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他們要提前預言一個時代的真理，就必須承受時代落差造成的悲劇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時代需要悲劇，知識分子更需要悲劇。”如下逝者的命運，都是朱學勤先生這句話最好的注腳。
　　但知識分子的悲劇不是無益的，這個世界在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受苦中一天天好轉，后來者應該向先驅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顧準（1915－1974）
　　
　　一個孤獨而堅韌的思想者，憑借個人的智慧、勇氣和道德力量艱難掘進的先驅，他在那個黑色年代里的思想探索，成了未來時代的先聲。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因“思想罪”、“言論罪”于1958年、1965年兩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于北京。
　　在難知來日的境地中，顧準不問個人生死榮辱，苦心治學，探尋經驗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源流。他畢生的學術愿望，是冀望中國能跳出理想主義意識形態(tài)化的蔽障，以漸進方式實現(xiàn)政治和社會改革。
　　其遺著《希臘城邦制度》于1980年代初出版后，影響了整整一代大學生和知識分子。1990代后期他的遺作被陸續(xù)整理成《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書出版，他的價值才真正被知識界所知道和認可。
　　
　　殷海光（1919－1969）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大學教授，臺灣島內最優(yōu)秀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華人世界的最早傳播者。他懷抱自由主義理想，以純粹而強烈的道德熱情和勇氣，在胡適、雷震創(chuàng)辦的民間刊物《自由中國》上“書生論政”，與其同道在臺灣開創(chuàng)出一個《自由中國》時代，成為臺灣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無數(shù)學子的精神導師。致力于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學、理性精神改造中國傳統(tǒng)。以五十盛年而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王若水(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分管評論、理論和文藝。作為一名在體制內生活多年進而又對體制進行痛徹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無憂的夢中人”。1980年代，發(fā)表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發(fā)表一系列關于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文章。著作有《為人道主義辯護》、《智慧的痛苦》等。他認為，本世紀以來的所謂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中有許多觀點是對馬克思本人思想的誤解。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中最有價值的是其哲學思想，名之曰：唯人主義。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發(fā)展，而發(fā)展（即創(chuàng)造性勞動）是人自由的根本體現(xiàn)。
　　
　　黃萬里（1911－2001）
　　
　　2001年8月27日，黃炎培之子、清華大學教授、水利學家黃萬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他生平最遺憾的事，就是自己關于修建三峽工程弊端的論證沒有得到決策層的重視。1950年代，黃萬里因反對修建黃河三門峽大壩而受到批判，后被劃成右派。但結果卻證明了他的先見之明――三門峽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積、洪水泛濫，得不償失！黃萬里一生堅信，科學的真理是獨立于任何個人或集團的利益之外的。這就是他在任何打擊和挫折下，總是坦然無忌的原因。
　　
　　楊小凱(1948－2004)
　　
　　澳籍華人經濟學家。最有洞察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張五常稱其為“最有預感天分并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學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邊際經濟學，被布坎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稱為當今最重要的經濟學研究成果。他關注中國改革，在海內外報刊上發(fā)表許多有關中國改革的評論文章，是研究中國社會轉型問題最深刻而無畏的分析家之一，對憲政、共和、土地私有等問題有獨特、深入分析，他對中國改革進程提出的“后發(fā)劣勢”的分析令人警醒。
　　
　　王小波（1952－1997）
　　
　　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說以恣肆無羈的想象和特立獨行的語調，把剛剛過去的那個時代的荒誕性和悲劇性重新呈現(xiàn)出來，語言機智。他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雜文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報刊發(fā)表的雜文和隨筆，在率性而為的調侃、意趣橫生的戲謔底下，解構神話，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條透露出虛弱與緊張。其死后出版的隨筆集《沉默的大多數(shù)》等迄今長銷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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