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一年，我的外祖父吳夕春死了，享年三十五歲。他的死亡輕于鴻毛，并且不太光彩，以致許多年來家人不知道如何紀念他。

　　死者的階級成份是“上中農(nóng)”，文盲，獨子，已婚，育有三女。是一個公認的老實人，不善言詞，只知干活，默默無聞。生前無一官半職，未獲得任何官方及民間的榮譽稱號，也沒有任何不良記錄（除導致他死亡的那次事件以外），一輩子未到過本縣轄區(qū)以外的任何地方。除了貢獻他的體力以外，未聞他在世時還有其他對家庭與社會有益的貢獻。在參加完如火如荼的大煉鋼鐵運動之后，我的外祖父即投身于興修水利的農(nóng)田基本建設。那不是他的個人選擇，因為當時的糧食畝產(chǎn)量已經(jīng)達到了空前絕后的高度，所有身強力壯的農(nóng)民都不必再種莊稼，而是被動員起來煉鐵修渠、開山挖河，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有一天，在水庫工地上，他忽然發(fā)現(xiàn)他的飯票不見了，究竟是被餓急了眼的壞分子偷了，還是他自己不小心弄丟了，這已經(jīng)成了永遠的謎。要知道，那時候全中國人民都在挨餓，但中國所能貢獻給世界的卻又只有糧食，中國的糧食要拿去還蘇聯(lián)老大哥的軍火債、要支援世界革命、還要換了外匯去購買“兩彈一星”所必需的進口部件。飯票是多么重要的東西啊，上面印有“吃飯是一件大事”的毛主席教導，蓋了紅印章，還寫著“妥善保管，遺失不補”八個小字。有飯票尚且吃不飽，沒有飯票就只能等死，于是，我的外祖父就在修水庫的緊張勞動之余去偷人民公社的蘿卜，他打算美美地吃上一頓之后繼續(xù)為國家建設效力。他犯下了和阿Q一樣的罪惡，卻沒有阿Q那樣的幸運，因為蘿卜分明是集體和人民的財產(chǎn)，是必須統(tǒng)一調撥統(tǒng)一分配的，何況這個小偷是個“上中農(nóng)”，并不屬于貧下中農(nóng)的隊伍。不知名的若干個民兵戰(zhàn)士將他一頓痛打，然后關進黑屋。第二天深夜，我可憐的外祖母接到了丈夫的死訊，連夜借了一輛板車，把一具35歲的尸體拉回了家。這一年，我母親12歲，我兩個姨媽分別是8歲和5歲，她們從此失去了父親。

　　對我外祖母來說，新的生活就從安葬我外祖父開始。這是一個糟糕的起點，因為她完全沒有辦喪事的能力。山上的樹木都砍去煉鋼了，沒有做棺材的木材（只好用舊衣柜拼了個木匣子），也沒有葬禮，沒有招魂和哭喪的迷信活動，更沒有食品招待前來慰問的親友，最后，連抬死人上山的男人也請不到，青壯男子全都在熱火朝天的建設工地上。死者的妻子、三個未成年的女兒、生病的老母親一干人等就在屋后的山坡上挖了一個淺淺的坑，靜悄悄地將那個不名譽的小偷埋藏掉。隊上的干部特許我外祖母到集體的地里摘了一籃黃豆葉，給恐懼和饑餓的孩子們煮了吃，這就算是死亡撫恤品了，外祖母至今還牢記著這天大的恩情。

　　在那個苦難的年月里，據(jù)說餓死的中國人達三千多萬，我外祖父的死亡在中國實在是一件小事，不足掛齒。何況那時節(jié)最高領導人雖然沒有瘦下去，卻只是在舞會上陪女文工團員們吃點好東西，宮墻內的廚房里也已經(jīng)不做紅燒肉了。按我外祖父那恥辱的死法，他比同赴黃泉的另外三千多萬同胞更不值一提。我之所以特意在這篇文章里寫出他的名字，是因為除了他未謀面的外孫的這篇文章以外，他的名字絕對無緣出現(xiàn)在其他任何文書中。失敬的是，他的名字我?guī)缀跻餐�掉了，用了幾個小時的時間才從已失序的記憶庫里搜尋到。

　　中國有很多的紀念堂、紀念館、紀念碑，也常有紀念某某長、某某家的大會和小會，但所紀念者，全都是偉大的人物、偉大的事件、偉大的思想、偉大的精神，那些卑微地餓死、凍死、累死、斗死者，或者就該死，或者就是不該死，也不必再提起了。

　　我外祖父的死對中國固然是件小事，對我外祖母和我母親三姐妹卻是天大的事，力大而敦厚的外祖父是全家唯一的男勞力。從那以后，這一大家子就成了永遠的“超支戶”，勞動所積的工分永遠抵不上生產(chǎn)隊所分的糧食，每年的辛苦只意味著欠集體的口糧錢更多。這個一家之主放棄生存權可恥地以小偷身份撒手而去，丟下老母、弱妻和幼女，將一家老小五個女人留在一個一無所有的家里、留在一個餓殍四野的中國，這是一個怎么樣無責任感而且無能的男人呀！從此，這五個人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也就大打折扣了。

　　由外祖父的死亡，我想到生存權和發(fā)展權這兩個“中國特色”的人權概念。據(jù)說，基于中國的特殊國情，白種人和部分有色人種所享有的經(jīng)濟、社會、文化權利及公民和政治權利目前尚屬奢侈，華人不便過多享受，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才是我們的優(yōu)先目標。這一條，可以告慰我的外祖父了。

　　我不知道這兩項人權的官方定義，我想，人必須首先活著，哪怕是無尊嚴地、卑微地、恥辱地茍活著，然后才有其他的權利，這倒是一個樸素的真理。從字面上理解，生存權就是能夠按最低的標準活著，當饑餓、疾病、貧窮、恐懼和不法侵害威脅生命的時候，能夠得到食品、物資、醫(yī)療與安全的救助，使其不至于死掉；
如果一個人還能夠從他的國家受到必要的教育，可以自由地遷居、擇業(yè)、勞動、創(chuàng)造，發(fā)展自己的潛能，這應該就是發(fā)展權了。可是，按某些人的說法，卻是要將生存權和發(fā)展權一如既往地扯到整體的“人民”、“中華民族”和“國家”的頭上去，似乎并沒有什么孫志剛、李思怡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并沒有什么某礦工、某民工、某艾滋病人、某囚犯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當然也肯定就沒有你的和我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而是弄出個“全體中國人民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這樣“一大二公”的花樣來。那么，怎么樣地生存、怎么樣地發(fā)展，就也還是“治人者”的權利而不是“治于人者”的權利，是國家的權利而不是個人的權利。若要從“全體人民”、民族、國家的大角度看，只要不滅種、不亡國，生存權和發(fā)展權在中國還是不成問題的，中國悠久的歷史就足以證明，中國的歷代君王全都是生存權和發(fā)展權的光輝楷模，否則何以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國家能夠生存至今，并且?guī)浊�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fā)展成就？

　　中國的活人最多，死人自然也最多，除了生命自然終結者之外，那些因饑餓、貧困和被權力迫害致死者，數(shù)目之多也是讓世人刮目相看的。剝奪我外祖父們生存權的“三年自然災害”已經(jīng)成為遙遠的過去，但天災人禍還是年年都有，而且似乎總是比外國多一些，多到我們常常只能遮著瞞著不好意思說。畢竟宋儒早說過類似的話了：死人事極小極小，丟面子事極大極大。除了死刑數(shù)目第一以外，中國的自殺率、農(nóng)民“因病不治”率、女嬰“按計劃”死亡率、礦工“事故”死亡率，也還處于世界的前列，這是有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為證的。

　　我外祖父參與建造的大水庫如今仍在，只是年久失修、功能盡失，所以他的死算不算得上是犧牲小家成全大家，也就不好說，況且他畢竟不是死在工地上，而是死在禁閉室里。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秦朝和隋朝歷來被當作暴政的典型，秦修長城、隋掘運河，功過是非，爭議頗多。長城是宏偉的國防建設工程，運河是浩大的經(jīng)濟建設項目，按現(xiàn)時下的說法，全都是“將解決人民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放在首位”的。不過，對于那些強迫做工并死在工地上的奴隸、俘虜、苦役、農(nóng)夫們的個人及其家庭——如孟姜女夫婦來說，就算是死得其所、重如泰山，生存權和發(fā)展權總還是有些瑕疵。人們大可以堂皇地說，為了萬里長城和京杭運河那樣偉大的“集體人權”事業(yè)，為了諸如“徹底解放全人類”一類的遠大理想，死幾個小人物、毀幾個窮家庭算什么？為集體犧牲個人，為國家犧牲集體，將來免不得要為全人類犧牲掉中國，或者還為全宇宙再犧牲掉地球，又有何不可呢？

　　然而，對一個人的不公也便意味著對所有人的不公，因為所有人終究不過是一大群的個別人，包括某農(nóng)夫、某囚犯，弄不好也就可能把某某長如彭德懷、劉少奇或某某家如老舍、吳晗等人也包括了進去。不幸，這犧牲的事兒恰好就攤到了我的先祖身上。我的外祖父吳夕春先生，就是和孟姜女的丈夫孟某先生一樣渺小的一個人，被動員起來興修水庫，參與解決全體人民生存權和發(fā)展權的壯舉，而他自己，為了滿足極端饑餓下卑微的生存權卻終于徹底失去了生存權和發(fā)展權。他所修的水庫顯然比長城短命，他的妻子又沒有孟姜女哭的本事，他死得那么窩囊，讓我怎么紀念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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