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體來說，全國農民的絕大多數(shù)還無法憑“各搞各”去參與市場競爭。我們應堅持走集體經濟為主的道路，去扶持、引導、帶領他們不斷提高自己、發(fā)展自己

　　自1978年農村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以來，“三農”問題再次成為全黨、全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焦點是近幾年來的事。

　　近年來，無論各級黨委、政府，還是有關專家、學者，對解決“三農”問題也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設性意見和建議。如有的認為是因為農民負擔太重，故建議要給“三農”減負；
有的認為是因為農村和城市是二元經濟結構，故建議“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
有的認為是因為農村人口太多，故建議要農村“城市化”、農業(yè)“工業(yè)化”、農民“居民化”；
有的認為是因為農民沒有資金和技術，故建議要招商引資，引進資金和技術，并列出了一個公式“公司+農戶”……等等，毋庸置疑，這些意見和建議的提出絕對是有理有據的，也絕對是有的放矢的。

　　但對這些大都付諸實施的意見和建議，來一個“回頭望”時，我們就不難發(fā)現(xiàn)，有的能有所成效，如給“三農”減負的重大舉措――農村稅費改革；
有的則見效很難，如給農民“國民待遇”的問題，不然的話，農民進城務工的“工錢”，就不需黨和政府出面干預了。既然事實如此，那我們就不得不對“三農”問題作進一步地探討和思考了。

　　對此，我個人認為，應把重新明確農村發(fā)展道路問題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下面，我想對自己的這點建議，從兩個方面談一點膚淺的看法。

　　第一：對農村發(fā)展道路，我為什么強調“重新明確”四個字?

　　我之所以強調這四個字，是因為以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為特征的農村改革在經歷了近26年后，就目前而言，全國農村發(fā)展大致走出了兩條路：一條是以家庭經營為主，“各搞各”，集體經濟幾乎為零，這在全國是絕大多數(shù)；
另一條是以集體經濟為主，搞“共同上升、共同富�！�，家庭經營幾乎為零，有資料顯示，走這樣發(fā)展之路的村莊在全國有7000多個，按占全國農村比例來說，是極少數(shù)。

　　對這兩條路，上到中央，下至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從農村改革開始一直到現(xiàn)在，實事求是地說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觀點和態(tài)度。但我們只要將這二條路下的一個絕大多數(shù)和一個極少數(shù)稍作對比，就不難發(fā)現(xiàn)：“三農”問題恰好出在絕大多數(shù)身上，而其余的極少數(shù)不僅幾乎沒有，反而在全國農村和當?shù)剞r村還十分出類拔萃，如河南的劉莊和南街、山西的大寨、江蘇的華西、北京的韓河等等。

　　即于此，我認為，現(xiàn)在應該是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各級黨委、政府重新明確農村發(fā)展道路的時候了。這個問題雖然十分敏感，但不容回避，也不能回避。小平同志說過，發(fā)展是硬道理。辯證唯物主義也告訴我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既然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各搞各”只能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為解放生產力和發(fā)展生產力發(fā)揮一定的作用，那么我們就應勇敢地認真地面對現(xiàn)實，大膽地來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在這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中，我們既要反對回到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前的“一大二公”，也要反對搞“刮風式”的全國農村“一體化”。在這之中，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有一點可以明確，那就是農村還是要走以鞏固壯大集體經濟為主的發(fā)展道路。要明確這是一個總基調和總原則。這樣明確后，一方面可給全國農村的極少數(shù)吃“定心丸”，以讓他們放手、放心、放膽地發(fā)展得更快更好；
另一方面，也可為那些還在苦苦摸索中的全國絕大多數(shù)提供思路，以讓他們早日找到正確的努力方向。要知道這個總基調和總原則，與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不是對立的，而是統(tǒng)一的。因為在這個總基調和總原則下，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同樣可以搞，但在搞的過程中，不是一分了之，依舊“各搞各”，而是要讓集體成為各家各戶的“支撐”和“主心骨”，以便扶持、引導、帶領他們更快更好地發(fā)家致富。事實上，也只有這樣，才能讓“三農”問題的解決有一個最基本的依托和支撐。否則，“三農”問題的解決就會走入“一個問題剛解決，或者還未解決徹底，新的問題又冒出”的“怪圈”，我這樣說 ，絕非夸大其辭，很現(xiàn)實的例子：比如針對“三農”減負的稅費改革還未結束，就冒出了“打工經濟”中要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

　　第二，我為什么說應把重新明確農村發(fā)展道路問題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 ?

　　這個問題，我在前面的論述中有所提及，在這里我還想毫不謙虛地結合我們洪林的情況說一說。我們洪林村現(xiàn)有256戶，1281人，農工商企業(yè)19家，資產總額2.8億元，其中自有資產積累戶均53．5萬元，人均16．5萬元。村民享受著學前及九年義務教育免費、醫(yī)療免費、水電半價、社會統(tǒng)籌養(yǎng)老保險等十多項福利。1982年以來，我們村先后被評為全省文明單位、紅旗單位、最佳文明單位、全國創(chuàng)建文明村鎮(zhèn)示范點、全國文明村鎮(zhèn)創(chuàng)建工作先進單位等，村黨委先后二次被中組部授予“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稱號，連續(xù)三輪被湖北省委評為全省村級黨組織“十面紅旗”。

　　我是1970年擔任洪林村支書的，至今已34年了�；厥缀榱纸�34年的發(fā)展歷程，我覺得我們能在“吃糧靠返銷、種田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三靠”起點上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除了有黨的富民政策的鼓舞和引導，有各級組織、各級領導、各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大力關心和支持，有全村父老鄉(xiāng)親的共同努力外，關鍵是我們穩(wěn)健地走出了一條適合村情的發(fā)展之路。這條路就是“鞏固壯大集體經濟，共同上升、共同富�！敝�路。

　　對洪林發(fā)展歷程，我把它概括為三句話：

　　第一句是“手挽手并肩走”，即在上世紀70年代，我們發(fā)動貧困的鄉(xiāng)親團結一心，靠大搞農田基本水利建設，大搞“三圃生產”和科學種田，解決了全村人的溫飽；

　　第二句是“放開手大步走”，即在上世紀80年代，我們堅持集體經濟不解體，帶領村民大搞穩(wěn)農興工，從而使全村經濟由農業(yè)型轉為工業(yè)型。同時，在強大集體經濟支撐下，村民在1985年前實現(xiàn)了自行車、電風扇、沼氣池、電視機、將軍樓的“五個一”到戶，并享有吃水、用電、理發(fā)等“不要錢”；

　　第三句是“甩開膀子跑步走”，即在上世90年代和進入新世紀，我們與時俱進地提出“集體濟為主，混合經濟為輔”的思路，繼續(xù)堅定地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之路。通過依靠強大的集體經濟大搞內引外聯(lián)，參與國企改制，收購擁有1200多名職工、紡織規(guī)模達4萬錠的洪湖市最大國有企業(yè)市棉織總廠紡部工場，全面盤大盤強全村紡織支柱和紡織龍頭，從而集體經濟繼續(xù)快速發(fā)展。2003年全村實利稅1600多萬元，其中日均上繳國家稅金近2萬元。

　　洪林村發(fā)展到今天，既沒有百萬富翁，也沒有貧困戶，普遍存在于農村的“上學難”、“就業(yè)難”、“養(yǎng)老難”、“計劃生育難”、“社會治安難”等問題，在洪林均不僅不存在，而且在有些方面毫不謙虛地說做得還可以。如在就業(yè)方面，在洪林的外來務工人員就達1300人。在養(yǎng)老方面，全村男60周歲、女50周歲以上退休人員月均可領到350余元的社會統(tǒng)籌養(yǎng)老保險金；
在扶貧幫困方面，我們通過開展以“互聯(lián)幫帶”為主要內容的“雙帶”活動，從1987年至今，已與洪湖市全市108個村支部建立了“互聯(lián)幫帶”關系，幫助其中24個村脫貧致富，12個村跨入了省地市先進行列。而在此期間，我們先后為幫帶互聯(lián)村折借資金 270多萬元，代培各類技術管理人員280多人，捐資30萬元幫貧困村建校1所；
在村民文化生活方面，我們有投資達300多萬元的洪林文化宮這個基本陣地，有管樂隊、秧歌隊、龍燈隊、腰鼓隊、禮儀隊等八支基本文體隊伍。

　　當然，洪林村相比全國先進兄弟村還有差距，但從洪林發(fā)展歷程和洪林所取得的成績來看，這些成績雖然有限，但我覺得洪林也不失為全國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只 “麻雀”，通過解剖洪林這只“麻雀”，也不能不說明，解決“三農”最根本的還是要把農村發(fā)展道路確立好。正所謂綱舉目張，我相信，只要我們抓住了“農村發(fā)展道路”這個綱，“三農”，問題就一定會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要知道，從整體來說，全國農民的絕大多數(shù)在當前乃至今后一個較長時朗，無論是文化素質，還是技能素質都還無法憑“各搞各”去參與市場競爭，去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只能堅持走集體經濟為主的道路，去扶持、引導、帶領他們不斷提高自己、發(fā)展自己。同時，也只有在強大集體經濟的支撐下，才能解決存在于農村的孤、寡、病、殘等“弱勢群體”的生存、發(fā)展問題。

　　當然，在確立了集體經濟為主的農村發(fā)展道路之后，接著而來的，就是要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大力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要真正把那些德才兼?zhèn)洹⒄嫘臑槊竦娜瞬胚x拔到農村基層黨組織負責人的崗位上來。我相信，只要有了一條好的發(fā)展道路和有一套忠實服務于這條好的發(fā)展道路的好班子，“三農”問題就一定會得到徹底根治。

　�。ㄗ髡邽楹楹�市洪林村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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