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交鋒》、《變化》到《中國的新革命》，凌志軍試圖給這個時代下結(jié)論 　　 　　“在中國，歷史以三十年為極限，我們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蓖跣〔ㄔ谒�的小說《未來世界》中斷言。
　　然而，對凌志軍來說，如果沒有三十多年前、乃至四十年前的那些事，他或許不會“心底風起云涌，耳邊澎湃有聲”，退居斗室，終日寫作，成為“中國時政作家第一人”。
　　4月10日的下午，京城的一家咖啡館里，借著新書《中國的新革命》推廣的機會，凌志軍向我們講述“變化”，講述“中國的新革命”，講述“光榮與夢想”。重病在身的他戴著墨鏡，聲音很輕，始終帶著微笑。
　　
　　命運的交鋒
　　
　　凌志軍本是個理科胚子，自幼崇尚技術，輕視文史。家境不錯的他，原本有希望循著他哥哥的軌跡，搞化學實驗，做火箭模型，進而成為一名科學家――這是從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國大多數(shù)孩子的“童年夢想”。
　　然而，頗有些宿命的是，他生于1953年。
　　恰恰是在他小學畢業(yè)那年，文革來了。
　　他被拋入時代的洪流，先在農(nóng)村做電工，后來參軍，練習刺殺練習投手榴彈，心有不甘的他，晚上蒙在被子里打手電學習數(shù)理化和英語，直到有一天被連隊首長發(fā)現(xiàn)。
　　首長批評他不安心保衛(wèi)祖國，還想到外國去，于是他“懸崖勒馬”，埋頭訓練。
　　凌志軍的父親凌建華，原名林烈輝――這兩個名字在Google或者百度都沒有留下什么痕跡。凌建華出身于廣東的舊式農(nóng)家，卻又向往新生活。1941年，17歲的他離家出走，次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曾任《新華日報》副總編輯，1949年后，曾任上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兼總編室主任，《人民日報》記者、評論員、總編室副主任、科教部主任、編委。
　　正是父親與《人民日報》的關系，讓凌志軍幸運地從千百萬埋頭訓練者中被挑了出來，改行寫新聞，并經(jīng)過自己的努力一路“寫”回北京――要知道，那時的他只有小學學歷。
　　“（父親）一生本分，聽黨指揮，而將個性收斂，把思想壓在內(nèi)心深處�！绷柚拒娫谕�年還總能聽見父親朗朗的笑聲，但后來，他發(fā)現(xiàn)父親開始雙眉緊鎖，終日沉默寡言。1978年凌志軍被調(diào)回北京，分離十載的父子重聚，也沒能讓凌建華掛上笑容。
　　1985年，父親終因肝癌去世，他去父親的辦公室收拾遺物時才發(fā)現(xiàn)，那里最厚重的一疊稿紙居然都是他的檢討，其中一份竟是18年前寫的，題目是《我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
　　“有了這些經(jīng)歷，不免品格復雜，頭腦中形成了否定一切的習慣，崇尚精神的獨立與自由，不能與流行的政治思想雷同。”凌志軍越是思念父親，就越不愿像他那樣無奈地生活。
　　
　　一本書的風云
　　
　　1983年，沒有上過大學的凌志軍，考取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系的碩士研究生。研究生3年，他系統(tǒng)研究了費孝通、楊藻、梁厚甫、李普曼等人的作品。威廉?曼徹斯特則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作家。當他第一次讀到《光榮與夢想》時，曾感慨“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
　　十多年后的1998年，他與馬立誠合作，寫了一本《交鋒》，這讓很多中國人感嘆，“原來中國的歷史可以這樣寫。”
　　這本被視作“有極大官方背景、向極左勢力發(fā)起全面反擊”的書，引發(fā)的反響和反擊也“極大”，以至于已經(jīng)離開政治局委員位置多年的萬里也到處詢問《交鋒》的作者，“要見見面，鼓勵一下”。
　　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對其中一個作者說，“一個聲音不是民主國家的局面，掌握思想領域的人應該提倡這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交鋒怎么行？改革哪有不交鋒的？……只喊毛主席萬歲，沒有交鋒，就沒有進步�！�
　　次年8月，《交鋒》引發(fā)的官司也以被告馬立誠、凌志軍、今日中國出版社的獲勝告終，有人說，這是中國第一次以法院判決的方式進行思想斗爭。
　　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8月28日發(fā)表報道，題為《“萬言書”作者不敵〈交鋒〉》，稱改革派的獲勝是時代潮流的力量，世易時移，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此后，他先后寫了《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與馬立誠合作）、《沉浮――中國經(jīng)濟改革備忘錄》、《變化――1990年～2002年中國實錄》、《追隨智慧――中國人在微軟》、《成長――微軟小子的教育》、《聯(lián)想風云》等，寫一本暢銷一本。
　　
　　見證新革命
　　
　　交鋒過后，帶來變化，變化許久，該是下結(jié)論的時候了。
　　凌志軍將其定義為《中國的新革命》。
　　他選擇了中關村作為一個樣本，他希望把這個“中國的縮影”寫出來。
　　彼時的凌志軍，已褪去《交鋒》時的犀利乃至“尖酸”，而中關村那些“陽光、正面、積極”的年輕人也在進一步改變著他，讓他“對不如意的事情變得寬容”。兩年后，這本書面世。
　　“這是寫得最苦的一本書，”因為缺乏常識性的積累，光在準備階段，他就讀了不少于100本國內(nèi)國外描述IT行業(yè)的書。他在百度搜索“中關村”，出來500多萬個網(wǎng)頁，除去重復的部分，他都看了一遍。
　　盡管海淀區(qū)和中關村管委會為他開放了兩個政府檔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但“在中國積累材料仍然很困難，很多東西都屬于內(nèi)部機密”。他的妻子插話說，許多材料，一涉及到某一層，就不能用。
　　他有良好的自律。類似《聯(lián)想風云》那樣，“有10%想說的東西沒有說”，“一是涉及到隱私，二是有可能對當事人造成傷害，三是我們國家的情況，要求有一些問題需要平緩的口氣來表述�！�
　　他寫中關村的三代創(chuàng)業(yè)者的故事，更寫政治對這里的影響。
　　“中國這個地方，任何時候政治都在發(fā)生作用”，于是，他希望自己從時政的角度來觀察和解釋物質(zhì)的東西，“我認為，無論關心政治的人也好，關心技術的人也好，大家都有必要來這樣看，因為你生活在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特點就是喜歡講政治。”
　　有些事情讓他感到意外。
　　他查遍了1990年中關村試驗區(qū)16次主任會議的記錄，居然看不到有哪一回提到了“階級斗爭”、“和平演變”或者“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經(jīng)濟根源”，事實上，他們提“技工貿(mào)一體化”、提“自籌資金、自愿組合、自主經(jīng)營、自負盈虧”……經(jīng)濟終歸有其自然的規(guī)律。
　　有些事情讓他感到無奈。10年后，中關村在政府的驅(qū)動下，開始了“大躍進”。凌志軍這樣寫道，一個世代生活在中關村的老住戶，會在某個早晨突然接到通知必須撤離，因為他的家將被拆除；一個剛剛租下一家店鋪的新移民，可能會在第二天看到門前多了一個大大的“拆”字，還被告知他的租約已被取消。
　　“每逢摧毀舊街區(qū)的工作遇到障礙，官員門就會傾巢出動，全力清除”，包括那些頭發(fā)花白的人、大學教授、退休干部――雖然他們把“我們堅決不走”的標語貼得滿街都是。
　　他說：政府想要做的事，似乎沒有做不成的，尤其是圈地、修路、到處插滿鋼筋水泥之林這樣的事。過去多少年都是這樣，今天仍然如此。
　　
　　最大的變化是變化
　　
　　如同之前的《交鋒》、《變化》、《聯(lián)想風云》，他仍然堅守自己的價值判斷�！拔彝�意什么不同意什么，我一定要讓讀者能看出來，這是我的第一個原則。”他的第二個原則是，那些他贊成的人，干了蠢事，他照記不誤，他不贊成的，他也把其觀點表達出來，不去歪曲他們。
　　他希望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寫作者，“這是一本沒有人‘認可’的書，中關村的官員們是和所有的讀者一起讀到它的�！倍�他在自序中也提到，在采訪和寫作中，沒有人來告訴他應該寫什么和不應該寫什么。
　　他自有把握。
　　他不曾離開過這個體制，現(xiàn)在仍然是《人民日報》的資深記者。他覺得，體制內(nèi)的很多人都覺得自己受體制的限制，夠不到天花板，但其實是他們自己的很多東西沒有發(fā)揮出來，“即便是在體制外，寫作也應該是負責的”。
　　他羨慕新一代的陽光與積極，“以至于把我也改變了不少……我們這一代，抱怨得比較多，總覺得自己生不逢時�！�
　　從《交鋒》《變化》到《聯(lián)想風云》再到《中國的新革命》，他轉(zhuǎn)變得很自然。他相信，如果今天還寫《交鋒》這樣純政治的題目，影響會完全不一樣，因為人們現(xiàn)在更關注經(jīng)濟、技術的領域。
　　這些年對他觸動最大的“變化”就是人的變化。“我們這一代可能更像我們的父輩，你們這一代就和我們更遠了，這是社會前進的標志。刺激人的行為的最原始的動機跟我們那時候是完全不一樣了，現(xiàn)在這個動機可能更物質(zhì)化一些。”
　　他特別希望年輕人能走他這條路。“80年代有一批這樣的記者，都比我有才干，以天下為己任”，但很少有人堅持到今天，“有人主動撤退了，有人是被迫不能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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