世了，你知道不？”我很吃驚。他說：“可能是今年4月去世的�！秷蟾嫖膶W》雜志上有一篇徐剛的紀念文章，我給你復印一份寄去。你應該為老師寫一篇文章。”（后來知道，由于黃家忙亂中找不到我的電話、地址，準備要給我發(fā)出的訃告無所投知。）

　　不久，我就收到這篇文章。題目是：《黃河萬里獨行客――記黃萬里》，題目下用3號黑體字印出了徐剛先生寫于2001年1月19日的《采訪手記》中的一段話：

　　因著對黃河之水，黃河之沙的獨特理解，他的生命歷程與九曲黃河纏結在一起，濃得化不開。

　　盡管三門峽水庫的后患，50年前他已預見，然而，為治黃奔走一生的他，直至90高齡仍然壯志難酬。言及治黃，老人幾番涕淚縱橫，反反復復只有一句話：“他們沒有聽我一句話！”

　　接著，朋友又為我送來2002年第5期的《文史精華》，刊有散木先生寫的《執(zhí)著的水利學家黃萬里》，以及2002年第8期的《讀書》，刊有曾昭奮先生的紀念文章《江河萬里》。

　　朋友們之所以把紀念黃老師的文章一篇篇給我送來，是因為他們通過我平日的言談，深知我對老師一貫的日益加深的敬愛之情，他們通過我的介紹都知道黃老師有一顆像水一樣純潔像火一樣熱烈的心，他對科學的信念如大山一樣堅定，他的知識和胸懷則像江河一樣浩瀚，他終其一生保持正直的人格品行，足以彪炳史冊。凡是知道老師仙逝的朋友，都建議我“為老師寫一篇紀念的文章吧！”

　　但是突來的悲傷撞擊著我的心，使我欲哭無淚，幾次展開稿紙而無從下筆。我甚至害怕給黃師母打一個電話。因為除去1994年與老同學郝又明女士在醫(yī)院見到患病臥床的老師外，我到黃府拜訪多回，竟然有幾次都遇到黃師母臥病，而黃老師卻無不精神矍鑠。我擔心她經不住黃老師去世的打擊！

　　但是兩年來我不時想到我至為敬愛的黃老師，反復地回憶起一些歷歷在目的往事。

　　二

　　1954年我從陜西省韓城中學考入清華大學，選擇了水利系“河川結構及水電站的水工建筑”專業(yè)。我的選擇與自小生長在黃河邊上有關，當時一個單純幼稚的想法就是如何利用黃河的水灌溉和發(fā)電。至于黃河的災害，由于陜西地勢高，不但沒有經過，也沒有聽過黃河對當地有過什么水災。

　　大學一、二年級學習基礎課。三年級學習專業(yè)基礎課，其中一門重要課程就是黃萬里教授講的水文學。

　　在黃老師給我們上課之前，從一些系里的活動中同學們已認識了黃老師，因為他除了教學的主業(yè)，還兼任水利系的工會主席。他給人的印象是樸實、和氣、隨意，但不愛出風頭，從不表現自己，一點也不“權威”，一位普普通通、本本順順的教授而已。

　　但黃老師終于為我們這些水利系大學三年級的同學上課了。他身材高大，寬肩厚背，西裝筆挺，兩眼放著真誠、睿智、和善、單純的光。他不是一位口若懸河的授業(yè)之師，更缺少伶牙利齒。但他一句句講來，卻又都那么實在，實在得甚至有些笨拙。他的頭臉是方的，身材也是方的，給我留下方正嚴謹，一絲不茍的印象。

　　然而當時我和一些同學開始并不喜歡水文學，覺得這門課“不高級”。在我們這些茅塞未開的學子眼中，科學是一門很玄的學問。最令我們折服的是從幾個簡單的公理或假設出發(fā)，經過復雜的數學推導，得出一些或繁或簡的公式來，認為那才算“高級”的學問。但黃老師給我們講的水文學卻不是這樣，差不多都是些經驗公式，幾乎沒有什么數學推導，這也能算科學么？

　　黃老師諄諄教導我們，世界上沒有兩條相同的河流，西哲告訴人們，一個人一生不能兩次渡過同一條河流，因為河流的各種參數都是瞬時而變的。特別是河床和地貌，更是千變萬化，必須注重實地觀測，研究河流的歷史演變，才能掌握它的規(guī)律。由于變數太多，外界條件又變化無常，經過觀測和總結，得出能夠把誤差控制在一定范圍的經驗公式就是最實際可行的方法。他說：“只要經驗公式能較好地符合實際，解決工程問題，那不就得了嗎！”

　　和數學、物理、力學等學科比起來，水文學的經驗公式沒有嚴格的邏輯關系，又復雜，因此很難記。一些學習方法機械的同學特別是女同學，在苦苦地默記這些公式。黃老師知道后，告訴同學們：“這些經驗公式你們只要學懂會用就是了，不需要背，我也背不下來。在實際工作中，你們完全可以查書查資料，誰也不會規(guī)定你們在工作中只能運用自己記住的公式而不準查書�？荚嚂r，我不會要求你們背一個經驗公式�！�

　　在教學中黃老師注重教授基本的原理和處理實際問題的方法，他特別強調基礎。他談起自己的治學經驗，告訴同學們，中學的數理化基礎最重要，他到現在當了教授，也還常常抽暇翻一翻中學時的課本�！吧狭舜髮W，進入專門領域，與專業(yè)無關的許多中學課本上的知識再也不可能學習了。但在實際工作中，會遇到許多需要運用中學的知識解決的問題�！崩蠋煹倪@段教誨對我的印象極深。因為從1957年以后在中國大陸上發(fā)生的許多問題，大都是違背常識的結果，而中學的課程教給學生的恰恰就是這些常識。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懂得黃老師是在用淺顯的道理為我們這些毛頭小伙子傳授大學問，而唯有具有高智慧的大學者才能深入淺出地講授經國濟世的大學問。

　　黃老師1911年8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施家街一名門世家，父黃炎培先生系前清舉人，飽學多思，正直不阿，曾因不滿于袁世凱和蔣介石而拒絕在他們治下做官。黃老師十歲以前極其頑皮，母親煩他不過，就讓他從小寄宿學校，寒暑假則托親戚代管，這使他從小就養(yǎng)成一種獨立生活和獨立思考的習慣。小學即遇名師開其智慧，課業(yè)加速進步，以第一名畢業(yè)，從此一路超乘而前，中學、大學皆以最優(yōu)等成績畢業(yè)。

　　中學畢業(yè)那一年，劉湛恩博士從美國留學歸國，就任滬江大學校長。因其博士論文為《從孩子學習中最有興趣的科目考查出其日后應長期從事的專業(yè)》，黃炎培先生請他考查黃萬里今后之所宜，結論是宜專習文學。時值黃炎培先生正積極提倡職業(yè)教育，而黃老師的兩位哥哥又已分別攻讀哲學與經濟學，加之他中學畢業(yè)時門門功課皆列榜首，乃征得劉博士同意，商定黃老師學習橋梁工程，先后入無錫實業(yè)學校、唐山交通大學。得名師親切指導，黃老師又勤奮認真、學而不厭，無論中文、英文、數學、物理皆以最優(yōu)成績畢業(yè)。

　　1932年，21歲的黃萬里從唐山交通大學畢業(yè)，他的畢業(yè)論文是《鋼筋混凝土拱橋二次引力設計法》等三篇創(chuàng)造性的論文，由當時已在中國科學界嶄露頭角的茅以升先生作序，由學校付印出版。1933年任江杭鐵路練習工程師助手。除了勤于本職工作，他還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護從農村轉來做工的可愛農民不受工頭的剝削�！保ā饵S萬里自述》）他工作中勇于實踐，熱心動手，親自做成沉箱，并親自打汽樁，曾連續(xù)守工地27小時，為眾工程師所欽愛。正當做一名優(yōu)秀橋梁工程師的美好前程在他面前展開時，接踵施虐的水患改變了他人生的路徑。

　　1933年長江洪水，湖北云夢縣一夜沒城，淹死7萬人，這刺激年青的橋梁工程師黃萬里決心改學水利，以拯救農民為己志。1934年初，黃炎培老先生介紹自己的一個學生，時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許心武先生與他相識。許先生告訴他，“江河大水后，調查全國人才都是土木結構出身的，沒有一個長于水文學。而不通水文學等于未入水利之門，只是能設計施工罷了�！痹S先生囑托黃萬里多學水文學。1933年，22歲的黃萬里考取公費留學，眾工人到車站送行，戀戀不舍之情使他終生難忘。1934年元旦黃萬里遠赴美國，廣求名師于美國著名大學，從天文、地質、氣象、氣候等各基礎科學學起。1935年獲康乃爾大學碩士。之后又到愛荷華大學、伊利諾斯大學攻讀博士，以地理學為第一副科，數學為第二副科。1937年26歲時獲伊利諾斯大學工程博士，是該校第七個博士，也是獲得該校工程博士學位的第一個中國人。他的博士論文《瞬時流率時程線學說》運用氣象學、自然地理學和數學等得出通過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學方法，當時在世界上處于學科領先地位；
直到19年后，Nash才提出類似的成果。他的科學成果為老師所激賞，一時轟動了校園，并使黃老師至今在美國科學界享有盛譽。他渴望尋求治理江河的知識，在美國期間，親自驅車45000英里，看遍了美國各大工程，在田納西河域治理專區(qū)Norris壩上實習了4個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該河管理機關招待他坐船察看水情，直達出�？�。在洪水滔天的漫漫長途中他深有所悟：曾經學過的土木結構遠遠不能解決洪水問題，“水來土掩”實際上很難奏效。而任何一種建在河上的水利工程，都將改變水沙流動狀態(tài)，促使河床演變。

　　徐剛先生寫道：“面對密西西比河，黃萬里想起了黃河，黃河太渾濁，黃河泥沙太多了，就連他的美國導師也告訴他，治理黃河的最難處恐怕就是泥沙了�！�1937年，26歲的黃老師學成歸國。正如尚蔚先生所寫的：“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獲得了常人難以企及的知識與智慧�！钡�1956－1957年我們在課堂上并沒有領略到這一些。這大概就是《老子》所說的“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吧，越是有真知識和大智慧的人越顯得平易質樸。普希金的長詩《歐根• 奧涅金》描寫詩中的主人公總是：

　　裝著很有知識的樣子，

　　在重要的爭論中

　　保持著沉默。

　　奧涅金先生之所以“在重要的爭論中保持著沉默”，是因為他有自知之明，用沉默掩蓋自己的無知。但我們社會里卻有一種機伶乖巧的“學者”，以自己善于揣摩迎逢的聰明和鋒利的言辭：

　　顯得很有學問的樣子，

　　在重要的爭論中，

　　堅持著錯誤的意見。

　　即使沒有三門峽工程，爭論遲早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三門峽工程上馬在即，一場科學與權威偏見的爭論立即爆發(fā)為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迫害。

　　而這一切，竟是圍繞著常識進行的。

　　三

　　和其他應用科學相比，水利科學更是一門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科學。黃老師寫道：“在工程學里根本沒有不聯(lián)系實際的理論，卻只有提高不到理論的實際！“理論聯(lián)系實際”這個口號多年來被那些落伍于時代的工程師和教授們用作掩護他們自己理論知識低劣的擋箭牌。我們要號召大家把總結出的實際經驗提高到原理性的理論，這就需要具有高級的理論基礎！”

　　留學回國后，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先生親自登門邀請黃老師到浙江大學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輕為由婉辭，迫切的愿望則是考察中國的河川，(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到江河實地勘察、調查，做一些實際工作，積累第一手資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戰(zhàn)爆發(fā)，他又遠赴四川省水利局任工程師、測量隊長、涪江航道工程處處長等職。

　　黃萬里的日常工作是水利勘察，他帶著40個同事，步行六次，踏勘了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除了標竿與皮尺，沒有任何設備，常常面對懸崖峭壁毛骨聳然、舉步維艱。有的路段是走過來的，有的路段是爬過來的，其間最沉痛的一幕是黃萬里他們眼看著三個留學歸國的碩士從山崖跌落、由一排巨浪卷走……

　　在四川道灘委員會工作期間，黃萬里在峨眉縣南的長江支流上設計、修建了一個簡易水利工程。國難時期民不聊生，那里的農民為旱澇所害渴望著引水灌溉以求溫飽，而在黃萬里接手之前的工程預算為40萬 銀元，根本不可能籌集，只能是紙上談兵。黃萬里因陋就簡以木板結構替代鋼筋混凝土，造價僅四萬銀元，農民當年受益，可灌溉15000畝農田。放水之日，農民歡聲雷動，黃萬里告訴農民兄弟，這是一個臨時過渡工程，可以用四年，先急救先灌水打上糧食有飯吃，然后在這四年中籌款籌料準備修建永久性工程。農民是會算帳的，他們流著眼淚送別黃萬里：“黃先生，你喝我們一杯水、吃我們一頓飯再走，行不行？”黃萬里哭了，他頓時想起父親對中國農民的牽掛與評說，沒有了他們哪會有五谷雜糧？哪還有華夏文明？

　�。ㄐ靹偅骸饵S河萬里獨行客》）

　　黃老師想起了什么而流淚呢？他想起了父親黃炎培老先生的教誨。他在《黃萬里自述》中寫道：

　　我父對我教育甚嚴甚深，拮其要點凡三：（一）必須尊重農民。我兩次聞其教育下屬曰：我國自有歷史以來，勞動的農民從來沒有對不起他們的統(tǒng)治階級，這實際上指出為社會效力的應持立場。（二）為人必須噴出熱血地愛人！“愛”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謂“真善美”實皆包涵在“愛”中。愛之甚及于一切動物。故我家中父不準殺生，父自己則茹素。但父食蛋飲奶，卻從未聞其勸人學他也茹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驕傲，父多次垂訓：古人云：“雖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驕者，則其人決不得稱賢。戒驕必須從內心出發(fā)，僅在形態(tài)上不虛偽猶不足道也�！彼麅刃念H贊我的才能，特別是詩文，但終其生未贊我一詞。父嘗與其老友背后朗我的詩句，事傳到我的老師，父的后輩學生，我才知父背后贊我。我力尊父訓，但最后一點終未能常做到。我在成人后所犯錯誤，要皆出此！

　　1947年，黃老師任甘肅省水利局長，從長江走向黃河。他“沿著黃河，走過一處處窮鄉(xiāng)僻壤，有時是在洪水之后，有時是在大西北空曠而平靜的晨昏”，通過公務和勘察他既熟悉了黃河，也了解了黃河流域的人情民瘼，賦詩兩首云：

　　甘州肅州道上 （1947年7月23日）

　　千里祈連云里雪，兩州甘肅旱中荒。

　　田多有水斯民樂 沿途多熟荒，有水斯有民。

　　水少而爭我更忙。

　　懷術肯焦三寸舌 解決糾紛多費口舌，

　　恨才悔上廿年庠 近世服官但憑權數不論學術，

　　凄涼回想從前事，翻動雄心便欲狂。

　　玉門敦煌道上 詩示同人

　　盡說春風不度關，玉門蔥郁氣佳哉。

　　疏林斜照一溪水，野兔狂趨千仞山。

　　瀚海奔波無厭苦，風飚颼颯不辭艱。

　　嗟爾志士何多義，十載相從未得閑。

　　老師在黃河沿岸，目睹了水土流失。大雨之后的黃土高原不是一點點被沖刷而是一塊塊在剝落。但何以在無雨的平常日子，黃河水依然混濁，以致有“跳到黃河洗不清”的俗語。老師在留學美國時，地貌學尚未建立，通過所學和疑問，他從實踐中學到了在美國學不到的經驗和知識：水文地貌。水從河床流過，必定挾帶一定數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邊與水流之間的關系、水與泥沙的關系，是天然渾成處在變動不居的動態(tài)之中，非人力和技術所能完全控制。

　　1957年上半年，三門峽工程即將開工。黃老師在水文課堂上給同學們講述了他對三門峽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庫建成后很快將被泥沙淤積，結果是將下游的可能的水災移到上游成為人為的必然的災害。二是所謂“圣人出黃河清”的說法毫無根據。因為黃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質為沙土，即使從水庫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將河床中的沙土挾裹而下。在課堂上，他對“圣人出黃河清”的說法甚為不屑，使人覺得這種說法實出于政治阿諛而缺乏起碼的科學精神。

　　1957年4月13日，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正式開工。6月10日至24日，水利部在北京召開“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參加會議的有專家、教授70人。這顯然只是一個“務虛”的會議。黃老師參加了七天會議，據理力爭，力排眾議，辯論了七天。

　　《黃河志》的相關記錄說：“會議對三門峽水庫應該不應該修、水庫的攔沙、排沙，水庫綜合利用與運用及水土保持的評價等問題展開了討論。絕大多數人主張高壩大庫攔沙，充分綜合利用，并認為三門峽水利樞紐是解決黃河下游防洪迫切問題最適合的地點，應該選為第一期工程�！薄傲碛猩贁等耍ㄆ渲心軌蚍Q得上“專家、教授”的只有黃萬里一人，另一個持不同意見的人是25歲的青年技術人員溫善章，反對修高壩，主張修低壩）認為，黃河水流含沙量大，以蓄水為主的綜合利用勢必導致水庫淤積很快，壽命很短，水庫淤滿失效后，下游嚴重的洪水災害將無法解決，同時考慮到我國土地少、人口多、移民極端困難，所以三門峽應以滯洪排沙為主，汛后蓄水發(fā)揮綜合利用效益，大壩泄水底孔應盡量放低加大，降低原泄水孔的高程或另設底孔，以便泄水排沙得以靈活操縱，使極大部分泥沙排出庫外，減少水庫淤積，延長水庫壽命，少淹失土地，少移民。”

　　下面是1957年水利部召開的三門峽壩討論會上的部分意見。

　　當時只有黃萬里一人根本反對修筑此壩，沒有一人同意黃的反對意見，只有溫善章提出改修低壩。最后黃提出留施工底孔不堵，得全體同意。后來汪胡楨執(zhí)行時，蘇聯(lián)專家堅持其原設計堵孔。

　　以下是發(fā)言記錄，存黃委檔案（對黃的批判詳見《中國水利》1959第八期）：

　　1010黃萬里的發(fā)言（未經本人校閱）

　　三門峽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積，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門峽以上呢？

　　我認為現在的辦法是以上游堆沙來換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來還是要帶沙，河床是動的現象，三門峽壩把黃河分為二大段，當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會減少了些，洪流也可能小些，但總要帶走泥沙，而淤積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區(qū)鬧水災，等于說把現在的鬧災地位上移了幾百公里，時間錯后了一些，這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認為最好還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災問題也能解決，三門峽水庫壽命也可以延長，下游河道的沖刷問題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是無能為力沒有辦法才留在水庫里面。壩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1011張光斗的發(fā)言：（未經本人校閱）

　　1、清水下去有什么壞處呢？我還想不出什么壞的地方。（其意是可以攔沙庫內，只讓清水出庫）

　　現在討論中感到未知數太多，說不出一定怎么樣最妥當，有人提出排沙，我認為如果不會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話可以多排些，水庫壽命也可以延長一些。攔沙排沙哪樣好？排沙的話能排多少？雖然經過計算或是模型試驗，都還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縛的太死。

　　2、關于綜合利用的看法，我認為不一定非要面面具到（不可），如果某一項化（花）不來，就可以不考慮，還是同樣是綜合利用。

　　3、問題不一定全能用計算說明的，還要靠一定的判斷，在總目標之下慢慢抬高水位走著瞧，用運用中的事實修改計劃，由于未知數很多，我們的工程措施也要有彈性才好。近期計劃要不防礙將來的發(fā)展。

　　有了計劃也不一定全能照計劃辦，要看發(fā)展的情況而有所調整。

　　看上去這種想法似乎是搖擺不定，這是由于我們還不能掌握住它的規(guī)律，關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艱巨，所以希望越早進行越好。

　　黃、張二位的發(fā)言針鋒相對。黃老師反對庫區(qū)攔沙，質問“三門峽河道以下大家都不同意淤積，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門峽以上呢？”“我認為現在的辦法（即已開工的蘇聯(lián)設計方案）是以上游堆沙來換取下游河道的不淤�！彼�并且預言攔沙將引起上游鬧水災，是不可避免的。而張光斗先生則主張攔沙庫內，讓清水出庫，認為這樣做他“想不出什么壞的地方�！倍�且兩個人的發(fā)言也表現出截然相反的兩種風格。黃老師運用他掌握的水利科學知識和實際情況，發(fā)言的用語是肯定的，負責任的。而張光斗教授的發(fā)言則是含糊其詞的，他提的一些問題，如“攔沙、排沙哪樣好？排沙的話能排多少？”在這樣提出的問題中沒有包含發(fā)言者的答案，但他卻認為“在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縛得太死�！痹谒�短短的發(fā)言中用了兩個“不一定”，這和黃老師的明確意見形成鮮明對比。但他主張攔沙的意見卻是堅定的。并提出一個小學生的問題：“清水下去有什么壞處呢？”

　　這是一個初中學生便可回答的問題，只需要進行幾個啟發(fā)式的提問：

　　三門峽水庫排清水，請問泥沙到哪里去了？中學生定會回答：留在水庫中。

　　請問如果放出的是清水，水庫一年能淤多少泥沙？中學生一定回答：等于從上流沖來的泥沙。

　　這些泥沙首先淤在庫尾還是壩前？中學生定會回答：庫尾。

　　淤在庫尾的泥沙抬高了渭河出口，對渭河的泄洪能力有什么影響？

　　回答一定是：降低泄洪能力。

　　那么對渭河流域水災有什么影響？

　　回答定會是：渭河下游發(fā)生水災的可能性增加了。

　　這是一個初中生的回答，實踐證明了這些回答是正確的。

　　但張光斗教授在1957年卻說，對于攔沙泄清，“我還想不出什么壞的地方�！�

　　1957年西安農覽館展出關于三門峽工程宣傳資料，門口一版，大書“圣人出黃河清”六字。其時簡化字推行不久，許多人不認識“圣”字，讀為“怪人出黃河清”，驚詫嬉戲之聲不絕，不久取掉了這個版。（“圣”字的繁體為“聖”。）

　　其時正當毛澤東號召人們“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黃老師遇到的問題比“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不知要難纏多少倍，于是就有了他的小說《花叢小語》。

　　四

　　自從1956年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批判了斯大林破壞法制和個人崇拜的錯誤，又發(fā)生了波蘭、匈牙利人民起義的事件后，大學生的思想空前活躍。1957年初，周恩來到北大，鄧小平到清華發(fā)表了關于形勢的長篇講演，目的在穩(wěn)定和統(tǒng)一大學生的思想。結果沒有什么效果，青年學生的思想和現行體制之間的矛盾壓抑得人們喘不過氣來。5月1日春游假期，我們水利系三年級一個同學從西山鷲峰踴身跳下。5月3日，土木系一女同學又在穿過校園的鐵路上臥軌自殺。而在前不久，北京醫(yī)學院一同學從40米高的煙囪上跳下身亡。抑郁苦悶的心情蔓延著，在我的心里也莫名其妙地萌生了一種想要自殺的念頭。校團委趕緊召開全校團員大會，由團委書記阮銘給大學生講話做思想工作。

　　一切都顯得如此煩悶無聊。唯一使我發(fā)生興趣的是黃老師在課堂上宣布，今年的水文學要舉行開卷考試，即考生拿到考題后，可以翻閱筆記、講義和書籍。“我不要你們死記硬背，只要求你們真正學懂。在實際工作中，誰也不會不讓你們遇到問題翻書本。真正學懂了，就能從書上找到需要的公式并會應用。如果沒學懂，拿上書也不知道往哪里翻�！秉S老師大概是在中國第一個提倡開卷考試的人。我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也認為這種考試方法很新鮮，等待著迎接七月份的水文學考試。

　　但隨后發(fā)生的變化卻出人意料，以致當年的水文學根本就沒有考試。

　　從5月初開始的以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為宗旨的黨內整風運動以邀請黨外人士開座談會的方式逐漸展開。我在學生中是一個愛提意見開會喜歡發(fā)表見解的人，例如在年初的一次團支部討論會上我認為對黨的方針政策應該先懷疑，再釋疑，當一切懷疑被駁倒而冰釋了，才能做到真正相信黨的方針政策。又如對于我們班上的女同學龍紹珠關于中國有沒有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問題，我回答說：“至少要從我們思想上檢查有沒有對毛主席個人崇拜的思想，如果有，就要克服。只要我們思想上肅清了個人崇拜的觀念，誰想要推行個人崇拜也是白費。”我參加了兩次座談會，都發(fā)了言，后來還將發(fā)言內容寫成文章在《新清華》上登出來，講的都是一些具體問題，例如對包辦選舉的批評，對黨委副書記劉冰作報告教條主義枯燥無味的批評等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正當整風座談會使學校的政治空氣逐漸活躍時，忽然《新清華》182期上發(fā)表了黃萬里老師的一篇小說：《花叢小語》。當年的《新清華》每一個學生宿舍都送發(fā)一份。于是大家爭相傳閱，很是興奮。黃老師不只擅長水利，而且會寫小說，尤其小說的開頭竟是一首絕妙好詞：

　　《百花齊放頌（調寄賀新郎）》

　　綠盡枝頭蘗，

　　怎當他，春寒料峭，雨聲凄切？

　　記得梅花開獨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處士，杳無消息。

　　桃李臨風連影擺，怯輕寒，羞把嫩芽茁。

　　靜悄悄，微言絕。

　　忽來司命護花節(jié)，

　　乘回風，撥開霾氣，宇清如澈。

　　人世烏煙瘴氣事，一霎熏銷燼滅。

　　翻瀲滟，芬香洋溢。

　　好鳥百花叢里舞，這當兒，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小說的情節(jié)很簡單 ，說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詞，碰到滿頭大汗的老友甄無忌來訪。甄無忌汗涌氣喘的原因是：“我老遠特從城里來拜訪，誰知三十一路車只開到石油學院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這條西郊公路是哪位寶貝工程師修的？”

　　接著又來了一位朋友賈有道。于是三個人開始了交談，田方生接著西郊公路的話茬說：“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鋪大碎石的路床，卻直接鋪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別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積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載重后就被壓碎�！�

　　接著甄無忌就破口大罵市政府主管工程的領導：“照你說，這是工程設計的錯誤。王八蛋！市政府誰管這種事的？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里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就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總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該罵哪位坐大汽車的官大爺�！�

　　我們這些學生第一次聽到“納稅人”的說法，真如空谷足音。但這說法卻如曠野的吶喊一樣消失了。直到40年后關于“納稅人”的說法方被重新提起并且日益成為社會的強音。

　　罵過之后，甄無忌又來批評田方生的詞：“我看前半段還能反映實際，后半段，簡直是歌德派詩意，反映文人的無恥！”

　　“所謂歌德派是指專事歌功頌德的那派‘學者’�！薄斑�有一種‘但丁’詩人，但知盯住領導黨員，隨聲附和，就算立場堅定，其目的就更有問題了。歌德――但丁派學者最為無恥�！�

　　接著這位激烈的甄無忌就乘興發(fā)揮開來：“我們國內的學者和人民代表們卻獨多歌德――但丁派詩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會還開始提些意見外，以往照例是以個人體會為歌德的內容，這真是世界議會制的奇跡。我就不信一個政府會絕無缺點和錯誤，竟不需人民監(jiān)督。企圖掩蓋一切，但求表面統(tǒng)一，就是現政制的特點�！�

　　不幸的是這種批評直到現在對我們的制度不但仍然沒有過時，而且變本加厲。這種現象的的原因卻是“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當做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腦袋被認為是靈的，而應起主宰的作用�！�

　　歌德――但丁派的學者之能夠當紅，“因為只有他們能舍棄了自己認識了的真理，竭力靠攏組織，說得樣樣都好，才被稱為政治性強。論這些學者們的真實內容，則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當年悶聲不響，虔誠地學習孟德爾遺傳學。一當什么所長，不免在上任之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學說不大時髦，于是又發(fā)表了‘我的認識的三部曲’。近來赫魯曉夫又把李森科稱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樣說法�！�

　　于是田方生也聯(lián)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說了起來：“你看章某（水利系同學們都知道他小說中的‘金大郎’即錢偉長教授，‘汪守亮’即王遵明教授，‘章某’即‘張某’）原來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黃河的意見，等到三門峽計劃一出來，他立刻敏捷地放棄己見，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著說：‘圣人出而黃河清’，從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顏地說黃水真會清的，下游真會一下就治好，以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試想，這樣做，對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他自己的飯碗？這些人也就是我們的黨和政府最喜愛的人才。”

　　三個朋友決定“先幫助糾正修這條馬路中的錯誤�！�

　　三人同意，當場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點：（1）這次馬路損壞究竟是必然的結果還是偶然的無法預計的災禍？（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錢？斷絕交通多少天？人民損失估計多少，公共汽車損失多少？（3）誰應負責？應怎樣處理？請求逐條解答，切勿無意或有意遺漏。請把解答在北京日報上發(fā)表。

　　這不就是民主制度下的問責制嗎？究竟是政府應該對人民負責，還是人民應無條件地感謝和歌頌政府，這可是個原則問題。于是蔣南翔校長把《花叢小語》送到了毛澤東手中。這不是“告密”，不過是“匯報”而已。

　　小說在學生和教師中引起轟動和好評，黃老師一時興起，又寫了《花叢小語（續(xù)）》，刊在《新清華》193期上，文末并綴以“未完待續(xù)”字樣。

　　5月29日北京大學學生龍英華貼出了第一張鳴放的大字報，第二天早晨，清華大學的墻壁上有如天外飛來般地也貼滿了大學報。為胡風辯護的文章，《還政于民》的呼聲有如洶涌的后浪推著前浪，吸引著人們的眼球。過了兩天，我們“水94”（59級4班）的男同學也貼出了標題為“炸彈”的七八張大字報，最后兩個問題：1955年的肅反問題和胡風問題由我起草，但文字卻很簡單，只是提出了問題而已。

　　6月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接著又刊登《工人說話了》等文章，對“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進行反擊，而清華大學的矛頭首先指向黃萬里、錢偉長兩位教授。一天晚飯后，在學生宿舍“明齋”門前的“自由論壇”組織對黃老師的“辯論”。

　　名為“辯論”，實為批判。北京電影制片廠也到現場來拍“反右”的記錄片了。

　　1955年夏季，我們這些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都參加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聲討。當時我們以為，除了《人民日報》公布的胡風和他的朋友之間的私人通訊，他們一定有以推翻現政權為目的的組織、計劃、綱領，并和臺灣的國民黨勢力至少是潛伏的國民黨特務有聯(lián)系，被政府掌握了確鑿的證據，要不他們如何顛覆政權呢？但直到1957年夏季“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尚未開庭審判，傳言是沒有搜集到他們反革命的證據。這使我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我當年對胡風們的義憤聲討豈不是充當了一只任人唆使的狗！現在又說黃老師、錢教授他們要“反黨反社會主義”了，證據何在？如果僅僅根據他們對于學校教學和社會問題發(fā)表的個人意見就誣陷他們反黨，則無異于大象要踩死螞蟻，就給螞蟻加上一條“顛覆大象罪”，試問螞蟻如何能顛覆大象？

　　于是我第一個踏上“自由論壇”的桌子發(fā)言。我事先做了準備，發(fā)言中引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鐵托、卡德爾（南斯拉夫聯(lián)邦執(zhí)委會副主席）的話。我們班的張榮齡同學手捧著我要引用的這些人的書，足有半尺厚，站在桌下，當我講到“馬克思說”，他就把翻開的馬克思的著作給我遞上來。忽然我一眼看到黃老師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后站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單純可愛的小女孩，心想那一定是他的小女兒了。突然一種感覺涌自心底，仿佛有一只看不見的巨大的魔爪，不僅要摧毀黃老師正直的人格和科學的頭腦，也伸向他那些單純無辜的子女。于是我憑空增添了十分的勇氣，用我半生不熟的陜西普通話慷慨而談。我的發(fā)言用了半小時，沒有人打斷，只接到了幾十張條子，多數表示支持我的發(fā)言，少數表示反對。我看到北京電影廠的人待機不拍，滿臉困惑：怎么是為黃萬里辯護的發(fā)言呢？

　　6月19日，《人民日報》以六號小字在“什么話”的總標題下刊出了《花叢小語》。后來知道，毛澤東對《花叢小語》的批語就是“這是什么話？”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斥責彭德懷和黃萬里一樣腦后長著“反骨”，他對黃老師關于三門峽水壩的反對意見置若罔聞，只認為他的詩寫得好。但當時我們并不知道黃老師的“右派”竟是毛澤東欽定的。而即使知道，我也不會害怕，不會退縮，因為在當年許多年輕學子的心中，真理高于一切，辯證法不崇拜任何事物。

　　后來上來的發(fā)言者都是按照定好的調子批判黃老師的“反黨言論”。黃老師站到桌子上（因麥克風放在桌上）回答問題，態(tài)度安詳從容，對于“你站在什么立場？”的質問，他的回答始終是“人民的立場”。在人們要把他“打翻在地”的會場上，他堅定的立場不只是保護自己及自己的親人，也是保衛(wèi)他所堅持的科學真理。而黃老師的“右派罪行”中，除了《花叢小語》，還有一條就是反對三門峽工程，反對學習蘇聯(lián)。

　　后來我還參加了幾次小型辯論會，是關于錢偉長教授的。當時報紙上已發(fā)表批判文章，說錢教授有毒害學生的“五把刀子”。在一次辯論會上，有個同學就按報上文章的調子批錢教授，辯方的一個同學問：“你說錢偉長有五把刀子，你把五把刀子拿出來讓大家看一看。”對方顯然不知道這“五把刀子”是什么，反唇相譏說：“你們說錢偉長沒有五把刀子，那你們把……”說到這里他說不下去了，辯護的同學立即說：“沒有的刀子怎么能拿給你看？”大家都哄笑起來。在這樣的辯論中，控方總是被駁得理屈詞窮，被問得張口結舌。反右運動遇到了頑強的阻力。

　　但年輕氣盛卻又單純不設防的同學們的對立面，卻是久經戰(zhàn)陣老于世故而且掌握著權力的政客們，于是我們的悲劇不可避免。為掃清反右運動的障礙，完成5％的右派指標（實際接近10％），數百學生紛紛被打成右派。這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因為我堅信在我的身上甚至找不到一個細胞會“反黨”。但政治運動是按“需要”進行的，你就算渾身是口，也申辯不得絲毫。

　　當年的水文學沒有考試。八月份，我們到三門峽做“認識實習”，我在壩基上也打了幾個爆破孔，親手參與了這個錯誤的浪費了大量社會財富，給陜西人民帶來數十年禍患的工程。1958年我被送到北京煤礦下井勞動，從此與黃老師一別就是22年。

　　五

　　大壩故事

　　1958年11月25日，三門峽工程開始黃河截流。1960年6月高壩筑至340米，開始攔洪，同年9月關閘蓄水攔沙，是年潼關以上渭河大淤，淹毀良田80萬畝，一個小城被迫撤離。庫內的水位在漲，庫區(qū)的農民一批批揮淚踏上離鄉(xiāng)背井之路。當壩前水位達到332.58米時，泥沙淤積迅猛發(fā)展，蓄水以后一年半中，15億噸泥沙全部鋪到了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里，涇渭分明的渭河來水渲泄不暢，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富饒的關中平原年年減產，那里的土地因為三門峽水庫蓄水而鹽堿化，甚至沼澤化，河床開始“翹尾巴”，即泥沙淤積向上游延伸，威脅到西安重鎮(zhèn)及以其為中心的工業(yè)基地。

　　這一切不幾乎都在黃萬里的預見中嗎？其實，黃萬里只是本著科學家的良知，說出了關于黃河及泥沙與三門峽大壩問題的科學的真話，可是他被非民主決策擊敗了，他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昧著良心說假話，預見到反對蘇聯(lián)的設計方案要吃苦頭的，一味想著“黃河清”好大喜功的，一時得計榮耀地保全了自己（而且獲得至今不衰的終身榮譽），可是國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損失，何以為補？又有誰能聽見家園淹沒難民流徙時的肝腸寸斷？整個三門峽工程造成的損失據估算不下百億（相當現在的一千億以上），還涉及到40萬多農民從渭河谷地被迫向寧夏缺水地區(qū)移民，其中15萬來回遷移十幾次，給他們造成了人生中難以想象的慘劇，連國務院派去視察的高官都為之落淚，說：“國家真對不起你們！”（《老照片》第15輯）。

　　移民和泥沙這是三門峽工程本可預想的兩大難題，主事者的對應政策是什么呢？

　　從水利電力部于1965年1月18日寫給國務院的“黃河治理和三門峽問題的報告”中細細搜閱，可以略見端倪：“1954年，我們請?zhí)K聯(lián)專家來幫助做治黃規(guī)劃……在歷史上，中國人希望黃河清，但是實現不了。蘇聯(lián)專家說，水土保持加攔泥庫，可以叫黃河清。”蘇聯(lián)沒有一條像黃河這樣的多泥沙的河流，黃河在中國是中國的河，千百年來黃河的功過、治水的艱難與成敗，只有中國人才能最深切的體會,可是蘇聯(lián)專家一句話，黃河頓時要變清了，水利電力部的報告接著說：“于是，歷史上定不了案的問題，一下都定案了。例如三門峽修壩的問題，日本人研究過，國民黨研究過，解放后研究過，都不敢定案，但是蘇聯(lián)專家說行，我們就定案了�！�

　　回到1955年7月1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通過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關于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fā)黃河水利的綜合規(guī)劃的報告”，有關水土保持的一段話是這樣說的：“國民黨政府在1946年請來的美國顧問雷巴德、薩凡奇、葛羅同，在他們所作的‘治理黃河初步報告’中，雖然承認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卻認為‘以之推行于整個區(qū)域而生效，需時或將數百年�！�這不能不叫人想起周朝的人早就說過的話：‘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但是現在我們不需要幾百年，只需要幾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個黃土區(qū)域生效；
并且只要6年，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黃河下游的河水基本變清。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黃河下游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

　　掌聲雷動，報告獲得一致通過。

　　這掌聲雷動如今想來，卻多少有點辛酸的意味了：三門峽工程一波三折，黃河怎么可能變清？在中國要想博得掌聲并不難，掌聲是拍巴掌拍出來的，也可以一巴掌打將過去，或者竟是捏成拳頭，揮拳猛擊致人死地。什么時候，我們不再擊倒黃萬里這樣的書生，而同時又將掌聲給予科學及民主決策時，中國肯定要富強許多、美麗許多。

　　對于國家賴以立足生存的國土和耕地而言，水土保持是至關重要的，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及以后的幾代人、幾十代人，世世代代都要為之努力的，卻又萬萬不能急功近利，違背科學，無視中國黃土高原黃土自身不可改變的特點，以及種樹種草的艱難。因而關心三門峽的人都會提出一個相同的問題：當時修筑大壩的科學家依據的是什么科學原理？在向蘇聯(lián)方面提出的《技術任務書》里，中方給出的關于水土保護減少泥沙的數據是：到1967年末沙可減少50％，50年之后減少100％。就連對黃河泥沙不甚了然的蘇聯(lián)老大哥也驚訝了，分別把1967年末沙減少量及50年后的減少量改為20％及50％。

　　這就是下游6年，黃土區(qū)幾十年就可以“黃河清”的來歷！

　　黃河清了嗎？沒有。相反，陜西泥沙日積、災難日重，那里的地方官在忍無可忍之下，繞過周恩來徑向毛澤東告狀，毛澤東急了：“三門峽不行就把它炸掉！”1962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陜西代表組提出的第148號提案說：“三門峽大壩自1958年12月至1961年11月攔洪以來，水庫淤積量共約200億噸（包括塌岸18億噸），潼關以上約占6億噸。其中1960年9月蓄水以后至1961年11月，來沙163億噸，淤積在庫內的泥沙占來沙量的百分之九十四。庫區(qū)周圍340米高程上下，地下水位普遍上升，根據調查觀察，在335米以上農田浸沒面積已達47萬畝，1961年比蓄水前擴大了24萬畝。農作物產量下降，部分地區(qū)果樹已開始發(fā)生死亡”……

　　時至1962年，神話一般的“黃河清”沒有人再提了，三門峽水庫的運行由初定的“攔蓄上游全部來沙”改為“滯洪排沙”，此后淤積有所減緩，但因泄水洞底檻太高，泄洪流量太小，“翹尾巴”式的淤積繼續(xù)向上游發(fā)展，潼關河床抬高，渭河、洛河、黃河的淤積災情發(fā)生連鎖反應。陜西省的人大代表不得不提出：汛前庫區(qū)壩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閘門全部開啟并研究增設泄洪排沙措施。這就是讓黃河連同它挾帶的泥沙流得暢快一些，流出去，流下去，倘不，“翹尾巴”式的淤積將要毀掉關中平原及西安！

　　看來，黃河只能以黃河的方式流動。

　　掌聲雷動中修了三門峽大壩，大壩修成之日便是災難開始之時，到1964年，三門峽大壩的改建便迫在眉睫了。1964年12月18日，周恩來在治理會議上講話時反復強調：“要回答五年內怎么辦這個問題。”因為“五年”已淤成這個樣子，如不改建，再過五年，水庫淤滿后遇上洪水怎么辦？面對維持三門峽原狀的一種意見，周恩來說：“但是，五年之內能不能把上中游水土保��？絕不可能！要求在五年內把西北高原的水土保住，我看砍了頭也沒辦法。要叫我去，也不能接受這個任務，因為這是不可能辦到的。”（《周恩來選集》下卷）。周恩來甚至還這樣說：“實施水土保持和攔泥庫的方案還遙遠的很，五年之內國家哪有這么多投資來搞水土保持和攔泥庫，哪能完成這么多工程。那樣，上游動不了，下游又不動，還有什么出路”（資料來源同上）！焦慮焦急，溢于言表。

　　于是三門峽工程改建的“兩洞四管”方案確立。改建的四條鋼管于1966年7月投入運用，增建的兩個隧洞分別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庫淤積開始減緩，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關以上河床“翹尾巴”淤積還在繼續(xù)。

　　本節(jié)摘自徐剛：《黃河萬里獨行客》

　　六

　　我1959年12月從京西木城澗礦回到清華大學作實驗員，因為忍受不了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的惡濁風氣，厭惡“教育革命”的虛偽言論，1960年3月我告別了這個體制，毅然出走，決心像高爾基、杰克•倫敦那樣到社會下層去滾打。11月我從西安經潼關過黃河繞道回家鄉(xiāng)韓城時，看到古老的潼關縣已是一座人民流離他鄉(xiāng)的空城。到韓城，正值吃草根樹皮充饑的日子。我奉生產隊派遣到司馬坡（司馬遷祠即建于其上）下的黃河灘挖馬藺草根，看到韓城的第二大鎮(zhèn)芝州鎮(zhèn)也已搬遷一空。幾年以后，三門峽水庫的回水又從芝州口上溯40里，迫使昝村鎮(zhèn)搬遷。

　　事實雖證明真理在黃老師一邊，但在有著袁紹殺田豐傳統(tǒng)的中國，令人傷心的則是有些人反而遷怒于提出正確意見的黃萬里老師。1961年，黃老師“奉命在密云勞動，與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勞，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薄拔母铩敝懈�貶他到三門峽挖廁所以示懲罰。1962年8月，他寫下了《念黃河》，次年又寫出《哀黃河》。

　　念黃河 1962年8月

　　聞黃河中游淤塞，三門峽水庫不能蓄水，

　　一如當年愚言，悵惘之余，詮次為七言長句。

　　有水有水號黃河，蕩蕩奔放挾沙多。

　　蛟龍千里長堤束，坼岸潦原在一呵。

　　有父（鯀）為君（“君”指黃河，下同）身毀滅，

　　其子（夏禹）稱王息洪波。

　　千古英雄淘既盡，猶懷塊磊欲如何？

　　念君氣度亦爽颯，清渭濁涇兼引納。

　　肯吐瓊漿淤萬傾（指淤積的黃河三角洲，面積二十五萬平方公里），

　　千年斯土民踐踏。

　　人間淺識一何多，斬斷沙流一門闔。

　　更在東平潴漾漾，豐功偉利云綜合。

　　詔謂君氛從此靖，頌清不乏鮑參軍，

　　奇祥異瑞爭相送，勝利沖來頭易昏。

　　樗散書生不曉機，竟然抗疏犯龍鱗。

　　紫氣盛世豈應唱，腸熱魯連理必伸。

　　源頭水土應保恤，涉水河漕須從逸。

　　洼道輪流潦可泄，立農建土賴洪積。

　　而今壩蓄復堤塞，清水頂沖長告急。

　　行見渭濱倉廩實，翻為云夢魚蝦沒！

　　廷爭面折迄無成，既闔三門見水清。

　　終應愚言難蓄水，可憐血汗付滄溟。

　　徙薪曲突非求澤，爛額焦頭自上賓。

　　腸斷秦川隴水咽，艷陽遺照此精誠。

　　哀黃河 1963年8月

　　 癸卯伏雨，閉戶披覽各家改建三門峽壩工意見，

　　 頓起無窮之慮，悵望禹功，淚垂無已。

　　昏昏八表停云里，風雨凄凄滿地水。

　　悶煞書生不得出，閉門重討治河技。

　　百家宏論亦紛紛，造壩節(jié)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謀不用，枉教民徙無常止。

　　曾參豈是殺人者？鄭國莫非懷鬼士？

　　盡說河清定可期，長堤千里頂沖涘。

　　可憐血汗付東流，改持開洞排沙旨。

　　紛紛獻計泄庫藏，但恨水高壅遠沚。

　　噫吁嘻！異哉奇計！擺脫秦災復能幾？

　　鄭渠垂就木成舟，應盡水庫功用起。

　　興利除災并顧間，巧謀猶待細研揣。

　　凡今誰是出群雄，翡翠蘭苕千手指（杜甫詩：“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誰掣鯨魚碧海中？百年難遇風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墜如此。

　　雨打窗聲催轉急，愿聞掃卻杞憂矣。

　　1964年春，黃老師寫信給董必武副主席，陳明三門峽淤積的嚴重性以及不能建造三門峽的理由：黃河泥沙主要來自中游的山、陜黃土高原，而且正是黃河挾帶的泥沙沖積成了世界上僅次于亞馬遜平原的黃河三角洲平原。因挾帶泥沙而斷言黃河為害河，前提便錯。鄭州以下的黃河為淤積段，泥沙沉降不可避免，怎能指望建三門峽水庫解決下游河道的淤積呢（而張光斗教授則認為水庫排沙量以不在下游淤積為條件）？黃老師的信，式近四六韻文，并附以上兩詩。

　　信發(fā)出不久，水利部召見黃老師，要他擬出三門峽壩工的改建計劃。他用了60個日日夜夜，寫出了《改修黃河三門峽壩的原理與方法》，建議開洞排沙，以燈泡式水輪機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陸沉；
復蓄水以調洪興利。草罷即興成三詩以記其事云：

　　改修三門峽規(guī)劃擬罷 1964年秋

　　策治河工謀算罷，頓時涕淚滿衣裳。

　　卻看小女嬌憨態(tài)，哪識乃翁欣喜心。

　　兩月伏書尋思苦，卅年載籍見功深。

　　秦川錦繡應無慮，有計拿鰲拯陸沉。

　　三門謀應拯三秦，誰濟艱辛豫魯民？

　　渠化招來沿路堿，泥流淤出仰河身。

　　必開洼涇輕沙落，遂暢尾閭清道伸。

　　料得后生通盡理，解鈴豈待系鈴人？

　　黃河淤塞海河閭，泛彼督亢陂澤漁。

　　客歲抗洪憐失調，他年策劃恐艱舒。

　　廣陵散絕還堪惜，古楚狂來莫遠疏。

　　斫卻散樗安足道，九州行水復何如？

　　這個改建計劃呈上后，水利部于1964年9月印發(fā)，但黃老師一直沒有得到批復。因為對于黃河輸沙下游的看法，黃老師和其他特別是那些已獲技術權威地位的人存在著原則分歧。黃老師主張必須讓泥沙排出水庫，以挽救渭河兩岸。但當時的主流觀點卻主張攔沙庫區(qū)，以減免下游河床淤高。但又擔心庫區(qū)淤滿，于是將壩下的泄水洞逐年一個個打開，弄得大壩百孔千瘡，卻果然排出一些沙來。但實際排出的卻是潼關以下庫內歷年的積沙，每年隨河水流下的泥沙，仍淤在潼關以上黃、渭河槽里。人們誤以為這樣開洞排沙改建三門峽壩以后，沖淤就可以平衡了�！斑@樣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轉成了慢性肝炎�！保ā饵S萬里詩文選》）

　　1969年夏季，西安再度告急。周恩來委托劉建勛，紀登奎在三門峽召開四省治黃會議以商對策，確定了第二次改建的原則：“在確保西安、確保下游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徑流發(fā)電，打開1－8號導流底孔。”

　　這幾個導流底孔，恰是黃老師在反對修建三門峽大壩被否定后一再請求保留以備將來排沙的。這一請求1957年被一致接受了（不只張光斗教授一人），后來又按蘇聯(lián)的設計用混凝土堵死了。當時黃老師已是鐵帽在頭，人賤言輕，欲諫不能。但當時的許多公認的技術權威誰又據理力爭呢？而當時每打開一個導流底孔的費用是1000萬人民幣，相當如今1億人民幣以上，八個導流孔的花費就相當如今八億元以上。但2次改建后的潼關河床，仍比三門峽大壩修建前高出3米，威脅渭河下游地區(qū)的潛在危險仍在增加。1973年初黃老師上書周恩來，說明必須外加能量以改修大壩，才能挽救秦川。

　　七三年春承領導照顧，準許在監(jiān)視下進入當時的“三線”，潼關以下地區(qū)考察黃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勢。這對于一個熱情治河者是大好的機會，對思路起了強烈的反應，有助于我兩年后制定治黃方略。

　　黃、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從下游移來的苦難，內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覺得自己如此努力學習并工作，曾何補于蒼生？茫然不知怎樣去報國�！　�

　　（《黃萬里詩文選》）

　　讀到此處令人凄然。黃老師考察黃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勢，目的是為了治河去害，但他不僅要得到準許，而且要在專人的監(jiān)視下進行。這使我想起兩件事。一是他在美國留學時驅車45000英里看遍美國各大工程，沒有人監(jiān)視他。1936年考察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不僅無人監(jiān)視，該河管理機構還招待他坐船參觀直達�？�。而他考察的目的卻不是為美國的水利獻策，而是學習知識以便為中國水利服務。二是1977年全國科學大會時，我在獄中寫了兩篇有關巷道鑿巖方面的論文以為獻禮。陜西省勞改局令我從莊里鋼球廠（第七勞改支隊）到杏樹坪勞改煤礦搞技術革新發(fā)揮作用。派一名獄警，一名武警執(zhí)槍押送，我則戴著手銬背負行李上路。我一路上的心情卻遠比不上老師豁達，此之所以黃先生為吾師也。

　　沿途老師寫詩抒懷，其中一首是：

　　傾聽華縣畢家公社主任宇冬梅報告三門峽壩造成后的災害 1973年夏

　　聽罷畢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淚交頤。

　　暴洪施虐知攔阻，惡堿侵農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見，一般律定莫相違。

　　平生積學曾何用？愧對蒼生老益悲。

　　其他幾首詩，念念不忘的總是黃河治水之事，例如：“安得雄才移治水，奔沙千里整河身。”“巨靈倘擘青崖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拓闊黃流好暢奔�！薄斑b望秦川空灑淚，及身難報圣農恩�！�

　　就三門峽工程為人民造成的巨大損失和為陜西人民造成的巨大災害這件事來說，黃老師不但沒有任何責任而且被釘上了痛苦的十字架。但他卻自責“平生積學曾何用？愧對蒼生老益悲�！币驗樗�不忘自己留學美國花的是人民的錢（而非國民黨的“恩典”），食、衣、住、行都是工人農民生產的，他最大的欲望就是修河治水，清除水患，造福農民。通常的說法是“無欲則剛”，但“無欲”也常以消極避世的方式出現。當代詩人江嬰先生在《贊普羅米修斯》一詩中寫道：

　　大欲無私剛自在，英雄何計一身殘。

　　正是黃萬里老師出于“噴出熱血的愛”的“大欲”而堅持科學良心的最好寫照。

　　七

　　黃老師后半生為之受難的，不是一個三門峽水庫該不該修或者如何修的技術問題，而是科學與政治，科學與權威，科學精神與傳統(tǒng)文化的矛盾沖突問題。

　　戰(zhàn)國時的百家爭鳴時期，孟軻先生有一句話：“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并且非常激烈地認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智”就是智慧、知識。但自從秦國用武力征服六國，實行了大一統(tǒng)之后，百家息聲，推行有權就有真理的“以吏為師”。經過了兩千余年的演變，人們的是非之心在中西方分道揚鑣。在中國皇權專制社會里，“智”變成了智謀、機詐、乖巧、欺蒙；
而在西方，隨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智”發(fā)展為實事求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

　　三門峽工程開始于“圣人出黃河清”的浪漫幻想和討好當政者的猥瑣心理。爭論的中心問題是攔不攔泥沙，放不放清水，修不修大壩？黃老師從一開始就堅持泥沙必定不能攔，“黃河清”的謬論違背黃河自身的規(guī)律。而張光斗教授則與黃老師針鋒相對，津津樂道于“圣人出而黃河清”，而且在會上明確表示，他想不出清水下去有什么壞的地方。攔沙與排沙之爭的背后是堅持修壩和反對修壩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

　　三門峽工程從爭論和動工修建至今46年。這是一項怎樣的工程呢？這是用三年時間人為地制造一個問題，然后再用43年的時間去解決這個制造的問題。這真是世界工程史上罕見的事例。但這卻不是單純的技術失誤，而是一種文化、一種世界觀、一種思維方式的可悲結果。我國自1953年開始社會主義改造，到1955年確立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也是用三年時間人為地制造一個社會問題，再用將近50年的時間去承受和解決這個人造的問題，又恢復到私有經濟為主和市場經濟的體制去。

　　三門峽工程的一切問題和災難都按黃老師的預言來了。從我們自己的這一重大失敗中總結教訓，可以使我們獲得大量思想資源。但傳統(tǒng)文化的慣性卻導致一些人要隱瞞真相，歪曲事實，混淆是非，為自己、為大人、為尊者，文過飾非。

　　1992年1月8日的《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簡報第10期（經濟10期）》上有一段令人吃驚的話：

　　“張光斗委員說，三峽工程是個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見是好事，深入討論后可以把問題搞清楚，便于領導決策。如三門峽工程那時大多數人贊成搞高壩大庫，少數人不贊成。后來證明少數人對，而多數人錯了。但三門峽的經驗教訓不能硬搬到三峽來，認為在三峽工程問題上也是多數人錯而少數人是對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認為那時對三門峽工程持錯誤意見的人，今天對三峽工程的觀點也不對。我那時是反對修建高壩大庫的，贊成設大量底孔，意見是對的。但不能說我現在對三峽工程的意見也是對的，要分析研究�！�

　　看到這里，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實是：

　　1、當時只有黃老師一人反對修三門峽壩，溫善章一人提請改修低壩。其他全體贊成修高壩，擁護蘇聯(lián)原計劃。

　　2、除黃老師外，張光斗和全體參加討論的人都贊成修高壩，只溫善章一人提議修低壩。

　　3、最后黃老師提議留排水洞不堵，全體贊成，但在施工時蘇聯(lián)專家堅持原議。并非張光斗一人贊成留排水洞。更沒有證據說明張光斗當時“反對修建高壩大庫”。

　　2003年11月1日的《華商報》根據中央電視臺的資料出了一版《新聞專題》，大幅標題是：《渭河災起三門峽水庫》，副標題則是：《著名水利專家張光斗質疑三門峽水庫設計錯誤，主張廢棄三門峽水電站》，其中一個小標題竟是：《張光斗當年不贊成修三門峽水庫》，則更使我吃驚得氣都上不來！我們民族的科學精神竟淪喪到如此程度！我們的心靈竟麻木、墮落到如此地步！今年陜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水釀成50年一遇的大災，1080萬畝農作物受災，225萬畝農田絕收，成災人口515萬，直接經濟損失82.9億元。禍起三門峽工程，不是驚醒我們深入反思三門峽的深刻歷史教訓，反倒成為一些人文過飾非，借天之禍以為己功，顛倒歷史的機會。我們豈能一面與謊禍的結果斗爭，一面又繼續(xù)肆無忌憚地造謊！人們不禁要問，如此下去，我們這個古老而衰的民族還有希望嗎？

　　不在真話中崛起，就在謊言中滅亡！擺在中華民族面前的就是如此一個簡單而嚴酷的問題。

　　自從1957年以來，中央全會開了幾十次，什么時候能開一次專門討論講真話的中央全會呢？

　　柏楊先生在《丑陋的中國人》一書中批判中國文化中死要面子的陋習。死要面子就是不敢正視錯誤，不愿承認錯誤，極力維護錯誤，和錯誤共命運同生死，最后與錯誤同歸于盡。

　　從三門峽的錯誤和失敗中我們得出的教訓是除了“在科學的問題上容不得半點虛偽和驕傲。”（毛澤東上世紀40年代語），更重要的是任何人任何部門都不僅無權壓制不同意見，而且要充分展開不同意見的公開爭論。公開爭論的目的是為了各人對自己的意見敢于負責，并吸引更多的人參加討論。任何水利樞紐既然都擔負著綜合利用的功能，就要吸引有關的各方共同論證。以三峽工程而言，與“圣人出黃河清”好有一比的則是“高峽出平湖”，“當驚世界殊”的偉人浪漫情懷。多年來，除了水利電力部，參加論證的還有國防、地震、交通、民政、旅游、環(huán)保等六個部門。但長時期以來綜合論證一直通不過。為了強行貫徹某種長官意志，最后竟變綜合論證為水利部一家的部門論證。這一改變本身就違背了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的原則，為以后必然要發(fā)生的錯誤大開了方便之門，把七票表決的議案變成一票對其他六票的否決。而在人大討論時，又只發(fā)給絕大多數雖非水利專家卻能進行常識判斷的代表以片面的只主張三峽上馬的材料，排斥和隱瞞相反的意見。這樣的決策方式本身就是“心中有鬼”的表現。

　　張光斗先生被一些人捧為“水利泰斗”，他教導人們一個小學生的常識：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中，但并非少數人的意見都是真理。但三門峽的失敗教給人們的并不是這么一個常識，否則世界各國就不會有“多數決定”的民主原則了。真理從來不由多數或少數決定，但重大的決策必須在紛紜的意見中產生才能盡可能減少失誤。世界上無風險的決策是不存在的（否則就不需要決策），因此沒有歧議的決策，沒有經過不同意見充分交鋒的決策就是最可怕的，因為潛在的風險被掩蓋起來了，它一旦來到就將不但是突發(fā)的，并且是在人們完全無備的麻痹狀態(tài)下發(fā)生，因而結果將是災難性的。關于三峽工程的上馬，黃老師曾六次上書中央，要求與學界和設計部門公開辯論，沒有得到應戰(zhàn)；
要求中央領導騰出一個小時聽他闡述三峽之必不可上的理由，被置之不理。

　　可嘆的是只有一個當權人物在1995年春季客氣地向他咨詢三峽的問題，并在幾天內向他回信致謝。然而此人不是他深愛著的自己祖國的同胞，而是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先生。

　　黃老師關于三峽工程的六封上書，三封在人大決議之前，三封在人大決議之后。今錄其第三次上書以備忘：

　　事由：第三次警告建造長江三峽高壩是禍國殃民之舉，并再提供論證，請速制止施工

　　準備。

　　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常委會江澤民總書記、諸位委員：

　　前曾兩次勸告切勿修建長江三峽高壩，首次1992年11月14日，附送兩文，第二次1993年2月14日，附文請閱后轉交中紀會。現在另再送上《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河床演變問題論證一文，請予審批，并請連同前文發(fā)交有關機關，安排會議公開討論。

　　凡峽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兩岸又少田地，象大渡河龔咀那樣，是可以攔河筑壩，利用水力發(fā)電的。盡管16年來這水庫已積滿卵石夾沙，失掉了調節(jié)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發(fā)電。但長江三峽卻不是這樣，這是黃金水道的上段，四條巨川排泄著侵蝕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進入峽谷，在水庫蓄水后這些卵石和泥沙就會堵塞住重慶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沒田地。那里水源豐富，生活著一億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這樣的地貌，決不可攔河筑壩。所以長江三峽根本不可修高壩，永遠不可修高壩。當年孫中山提出這一設想后，可惜沒有一個學者能作出科學的解釋，至今也只有我一人，說明這是不可行的。隨后也就不會有美國薩凡奇的建議，也不會有一群工程師涌向美國學習筑壩的經驗，其實這些技術還停留在幼稚可笑的階段。更不會向加拿大乞取可行性研究經費，更不會有黨代會、人代會和半個世紀的討論。這些都是科技低落的后果，雖不單是我國，但今準備施工了，領頭的“專家”應負刑事之責。

　　論經濟效益，此壩每千瓦實際造價之高，可以打破世界記錄。且不論攤派到發(fā)電的靜態(tài)經濟成本按1986年物價300億元是否屬實，茲縮短工期為15年，投資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時實際投入為666.45億元（見“簡釋”文）。但是審核的報告竟按開工時的成本計算，若也按15年工期，則僅159.54億元。這樣，縮小了造價成為1/4，即隱瞞了實價的3/4。這樣，經濟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這一錯誤，凡建設領導都該懂得而負責。

　　所以長江三峽高壩不僅因其破壞航運和農業(yè)環(huán)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價值也不成立。三峽電站20年內只有工費支出，沒有電費收入，國家財力不堪負擔。理應從速修江西湖南山區(qū)所有大中型電站，以供應東南各省電能燃眉之需。

　　作為共和國一個公民，由國家培養(yǎng)成的、從事了60年的水利工作者，眼看著國家和以百萬頭顱換來的堅強黨組織誤入陷阱，自覺有責任忠告也應依憲法“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的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請、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背�另對負責技術頭頭張光斗等冒充專家，根本不懂工程經濟和攔河筑壩的自然限制條件妄加評審，申稱“一定要上”，犯有欺罔之罪，向監(jiān)察部舉報外，也對總書記等對我兩次警告未予批答，深為詫異。未知曾否考慮按憲法“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這一條發(fā)交有關機關處理。當年黃河三門峽修筑前爭辯，只我一人反對修筑。現在雖有許多人反對修建長江三峽壩，但又只有我一人從根本上徹底反對，申稱是禍國殃民的，且可能引起革命�？赡苤T公相信群眾多數，我個人仍希望公開爭辯。

　　未見批答，工程已準備進行，難望輪臺有悔詔，只得將此案披露中外，或可拯救此人為的災難於萬一。

　　順祝

　　進步健康

　　附文

　　黃萬里1993年6月14日

　　清華大學九公寓35號

　　在三門峽工程慘痛失敗后，沒有一個堅持上三峽工程的專家教授，敢于拍著胸脯說：“如果三峽工程再出現問題，我愿負刑事責任。”現在三峽水庫已經蓄水，一些設計本身和工程質量的問題雖盡量保密，也不能不暴露出來。尚蔚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去年春天《張光斗同志關于三峽工程建設談話記錄》中，報告副總理、總理及全國人大委員長的一段話：

　　三峽的防洪庫容問題可能你們知道了，沒有那么大。這個研究是清華作的，錢副主席（錢正英）知道后，把長江水利委員會找來問，他們也承認了。這也可以解決，無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響幾天航運。但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不行的。（尚蔚注：已故的周恩來總理曾說：誰要是破壞了長江黃金水道，就是對人民犯罪；
已經卸任的前總理趙紫陽曾說：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古人有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張光斗教授已經91歲，卻還不放棄向人民隱瞞真情的做法，實難理解。庫容計算本是一個沒有多少難度的機械性運算過程，尚且出了這么大的錯。那么還有多少錯誤沒有發(fā)現？還有多少隱患沒有揭露？還有多少危險被人們忽視？還有多少不同意見被置之不理？這都是國家的大事，關系億萬人民的禍福，難道不應該對三峽工程暫時叫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坐下來公開討論并且廣泛聽取國內外的意見，及時糾正錯誤、調整方案嗎？中國文化中有“成事不說”的謬見，計劃經濟體制下則有所謂的“釣魚工程”，利用的恰恰就是我們文化傳統(tǒng)中缺乏反思精神和糾錯機制的根本性缺陷。

　　個人的自由中包括犯錯誤的自由，但任何人無權拿國家的利益、社會的財富、人民的生命和安全犯錯誤，任何人都無權在別人身上犯錯誤，及時發(fā)現和糾正進行中的錯誤才是對人民也是對自己負責的態(tài)度。黃老師的后半生竟然是在制止將要發(fā)生的錯誤和糾正已經發(fā)生的錯誤這樣一種尷尬中度過的，他為此義無反顧，“春蠶到死絲方盡”。中國人現在最需要的就是這種執(zhí)著地發(fā)現錯誤和糾正錯誤的精神。

　　八

　　1979年7月，被判20年徒刑的我關了九年半后提前出獄，但“保持反革命定性不變”。我繼續(xù)申訴，得到胡耀邦的關注，在1980年元月才勉強“平反”，但裁決書中仍要保留一句誣蔑之詞：“書寫反動日記，不屬反革命犯罪。”有些人就是不怕后世恥笑。

　　申訴期間我兩次去北京“上訪”，聽到關于黃老師的事情。他是清華大學最后一個“摘帽右派”（錢偉長教授則是最后一名直接由黨中央“改正”的右派）。因為他的“右派罪行”中的一大罪狀就是“反對三門峽工程”，他不但從不認錯，從三門峽工程尚未上馬之時就力排眾議，舌戰(zhàn)群儒，要糾正工程設計的錯誤，而且上馬后又再三上書，多方論證，要糾正行動中的錯誤。他的行為讓不知就里的人百思不解，“你不但不檢討自己的錯誤，還要糾正批判者的錯誤，世上竟有這樣固執(zhí)的人！”

　　而“擇善固執(zhí)”正是我們古代文化的優(yōu)秀傳統(tǒng)。

　　為了證明當年的反右斗爭“本身還是正確的”，全國留了五個不予改正的右派，其中一個便是所謂“章羅聯(lián)盟”中的章伯鈞先生。但是章伯鈞先生的夫人和女兒不僅不再鳴冤申訴，而且為章伯鈞先生的右派感到驕傲。他的女兒章詒和寫道：“我希望右派這兩個字永遠保留下去。它永遠屬于章伯鈞，屬于我最親愛的爸爸�！闭略r和女士的話豈無道理！翻檢共和國的歷史，“右派”已成為正直和真話的象征符號。而我竟聽到有人說作家張賢亮“是個假右派”，卻用的是不屑的口氣。

　　在中國文化中，以右為上，以左為下。好不過的事情或文章，稱為“無出其右”，荒謬的事情則稱“左道旁門”。而在英文中，右right又作正確解，左left則作錯誤解。金克木先生詩云：

　　讀黃萬里先生治水吟草率題一絕 辛未年秋

　　昔有南冠今右冠，書生報國本來難。

　　大堤蟻穴誰先見，嘆息泥沙塞巨川。

　　黃老師的 《敬和金克木先生惠詩》云：

　　貶左面南尊右冠，中西同義釋非難。

　　常人慣作雷同調，異曲驚天震百川。

　　我雖學的是水利專業(yè)，離開學校后卻沒有干過一天水利。但我心中最尊敬的老師仍是黃萬里先生，他的高尚品質、獨立人格和科學精神永遠是我欽慕學習的榜樣和自我批評的比較。

　　1980年4月我第一次拜訪黃老師，雖然這是我們第一次單獨見面，但師生相對，共同的命運使我們彼此相知，勝過千言萬語。1980年底，我與陳建勛聯(lián)合提出一種新型氣動沖擊機構，欲向科學院申請試制經費，請黃老師和錢偉長教授作推薦人�？吹轿业牟牧虾螅�二位老師很高興，幾天后便寄來了由黃老師鄭重手書的推薦函。但在我國的科研體制下，存在著一個黑色幽默的怪圈。當一項新發(fā)明的原理、計算、設計提出后需要資金來試制樣機通過實踐證明時，審批的專家教授們卻明知故問道：“有沒有樣機，有沒有實測數據？”并以此作為否定的理由。而當新發(fā)明的樣機制造出來而且實測數據已使每一個能用常識判斷的人都能得出結論時，有關部門卻無視數據的權威，硬要所謂的專家教授的鑒定意見。這個科技怪圈使多少有價值的技術創(chuàng)新陷入滅頂之災。我們申請的科研基金泡了湯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但我這個人當年就是有一般硬干的脾氣。我向二位老師寫信說，科研經費申請已被拒絕，打算自籌資金干。不久就接到黃老師寄來的100元費用，錢師母孔祥瑛老師也來信表示將寄來150元。其時遇到一位江蘇省泰興縣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廠長常炳剛先生，表示他們愿出資制造樣機，條件是成功后讓他們生產。于是我退回了黃老師的錢，并寫信向孔老師說明情況，辭謝了他們的援助。

　　想不到這個項目竟然折騰了我20年。2001年我對一直關心著它的黃老師說：“技術上已經成功。雖然加工出來的樣機沒有一臺是合格的，但多次測試結果表明，就噪聲和節(jié)能的綜合性能而言，已穩(wěn)定地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但批量生產耗資太大，非我所能。結果是：技術成功了，經營失敗了，反而欠了債�！蔽业膶W生魏鐵徑解嘲地說：“黨老師是有困難要上，沒有困難創(chuàng)造困難也要上。人們奇怪他為什么選擇這樣困難的一個項目�！�

　　1988年10月我到北京參加全國經濟理論研討會，我的與會文章是：《論社會主義模式的轉換》，批判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所謂“按勞分配”的斯大林模式。（此文獲1988年西安市理論研討會一等獎，1989年西安市首屆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可以看出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社會開放程度）我在開會間隙帶著我與會的文章去拜望黃老師。他很高興看到我的文章，并說他對經濟學也很感興趣。水利工程中常有經濟核算方面的問題，特別是現在的投資體制問題很大，一項水利工程，先得屈從上面拍板的投資框子，這就把技術可行性與需要資金量的關系顛倒了。從上面引述他關于三峽工程的意見中，我們可以看到黃老師在經濟方面的造詣。

　　下一次我們見面是在相隔四年之后的1992年，他這時已遷居到清華大學九公寓一所寬敞的住宅中。當我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時，老師來不及寒喧，第一句話就問我：“六四后你是不是讓他們抓進去了？”我趕緊說沒有，這幾年我總不愿到北京來。他說：“這幾年沒有你的信，也找不到你的通訊地址，我們都為你擔心！”我看出他面部放心的表情，心情很是激動。老師接著提出第二個問題：“你用錢不用？我現在有錢了，我女兒在美國，可以幫助我。我給你取些錢！”說罷他轉過身去，就要給我取錢。我趕緊把他拉住說：“我不用錢。我的技術項目試驗已經成功，我想我以后會不缺錢的�！崩蠋熼_門見山的這兩個問題表明我們之間可貴的師生情，使我畢生難忘。

　　1994年4月清華大學校慶時，我和同級的女同學郝又明到醫(yī)院去看望黃老師，為他捧去一瓶鮮花。黃老師很高興我們來看他，卻又心痛我破費，說：“這瓶花很值錢吧？”在病房中談的最多的卻是三峽工程問題。黃師母告訴我們，老師在病重昏迷中，喃喃說出的只是“三峽！三峽，三峽千萬不能上！”我只好無力地安慰他說，即使三峽工程硬上，將來實踐檢驗這個工程錯了，還是要下馬或者炸掉。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常識性命題已經被人們用爛了。中國用了半個世紀檢驗當年三門峽工程眾寡懸殊的爭論，雖然最終證明黃老師的反對意見是正確的，但社會的巨大經濟損失特別是數十萬移民的流離失所，許多人為此付出的痛苦甚至生命代價卻是永遠也無法彌補的�？茖W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預測社會實踐的結果，沒有預見就談不上科學。如果所有像三門峽這樣本可通過充分的討論獲得科學預知的項目，都要通過代價驚人的“實踐”來檢驗，那我們還要科學干什么？人民高薪養(yǎng)活的那么多科學家還有什么用？在這些問題面前，爭論不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須的。詩人說：“不要和愚妄的人們空作爭論�！比龒{工程的決策過程中規(guī)定了“不許爭論”的陋規(guī)，難道當道者真把群眾或者竟忍心把自己劃歸愚妄的人群嗎？原主持三峽工程論證的水利部部長錢正英1999年說：“三峽的論證雖然是結束了，三峽工程雖然是開工了，對論證究竟行不行，還要經過長期的實踐考驗。”用“實踐”來檢驗投資數千億元的三峽工程的對錯，連上帝也會驚出一身冷汗。

　　今年10月中旬我終于懷著難言的悲愴踏進黃老師的家門。黃師母的氣色還好，他們的二女兒黃無滿從法國回來，她陪我到保持著原樣的黃老師的書房中。一切依舊，只是物故而人非，代替老師熱情、真誠、懇摯、純樸的生動面貌的，是他掛在墻上的遺像和無言的骨灰盒。我向老師的遺像默默三鞠躬，老師的音容笑貌一如平生，我忍不住熱淚盈眶！

　　2001年8月20日是老師的九十歲生日，他的學生們集資為他印了500冊《黃萬里文集》，并集會向他祝壽。但這時老師已臥床在清華大學校醫(yī)院一間簡樸的病房中。他的子女向前來祝賀生日的親朋和學生們表示感謝，發(fā)言中說：

　　“父親留給我們最深的影響有哪些？他的人格魅力在哪里？首先是他的誠實：他只說真話，不說假話；
他只會說真話，不會說假話。對學術觀點是如此，在政治觀點上也是如此。對于有利于自己的事是如此，對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是如此�！敝v到這里，與會者報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但在老師生日之前十多天，他已感到不豫，在目力已經不濟的重病下，幾乎是摸索著用顫抖的手給看望他的學生，畢業(yè)于1958年的他的兩名得意門生寫下了他的遺囑：

　　萬里老朽手啟 予敏兒及沈英夫婦弟妹：

　　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為主。

　　漢口段力求堤固，堤面臨水面宜打鋼板樁，背面宜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

　　萬里遺囑

　　2001－8－8

　　除了長江的水利和漢口安危，他沒有提個人及家屬一句話。他滿腔的深情，火一樣的大愛，全部傾注于祖國人民和他為之耗盡了畢生精力為之忍受了無限屈辱痛苦的江河。

　　呆呆地凝望著老師遺囑的復印件，我不禁眼淚迸出！

　　回到西安，翻檢有關老師的紀念文章，在曾昭奮先生所寫《江河萬里》之文末用小號字印著老師最后十年出版的書目：

　�。ā吨嗡�吟草》，黃萬里著，一九九一年六月，無出版社，無定價。）

　�。ā饵S萬里文集》，二00一年八月，無出版社，無定價。）

　　官方通過書報檢查制度控制的出版社每年生產堆積如山的文化垃圾，而黃老師價值連城的著作卻只能借助民間的菲薄之力用民間出版的方式出版區(qū)區(qū)500冊�？吹皆�先生開的這個奇特的出版書目，我再一次熱淚奔流！

　　但是黃萬里老師已用他90年的生涯為他自己、為中華民族的凜然正氣、為科學的良心書寫下了永遠不會磨滅的一本大書，成為我們及后世的寶貴遺產。他在我的家鄉(xiāng)韓城瞻仰司馬遷墓時寫的詩表明他的一顆黃金般的心已和古圣先賢融為一體：

　　過韓城芝川村仰漢太史司馬子長墓

　　73年夏

　　越山跨水赴龍門，誕降文星尚有村。

　　一觸逆鱗千古冤，長留青史萬年尊。

　　帝王故貶炎劉氏，揖讓惟揚孤竹君。

　　安得雄才移治水，奔沙千里整河身。

　　趙樸初先生的 題黃萬里先生治水吟草

　　上善莫若水，而能為大災。

　　禹功欽飽學，不祗是詩才。

　　把黃萬里先師比作“當代大禹”，愚以為庶幾近之。區(qū)別只是，古代的大禹手握帝王之權，治水取得了成功。“當代大禹”手無寸權，但他的偉大科學良心、毫無保留的獻身精神和豐富的智慧，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留給中華民族的最寶貴財富之一！

　　黃萬里先生永垂不朽！

　　安息吧，最可欽可敬可愛的老師！

　　2003年10月28日－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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