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殺人狂”，還是教育失誤？ 　　 　　人物周刊：關(guān)于馬加爵的作案原因，到底是他個人的人性惡發(fā)作，還是說整個社會、教育環(huán)境也要承擔一定責任？ 　　胡曉明：我覺得，馬加爵案絕非個別現(xiàn)象。將馬案僅作為個別人的犯罪現(xiàn)象來定性，這無疑是將馬加爵只視為生理上的“天生殺人狂”，無疑是對社會問題的簡單化解答。
　　那種為教育卸責的說法，貌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教育的歸教育，法律的歸法律，然而實為貽誤時機，抵制批評，放棄責任，實際上仍是將教育工具化、去人文化的思維模式的必然結(jié)論。而這一思維模式，正是我們要提出來加以批評的。這是對隱性教育危機的習焉不察，縱容教育的空心化傾向越演越烈。
　　記者：你所說的“空心化”是什么意思？
　　胡曉明：馬的父母無論如何也想不通兒子會殺人，他們的理由是：兒子從小就很懂事、很安靜，從不要這要那，就象個小大人。他們不知道，越是懂事的孩子，內(nèi)心越可能壓抑。據(jù)說，馬的父母和兒子通電話，每次都是互報平安，問候幾句就掛了，這樣的電話根本沒有任何信息量。當孩子在遇上心理危機時，無疑失去了最后也是最安全的一個庇護所。
　　這就是成長過程中的空心化：心靈的內(nèi)涵極其稀薄，從根子那里開始缺失了。
　　
　　當代語文教育的弊端
　　
　　人物周刊：那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
　　胡曉明：我們知道，改革開放后，我們面臨的是一個被文革摧殘得心靈已沙漠化的教育生態(tài)。后來搞經(jīng)濟建設(shè)，也忽略了進行長久、認真的心靈養(yǎng)育和精神建設(shè)。文革巨大的心靈創(chuàng)傷及其潛隱的危機病癥，幾乎被遺忘了。中國就是在這樣一個沙漠化的精神生態(tài)上，向現(xiàn)代化跳躍。這樣的背景下，教育自然形成了這樣一種特性：功利取向、崇尚盲目趨新、成長的單面化，人文空氣越來越稀薄。
　　人物周刊：馬加爵的語文成績一直不好，這是否說明他的人文素養(yǎng)較差，他對生命缺乏敬畏、視殺人如平常，是不是也與此有關(guān)？
　　胡曉明：當然。他的教育背景其實是有缺陷的，單面的數(shù)學好、理科好，其實遮蓋了情感世界、靈性人生未曾發(fā)育的畸形情況。這在某種程度表明，在農(nóng)村、在一些轉(zhuǎn)型中的城市，當代的語文教育有很大問題。人們根本不把語文當作科學，當作蘊含了精神生活秘密的重要工作。語文教育，對青少年建構(gòu)完整心理世界的作用，不容忽視。
　　
　　教育的公民化
　　
　　人物周刊：馬加爵比較自閉，這對他的性格、包括殺人是否都有一定影響？
　　胡曉明：現(xiàn)在的下一代，往往缺乏人際交往的基本能力，如溝通、協(xié)調(diào)、同情、寬容、妥協(xié)，局限于自己的狹小天地，導致思想偏激，認知狹隘，愛鉆牛角尖。不少學生氣喘噓噓地考進大學后，會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陷入了人際困惑中。
　　此外，我更關(guān)心青少年學生的公民化程度。我直觀感覺到，這是我們教育中很大的一個缺失。亞里斯多德說，只有野獸才不需要政治，換句話說，沒有健康的政治參與的人生，人會有叢林化的危險。人只有在政治活動中才會感到有痛癢相關(guān)，在公共生活中，互相交流，討論，表達意見，必然有助于學會平等相處，學會表達自我，找到心靈相通的紐帶。
　　我們這個社會正面臨重大轉(zhuǎn)型，大家都有責任，逐步在學生的人格成長過程中創(chuàng)造條件，培育諸如關(guān)心、善意、真誠、透明、開放、向上、建設(shè)性、以及溝通技能和寬容精神等現(xiàn)代公民品質(zhì)。這件事要快做。
　　
　　要重視情感體驗和家庭教育
　　
　　人物周刊：有什么辦法能盡量避免類似事情的發(fā)生？
　　胡曉明：馬加爵被帶上警車的照片，給人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是冷漠、是麻木，還有幼稚和懵懂，就象一個還沒有從生物發(fā)育為人的小動物，他的臉上缺少某些“人的跡象”，某些情感性的東西。知識的進步，不能掩蓋他們情感的蒼白與單薄。人之區(qū)別于動物，人與人間的關(guān)愛與溫情，人性的尊嚴、慈悲、不忍等等。這一點，馬加爵缺乏，與馬吵架的同學也缺乏。從劉海洋傷熊到馬加爵殺人，都暴露出他們情感體驗上的致命弱點。
　　家庭，仍是現(xiàn)代社會非常重要的價值源泉。然而社會大眾還是看得不夠清楚，家長以為花錢送孩子去最好學校就萬事大吉了。我們從馬案中的一個重要警示是，家庭不僅僅是給孩子一個吃飯睡覺的所在，此即古人所說的養(yǎng)而不教。這樣出來的孩子，遲早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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