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老鬼的經(jīng)歷打上了濃重的時代烙印，他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文革時揪斗過胡耀邦，下鄉(xiāng)時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而他與他的著名作家母親楊沫的關系，也因為歷次的政治運動而跌宕起伏
　　
　　老鬼生于1947年，本名馬波，作家楊沫之子，父母均是革命干部，但在那個瘋狂的文革年代，他曾率人打砸自己父母家，去“抗美援越”。1970年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1980年才徹底平反。在內(nèi)蒙兵團被整得“眾叛親離，屁滾尿流”。老鬼是插隊時的外號，他沿用至今。如今他與他的大狗，租住在郊區(qū)的農(nóng)家小院，一直寫作。
　　老鬼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一是1988年前后，《血色黃昏》在“知青文學”里的風靡一時；二是他對自己的母親――作家楊沫的著作如《青春之歌》，毫不掩飾愛憎。
　　不久前新星出版社重版了老鬼的《血色黃昏》、《血與鐵》。一個凜冽的北京冬日，在北師大的小紅樓里，他追溯了如煙往事，以及對母親的愛恨情仇。
　　日暮青春
　　老鬼曾是一個暴烈的“紅色打手”。1967年初，在北京展覽館劇場首都中學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的大會上，曾和另一個中學生“各揪住他一側脖領，攫著他一條胳膊”，把胡耀邦押到臺前。
　　
　　文化革命剛開始也很緊張，生怕犯錯誤，因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與以前他說的話有沖突，比如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我，現(xiàn)在卻不執(zhí)行了，相當困惑。后來找到了規(guī)律，只要炮轟單位一把手，就大方向正確，不會犯錯�，F(xiàn)在看當時的紅衛(wèi)兵很瘋狂，可當時并不總處于瘋狂狀態(tài)，基本上都很清醒。天天拼命學習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從中找到依靠和行動的指南。
　　1968年冬我們響應毛主席號召，走與工農(nóng)相結合的道路，自己跑到內(nèi)蒙古錫盟下鄉(xiāng)。因為名額已滿，錫盟知青辦不要，我們寫了血書才獲批準。當時腦里想的是大草原、駿馬、摔跤、放牧、喝酒、吃肉……總之，特別浪漫。但很快就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并不那么美好。兵團接管后，領導我們的軍人以前是看監(jiān)獄的，總居高臨下，用對待犯人的態(tài)度對待我們。因為我們知青要接受再教育。身邊的牧民基本沒有文化，也沒有什么理想，我們都是受過教育的革命青年，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為什么接受這些人的再教育？非常不解。后來因為開門整黨給指導員提意見，指導員借口打架，把我抓起來，并號召群眾揭發(fā)檢舉，湊了些罪狀，被兵團黨委定成“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
　　1975年夏，兵團已把我的問題由敵我矛盾改為人民內(nèi)部矛盾。自己不再是專政對象了。但多年的專政生活，很長一段時間，自己就像個麻風病人，在連里沒人敢理、沒人敢靠近。那時候有人對我露出一絲絲笑容，就覺得特別甜美幸福。嘗盡了被劃清界限、被孤立的可怕滋味，創(chuàng)巨痛深，我決定寫個備忘錄，讓自己不要忘了這段挨整的經(jīng)歷，把憋在胸中想說的話說出來。就這樣，開始了《血色黃昏》的寫作。因為長年獨自一人勞改，靠寫日記，自己跟自己說話――每天干什么活，有什么思想都記錄下來，所以寫這段經(jīng)歷很容易。
　　 下鄉(xiāng)知青中發(fā)生過很多事，國人并不都知道。我看一篇文章說下鄉(xiāng)女知青被奸污的人數(shù)跟南京大屠殺差不多。南京大屠殺號稱30萬啊。這些女孩也就十五六七，花一樣的年紀即被下鄉(xiāng)到農(nóng)村邊疆，很多農(nóng)村都非常遙遠偏僻，當?shù)厝藦臎]見過城里人，那些小女孩需要保護和依靠，為了生存、回城、招工、上學、好工作，只好違心相許。
　　兵團的知青集中，這種事尤其普遍。我們當時干活主要是脫坯蓋房，一天要干十多個鐘頭，特別累。有個天津小女孩不堪忍受，想去衛(wèi)生室當個衛(wèi)生員，就老找軍醫(yī)懇求，有天晚上就跟軍醫(yī)睡覺了。我在《血色黃昏》里提到。其實她一點不壞，心地善良，就是在戰(zhàn)斗班里干活太累，想找個輕松一點的活兒。
　　 多數(shù)知青的覺醒，是林彪事件發(fā)生之后。把接班人找錯了，這是多么大的錯誤，多禍國殃民�。』腥淮笪�，原來他也不是神呀……我被打成反革命，什么對“文化革命不滿、仇恨解放軍、攻擊毛澤東思想……”，這些罪名扣到我頭上，當然不服氣了。那時有個跟我在山上一起勞改的農(nóng)工，特別老實。他被打成反革命就因為他說“毛主席也當過國民黨的宣傳部長”，說他污蔑偉大領袖。這是歷史事實，說一說怎么就是污蔑毛主席呢？我也曾給毛主席寫過數(shù)封信，懇求復查自己的問題。心想老百姓生活這么慘，這么挨整，你怎么都不知道呢？為什么不改一改呢？結果渺無回音，無人理睬。
　　以后又批鄧，說鄧小平讓知青返城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說上山下鄉(xiāng)是基本國策，鄧小平反對基本國策。以后，還把悼念周總理的四五運動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大肆鎮(zhèn)壓……這些都導致了我對紅太陽的失望和不滿。所以毛澤東去世的時候，我一點不難過�，F(xiàn)在有很多憤青不知道那個時代，還懷念那個時代。非常愚昧、無知，沒體驗過苛政猛于虎的滋味。
　　《血色黃昏》手抄本在1979年就已經(jīng)流傳了，巴金的女兒李小林看過，并給我寫了一封長信，述說她在部隊農(nóng)場的經(jīng)歷，都有相同的感受。
　　1987年初耀邦同志下臺了，開始批判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我最初擔心書恐怕沒戲了，但到那年年底《血色黃昏》終于出版。第一版是40萬，后來多次再版，當時天津一個書商就包了20萬，還有不少盜版。到現(xiàn)在累計得有100萬吧。
　　有人說，現(xiàn)在《血色黃昏》可能就出版不了了。上世紀60年代，我回河北農(nóng)村老家，農(nóng)民吃不飽，有小孩就編順口溜，罵紅太陽。我當時非常驚訝，農(nóng)村小孩怎么如此大膽，敢罵毛主席！在《血與鐵》中就把這個順口溜寫進去。1998年出版后，沒給刪；可最近再版的《血與鐵》卻把老百姓的順口溜給刪了。
　　1988年隨著《血色黃昏》轟動全國，我送給了胡耀邦一本，想讓他知道，當年在批斗會上曾經(jīng)押過他的人，現(xiàn)在對他充滿敬意和內(nèi)疚。1989年春，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廣西的信，寫信者李洪欣是一位耀邦老部下的女婿――在信中說：“耀邦同志在南寧的時候，閑聊時曾問我認不認識老鬼，我說不認識，但能找到他。耀邦說：‘請你轉告老鬼，給我的書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謝，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每逢想到此，就無限的感慨。耀邦多么平易近人啊，對我這樣一個曾經(jīng)押過他的紅衛(wèi)兵造反派，本可以置之不理卻沒有置之不理，認認真真托人捎話給我。
　　楊沫與《青春之歌》
　　 1914年8月25日，老鬼的母親楊沫生在北京，原名楊成業(yè)，在家里排行老二。哥哥楊成勛，二妹楊成亮，三妹楊成芳，即著名演員白楊。
　　楊沫的父親叫楊震華，湖南湘陰人，中過舉，畢業(yè)于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商科，先后創(chuàng)辦新華商業(yè)講習所、新華商業(yè)專門學校和北京新華大學。“他通過辦教育為名，募集到一大批捐款，低價在熱河省灤平縣買了不少土地，收取農(nóng)民地租，以此維持學校的運轉，他自己成為大地主。之后漸漸沉醉于聲色犬馬，討來好幾房的姨太太，不管全家老小�！�
　　1924年，楊沫10歲，這個地主之家開始衰敗。楊沫的母親丁鳳儀整天與一幫闊太太打牌、看戲，把孩子當成出氣筒，常常動手打。
　　后來楊沫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父母不和，我雖然生活在書香之家里，人們還管我叫著大小姐�？墒牵瑪�(shù)九寒天我穿著露著腳后跟的破襪破鞋，腳后跟生著凍瘡，流著膿血。渾身長滿虱子，成天和街頭撿煤渣的孩子一起玩�！逼屏训摹⒗淇釤o情的家庭環(huán)境，養(yǎng)成了她敏感、多疑、憂郁、不重親情的性格。
　　楊沫深受美國舞蹈家鄧肯影響，個性叛逆，因違抗母親要她嫁給一軍官而逃婚。為了找工作，四處求人。當時在北京大學國文系讀書的張中行獲悉后，對抗婚的女中學生充滿好奇和同情，答應幫忙：“她17歲，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豐滿，眼睛明亮有神。言談舉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
　　張中行非常欣賞比他小5歲的楊沫：“讀了不少新文學作品，并想寫作。又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氣的學名‘成業(yè)’扔掉，先改為‘君茉’，嫌有脂粉氣，又改為‘君默’，以期寧靜而致遠�！保◤堉行小读髂晁橛啊罚�
　　張中行治學勤奮，多情多義……母親與他的戀愛，是第一次熱戀，熊熊大火，勢不可擋。兩人在公寓里廝守，形影難分，自己老娘病危也不回去照顧，母親很快就懷了孕。
　　母親接觸了馬列主義新學說后，覺得“很現(xiàn)代，特別神往。”張中行卻勸她少看赤色書刊，當心坐牢。母親在一份材料中說：“張仲衡（張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中（1932-1936），并沒有參加國民黨或從事什么政治活動。當時，他是個不問政治，一心走白專道路的知識分子。1933年后，我思想開始傾向革命。因為我們思想有了分歧，我們不斷吵架�！�
　　1936年，母親在香河教書，遇見了馬建民，也就是父親，她的入黨介紹人。
　　母親說，“我聽說馬是個革命的青年，所以在沒有和馬認識前，心目中對馬先就有了好感。1936年3月末，有一天，馬突然到香河高小找賈匯川。賈即介紹我認識了馬，并告訴我馬是因為在北京有個同志被捕，為預防萬一才到香河來躲避的。我對馬非常同情。”“我和馬建民認識后，時間雖短，接近卻頻繁�！�
　　張中行感覺不妙，把母親從香河接到天津。這時母親懷上了張中行的第二個孩子，又從天津偷跑回北京，給張中行寫信要求斷絕關系。
　　母親在日記里寫道：1936年6月10日，她和馬建民結合了。
　　父親是1930年入黨的老黨員，屬于有點文化的農(nóng)民干部。剛開始母親對他很崇拜，但后來就不行了。兩個人的差異越來越大。1951年母親把我從河北農(nóng)村接到北京。自我到家時起，父親和母親就分著住。母親住在北房的東屋，父親住在北房的西側，中間隔著一個很大的會客廳。
　　1951年9月份，母親接到了抗日戰(zhàn)友路揚的信，勾起了前塵往事。
　　1941年左右，母親因病來到路西的八路軍后方醫(yī)院休養(yǎng)。在10分區(qū)政治部宣傳科路揚手下當起了編輯。用母親的話來說，他們之間有過一段親密的友誼，路揚送給母親一本《魯迅選集》。當時母親27歲，路揚24歲，這段友情曾經(jīng)讓母親很痛苦。次年春，母親聽說路揚私自離隊，到敵占區(qū)了。以后，母親一想起這個朋友就很羞愧，整風時對此事做了公開檢查。
　　1949年2月母親在石家莊一家醫(yī)院看病時，無意中與6年不見的路揚重逢。后者解釋他是經(jīng)過領導批準去敵占區(qū)看病，并想和母親“死灰復燃”。但母親已是4個孩子的母親了。
　　1951年9月，母親收到路揚7月份的一封信，信中說他隨19兵團到了朝鮮戰(zhàn)場，對祖國人民很是懷念。母親給他回了信。10月，母親開始寫作《燒不盡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時，收到了路揚的信，才知道路揚現(xiàn)在19兵團任宣傳部長，之前曾在63軍當了幾個月的政治部主任。
　　母親心想雖然和他不能“死灰復燃”，但可以把他寫進自己的書中，讓他永遠活著。《青春之歌》中犧牲掉的革命者盧嘉川，原型之一便是一生不能在一起的路揚。
　　1956年，40萬字的小說最后定名為《青春之歌》。1958年1月1日，《北京日報》登出《青春之歌》即將出版的消息。短短幾個月時間，小說《青春之歌》即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母親也從默默無聞的普通干部一躍成為在報紙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知名人物。
　　 《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澤一再攔阻林道靜參加革命活動，并導致盧嘉川被捕。其原型為張中行。張中行雖然學識淵博，業(yè)務能力很強，卻長期不受重用，運動一來，率先受審查，不能說與母親的《青春之歌》沒有一點關系。
　　其實，真正的張中行比書里要好。晚年，張中行私下曾向某編輯表示：余永澤把我的缺點擴大了。我雖然不接近共產(chǎn)黨，但我對國民黨也不滿，也不參加它的什么活動。所以解放后，在鎮(zhèn)反、肅反中我并沒有給抓起來，否則，我可能就挨整很慘了。
　　晚年的張中行名氣很大。
　　兩代人的隔閡與彌合
　　楊沫對自己的孩子很少呵護，是位革命母親，致使孩子們的成長充滿怨尤，生活平添坎坷。
　　
　　我是一個崇尚暴力的人。共產(chǎn)黨當年是靠暴力起家的，電影里也老是那些打仗廝殺的鏡頭。小時候特別想當兵，看不起文人�！肚啻褐�歌》也看不下去，覺得不光彩。別人都是干部子弟，我媽卻是個作家，在我眼里就是“資產(chǎn)階級”，很自卑。我希望母親是個女八路。初中語文課上，老師講《青春之歌》的節(jié)選《林道靜在獄中》，自己覺得特別難為情�？措娪啊肚啻褐�歌》也覺得有點假，有宣傳、說教的味道。
　　由于自己思想極左，覺得母親資產(chǎn)階級，文革中還造了她的反，很傷母親的心。我到內(nèi)蒙古沒多久就給打成了“現(xiàn)行反革命”，只好給母親寫信求救。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盼來回信，卻是讓我低頭認罪。后來常常是我寫四五封信，才盼來母親一封回信，還總是被批判。
　　1975年開始寫《血色黃昏》時，母親反對，說你寫這個就等于是控訴兵團對你的迫害。兵團領導是解放軍，你也就等于控訴解放軍。當時正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父母怕惹事，堅決不讓我寫。為防止他們偷我稿子，就把手稿藏在枕頭里帶到大同，后來卻發(fā)現(xiàn)稿子不翼而飛，估計是父母拿走，我就給父親寫信，要求他返還，并威脅他不許銷毀。結果父親來信，說我過河拆橋，跟我斷絕關系。我只好給母親寫信請她幫忙索要，結果母親也罵了我一頓，表示跟我一刀兩斷，不再來往。為這部書稿兩年被禁止登入家門。
　　母親組織觀念很強。80年代我在北大上學時，曾跟一法國記者接觸過，告訴了她一些中國知青的真實情況，引起學校有關部門注意，說我破壞了外事紀律，擅自跟外國記者來往。但輔導員趙嘖老師非常好，竭力為我說話，中文系總支書呂梁也主張教育，對我持保護態(tài)度。惟母親得知后，好像我犯了叛國罪，十分緊張，立即給系里寫信表態(tài)，請學校對我嚴肅處理，不要客氣，她絕不包庇……我當時非常寒心。母親應該在孩子處境不好時，保護自己的孩子啊，哪有把自己孩子拋出去，任單位隨意處理？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與母親甚少來往。
　　1988年我的書出來后，影響很大，馮牧、張光年等都很肯定，母親才意識到這部作品有價值，改變了態(tài)度。以后當別人說《血色黃昏》不好的時候，她還多次替我說話。我到美國之后，她并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兒子老鬼》，說她原來不了解我，通過這本書才漸漸了解，很想念我等等。我看后，非常感動。四十多歲才第一次有了受到母親呵護的感覺。
　　
　　1989年母親和李叔叔結婚，受正直善良、鐘愛孩子的李叔叔影響，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她長久被扭曲的人性恢復，與親人關系趨于親密和融洽。逢年過節(jié)不再與外人過，都和家人相守一起。冰冷無情的革命性退消，她變成了一個正常的、慈愛的母親。
　　據(jù)李叔叔說，晚年的母親經(jīng)常思念漂泊在美國的我。她在1992年8月5日給我的信中說：“常懷念你們。我已年近八十，今生還能再見到你們么？每念及此，心常惘然�！边@一段是我和母親通信最多的時候，跟在草原時完全不同。每寫一封信，母親馬上回復。我有什么困難，母親都傾全力幫忙。缺錢，她幫我找錢；缺關系，她幫我介紹關系；缺書，她幫我搞書……母親好像變了一個人，慈祥善良，全身每一個細胞都洋溢著溫暖。
　　在老母走后的這15年中，還時不時在夢中與母親相見，常常鼻酸欲淚。每回憶起晚年的母親點點滴滴，以及最后一次電話中，她緩慢、綿軟又熟悉的話音，心就發(fā)抖。我有戀母情結，因為得不到的最愛。對母親愛恨交加。恨她是源于對她的愛。所喜歡的女人也都類似母親的模樣：大圓臉、大圓眼、大扁鼻子、大闊嘴巴，百看不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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