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發(fā)展中的日本企業(yè),首次以“企業(yè)館”的形式參加首次在亞洲舉辦的這屆世博會,成為一大亮點。索尼公司開發(fā)出的特麗瓏顯像管,讓索尼電視隨即席卷了全球市場。而直至1970年初,上海才研制出中國第一臺19英寸電子管彩電。
　　夜幕降臨,瑞典館的塑像亮起燈光,光彩迷離。
　　東芝公司場館由1500個四方形的金屬單元圍繞而成,代表“未來的森林”之意。
　　
　　日本燃氣協(xié)會場館的主題是“笑語世界”,白色建筑前方的大型紅色通風口看起來就像一張大嘴。
　　
　　南都周刊見習記者 黃修毅
　　
　　1970年日本大阪世主題 人類的進步與和諧
　　主要展品:世博會首次來到亞洲,日本超現(xiàn)實主義藝術大師岡本太郎設計的太陽塔和阿波羅登月帶回的月亮石,抗震摩天大樓結(jié)構(gòu)實物模型、可視電話、電動汽車及時速可達500公里的磁懸浮列車模型成為熱門展品。本屆世博會一方面演繹了日本和世界對未來城市發(fā)展的展望,也把人類最新的科學技術從試驗室演繹為現(xiàn)實。
　　
　　“只有我獨自站在人民的一邊”,1965年7月,毛主席對訪華的安德烈•馬爾羅這么說。其時,劉少奇剛被“趕”下來不久。時任法國國務部長的馬爾羅,以其小說家的敏銳注意到毛主席的身邊不離一名護士。而在當時的報道中,這名護士在現(xiàn)場照片上“消失”了。
　　第二年的5月16日,一張《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宣告了“文化大革命”正式拉開帷幕,也開始了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歷史低潮。
　　一個月后,上海各高校停止招生,大中小學也隨之停課。就讀于南匯縣(現(xiàn)并入浦東新區(qū))周浦中學的初一學生黃林,得以躲過期末考試,書包一扔,感到“一身輕松”。而在同校高中部三年級讀書的姐姐黃平,就沒有那么快意了,三年的準備眼看要付諸東流,憧憬的大學在最后關頭闔上了校門,她不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當時間到了往年開學的時候,她和身邊的同學被人流裹擁來到了天安門廣場,從全國各地“大串聯(lián)”至此的“紅衛(wèi)兵”,揮動著寶書,涌向金水橋畔。這個歷史鏡頭在未來三年中,還要回放九遍。在1968年7月的那次接見中,毛主席斥責五位學生領袖,說他們“持極左傾向,搞派性,瘋狂地自相殘殺”,讓他傷心。
　　黃平們并不知道,幾乎就在同時,世界上掀起了一股“紅色風暴”,從布拉格到巴黎,從芝加哥到西貢,各國青年打著各色旗幟要顛覆現(xiàn)行制度。
　　隨著蘇聯(lián)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因報道大量突發(fā)公共事件的需要,CBS的著名主持人沃爾特•克朗凱特的晚間新聞節(jié)目,被擴充為電視雜志欄目《60分鐘》。鏡頭對準在越南稻田里成批倒下的美軍士兵,展示著“人們有權利了解的真實”,美國民眾的反戰(zhàn)情緒被點燃到了頂點。此時,已在上海市郊海橋大隊“插隊落戶”的黃林,則收獲了自己播種的第一畦豌豆。閑得無聊的知青們在豆子上刻出美國大兵的尊容,投入爐火,聽煮豆相煎噼啪作響,“幻想著要拯救水深火熱中的美國人民”。
　　“文革”期間,《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等報紙成為人們獲取消息的主要來源。在電視媒體開始興起的時代,上海的電視媒體開始別出心裁地直播“批斗大會”。
　　1968年3月,第二次面對電視直播的攝像機鏡頭,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橫眉冷對造反派“頑抗到底死路一條”的恐嚇,堅持道:“我死之前有兩個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樂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實,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駁斥掉! ”電視直播因此中斷。
　　彼時,在周恩來的直接過問下,上海開始建設通訊衛(wèi)星地面接收站(代號“八一四”工程),用來接收國際通訊衛(wèi)星3號轉(zhuǎn)播的阿波羅號載人宇宙飛船登月實況。
　　“阿波羅8號”的登月,把全世界的目光從紛擾的世事里短暫地解脫出來。從“阿波羅8號”宇航員邁克爾•柯林斯的宇航鏡里看到的,是一個安詳寧靜的,藍白相間的,沒有貧富之分,沒有憤怒的地球。
　　在日本,有6000多萬人為爭睹“月亮石”,參加了1970年的大阪世博會。這屆以“人類的進步與和諧”為主題的盛會,是世博會第一次在亞洲舉行。適時,日本自1960年開始的“國民所得倍增計劃”已近尾聲,生產(chǎn)過�，F(xiàn)象日益明顯。1970 年日本GNP近1500億美元,超越當時的西德,位居世界第二。
　　高速發(fā)展中的日本企業(yè),首次以“企業(yè)館”的形式參展,成為了大阪世博會的一大亮點。索尼公司開發(fā)出的特麗瓏顯像管,讓索尼電視隨即席卷了全球市場。而直至1970年初,上海才研制出中國第一臺19英寸電子管彩電。
　　從1970年開始,“日本制造”從紡織品、鋼鐵向電子產(chǎn)品過渡,一個新的日本出口產(chǎn)業(yè)初見雛形。面對整個國家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鋼鐵、汽車等行業(yè)迅速行動。八幡制鐵與富士制鐵兩家公司在1970年正式合并為“新日本制鐵”,成為世界生產(chǎn)量最大的鋼鐵企業(yè)之一。三菱重工與五十鈴,日產(chǎn)與富士重工的合作則注定了日本汽車市場日后的井噴。
　　十年“文革”讓中國的工商業(yè)幾乎陷入停頓,唯有戰(zhàn)略工業(yè)的發(fā)展得以維系。在上海啟動的人造衛(wèi)星、東風導彈和運載火箭的“七零一”工程和核能發(fā)電站“七二八”工程,在1969、1970年數(shù)次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親自過問。
　　在“兩彈一星”試制成功后,中國的核地位在國際上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承認,而日本的崛起又成為了美國在經(jīng)濟上的競爭對手,再加之1965年后中蘇邊境4000多英里邊境的糾纏不斷,中美兩國的走近變得勢所必然。1970年起,美國官方不再稱中國為“紅色中國”。
　　皚皚的大雪覆蓋下的黑土地,黑龍江的上海知青度過了第一個冬天。
　　徐友漁和數(shù)學系的學生蕭成了好朋友,蕭常著運動短褲、背心、打赤腳,風度全不落俗。他們在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同時,也在自然科學上下功夫,一起閱讀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達爾文的《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huán)球旅行記》、馬根腦的《物理學基礎》等書�！拔覀儠r常發(fā)出感慨,傳統(tǒng)中國式文人要在思想領域有所建樹,是先天不足的。與科學和理性精神的隔膜,猶如兒童發(fā)育過程中嚴重缺鈣。”
　　那個時候,一本叫《出身論》的油印小冊子在“知青”中間傳開,它的作者是時年28歲的北京青年遇羅克。他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tǒng)論”,在“知青”中引起共鳴。
　　黃林已經(jīng)是第二次在最后關頭,從工農(nóng)兵大學生的推薦名單上被“拉下馬來”了。大隊宣傳干事向他比劃道:“你父親的反動材料,有這么厚一疊”。被劃歸為全國人口6%的“黑五類”,使得黃林在第三次被推薦上大學的時候,自動選擇了放棄,在他現(xiàn)在看來:“像遇羅克這樣的異見者,擱現(xiàn)在就是個韓寒。”
　　但是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遇羅克在關押兩年后被殺害。1973年,“死不認罪”的賀綠汀懵懵懂懂走出被關押了五年的勞教所,“攙扶”他出獄的是次女被逼自殺的噩耗。老人倔強地挨過了1978年,在病床上接受“平反”,守望至上世紀末,卻再也沒有作出《牧童短笛》《森吉德瑪》那樣清越抒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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