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韋大衛(wèi)經(jīng)駕蔣緯國專機冒險起義，飛赴祖國大陸，相繼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臺灣大陸，他曾兩度入獄，數(shù)次逃亡。日前，年已八十的韋大衛(wèi)接受《新民周刊》專訪，講述了他的傳奇式經(jīng)歷。
　　
　　韋大衛(wèi)如今雖然已經(jīng)80歲，仍然無肉不歡，無酒不貪，英雄豪氣不減當年。除了吃飯和睡覺，他嘴里永遠叼著煙卷；二鍋頭在他看來宛若清水，仰面就是咕咚一口――還必須是56度的紅星二鍋頭，度數(shù)少了他不干。
　　在餐館里，他跟河北籍服務員套近乎，“咱們是老鄉(xiāng)”――其實他是廣西人。這個老頭兒天真頑劣，但是后生小輩們見了他無不尊稱一聲“韋公”。1956年1月7日，他駕駛蔣緯國的專機起義，飛赴祖國大陸，相繼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葉劍英等領導人的接見。臺灣大陸，他兩度入獄，數(shù)回逃亡，每次都是死里逃生。
　　他更喜歡說起自己得逞過的種種小聰明和陰謀詭計，當年，就連對手都不得不佩服地稱他是個“越獄專家”。他說得眉飛色舞，得意非常，一副跌宕自喜的樣子，對自己的人生甚覺“滿意”，旁人細想之下，才驚覺這些小把戲的背后無一不是辛酸和不得已。
　　對自己歷經(jīng)的那些波瀾壯闊，他認為是他剛烈如火、敢作敢為的個性所致，因為“想干的事我就去干了，而且干成了”。風云譎變的時代又賦予他更多的傳奇色彩，人如滄海一粟，終與國運沉浮。
　　
　　給騙到臺灣
　　
　　我出生在桂林，11歲的時候，我就考取了空軍幼年學校。我三個叔叔都是飛行員，兩個在抗戰(zhàn)的空戰(zhàn)中犧牲，還有一個是飛行表演時摔死的，家里人都認為空軍太危險了，不讓我去。
　　那時的廣州兵荒馬亂，國民黨的各支部隊都在招兵買馬，到處都是招貼廣告――海軍軍官學校、陸軍騎兵軍官學校……我就報考了海軍軍官學校，想去臺灣找個讀書的機會。我哪想到它會那么遠？
　　1949年8月，我們到了黃埔港，上了一艘叫“惠民輪”的軍艦。一上船就知道被騙了，其實根本沒有什么軍官學校，就是被拉去臺灣當兵。那時國民黨征用了一些商輪、客輪，每天往臺灣那邊一批批地送人。知道真相后，我十分憤慨，當時我就火了：老子一定要回來。
　　國民黨派兵把我們押送到鳳山陸軍訓練基地。受訓完了，我們被派駐到紅毛港，紅毛港在臺灣的西部海邊，是國民黨的“前線”。不到一個月，我就從那跑了。
　　
　　七年謀劃
　　
　　我在屏東住了下來，找了個臨時工的工作，呆了5個多月。后來海軍士官學校招考學員，我就去考了，海軍受訓不到兩年，畢業(yè)后當了海軍的士官。
　　我本來想從海軍弄條船回來。當時海軍成功起義的是“重慶號”，這艘艦是英國送給國民黨的，蔣介石把它當寶貝。不過，那時有兩艘軍艦起義回大陸，艦上有人贊成有人反對，相持不下，打起來了，臺灣當局派軍艦攔截，還槍斃了艦長和部分船員。
　　
　　海軍起義不容易，想來想去，我決定去考空軍，后來果然考上了�？既≈�后，海軍不肯放人，要求我工作５年以上才能離開。我一直往上找到海軍總司令，表示不行的話，我只好開小差了。他說：“開小差？！三天不到我就把你抓回來�！�
　　那咱們就試試。我跑到臺南的空軍辦事處，找到一個空軍上校，空軍招個人不容易，他們一看我就很喜歡。那個上校給了我一點錢，讓我在空軍新生社里住下，海軍根本沒法抓我。
　　海軍知道我去空軍報到后，就跟空軍協(xié)商要把我領回去�？哲姴唤o人，海軍打報告去“國防部”告狀。后來在臺北空軍作戰(zhàn)部，空軍總司令王叔銘一見我就說：“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韋大衛(wèi)啊，為了你，空軍和海軍打官司，國防部的卷宗都那么厚了�！�
　　我在空軍學飛行，海軍政治部又來了文件，說我有共產(chǎn)黨嫌疑�？哲娬�治部不敢怠慢，趕緊審查我。空軍有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每個飛行員都必須成為國民黨員，我堅決不入，政治部就天天找我談話，每天都談到晚上１２點以后，凌晨３點多我又要起飛，睡眠嚴重不足。
　　有個看出門道的教官很同情我，他說：“韋大衛(wèi)啊，為什么老找你個別談話？”我說不知道。他說：“這還不清楚，他們沒別的辦法整你，只好希望你睡眠不足摔死。”那飛機不也得摔壞了嗎？他說摔個飛機算什么，重要的是你這個人。
　　那時我單飛很長時間，也考慮跑了。這時一道命令下來，要調我去臺北空軍作戰(zhàn)司令部，我那時既沒畢業(yè)，也沒作戰(zhàn)經(jīng)驗，知道這一去兇多吉少，但是不去又逃不掉。結果，我就去報到的當天就被抓起來了。
　　當時一共抓了８個人，其實沒一人是共產(chǎn)黨。我們在臺北關了１０天，既不問也不審，就被轉移到臺南的空軍監(jiān)獄。找律師打官司，律師也不敢接，說軍事案件管不了。后來我們才知道，當局已經(jīng)打算把我們送到火燒島，就是后來的綠島去了。真去的話，一輩子只能在那等死了。
　　我們８個人里，有個同學的姑父正好是周至柔。周是蔣介石的親信，原來是空軍總司令，退休后任“國防部“的參謀總長，他打電話把他的繼任臭罵了一頓，下令把我們全放了。我算是沾光了。
　　出來以后，我悄悄地溜到了臺北。我沒證件，又是個大陸人，找工作十分困難，只能去歌廳唱歌。我混到臺北的“中國之友社”，很多外國人在那喝酒跳舞，待遇也比較好。我認識了一個美國人，他把我薦到美軍顧問團去做事。
　　后來，我“活動”到松山機場里的臺北飛行社，在那當飛行教員。那里有２０多架飛機，但是速度慢，油量少，不適合飛行。只有一架美國造的“塞斯納”，性能無與倫比，那是裝甲兵總司令蔣緯國指揮地面作戰(zhàn)時的專機。這架飛機保密性很強，有專門的飛行員、機械師和警衛(wèi)，別人根本不能靠近。
　　我從外面找了關于“塞斯納”裝備的資料，工作之余，就拿望遠鏡來觀察它的飛行狀況。當時臺北有個“西方企業(yè)公司”，其實是美國的特務機構，他們經(jīng)常利用這一架飛機，秘密飛出去又飛回來，誰也不知道干什么去。
　　這架飛機有6個警衛(wèi)員輪班，我有錢，就請他們抽煙喝酒，沒多久就混熟了。
　　
　　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
　　
　　
　　1956年1月6日傍晚，看守“塞斯納”的正是跟我最熟的那個警衛(wèi)。我跟他說，這架飛機明天飛花蓮港，早上讓我試機。他知道我不能飛這架飛機，但“試機”是什么他搞不清楚。我讓他幫我把飛機加滿油，把零部件裝上。
　　有兩個朋友早就說好了要跟我走。這天晚上，我們去歌舞廳喝酒跳舞，通宵未眠。事先我已經(jīng)打電話或寫信給我空軍的同學，告訴他們不要再給我寫信，把跟我的合照都毀掉，他們都心知肚明。我倒是沒多少感覺，反正不成功，便成仁。
　　1月7日凌晨５點多，我們離開舞廳，叫了個出租車，直奔臺北松山機場。當天上午6點至8點值班的還是那個警衛(wèi)。我本來打算把他也帶上，他是國民黨陸軍79軍退下來的，那支部隊反共最激烈，他也不例外，他在大陸也沒親人。我一看，還是算了吧。
　　我讓警衛(wèi)把飛機推出機庫，用自己配的鑰匙啟動了磁電機。確認一切運轉正常后，我把警衛(wèi)拉到值班室去喝咖啡，藏在暗處的兩個朋友便趁機上了飛機。
　　不過，我第二次上飛機后，磁電機卻啟動不了，原來鑰匙被擰彎了。我只能讓他們下飛機隱蔽起來，去工作室叮叮咚咚敲打了一番，回到飛機上，又發(fā)動了。兩個朋友急急忙忙沖上飛機，結果被那個警衛(wèi)看到了，他知道出事了，沖出來大喊大叫。
　　警衛(wèi)看我不停，馬上掏出槍往飛機上射擊，還好，5槍都沒打中要害。我沒有通行證，進入不了跑道，只能從停機坪起飛。停機坪距離很短，兩邊又停著很多飛機，稍微一點刮碰就飛不起來。那時候顧不得這么多了，雖然速度不夠，我還是拉著飛機搖搖晃晃離開了地面。
　　
　　塔臺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停機坪上居然起來了一架飛機。無線電里不停喊話：“誰從這里起飛？趕緊落地！”我說：“我是韋大衛(wèi)，你告訴蔣介石，老子走了。”這句話據(jù)說后來在臺灣傳得很厲害。
　　塔臺又命令桃園新竹兩個機場的F-86噴氣式戰(zhàn)斗機進入一級戰(zhàn)備警戒狀態(tài)。我本來想沿著淡水河飛到出海口，我計算了一下，大概需要８分鐘，依據(jù)F-86的速度，那時它也能趕到出�？诹�。我只好就改航。
　　那天下雨，云層很厚，我貼著地面低飛，從陽明山蔣介石的官邸上頭鉆出去。F-86的速度很快，地形也沒我熟，不敢飛這么低，所以他們看不見我。飛出海一看，前面有3條軍艦，那是美國第七艦隊DD級的驅逐艦。這個武力太雄厚了，我只能掉頭。
　　我回到基隆，從屏風山俯沖下去，貼著海面飛了出去，避開了第七艦隊的范圍。無線電里一直勸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說算了吧，老子都被你們騙了７年了，你們能打就打，反正我死也不回去了。
　　我本來想飛到福州，但是我跟大陸這邊無線電聯(lián)系不上，福州是中等城市，又是前線，火力比較強。還好我沒飛福州，后來我在北京見到吳寶智，他就是當年帶隊飛我的中隊長，1961年到大陸拍照的時候跳傘被俘了。他告訴我，有兩架F-86在我起飛20分鐘后就到福州上空等我了。
　　我往南飛到泉州。泉州灣的漁船很多，但是地面上空無一人，我意識到，這里肯定發(fā)警報了。果然，一進泉州灣，高射炮劈里啪啦就上來了。落地之后，他們告訴我，總共朝我打了270多發(fā)炮彈。
　　我一直往里飛，高射炮逐漸沒有了。事后我才知道，福州軍區(qū)司令員葉飛判斷這架飛機很可能是起義的，并立即下令：如果繼續(xù)朝大陸方向飛，就保護它；返回臺灣的話就予以擊落。
　　我一心一意想找個平坦的地方降落，但是福建那地方山特多。解放軍的地面部隊沒接到命令，他們躲在樹林里，機關槍、步槍的子彈十分密集。飛機中了四彈，我只能迫降。
　　落地之前，我把電門、油門全關死了。飛機刮著樹枝，從樹頂上“嘩”地就下來了。大車道上爛泥很深，飛機雖然沒栽跟頭，但是不停地往前滑，前面有條很深很深的溝，眼看就要機毀人亡，剛到溝前面，飛機停了。
　　下來之前，我跟他們說，解放軍讓我們舉手就舉手，不要做引起誤會的舉動啊。
　　解放軍匍匐前進，一直爬到我們跟前，嘴里喊著“繳槍不殺”、“優(yōu)待俘虜”。老鄉(xiāng)們倒想到我們是起義的，歡呼著跑過來，和我們握手。解放軍問我們是干什么的，我說是起義的。他們還問“那你飛機上為什么不掛白旗”，飛機上能掛白旗嗎？他們那時還沒經(jīng)驗。
　　我趕緊讓他們把飛機推到樹林藏起來，上面蓋了樹枝，后來還拉來了偽裝網(wǎng)。臺灣是一定要派人來毀滅痕跡的，以前有先例，打不下來就炸掉。
　　我們一幫人到了官橋鎮(zhèn)上，鎮(zhèn)上已經(jīng)搭了一個小臺子，讓我演講。我當時心情仍然沉重，因為國民黨在臺灣宣傳，說大陸把南方人搬到北方，北方人搬到南方，祖宗墳墓都平掉了。我就講了我的思鄉(xiāng)之情，還有個女孩子給我獻了野花。
　　講完之后，他們通知我，福州軍區(qū)的司令員和政委在莆田等我們吃午飯，讓我趕緊上車走。
　　下午我就到了福州，說了家里的情況。共產(chǎn)黨辦事效率還真高，到福州的第三天，在天津大學讀書的小妹妹就給我打電話了，告訴我家里人都好。
　　
　　43號跑了
　　
　　1956年6月11日，國務院下了命令，安排我在民航當駕駛員�；貋硪院�，我成了聞名全國的英雄，被邀請到各地做報告，領導人也相繼接見我。見周恩來總理的次數(shù)最多，他經(jīng)常到機場送往迎來，外賓還沒到，他就來找我，有時我找他。
　　“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周總理找我談話，他說你不理解運動，群眾也不了解你，你就別介入運動了，去西安學習吧。我那時也幼稚，我說總理呀，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第二次他又找我，還送了我兩本精裝本的《毛主席語錄》，我一看他這么忙還關心我，實在過意不去，就說總理啊，你別再為我的事費心了，我去學習。他聽了很高興。
　　我和“兩航起義”的領頭人物潘國定秘密去了西安，在那釣釣魚，散散步。幾個月后，我聽說北京貼出了批我的大字報，說我問題嚴重，躲到世外桃源去了。我決定會一會他們，急急忙忙跳上飛機回了北京�；貑挝灰矝]事，我就跟他們干上了，他們貼，我也貼，一直貼到1968年我被抓起來。他們說我是“駕機叛國投敵陰謀”的首犯，我飛回來的那架“塞斯納”也被當成了“反革命飛機”毀了。
　　1974年10月30日，我終于等到了這一天。兩個看守忙著聊天，一個去拿工具，?望臺上的警衛(wèi)去廁所了，我瞅準機會，飛快地奔向?望臺。兩道高墻越不過去，只能從?望臺上往外跳。我兩只腳掛在電網(wǎng)上，身子半邊到了墻外。還好，白天電網(wǎng)沒通電，不然又玩不過去了。
　　很快，監(jiān)獄里警鈴大作，看守們不停地喊：“43號跑了！43號跑了！”
　　不過，他們第一步就走錯了。他們派出５個人，騎著自行車往火車站趕，他們怕我往外走，因為到了外地就等于大海撈針了。其實我是往城里走，因為我要告狀。
　　我在菠菜地旁看到一輛空卡車，悄悄地爬了上去，正好，這輛卡車就是往市區(qū)開的。在牛街的紅綠燈旁，我縱身一跳，開始鉆胡同。
　　我輾轉來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的聯(lián)合接待室。上訪人員都要先填登記表，再統(tǒng)一接待，那得誤時間啊。我拿出工作證，攔住一個從辦公室出來的同志，運氣還真好，他居然知道我這個人。我的情況被很快上報，葉劍英元帥親自負責處理此案。
　　葉帥派了個聯(lián)合調查組，調查了半年，證明我沒有問題，后來就平反了。“文革”中我被打斷兩根肋骨，大出血一年多，專案組還宣布我“無權享受家庭幸�！保�逼迫妻子和我離婚。我滿腔義憤，離就離，出來了再和你們算總賬。
　　
　　緯國先生的遺憾
　　
　　1981年，我恢復了工作，1982年加入民革，成為民革中央“祖國和平統(tǒng)一促進委員會”的副主任，后來經(jīng)人介紹，跟小我15歲的國航英語教師靳玉珍組成了新家庭。1988年，臺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的第二年，蔣緯國的機要秘書孟昭旭通過民革中央找到了我。
　　他說：“緯國將軍很關心你，特地讓我來看看你�！蔽液荏@訝，我說當年把他飛機給飛回來，他不恨我啊。他說：“他不恨你，緯國將軍還挺欣賞你的，知道臺灣留不住你，也覺得臺灣對你不公�！�
　　蔣緯國當時是臺灣的三星上將，也是“國家統(tǒng)一委員會”的委員。孟昭旭經(jīng)常被他派到北京來，購買大陸拍的《華夏掠影》等風光片，拿到臺灣去放映，很受歡迎。我和電影局有些聯(lián)系，也為他們牽線搭橋。通過孟昭旭，我和緯國先生因了特殊的機緣而成了未曾謀面的朋友。
　　后來，中央芭蕾舞團去臺灣演出，想請張學良和蔣緯國去現(xiàn)場觀看他們的表演。白淑湘找到我，希望我能幫她聯(lián)系上蔣緯國先生。白淑湘的父親曾是張學良的部下，跟蔣緯國也算有點聯(lián)系。我寫了封信讓她帶去，后來張學良和蔣緯國都去了。他們人不少啊，150人，結果蔣緯國還招待他們吃飯，每人送了紀念品，還請白淑湘給我?guī)Я诵�書啊、領帶之類的小禮物。
　　1993年，蔣緯國又讓孟昭旭給我?guī)�來了兩本他寫的書。閑談中，我得知蔣緯國在臺灣搞了個“中華梅花之友會”，國民黨是把梅花當“國花”的。我靈機一動，對孟昭旭說，回去跟將軍商量一下，梅花之友會把總部設在北京會不會更方便弘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我的意思很明顯，就是想促成蔣緯國回大陸訪問。
　　蔣緯國給我寫信，同意將“中華梅花會”總部設在北京。國民黨很合作，北京這邊也很贊同。大陸這邊希望他盡快能來。他也很想回大陸看看，他說，希望自己能夠“走著回去，不要躺著回去”。
　　可惜的是，蔣緯國死得太早了，那時臺灣那幫人對蔣家逼得也很厲害，４年后，他就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了。沒能和緯國先生見上一面也成了我的遺憾，我兩次申請赴臺，都被臺灣出入境管理局給拒絕了。
　　這么多年，我跟臺灣聯(lián)系一直沒斷，我在海軍空軍當年的那些老同學，只要來大陸，就一定會看我。我們經(jīng)常聊聊過去，很多人說我是“傳奇”，不過回頭想一想，我這一輩子遇見的人，經(jīng)歷的事和跨過的坎，都和這個時代緊密相聯(l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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