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貞觀長歌》，表揚《大明王朝》，這幾乎是最近互聯(lián)網(wǎng)上文化論壇里最熱門的話題。這個最開放，也最接近真實的民意表達平臺所傳達的文化癥狀，遠比兩部電視劇的創(chuàng)作者們希冀表達的東西豐富得多。
　　《貞觀長歌》的導演吳子牛說：我們想通過電視劇讓大家回憶起這段燦爛的時期，想表現(xiàn)民族崛起的華章。他用82集歌頌了一個盛世大唐。
　　
　　《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的導演張黎說：我絕對不會拍盛世皇帝、盛世朝代，我要拍皇帝戲就拍衰世，拍末世。他用46集展示了一個制度的山窮水盡。
　　兩個導演堅持著各自的“政治正確”，他們都承認，不是在純粹地講古代歷史，而是有著隱晦的現(xiàn)實訴求。觀眾批評與褒揚的情緒基礎同樣是政治化的解讀，早就被生活中各種各樣的歌頌弄得厭倦的人，對82集的《貞觀長歌》破口大罵，對《大明王朝》則不吝好評。
　　但放到一個更廣大的評價空間里，不管是褒是貶，兩部歷史劇共同的遭遇是收視率低下。更多的人已經(jīng)厭倦了這種托古喻今的伎倆，幾百年前的王朝故事離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實在太過遙遠，人們厭倦了費力從中尋找與當代精神相通的地方，創(chuàng)作者寄寓其中的政治言說也便成了無處安放的幽靈。
　　尤其是年輕人，在記者的訪問中，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輕人對這些政治味濃郁的歷史劇，幾乎毫無興趣，更沒有人去關(guān)心，電視劇里托的什么古，喻的又是什么今。他們對于純粹惡搞的《武林外傳》的興趣，遠遠大于這些帶著高傲而拙劣的啟蒙意圖的歷史劇。
　　
　　《武林外傳》與《大明王朝》
　　
　　《武林外傳》是這樣一部情景電視�。宏P(guān)中小鎮(zhèn)上的同福客棧里，老板娘以及寡婦佟湘玉善良、多情，但是極度摳門，她喜歡跑堂白展堂，后者號稱“盜圣”，卻膽小如鼠，“野蠻女友”郭芙蓉成天與算賬的呂秀才吵吵鬧鬧，廚子李大嘴做飯并不好吃卻幻想擁有絕世武功，衡山派掌門莫小貝實際上是狂愛糖葫蘆的小破孩……大家都是打工而已。為了一份工錢，苦惱；為了一份感情，輾轉(zhuǎn)；為了惹不起的麻煩，擔驚受怕。
　　與宏大制作、承載著政治理想的《貞觀長歌》、《大明王朝》相比，這樣一部“拿肉麻當有趣”的電視劇簡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它卻不經(jīng)意間成為中央電視臺史上最成功的電視劇之一，在2006年一年里，不斷地被各地電視臺重播了一遍又一遍。
　　
　　《大明王朝》播出之后，最高的收視率僅為0.41%，這樣的成績讓很多人跌破眼鏡。
　　在播出之前，這部片子已被寄予“厚望”，因為它擁有超豪華的主創(chuàng)陣容：《雍正王朝》的編劇劉和平、《走向共和》的導演張黎，以及主演陳寶國。
　　單是導演張黎，就足以吸引人們的關(guān)注，這個北京電影學院78級攝影系的學生，本來是一個只在業(yè)內(nèi)有名的攝影師，他的名字被大眾熟悉，則是自他導演電視劇《走向共和》之后。
　　從《走向共和》開始，張黎拍攝的電視劇從來都不以純粹的娛樂化為追求，而由于其強烈的責任感和啟蒙精神而被媒體冠以“精英色彩的電視劇”。有媒體統(tǒng)計稱，在播《走向共和》的時候，當時的觀眾就有幾個特點：高學歷和高收入的觀眾多。張黎本人也說，他希望他的電視劇能影響一些社會中堅。
　　對于《大明王朝》，知識分子、明史專家還有那些一貫苛刻的評論家們都不約而同地給予了褒揚，可讓人無比惆悵的是，這么好的一部歷史劇，怎么就乏人捧場？
　　雖然媒體為低迷的收視成績找了各種各樣的理由，但是，觀眾的不買賬無疑是對創(chuàng)作者最大的打擊。劉和平也坦言，現(xiàn)在對于古裝歷史劇的創(chuàng)作者而言，確實是一個感到困惑并且艱難的時期。
　　至于為何艱難？不是歷史劇拍得差了，而是時代變了。馬克斯?韋伯在《以政治為業(yè)》的著名演講中，曾經(jīng)表達了這樣的洞見：政治就是為了“捍衛(wèi)尊嚴”而進行的斷然斗爭，而市民道德，則是為了“過日子”而進行的利害盤算和不斷妥協(xié)�！段淞滞鈧鳌�、《大明王朝》、《貞觀長歌》，這幾部輪番上映的古裝電視劇幾乎是韋伯論斷的精彩演繹。
　　韋伯曾經(jīng)對他的國家無比擔憂：小市民的“道德”是“政治生活”的天敵，庸俗市民社會因而必然是充斥著“政治厭倦癥”和“政治侏儒癥”。難道，在被各種各樣的革命和政治理想折騰了一個多世紀的中國，也正在邁入一個庸俗市民社會？還是那些被精心篩選和包裝過的歷史演繹，再也無法滿足這個時代消費政治的熱情？
　　
　　俄羅斯電視劇的啟示
　　
　　俄羅斯的例子或許能從另一個側(cè)面解答這個疑惑。當歷史劇在中國各家電視臺扎堆播放的時候，俄羅斯的電視熒屏上，也正在掀起一股歷史劇熱潮。2006年11月份，俄羅斯電視臺第一次放映了改編自前蘇聯(lián)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經(jīng)典之作《靜靜的頓河》的史詩電視劇。
　　《靜靜的頓河》演繹的是1912年至1922年間俄羅斯民族的歷史。電視劇里包括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蘇聯(lián)國內(nèi)戰(zhàn)爭這些紛繁復雜的重大歷史事件，據(jù)俄羅斯媒體報道，《靜靜的頓河》播出以后，人們對于歷史和政治的論爭熱情似乎被點燃了，電視劇正在慢慢成為一個民眾理性論爭的公共空間，而非僅僅作為娛樂載體。
　　崛起中的大國，其民眾對于自身的歷史和政治似乎都是充滿熱情，在這一點上，俄羅斯和中國有著不少相似之處，兩個國家都有著沉重而悠長的歷史，都在全球化的時代尋求著自己的崛起路徑，他們與那些沉浸在后現(xiàn)代主義景觀里的西方國家不同，盡管政治生活遙遠地被排除在“市民社會”的視野之外，但卻就存在于每個觀眾之中。
　　近年來，俄羅斯影視行業(yè)一系列爆炸性的突破讓人側(cè)目。2006年5月份，根據(jù)帕斯捷爾納克同名經(jīng)典著作改編的全明星版電視劇《日瓦格醫(yī)生》在俄羅斯首播，這部曾在本國遭禁，曾被諾貝爾肯定，曾在好萊塢輝煌的小說，終于回到了自己的家鄉(xiāng)，讓千千萬萬的俄羅斯人在電視上欣賞。
　　在俄羅斯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除《日瓦格醫(yī)生》外，還有一些當年被禁的本國名著紛紛登上俄羅斯電視臺黃金時段，它們的廣告也出現(xiàn)在戶外的巨幅公告牌上。2006年前后，根據(jù)布爾加科夫的魔幻小說《大師和瑪格麗特》和索爾仁尼琴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第一圈》改編的兩套電視劇分別播出，均獲得好評如潮。
　　俄羅斯人用豁達與開放的歷史態(tài)度守護著自己民族的記憶，這也讓多少當代中國的藝術(shù)家們羨慕不已。
　　
　　不合格的中國編劇們
　　
　　文化產(chǎn)業(yè)天生地具有守護記憶的責任和言說政治的沖動。中國的編劇和導演們同樣渴望電視劇不僅僅是娛樂，但他們做的往往只是抱怨權(quán)力封鎖了記憶，然后把有限的才華用在挖掘政治斗爭內(nèi)幕，臆造歷史噱頭上去。于是，有些歷史被封鎖著，有些歷史被泛濫地演繹著。讓這一代人的記憶如此貧乏。
　　中國的確有自己的國情和媒體審查制度，但這不意味著藝術(shù)家可以玩弄嘩眾取寵的把戲，這個時代并不是一個人們對嚴肅的歷史和政治言說缺乏熱情的時代，在經(jīng)過了20多年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之后，中國人太多的問題需要尋求政治解決，太多的政治情緒需要文化表達，這樣的時代，緊跟主旋律和市場表現(xiàn)完全可以兼容。
　　一味地從古代王朝的歷史敘事中尋求政治寄托，對于文藝界來說，對于那些懷著高傲的啟蒙精神，希望自己更多地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而不是娛樂明星的編劇、導演們來說，這顯然是最毒藥的做法，它在迅速地透支時代對于政治消費的熱情。
　　“真想不通那些導演是不是腦子進水了，成天拍些陳芝麻爛谷子的東西。要真想折騰歷史，看看民國時期《大公報》、《申報》的那些報道，每天記錄下的新聞多么精彩，那幾十年，戰(zhàn)爭，動蕩，權(quán)謀，有那么多現(xiàn)成的材料，什么戲劇因素都不缺，不比清王朝那些個破事好玩？”這是記者在對年輕人對待歷史劇態(tài)度的問卷調(diào)查中，收到的最有價值的抱怨。
　　其實，這幾乎是一個常識性認知，任何一個有著強烈政治言說沖動的劇作家都知道，對于這一代中國人來說，真正值得演繹的歷史是民國以來，中國在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上磕磕絆絆的歷程，而不是遙遠的大唐盛世，也不是詭秘的大明王朝。
　　但中國的劇作家們似乎一直以來都被常識所困擾。從郭沫若、曹禺到今天那些電視劇編劇，他們的苦惱一脈相承。只不過今天，除了政治正確的考慮之外，還需要面對市場，面對日益商業(yè)化了的受眾和那些更樂于沉湎在《武林外傳》式的惡搞中的年輕人。
　　也因此，這個時代的編劇們或許是中國歷史上最辛苦的編劇，他們立場曖昧、面龐混雜不清，他們是那么不純粹，他們既想迎合政治，又不愿意淪為宣傳工具；既想贏得觀眾，又不愿意放棄高傲的啟蒙精神；面對市場和金錢，卻滿口的政治寓言，宣稱要用歷史的火炬去照亮未來的黑暗。
　　電視劇的尷尬處境也燭照著我們這個時代的根本弊病，也許正是在這樣的弊病中，我們才迎來了看電視劇、評電視劇的“快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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