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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對于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的影響

發(fā)布時間:2020-05-20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2003年的夏天,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持續(xù)高溫。7月以來, 伴隨著氣溫的升高,有關中日關系的爭論也愈演愈烈。這場爭論在學術界、媒體、網(wǎng)絡、平民中熱烈展開,顯示出中國人巨大的政治參與熱情。其實,回顧近幾年以來, 能最能調(diào)動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熱情的事件——港澳回歸、大使館被炸、申奧與申博,我們不難看出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即這些事件都帶有強烈的民族情感色彩,透射著民族主義的影子。由此,也引出了筆者對于這些現(xiàn)象之后思考,本文試圖就民族主義對于中國政治參與的影響做出分析,并提出一些假設,聯(lián)系實際進行分析。

  

  一、對于有關概念的解釋

  

  在展開分析和論證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界定一下兩個概念——“民族主義”和“政治參與”,應為這是全文理論和展開的基礎。

  

  首先,有必要闡明筆者在本文所使用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問題的權(quán)威專家,卡爾頓·海斯認為:“民族主義是兩種及其古老的現(xiàn)象:民族性和愛國主義的現(xiàn)代感情上的融合和夸大!盵i]而英國教授歐內(nèi)斯特·蓋爾納則強調(diào):“民族主義主要是一中政治原則,他堅持政治和民族的單位必須一致。”[ii]實際上,自從18世紀民族主義首次在歐洲被提出時,人們便對他的定義爭論不休,對于不同事件,不同的角度,其次本身具有天然的多義性,時至今日,民族主義也有了許多新的變化。但是,筆者認為,概括起來說,民族主義是指以民族為符號、動力、和目標的思想情感,理論政策和社會政治文化活動。它包含了三層內(nèi)涵:第一重也是最根本的是一種心理狀態(tài)和思想觀念,是由民族性而培育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感。第二重是一種思想體系和意識形態(tài),是從民族認同感、忠誠干出發(fā),產(chǎn)生對民族利益的追求,形成爭取和捍衛(wèi)民族獨立、平等和繁榮的信仰原則。第三從便是一種社會實踐和群眾運動,在思想觀念和信仰共同作用下,自然產(chǎn)生的在一定意識指導下有目的、有組織的社會政治文化運動。

  

  那么,民族主義的信仰物或者說符號——民族有什么呢?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民族是人了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或者說是一種人民共同體,即“民族共同體”(Nation-community)。而民族主義意義上的民族,按照西方學者的主流觀點,一般認為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然而,既然是研究中國的問題,就自然需從中國的角度去界定這樣的一個概念。中國在歷史階段還尚未出現(xiàn)過成熟的民族國家,因此,中國的民族主義,其意義中的民族,不同于西歐一般看法。馬克思·韋伯曾說:“民族主義的基本價值在于對民族文化和民族聲望的關懷”,筆者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對象——中華民族,亦應指統(tǒng)一與中華文化下的,創(chuàng)造了中華文明的這樣一個“民族共同體”。在中國人的眼光里,我們是同文化不同種的,但是在歷史上中國和西方發(fā)生沖突時,文化上的異質(zhì)首當其沖。[iii]這也造成了中國歷史上一次又一次“民族主義運動”(主要是針對列強的),都會以光大中華文化為口號之一。文化顯然是帶有民族性的,而且是民族存續(xù)的客觀基礎,他執(zhí)行顯而易見的民族功能。孫中山在定義中華民族時,也沒有引用語言、種族、宗教,而是多民族的共同文化傳統(tǒng)。當代的民族主義,也高舉,如龍、黃河、長城、京劇、中國結(jié)、中國印等文化符號,使民族認同達到最廣化(全世界所有華人圈)和最深化(對于根本民族性的關注)。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fā)展提供著最廣泛的物質(zhì)與精神基礎,他的民族功能是民族的全體成員聚合為一個整體而區(qū)別它族。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其對象民族,可以定義為一個“文化民族”(Culture-nation),而中國的民族主義也因而有了較強的文化意識和文化認同。

  

  界定完民族主義后,我們再來看看政治參與這一概念。政治參與的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希臘時代,而在現(xiàn)代政治體系中,政治參與是政治運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公民的一項重要政治行為。有的學者認為政治參與就是“平民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活動”[iv]。實際上,政治參與也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它毋寧是特定社會——歷史——文化條件下公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的物化形式,他所表現(xiàn)出的具體行為外觀及其性質(zhì)與一個國家的政治發(fā)展程度和社會形態(tài)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在現(xiàn)代民主政治中,由于管道暢通,制度有效,政治參與可界定為特定體制框架內(nèi)公民或公民體影響政府政策制定的各種行為。在研究中國問題時,由于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正在進行,但基本原則,以及憲法有關政治參與的規(guī)定也較為完整,管道也較暢通,因此,中國的政治參與筆者認為可界定為公民或公民團體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框架內(nèi)進行的影響政府政策制定的各種行為和活動。

  

  我們可以進一步概括出政治參與的以下基本特征:第一,政治參與的主體是普通公民或公民組成的團體。它是業(yè)余性質(zhì)的,非連續(xù)的。在本文種主要指中國公民,和一些民間團體。第二,政治參與的目標指向政府的活動,旨在影響政府的人事構(gòu)成和政策制定活動。第三,政治參與是一種政治行為。第四,其途徑多種多樣,一般有政治投票、政治選舉、政治結(jié)社、游行集會等等,在我國還有公民投書信訪、上訪、與政府官員直接對話等等。它有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之分,在我國制度化的政治參與,主要表現(xiàn)為參加人民代表的選舉或當選人民代表履行各項權(quán)利義務,參加各政黨或群眾團體,參加各種聽證會或政策咨詢活動,對政府投書信訪建議批評、輿論對于政策的監(jiān)督和反饋等。非制度化的主要表現(xiàn)為:談論或?qū)W習時事政治、集體上訪或請愿、集會游行示威、在媒體上發(fā)表時政性評論、以及“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等。第五,其基本上是一種體制內(nèi)的非暴力的行為。這些活動對于國家體制和法律仍然基本上持承認和尊重態(tài)度,并無顛覆一切的企圖。

  

  在界定完了,這兩個概念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兩個概念研究的契合點。筆者認為,在心理觀念層面,民族主義對應公民參政熱情和積極性、參政心理;
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上,民族主義對應公民的參政動機和目的、參政原則和指導思想;
在社會實踐和群眾運動層面對應公民的參政行為、參政途徑。本文的論證將從以上三個方面,聯(lián)系歷史和現(xiàn)實,分析民族主義對于中國公民政治參與已有的影響,并預測可能產(chǎn)生的影響,提出假設,予以論證。

  

  二、民族主義的積極影響

  

  近年來,民族主義對于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的影響是顯而易見。說其顯而易見,很重要的一點應是,在民族主義情緒、觀念、意識下,中國公民,尤其是普通公民表現(xiàn)出數(shù)十年來前所未有政治參與熱情和積極性以及實際的參與行為。

  

  (一)民族主義擴大了中國政治參與主體的內(nèi)涵

  

  首先,讓我們回顧1999年。

  

  1999年發(fā)生南聯(lián)盟大使館被炸事件后,幾乎所有的中國民眾都把注意力投入到這件事件上,無不在談論政治,通過各種形式如投書、請愿(特別是網(wǎng)上集體簽名請愿)等,同時數(shù)以十萬計的學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議,在人們把這個事件當作一次民族危機、民族羞辱或是對中華民族的挑釁時,中國的公民們同時迸發(fā)出強烈民族認同和民族意識。在這種民族主義觀念的影響下,中國公民自發(fā)地以維護和捍衛(wèi)民族尊嚴、利益為目標(民族主義意識),通過各種政治參與行動影響政府對于這個問題的政策制定,這可以稱為是一場民族主義的社會運動。當然,中國政府在民眾的支持下也做出了強硬的表態(tài),成功的化解了這次事件。在這次事件中,中國普通民眾的巨大政治參與熱情,毫無疑問的受民族主義的影響。

  

  由此,我們可以歸納出,民族主義對于中國政治參與的第一個積極影響:民族主義的影響擴大,導致了中國政治參與主體內(nèi)涵的擴大:由精英階層擴大至整個平民階層。

  

  從歷史上看,民族主義的歷史創(chuàng)造是由精英階層完成的。1840年,當鴉片戰(zhàn)爭帶來東西方文化第一次沖突時,開始有某些儒家知識分子用民族危機予以解釋,憑由此產(chǎn)生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概念,直到后來的孫中山用西方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觀來解釋民族主義、共產(chǎn)黨人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民族主義,這也人物都是由精英知識分子來完成的。然而,在中國民族主義發(fā)展的過程中,有一個趨勢卻不容忽視:所有民族主義運動的社會基礎趨向于廣泛。從1840-1898年間,只在封建士大夫之間談民族主義,到民國初年資產(chǎn)階級、中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學生都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含義與目標心知肚明,到共產(chǎn)黨人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時期,工、農(nóng)、商、學、兵各階層婦孺都知民族解放思想、目標與意識形態(tài),民族主義作為無論是心理觀念還是意識形態(tài)或是政治運動,他的社會基礎都在不斷的擴大。而這種擴大,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實際的政治行動中來,民族主義影響下,政治參與的主體在面對民族問題時,內(nèi)涵不斷深化,不斷有普通的平民加入到這種參與中來,尤其是抗日戰(zhàn)爭中的民族大團結(jié)和解放戰(zhàn)爭中中國共產(chǎn)黨所代表的擁有廣泛社會基礎的工農(nóng)聯(lián)盟和民族解放力量。

  

  從民族主義的特點來看,由于民族主義,以民族為符號、價值和目標,建立于民族性基礎之上,而由民族性產(chǎn)生的民族意識成為民族主義的淵源!懊褡逯髁x的標志是疆域意識,具體表現(xiàn)為對自己的祖國,語言文字、文化藝術傳統(tǒng)、歷史記載的親近感”,[v]于是,這種民族性使民族成員在自我族屬意識的基礎上產(chǎn)生了民族認同感,使其對于民族的國家和“民族共同體”具有至高無上的忠誠,自發(fā)的關注民族利益,并形成民族自尊、自豪感。由于每一個民族成員,天生就具有民族性,而自然具有這種自我族屬意識,繼而,使每一個民族成員,或多或少會產(chǎn)是這種民族主義的情緒與觀念!懊褡逯髁x訴諸獨特的人了深層情感,是一種最強有力的集體性忠誠力量”。[vi]因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fā)展,帶動了中國公民這種民族覺醒,繼而使所有中國人產(chǎn)生了一種強烈民族意識,忠于本民族,自覺維護民族利益。而當他們的這種要求與現(xiàn)實政治(這里具體表現(xiàn)為政府的政策)產(chǎn)生沖突或共鳴時,公民政治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性將被激發(fā),他們會出現(xiàn)強烈的政治參與沖動,繼而積極投身于政治參與。尤其是平民階層,盡管原來政治參與較少,而當民族主義發(fā)生作用時,他們反而超過精英階層,成為這種政治參與行為中最為活躍的主體力量,無論是義和團、“五四”運動、抗日戰(zhàn)爭,還是1999年大使館被炸后的大游行、中日關系的大討論等。

  

   也許,有人會提出中國公民政治參與主體擴大,是由于政治體制變革的關系,是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中公民社會逐步形成和發(fā)展的產(chǎn)物,與民族主義何干?誠然,筆者也同意中國公民政治參與主體擴大,是由于政治體制變革和中國公民社會逐步形成和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但毫無疑問的是,民族主義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

  

  任何人在作為“政治人”進行政治參與時,都會有自己的參政關注點和動機。然而,如上文所述,對于民族的認同感和忠誠卻是集體性的,也就是說牽涉到民族利益的現(xiàn)實政治問題,就可能是全民族的、所有公民的共同參政關注點,維護民族利益、捍衛(wèi)民族文化亦可能是全民族的、所有公民的共同參政動機。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有可能使全體公民在有關本民族的現(xiàn)實政治問題上,共同實施政治參與的行為,使某一時刻,“瞬時政治參與”主體為最大化。通過波浪式的重復過程,從而使長久意義上,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和公民社會培養(yǎng)中,加速擴大公民政治參與主體有了現(xiàn)實可行性和實際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參與雖然是業(yè)余的,但也需要相當?shù)恼沃R和政治覺悟,民族主義影響下人們有了政治參與的沖動,從而會去主動學習如何參與、如何才能達到最佳效果,繼而提高“政治人”的素質(zhì)。又由于民族主義的政治參與行動往往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可以使大規(guī)模、大范圍的,因此,從宏觀角度看,也是有助于提高整個民族成員的政治素質(zhì)的,使他們具備更良好的參與能力,積累參與的實踐經(jīng)驗,使公民們今后的政治參與更成熟而有效,這對于一個民族公民政治參與的發(fā)展,尤其是對處于政治體制改革及建構(gòu)的國家內(nèi),如我國,擴大政治參與主體的內(nèi)涵,發(fā)展成熟普通公民的政治參與能力和制度都有巨大的加速作用和意義。

  

  很明顯的例子,選舉某個干部或?qū)W習三個代表,或參加某次價格聽證會普通公民可能不會去參與,去行使他的政治權(quán)利,而大使館一被炸,所有普通公民都義憤填膺,予以最大關注,親身參與政治活動,支持、聲援或建議政府政策,體現(xiàn)了高昂的政治參與熱情。

  

  基于這一系列理論和事實,筆者認為民族主義的影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擴大中國政治參與主體內(nèi)涵,使更多的平民階層自覺有了政治參與的要求,從而有助于使所有的公民(包括精英與平民)最終都真正成為政治參與的主體,并具有較高的“主體能力”。

  

 。ǘ┟褡逯髁x對于中國公民政治參與影響的具體表現(xiàn)

  

  通過觀察和分析,筆者認為可以提出這樣的一個假設:民族主義能引發(fā)中國公民集體性的民族意識覺醒和民族忠誠,形成強烈的民族主義心理狀態(tài)和觀念;
繼而自覺維護民族利益,要求國家制定政策時這么做;
然后,當出現(xiàn)牽涉到民族利益的問題時,會出現(xiàn)集體性政治參與沖動和熱情;
繼而在政治參與時,以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和原則,指導政治參與,以維護和實現(xiàn)民族利益等民族主義目標為參政動機;
而后,為了使目標實現(xiàn),達到最大化,促使人們學習政治參與的具體知識,尋找最好的參與途徑和參與方式;
同時,由于中國政治制度正在建構(gòu),當政治參與渠道不夠完善或有效時,將促使人們要求國家加速發(fā)展、完善公民政治參與的體制與管道,從而推動我國政治參與走向成熟。而可以預見的是,當這種推動最終使我國政治參與更加完善時,又會反過來使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更加豐富和有序,從而形成良性循環(huán)。

  

  如上文所述,筆者將首先從民族主義的三重內(nèi)涵的角度對予以論證。

  

  第一,民族主義的情緒和心理觀念的形成,能激發(fā)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和積極性,使中國公民的參政心理由被動變?yōu)橹鲃印?/p>

  

  關于這一點,上文已作了詳細的理論論證。即中國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最強有力的集體性忠誠力量,他的發(fā)展,使中國人產(chǎn)生了一種強烈民族主義觀念,忠于本民族,自覺維護民族利益。這種自覺,使公民政治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性將被激發(fā),主動地去實踐自己的“忠誠”,參政心理也會從被動參政變?yōu)橹鲃訁⒄?/p>

  

  我們可以從歷史中找出證據(jù),無論是1840后,甲午后還是五四、抗日,都會使國人的政治熱情被激發(fā),參政心里邊的積極主動,自發(fā)的參加各種政治活動,即使是在當時的專制制度下,中國人仍然進行了如公車上書、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轉(zhuǎn)移大后方等大規(guī)模政治運動。而數(shù)十年之后,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下,1999年5月的那場抗議示威的大游行,則更凸顯出這一點。

  

  還有一個細微之處,也是對這一觀點的有力證據(jù)。作為政治參與積極性和參政心里主動的表現(xiàn),公民談論政治的頻度可以作為一個指標。中國以前歷史上曾有過“莫談國事”的傳統(tǒng),九十年代初,這種傳統(tǒng)由于市場經(jīng)濟的負面影響而在次有愈演愈烈之事,人們經(jīng)常談論的是個人收入、生活,而非政治。1992年的一次調(diào)查顯示,在所有被調(diào)查者中,對于談論政治頻度,表示經(jīng)常談的33%,偶爾談40.3%,極少談的18.5%,不談的5.5%。[vii]而當1999年6月,中央電視臺做的調(diào)查中我們看到,經(jīng)常談的比例上升到了91%。同樣,后來的中美撞擊事件、兩國論事件、今年關于中日關系的大討論,更是幾乎所有中國公民的話題。這種由民族主義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同時,民族主義的這一作用是具有持久作用的。我們可以切身的體會到,1999年5月后,中國人對于政治的關心程度,談論政治的頻度越來越高,尤其凡是牽涉到中華民族問題的,都會成為焦點。

  

  實際上,民族主義的對于政治參與的這一作用,國外的一些民族主義運動中,也可以歸納出來。如土耳其凱末爾革命、印度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納塞爾的民族社會主義革命。本來當?shù)氐木用裼捎陂L期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缺乏政治參與的意識和熱情,也只有任何事都順應政府的被動政治參與,但在民族主義的影響、鼓動下,迅速激起了他們的參政熱情,掀起了民族獨立、解放和自強的風暴。他們主動參與民族主義運動,他們的參政熱情和積極主動的參政心理,和民族主義的影響相輔相成,共同擴展。

  

  總結(jié)以上幾點,筆者認為民族主義的情緒和心理觀念的形成,能激發(fā)中國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使中國公民的參政心理由變得主動。

  

  第二,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使維護民族利益成為中國公民基本的政治參與的動機、目的之一和現(xiàn)實指導原則,以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根本目標和總的指導原則。

  

  關于意識形態(tài)化了的民族主義,有學者認為:“它變成一種系統(tǒng)化的理論和政策,為實際的民族成長過程提供原則和觀念!盵viii]正是從民族認同感、忠誠干出發(fā),產(chǎn)生對民族利益的追求,形成爭取和捍衛(wèi)民族獨立、平等和繁榮的信仰原則。

  

  基于此點,對于民族主義的不同理論解釋和思想體系,產(chǎn)生了不同的信仰原則和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如部族民族主義、宗教民族主義等等。在中國歷史上,清末儒家的民族主義提倡封建倫理的保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強調(diào)“民治、民享、民有”;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chǎn)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民族主義,提出推翻三座大山,實現(xiàn)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
而在新時期,由中國共產(chǎn)黨所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提出的是民族復興的意識形態(tài)則提出實現(xiàn)民主、文明、繁榮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完成三個文明建設繼而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這里,筆者認為,由于民族復興理論的完善程度,和宣傳力度,以及現(xiàn)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中國人受影響最大的必然是第三種。

  

  從上文的論證中,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民族利益問題發(fā)生時,人們會積極進行政治參與,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民族利益,捍衛(wèi)民族尊嚴。無論是1919 年還是1999年,都明確體現(xiàn)出維護民族利益,捍衛(wèi)民族尊嚴的要求。維護民族利益,是一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共同點也是基本立足點。因而,自然會成為公民政治參與的基本動機和目的之一

  

  由于,政治參與是影響政府政策制定的各種行為和活動,所以這種動機和目的具體表現(xiàn)為促使政府的政策制定更符合民族利益維護的要求,即促使政府使民族利益的實現(xiàn)最大化。這種動機和目的,在政府對外政策或牽涉到外方的政策制訂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例如當今年有傳聞說京滬高速鐵路將采用新干線技術時,有一些國民從歷史問題和民族尊嚴出發(fā),紛紛表態(tài)、請愿或投書、提案要求改變政府決策,而另一部分則從民族的經(jīng)濟利益出發(fā)認為這僅僅是一個經(jīng)濟問題,應拋開政治因素,還有其他一些觀點,從而導致中國政府推遲了最終決定。雖然觀點各不相同,但國人的討論和政治參與行動,目的都是為了實現(xiàn)民族利益。在對內(nèi)政策制訂上,當然也顯示出這樣的目的。如現(xiàn)在我國公民政治參與時最關心的幾個問題如腐敗問題、領導人變更問題、民主法制建設、環(huán)境保護等等一系列內(nèi)政,實際上都關系到國家的興旺發(fā)達、民族的繁榮昌盛,因而,公民政治參與也最為關注內(nèi)政的這幾方面。維護民族主義,也成為了一種基本的指導原則,中國公民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都會不自覺地從民族利益的角度去考慮一下政府的某項具體政策。

  

  那么,從長遠的戰(zhàn)略角度說,這種民族主義,也使中國公民的政治參與從根本上是為了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總目標,是整個國家的政治任務,也是整個民族的共同愿望,在中國共產(chǎn)黨提出他的時候,就帶有民族主義的意味,學術界稱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每一個中國公民或者說中華民族的成員深受其影響和鼓動,即使是那些不支持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民族成員,如港澳臺同胞,海外華人也都統(tǒng)一與民族復興的旗幟和理想下。這也就是,說這個意識形態(tài)有極廣泛的社會基礎。筆者認為,這就使它成為中國公民普遍一致的政治參與理想和根本指導原則創(chuàng)造了條件。

  

  第三,民族主義的社會運動和實踐,客觀上使公民尋找最好的政治參與途徑,不斷學習政治知識,增強自己的政治素質(zhì)和參與能力,宏觀上,有助于提高整個民族的政治參與水平和能力。

  

  民族主義運動,無論以什么形式來進行,都是一場社會實踐和群眾運動,都是客觀上的政治參與。這是由于,他離不開政治,民族主義的心理觀念、意識形態(tài)都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和目的,自然在這種心理觀念指導下的運動也成為了“政治參與運動”。

  

  政治參與的途徑多種多樣。在我國,制度化的主要表現(xiàn)為:參加人民代表的選舉或當選人民代表履行各項權(quán)利義務,參加各政黨或群眾團體,參加各種聽證會或政策咨詢活動,對政府投書信訪建議批評、輿論對于政策的監(jiān)督和反饋等。非制度化的主要表現(xiàn)為:談論或?qū)W習時事政治、集體上訪或請愿、集會游行示威、在媒體上發(fā)表時政性評論、以及“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等。

  

  由于民族主義的心理觀念所帶來的公民參政熱情高漲,參政動機統(tǒng)一,客觀上使公民這種政治參與行為妥協(xié)性降低,公民會比其他時候更強烈的希望成功,使國家政策符合民族主義的目的。所以,客觀上,公民會在政治參與時不斷地主動尋找最好的途徑,以期達成目的。如五四運動,在6月3日前,學生罷課游行,上書請愿不成的情況下,6月3日后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全國性的三罷斗爭和對抗,從而達成了徹底不妥協(xié)的運動目的。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人們自動調(diào)整了參與方式,升級參與行為的激烈程度,從而達成目的。同樣的,1999年的游行也是尋找出一種最好的政治參與途徑,這一次的游行為政府“壯了膽”,使政府增強了勇氣和信心,也打擊了美國的囂張氣焰,從而使政府政策完全達到了這場民族主義運動目的,積極捍衛(wèi)了民族尊嚴,讓美國人賠款表示歉意,又沒有使中美關系完全破裂,維護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當然,要尋找出最好的政治參與途徑,是需要一定政治知識的儲備和政治素養(yǎng)的。民族主義運動,在客觀上要求這種政治學習。我們通過報道可以看見,南聯(lián)盟大使館被炸、中美撞擊事件、中日關系大討論時,許多中國人,都會去學習了解相關的背景知識,找出問題的關鍵。特別是,為了使游行活動合法,大學生在1999游行前,必然要學習相關的法律和規(guī)定,學習如何選定線路、安排進程、組織保障等等。這種學習,雖然出于一次政治參與的行為,但在客觀上增強了個體的政治素質(zhì)和參與能力,為今后的政治參與行為提供了動力和能力儲備,同時從宏觀上看,隨著每個個體素質(zhì)的提高,民族整體的政治素質(zhì)也會提高,從而使民族成員的政治參與途徑的選擇更為優(yōu)化,政治參與更為有效。

  

  從中國公民在1999年,2003年不同的表現(xiàn)和不同結(jié)果就能看出這一點。1999年是示威游行,而2003年是在媒體、網(wǎng)站上大討論,給政府提政策建議,人大提案,簽名請愿。雖然,1999年是豪情萬丈,但是卻耗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源,而2003 年在潛移默化間卻達成了相同甚至更好的參與目的?梢,中國公民的政治素質(zhì)和參政能力在學習和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實踐中提高了,政治參與的途徑也更有效、更成熟。

  

  第四,民族主義,為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積累了經(jīng)驗,有助于推動公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建設,推動中國政治參與走向成熟。

  

  如果,進一步對比在1999年的游行和2003年的討論中,中國公民采取的政治參與途徑,我們發(fā)現(xiàn)99年的我國公民的示威、游行、抗議等屬于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途徑,而2003 年我國公民使用的途徑卻主要是在媒體、輿論、網(wǎng)絡上參與討論,通過政府的信訪部門等公開渠道對政府發(fā)表意見、建議、投書請愿,通過人大對政府進行質(zhì)詢等制度化手段。而根據(jù)塞繆爾·亨廷頓的觀點,“政治制度化程度與政治參與程度偏高的政治系統(tǒng),必然更加成熟,更能夠整合社會力量,使現(xiàn)代化過程始終保持一個良性發(fā)展的軌道”。[ix]在此,我們也看見了中國公民政治參與逐步成熟的趨勢。不能不說,民族主義的社會實踐和運動,為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積累了不可或缺的經(jīng)驗,它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都對我國公民政治參與走向成熟起了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民族主義運動可以很好的檢驗國家政治參與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國家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推動國家加速發(fā)展、完善公民政治參與的體制與管道。為什么這樣說呢?最主要的是因為民族主義的社會整合力量。如前所述,民族主義是最強有力的集體性忠誠力量,能在最廣泛的基礎之上,整合起社會力量,而且高度一致、極其堅定。所以,當民族主義運動和實踐興起實,往往會使全社會的政治參與,這就能在最大程度上,或者極限水平考驗一個國家的政治參與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如果一個制度化水平很高的政治系統(tǒng),就能通過制度吸納、同化這種最強大的社會力量,從而保障這種社會力量的良性釋放,而一個制度化水平低的政治系統(tǒng),由于這種社會力量太過強大超過了現(xiàn)有制度框架的承載能力,導致政治參與溢出秩序的范圍,就會走向政治動蕩。前者例如“911”之后的美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成功整合了絕大部分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把它釋放于阿富汗戰(zhàn)爭之中,取得了良性的政治資源;
后者,諸如最近玻利維亞國內(nèi)的政治局勢,由于民眾不滿政府出口天然氣給美國,而引發(fā)騷亂,導致總統(tǒng)辭職。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檢驗作用。同樣的,民族主義也將對中國的政治參與發(fā)揮這種作用,1999年就發(fā)揮了這樣的作用。

  

  由于,這個檢驗作用,國家政治參與制度的弊端或疏漏就容易暴露出來,而民族主義所整合的公民社會力量,為了使自己的政治參與良性有效,也為了使自己的參與行不至于因為體制框架承受不了,造成國家政治動蕩,從而不符合民族利益,將致力于推動政治參與制度的建設,推進政治參與走向成熟。從根本上說,這種制度的完善和成熟是有利于國家良性發(fā)展的,也是符合民族利益的,同民族主義的動機、目的和指導原則是一致的。對于中國來說,這種推動,本來就是建設三個文明,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要求,同中國主流民族主義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

  

  因此,民族主義對于推動公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建設,推動中國政治參與走向成熟是有一定的積極影響的。

  

  綜合上述論證,筆者的假設應該是可以成立的,民族主義無論是作為心理觀念、意識形態(tài)還是社會運動,對于中國的政治參與都是有積極用的,最終也將對中國政治參與走向成熟起到推動作用。

  

  總結(jié)一下整個第二章,筆者認為,民族主義對于中國公民的政治參與有相當重要的積極作用,他擴大了公民政治參與的內(nèi)涵,激發(fā)了公民政治參與熱情,改變了公民的參政心理,有助于統(tǒng)一公民的參政動機和指導原則,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質(zhì)和參政能力,優(yōu)化公民的參政途徑,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政治素質(zhì),有助于中國政治參與走向成熟

  

  三、需要注意和警惕的可能影響

  

  任何事物都是雙刃劍,在論述完了民族主義對于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的積極影響后,筆者還要提醒民族主義引起的對公民政治參與事需要警惕的影響。

  

  筆者認為最需要警惕的是帶著或極端民族主義來進行政治參與。這是十分有害的。極端民族主義具有封閉保守、排外的傾向,他與當今世界的趨勢相悖,是不符合民族根本利益的。極端民族主義,常帶有種族主義傾向,自認為自己的民族是高人一等的,從而對其他民族具有一種歧視性的看法,繼而導致在政治參與中,已封閉保守和排外的政策主張為口號。當年,法西斯就是一種極端民族主義上發(fā)展起來的,結(jié)果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最慘痛的悲劇。今天,盡管我們的時代已步入嶄新的21世紀,但是在西歐和日本我們?nèi)钥吹揭恍O端民族主義的右翼政黨,他們提出要限制外國人入境,不給與外國移民以同等的權(quán)利和生活保障。這些主張隨著西歐一些右翼政黨的上臺,而得以貫徹,可結(jié)果卻是國家利益受到損害。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傾向與當今世界全球化的開放趨勢背道而馳,是不符合民族和國家利益的。這在我國也有一些表現(xiàn),我國在文革時出現(xiàn)過火燒英國代辦處、極端排外運動,90年代發(fā)生的砸麥當勞事件、砸奔馳事件,都有極端民族主義的傾向。而在1996 年出現(xiàn)的,鼓吹中美對抗、美國即將崩潰、中國要成為超級大國的那本《中國可以說不》更是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的集中表現(xiàn)之一。同時,在今年有關中日關系的大討論中,我們在網(wǎng)絡上看到對日本人民和民族進行謾罵、侮辱,提倡抵制一切日貨,甚至鼓吹血債血還要屠殺日本人的,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極端民族思想。這種思想必然不符合中華民族利益,還對中華民族復興是有危害的。

  

  另一方面,還要在政治參與中防止,民族主義被某些政客利用,來使自己獲得權(quán)利,或者煽動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由于,民族主義是最強有力的整合社會力量的工具和價值觀念,且它能使人們產(chǎn)生最堅定的集體性忠誠,因而,一次又一次被政治家們利用,從而使公民表面平等的政治參與,實際上卻是政治家操縱的“參與傀儡”。當年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就是這樣上臺的。布什和小泉純一郎的競選綱領就帶有明顯的民族主義色彩,以拉取選票。印度政治家采取的一系列窮兵黷武的政策,如核試驗、購買航母等,也都是靠煽動民族主義狂熱而獲取到了社會政治資源。然而這種民族主義狂熱,對于公民政治參與的成熟是沒有好處的。正如美國學者菲利克斯·格羅斯所說:“民族主義狂熱,往往熱衷于集權(quán)。他們通過侵犯和蠶食個人和社會領域擴展國家權(quán)力,國家的政治參與實際上被民族主義狂熱的領袖所掌控”。[x]在我國由于,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還在建設完善,政治參與體制含不成熟,我們在民族主義的運動實踐中更要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注意。實際上,反思文化大革命,一些政客出于政治斗爭的目的而煽動人民群眾的民族主義狂熱,結(jié)果造成了中國倒退數(shù)十年,給中華民族的復興造成了難以磨滅的損失?梢,一旦民族主義狂熱被利用,是嚴重損害民族利益的。

  

  以上兩個方面,我們在公民的政治參與中必須時刻警惕,加以避免。

  

  民族主義,18世紀誕生于歐洲,1840年在中國啟蒙,辛亥革命是形成體系,到今天,13億中華兒女,執(zhí)著地追求著民族自強、民族繁榮和民族復興的光輝夢想。民族主義無時無刻不對中國的政治參與發(fā)揮著重要的影響。本文對于這種影響已有和可能的積極作用做出了論證,同時也提出了需要警惕的方面。筆者堅信,只要發(fā)揮民族主義積極的作用,防止出現(xiàn)極端民族主義,防止民族主義狂熱被煽動和利用,中國公民的政治參與將能有較快發(fā)展,并將走向成熟。這對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對于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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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卡爾頓·海斯《民族主義論集》,New York 1926 P.2

  [ii] 歐內(nèi)斯特·蓋爾納, Nation and Nationalism, Oxford 1983

  [iii] 徐迅 《民族主義》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8頁

  [iv] 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難以抉擇》,華夏出版社1988年,第3頁

  [v] T.格倫比斯和J.沃爾夫《權(quán)利和正義》,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頁

  [vi] 徐迅 《民族主義》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41頁

  [vii] 張明樹 《中國“政治人”》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出版,第68頁

  [viii] 王逸舟 《國際政治析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出版,第96-97頁

  [ix] 塞繆爾·亨廷頓 《變化中的政治秩序》,第12 –22頁

  [x] 菲利克斯·格羅斯 《公民與國家——部族、民族與國家起源》 第99-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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