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改變人大代表的構成以及產(chǎn)生的程序和方式，目前看還不現(xiàn)實。那么，如何退而求其次? 　　 　　十一屆全國人大2987名代表中，只有少數(shù)人能成為會場上的“明星”。胡小燕等三位農民工代表，無疑是這次大會上廣受媒體和社會關注的“明星”。他們有此殊遇，關鍵是其“農民”的身份。
　　農民工的身份，承載了太多的象征意義，因此被過度地解讀。而從法理上說，他們和其他代表一樣，無非是按照法定程序選出來的代表，他們只是三位普通公民。但生活不是純粹的法理所能解釋的，因為他們身上的濃重的象征意味，他們不再普通。
　　和政協(xié)會議相比，每次人大會上沉默者更多。政協(xié)委員多是社會各界賢達人士，本身就是名人，因此容易進入角色，鏡頭感很強，大部分委員面對媒體侃侃而談。而人大代表中，有一部分是政府的高級官員，他們自然受到關注，其受關注的原因其實是其手中的行政權力而非其人大代表的身份。另一種代表則是因為其象征性，因此在劇場中的“戲份”較多。比如那位從第一屆全國人大到十一屆都當代表的申紀蘭女士，因為她已成了中國人大制度的活化石，――只要她還活著，我估計這代表將繼續(xù)當下去，祝她長壽；再比如這三位民工代表。而兩類代表之間，那些來自基層機緣巧合而被選為代表的人士，往往成為沉默的一群人。
　　
　　如果不是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近幾年特別受到關注，這三位農民工代表或許難以當選，即使有人當選了，也會成為沉默人群中一員。然而，因為其身上的象征意味，他們想沉默而不可能。對他們在鏡頭前對政府表現(xiàn)出感恩之情，包括他們和新聞發(fā)青人口吻差不多的講話，公眾應該給予充分的理解。讓他們和政協(xié)委員張茵那樣，一上會就有強烈的角色意識，為自己的群體提出有理有據(jù)而觀點鮮明的議案或提案，實在勉為其難。張茵這類企業(yè)家無論當人大代表還是政協(xié)委員，他們顯得非常職業(yè)，因為在當選之前，他們就有強烈的參選意愿和明確的參選目的。而相比之下，來自基層的代表包括三位農民工幾乎可算人大會場里的“實習生”，他們的起點和張茵完全不一樣，他們多數(shù)如戲中圍觀小姐搭彩臺公開招親的男青年，沒想到彩球竟拋到了自己的頭上，拿到彩球的他們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找到人大代表的職業(yè)感呢?于是，他們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在媒體的轟炸下無法沉默時，便露出“菜鳥”本色。
　　但是，我期待五年中他們不會一直沉默下去，我相信他們也不會一直是“菜鳥”。希望他們的人大代表意識會被激活，他們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也將變得越來越嫻熟：
　　作為一個參加過四次全國“兩會”報道的記者，筆者有幸見證了一些來自基層的人大代表，從沉默到活躍，從業(yè)余到職業(yè)的過程。九屆全國人大一位來自甘肅農村的代表，因為被樹為先進典型而當選。他在當選為人大代表前，和我已經(jīng)很熟悉：1998年3月他來京參加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時，我去駐地看他。他對自己被選為人大代表的感覺幾乎可用“受寵若驚”甚至“惶惑”來形容，出席這樣的大會，履行如此嚴肅的法律使命，他幾乎沒什么準備，問他有什么打算，他說自己也就是看看別人怎么做，學著當代表，按表決器的時候謹慎些，別按錯了。
　　大約過了大半年，一次出差我恰好路過他所在的縣，順便去拜訪他。我發(fā)現(xiàn)他已非春天在北京見到的那個不知所措的“實習生”，他拿出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信函給我看，多數(shù)是向他這個全國人大代表反映問題的，而來找他的當?shù)厝耸縿t更多了。老爺子說，人家信任我這個人大代表，我也不能給代表丟人，人家提出的問題能解答的盡量解答，能向上反映的盡量反映。自己不懂的，就學唄。老頭買來許多法律書，戴著老花鏡一頁頁地研讀。
　　人大代表職業(yè)化的呼吁已存在多年，甚至有人提出引人人大代表競選機制。有代表公民履行國家權力、監(jiān)督行政和司法機關的強烈意愿，并有相當?shù)闹�識背景和履職能力的人當選為人大代表，一入會場就是職業(yè)選手，這當然是較為理想的狀態(tài)。但基于我國的政治現(xiàn)實，從根本上改變人大代表的構成以及產(chǎn)生的程序和方式，目前看還不現(xiàn)實。那么。退而求其次，如何激活那些來自基層默不作聲的人大代表，讓他們有履職的壓力和動力，不但是各級人大機關應該考慮的問題，也是全社會應該考慮的問題、那些來自基層的人大代表，不管他們是模范人物，還是象征性人物，個人素質是很不錯的，絕對是基層的精英，他們完全可以被激活。
　　多給三位農民工這樣的人大代表一點寬容，也給他們一些時間和壓力，激活他們身上履行人大代表職責的意識和能力，等明年或者后年的春天，或許我們也會發(fā)現(xiàn)，人大會場上的一些業(yè)余選手變成職業(yè)選手了。

相關熱詞搜索：場上 激活 沉默 激活人大會場上的沉默者 南風窗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